一個國家如果出現(xiàn)“國家破產”風險，不管是償付危機還是流動性危機，對于外國政府、金融機構、企業(yè)和個人債權人以及該國自身等，都會有嚴重的后果。 　　 　　2011年以來，歐洲債務問題的普遍性和嚴重性持續(xù)惡化；而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7月31日前兩黨就債務上限問題的談判遲遲不能達成一致，債務違約的風險威脅著依然脆弱的世界經濟。市場悲觀的預期認為，可能會有一些國家和冰島一樣面臨“國家破產”風險，全球經濟發(fā)展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
　　
　　“國家破產”的涵義
　　
　　很多讀者對兩年多前冰島的“國家破產”記憶猶新。冰島所謂的“破產”，實際上是從國家的資產負債表進行分析，當時冰島的主權負債遠遠大于其資產及產出，從而使得其資產負債表崩潰，技術上冰島已經破產。
　　從財務原則上講，破產主要是針對公司而言的，破產是指當債務人的全部資產不足以清償?shù)狡趥鶆諘r，債權人通過一定程序將債務人的全部資產進行平均受償，從而使債務人免除不能清償?shù)钠渌麄鶆�，并由法院宣告其破產解散。
　　目前，對于“國家破產”（National Bankruptcy），學術界仍然沒有嚴格的定義。不過，有些研究是通過情景的不同來分析界定“國家破產”風險。一般地將以下三種情況定義為“國家破產”：
　　一是主權債務違約。主權國家由于特定的經濟原因或其他原因，無法履行其到期債務本息的支付責任，甚至是無法支付到期的利息，那該國就遭遇償付危機，面臨“國家破產”風險。這個定義主要是從債務債權的財務分析原則進行界定的。這就是目前一些歐洲國家可能面臨的風險，8月2日前，全球對美國也有這方面的擔心。這實際上是一種主權債務違約風險，或主權債務危機。針對違約的對象，一般可以分為內部型違約和外部型違約，內部型違約主要是針對國內的債權人，外部型違約是針對國外的債權人。由于外部型主權違約的影響更大、更復雜，往往引發(fā)更為密切的關注。
　　二是政府的變更。一般而言，政府的正常更迭是不會改變前政府承擔的信用承諾，不會改變一個國家的債務債權關系。但是，如果一個新政府質疑前政府的合法性，那就有可能否認前政府的信用行為，從而不承認前政府的債務責任，此時，這個國家也面臨“國家破產”的風險。比如，蘇聯(lián)成立后，它就完全廢除了沙皇政府和克倫斯基政府的債務。
　　三是國家的消失。嚴格意義上，這是“國家破產”的最本質特征。但一般而言，一個國家消失，往往會有一個新的國家或幾個新的國家產生，新國家或其中一國經常會承擔此前國家的主要債務債權責任。但是，如果新的國家不承認此前的債務債權關系，那完全意義上的“國家破產”就產生了。
　　根據(jù)上述三個情景，嚴格意義上的“國家破產”是國家的消失及其引致的債務債權關系的可能消亡；而最為普遍的“國家破產”情景是債務違約導致的償付危機，或是我們所熟悉的主權債務危機，并非一個國家像一個公司一樣會消失或被進行破產清算。比如，如果美國兩黨無法在8月初就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一致，那美國就無法進行到期債務的支付，就產生主權違約，可能就面臨“國家破產”風險，但不是美國的消失或被清算。
　　基于第一個情形的“國家破產”分析，實際上是一種主權債務危機，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不同的情況。其一，從這個國家的收支角度出發(fā)，如果一個國家收支長期處于不平衡狀態(tài)尤其是長期支出大于收入，那就會使得這個國家在某個時點無法支付到期的債務本息，從而發(fā)生債務違約，面臨“國家破產”風險。歷史上，眾多的主權債務危機大都是這樣的情況。
　　其二，從該國的資產負債表分析，如果這個國家的負債猛然大幅增加，比如外幣大幅升值（或本幣大幅貶值）導致其持有的相應外幣負債頭寸的支付壓力上升，在其資產價值沒有變化的情況下，可能使得資產負債表的平衡被打破，從而資不抵債；另外，可能由于其資產的大幅貶值，導致資不抵債的情況――冰島就是這樣的遭遇。
　　
　　“國家破產”與流動性危機
　　
　　主權債務危機是“國家破產”風險最為普遍的表現(xiàn)形式。如果一個國家的負債不斷攀升，其債務占經濟產出的水平持續(xù)上升，而收入水平增長相對有限，那在某個時點這個國家將由于過度負債（Over-indebtedness）而無法支付到期的債務本息，甚至無法支付利息，那就可能面臨主權債務違約或債務危機。此時，這個國家就是面臨了嚴重的償付危機（Insolvency crisis）。
　　償付危機一般并不會使得“國家破產”解體。對于一個公司而言，當其面臨償付危機時，債權人就會要求通過法定程序將債務人的全部資產供其平均受償，最后是公司被清算破產。但對于國家而言，特別是和平時期，債權人是無法對一個國家的全部資產進行平均受償?shù)�，因為國家的主權是不得侵犯的。所以，一個國家雖面臨償付危機，但并不必然導致這個國家破產解體。
　　主權債務違約引致的償付危機實質上是流動性危機。國家是有固定的收入來源的，一般是稅收，償付危機一般都是特定時刻的支付危機，如果這個國家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得支付的資金，那償付危機就可以緩解甚至消除。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無法履行債務支付責任的關鍵在于支付意愿，而非支付能力，是臨時性的支付困難，而非真正的無法支付。所以，對于面臨破產風險的國家而言，債務危機實際上是一種流動性危機，或臨時違約。
　　“國家破產”可能引發(fā)嚴重的金融經濟危機。一般地，國家的債務大部分是以債券或借款的形式存在，如果面臨流動性危機，債權人的債權就無法得到償付，持有的債券等資產就面臨著資產減計，對于金融機構或企業(yè)，就會破壞其資產負債表的平衡，導致資不抵債，最后使得銀行等金融機構和企業(yè)破產，引發(fā)金融危機。同時，由于流動性危機的存在，會使得市場對風險溢價的補償要求提高，債券的收益率會大幅提高，資金成本整體也將上揚，加上此前金融部門的混亂，對于資源配置的效率將形成巨大的沖擊，最后導致經濟增長和發(fā)展的效率降低甚至引發(fā)嚴重的經濟危機。
　　一個國家如果出現(xiàn)“國家破產”風險，不管是償付危機還是流動性危機，對于外國政府、金融機構、企業(yè)和個人債權人以及該國家自身等都有嚴重的后果。對于債權人――可能包括外國政府、金融機構、國際金融組織以及國內債權人（有金融機構、企業(yè)、個人等），將面臨全部或者部分的債權違約風險，其債權的價值面臨萎縮。對于國家自身，由于存在“國家破產”的風險，必然導致公共支出的降低和預算規(guī)模的下降，從而對經濟增長造成影響；同時，違約將導致該國的信用和公信力大大降低，其在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將短期受限，融資的成本將大幅提升，甚至無法獲得融資。對于該國家的居民，由于“國家破產”風險的持續(xù)，個人的財富將受到極大的威脅，國家對個人的信用將降低，作為最重要的債權人，個人（主要是其儲蓄）可能不再會成為國家債務的主要融資渠道。
　　根據(jù)經濟邏輯的分析和歷史經驗，一個經濟體一旦面臨“國家破產”風險，出現(xiàn)償付危機或流動性危機，最后可能引發(fā)更為嚴重的系統(tǒng)性危機�！皣�家破產”風險將可能引發(fā)三種類型的危機：由于資產減計導致的銀行或金融危機、由于資源配置紊亂及私人部門總需求萎縮導致的經濟危機以及外國投資者信心崩潰引發(fā)的貨幣危機。
　　
　　“國家破產”的應對
　　
　　主權違約的歷史由來已久。根據(jù)相關的研究，最早的主權違約案例是1557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政府無法償還其到期債務，不得不宣布“國家破產”，這是歷史上主權國家第一次宣布“國家破產”。二戰(zhàn)以來，影響最深遠的違約發(fā)生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美國對美元-黃金掛鉤機制的違約，即尼克松沖擊，最后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其后主權違約主要發(fā)生于上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俄羅斯等）以及本世紀初期（土耳其、阿根廷等）。
　　自救是主權違約的首要政策。應對主權違約的首選之策就是獲得新的流動性，以提高償付能力。獲得流動性的方法主要有：一是向其他國家或國際金融組織申請短期貸款，在短期內獲得新的流動性來緩解支付壓力；二是在資本市場上發(fā)行新的債務憑證，以發(fā)行新債的資金收入來償付舊債的本息，當然前提條件是該國仍然能夠獲得資本市場的信用認可；三是出售資產，以獲得一定的額外收入來進行支付；四是增加稅收，特別是關稅，來增加政府的收入；五是減少支出，削減公共支出，降低債務水平。一般地，前面兩個措施需要和外部經濟主體相互聯(lián)系起來，而后面三個措施主要是針對國內的。內部型違約的解決之道相對簡單，外部型違約由于涉及國外的經濟利益，處置起來很復雜。
　　外部型的主權違約的原始應對方式，多以協(xié)商加武力威脅來解決。由于特定國家面臨破產風險，在國際法尚未建立的條件下，債權人無法通過法律獲得債權的合法收入，債權人只能與債務國進行協(xié)商，同時以武力相威脅。19世紀至20世紀初，歐洲國家作為很多國家的債權人，一旦某個國家發(fā)生或可能發(fā)生主權違約，歐洲國家就經常以武力接管或威脅該國，以該國的稅收特別是關稅收入來償還債務，或者以其作為擔保。
　　傳統(tǒng)的國際救助方式在二戰(zhàn)之后盛行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以武力解決債務債權關系就很少見，多為協(xié)商解決。特別是二戰(zhàn)之后，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起來，新成立的IMF的宗旨就是促進全球國際收支的平衡，對失衡國家進行援助。一個國家一旦面臨違約風險，IMF等機構和主要發(fā)達國家（如七國集團）多會積極參與救助，向該國提供相對充足的緊急貸款，使其能夠支付到期的債務本息，緩解其支付壓力。這樣，就形成了以國際金融組織和發(fā)達國家為救援主體、以短期緊急貸款為主要方式的傳統(tǒng)國際救援方式。不過，由于國際金融組織和發(fā)達國家的貸款往往具有條件，這個方式受到一定的質疑。2001年11月開始，IMF開始研究主權債務重組機制，并于2003年IMF/世行春季年會前出臺，但是由于美國和部分新興經濟體的反對，這個機制也被擱置，從而使傳統(tǒng)的國際救援機制沒有得到有效的完善。
　　“國家破產”的市場應對機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傳統(tǒng)的國際救助方式由于存在道德風險、未來違約以及有效性等問題，同時還存在對國家主權的侵蝕等弊端，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后受到了較多的質疑，特別是以IMF作為最后貸款人的救援機制的條件性被認為是加劇危機而不是緩解危機。上世紀80年代以來，以市場力量來解決主權違約的趨勢日益明顯，形成了以傳統(tǒng)國家救助為基礎、以市場手段為主要方式的主權違約應對機制。這個機制最為核心的內容是主權債務重組。相對而言，國際救助是主權違約危機的短期緩解之策，而債務重組則主要是側重于債務違約問題的解決。
　　
　　主權債務重組
　　
　　一個國家面臨償付危機的情況下，如果短期內通過自救和國際救援能夠恢復償付能力，那流動性危機就將解決，主權違約的壓力將緩解，“國家破產”風險就大大降低。但是，如果該國過度負債，導致其信用水平低下，或者該國具有系統(tǒng)重要性，沒有其他國家或國際金融組織能夠有效進行救援，那通過自救和國際救援就無法解決該國的償付能力，“國家破產”的風險就徒然上升，最后的結果往往是要進行以市場手段為主的主權債務重組。
　　某種意義上說，主權債務重組是主權債務危機的最后歸途。比如，歐洲債務危機中的希臘等國在IMF和歐盟的救援之下，如果仍無法恢復償付能力，那它們就極有可能走向債務重組的道路。如果意大利甚至美國發(fā)生違約并引發(fā)連鎖反應，由于其經濟規(guī)模和債務規(guī)模很大，則可能出現(xiàn)無法有效救援的情況，債務重組也有可能發(fā)生。
　　主權債務重組（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是指債權人與債務國對現(xiàn)有債務債權關系及債務的本息支付的重新安排。對于外部型主權債務違約，債權人主要是外國政府、國際金融組織或銀行等，但一般是政府作為債權人或債權人代表。主權債務重組的主要目的是使債務國能夠短期內緩解或解除債務負擔，緩解償付危機，以通過市場等方式獲得流動性，最終支付全部或部分債務本息。
　　主權債務重組根據(jù)債務人和債權人的側重不同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針對債務人的，旨在解決債務人的償付能力，主要包括五種方式：一是本金延期支付、利息減少支付；二是本金延期支付、利息全額支付；三是債務減免，包括要求對本金和利息的全部或部分減免；四是再融資，用新債償還舊債；五是債務結構重組，用新的更好的利率和期限結構債務來改變此前較為不利的利率和期限結構。債務人的債務重組安排是主權債務重組的主要內容，嚴格意義上講，第四和第五項主要是間歇性違約，如果短期內獲得融資或進行了債務結構重組，就可以恢復償付能力。一般而言，債務重組計劃多是以上五種方式的有機集合體。
　　第二類是針對債權人的重組形式，一般稱為債務重新安排，即債權人對到期本金或利息的支付進行重新安排，比如延期或減免等。世界銀行等國際發(fā)展組織以及部分發(fā)達經濟體，經常對一些發(fā)展中國家進行債務的重新安排，比如對非洲不發(fā)達國家的債務減免等。債務重新安排的主要內容大致與債務重組相似，但更側重于延期和（或）本息的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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