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崔安儼夫妻墓志是一對形制特殊的鴛鴦志，崔安儼夫人李氏的墓志篆刻于其夫君墓志蓋的底部。以崔安儼鴛鴦志的志文疏證為基礎(chǔ)，探討這對鴛鴦志特殊形制的成因，有助于了解我國古代墓志尤其是鴛鴦志的發(fā)展過程。
　　[關(guān)鍵詞]唐代　崔安儼　鴛鴦志
　　[分類號]K877.45
　　
　　鴛鴦志是我國古代墓志中夫妻墓志的美稱，其名源于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的“鴛鴦七志齋”，特點是夫妻雙方各有志銘，單獨成文。唐崔安儼夫妻鴛鴦志1996年出土于洛陽北邙山，洛陽師范學(xué)院圖書館2002年4月征集到是志石，當(dāng)時僅對崔安儼墓志進(jìn)行了捶拓。2007年該館對館藏墓志進(jìn)行普拓，拓工在對崔安儼墓志蓋制作拓影時，發(fā)現(xiàn)崔安儼墓志蓋的底部也刻有文字，詳加審視競為崔安儼夫人李氏的墓志銘。至此，該館征集的崔安儼墓志被確認(rèn)為鴛鴦志，而且是一對形制較為罕見的鴛鴦志。趙振華先生《跋唐崔安儼墓志》一文對崔安儼墓志進(jìn)行了考釋，為崔安儼鴛鴦志研究的進(jìn)一步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1　崔安儼郡望、宦歷及其他
　　
　　崔安儼墓志志石長69.5厘米，寬70厘米，厚13厘米。志文33行，滿行33字。楷書。有界格。志石從中間豎斷為兩截，有8字缺失。四側(cè)上為二神獸及花卉紋，其余為纏枝花卉紋。首題：唐故朝散大夫漢州長史上柱國博陵崔公墓志銘。撰文者為前汴州陳留縣尉韋子金。志蓋呈?頂形，長70厘米，寬70厘米。蓋文3行，滿行3字。篆書。有界格。志蓋周邊內(nèi)為魚鱗紋，外為纏枝花卉紋。四殺上下為牡丹紋，左右為一神獸及花卉紋。蓋題：大唐故崔府君墓志銘。
　　志云：“公諱安儼，字安儼，博陵安平人也。典朕三禮，伯夷執(zhí)之；實征九伯，尚父履之。”關(guān)于崔姓的源起，《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卷2下與《元和姓纂》卷3均云崔氏源自姜姓。志文所稱伯夷為五帝時代的人物，相傳為共工之從孫，姜姓�！妒酚�?五帝本紀(jì)》：“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皆日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維敬，直哉維靜絮�！�”《正義》孔安國云：“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辈�夷掌管禮儀，“典三禮”、“定五刑”，其繁衍出齊、呂、申、許四支后裔。“尚父”就是伯夷后裔太公望呂尚，或日姜尚�！蹲髠�?僖公四年》記載齊國伐楚時，管仲對楚使有“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之語。據(jù)出土文獻(xiàn)記載，太公望孫之子穆伯讓國于叔乙，退居于崔，因授氏焉。崔姓有“清河”與“博陵”兩大郡望，崔安儼系博陵安平房支系。
　　志云：“亭伯未識，將軍有好龍之慚；季?既知，丞相得史魚之重�！薄巴げ�”即東漢崔駟。崔駟自幼聰明過人，博學(xué)多才，盡通訓(xùn)詁百家之言，與班固、傅毅齊名。曾在車騎將軍竇憲府內(nèi)任主簿，屢次諷諫勸阻竇憲，因之出任長岑長，駟自以遠(yuǎn)去，不得意，棄歸家園�！凹酒琛敝覆芪簳r期的崔琰，“太祖為丞相，琰復(fù)為東西曹掾?qū)僬魇隆３跏跂|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fēng)，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通篇志文充溢著撰文者韋子金對志主安儼的贊美之詞，援引“亭伯”、“季?”倒也客觀說明了崔氏自秦漢至隋唐時期世為望族，名賢問出。
　　崔安儼兩《唐書》無傳，《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僅載其官“主客員外郎”，甚為簡略。志敘其宦歷較詳：“弱冠明經(jīng)擢第，解褐滑州參軍，歷絳州聞喜、華州華陰二縣尉”，后“擢遷監(jiān)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朝散大夫、上柱國、尚書主客員外郎”，又“出為襄州、靈府二司馬，遷大理正、漢州長史”。崔安儼20歲明經(jīng)擢第，解褐滑州參軍，累官至朝散大夫、上柱國、尚書主客員外郎，并被授予在尚書省郎官石柱上題名的殊榮。志稱“三黜遂因于直道，群惡所疾于剛腸，是以方乖人圓，位未充量”，蓋指崔安儼秉性忠鯁，為朝中執(zhí)政者所不容，斥京官而屢遣地方，出為襄州司馬、靈府司馬、漢州長史，以致“罷官歸老，物疏道親，天下之人，嗟其不遇”。
　　志文在述及崔安儼的才學(xué)德行時，有“陽元有宅相之材，康伯是出群之器，亦曷以逾”、“前后所得俸祿，皆并散之親故，私門屢空，晏如也”之語。諸語句涉及典故頗多，現(xiàn)略作考釋如下：
　　其一，“陽元有宅相之材”。魏晉時期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今山東兗州西南)人也。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yǎng)。寧氏起宅，相宅者云：“當(dāng)出貴甥�！蓖庾婺敢晕菏仙�小而慧，意謂應(yīng)之。舒曰：“當(dāng)為外氏成此宅相。”魏舒曾任相國參軍，封劇陽子，歷左右仆射、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司徒。魏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余財。
　　其二，“康伯是出群之器”。東晉玄學(xué)家韓伯字康伯，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西)人也。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biāo)置，居然是出群之器”。
　　其三，“晏如也”�！妒酚�?司馬相如列傳》：“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晏如即安然也，是一種從容，淡定，安寧，恬然自得的心態(tài)。此語常被后世文人學(xué)士使用，如《五柳先生傳》：環(huán)堵蕭然，不蔽風(fēng)日。短褐穿結(jié)，簞瓢屢空。晏如也。“前后所得俸祿，皆并散之親故，私門屢空，晏如也”說明崔安儼為官任上矜古憫窮，常以用俸祿救濟親故為己任。
　　志云：“公舅右司郎中趙郡李懋道，雅識之士也。知公于總角，競錫以嘉姻�！贝薨矁半m出身世家大族，但幼年家貧，三歲喪父，隨母養(yǎng)于其舅右司郎中趙郡李氏懋道家中。李懋道在崔安儼年少時就已對其極其賞識，韋子金之用典“陽元有宅相之材，康伯是出群之器”，準(zhǔn)確而生動地體現(xiàn)了崔安儼少孤養(yǎng)于外家李氏，少有才學(xué)而深受其舅李懋道器重；又影射了下文崔安儼“前后所得俸祿，皆并散之親故，私門屢空”的崇德重望。
　　
　　2　崔安儼夫人李氏墓志疏證
　　
　　崔安儼夫人李氏墓志志文17行，滿行17字�？瑫�。首題：“大唐故朝散大夫漢州長史崔府君夫人高邑縣君李氏墓志銘并序”。撰文者為吳興沈甫。是志三百余字，僅對李氏的家世、卒葬及遷葬事宜作了記載，后賦以簡單的銘文。
　　志稱崔安儼夫人為“趙郡李氏”，“曾祖政藻，工部員外郎。祖叔奮，陜州刺史。父懋道，右司郎中。夫人即郎中之嫡女也，爰以婉淑，作配君子”。對于李氏的郡望，墓志與《宰相世系表》所載均為趙郡李氏，志文首題稱李氏為“高邑縣君”，則更為詳細(xì)地說明李氏為趙州(唐武德元年改趙郡為趙州)高邑縣人。據(jù)《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政藻，宜州長史。叔奮，刑部侍郎。懋道，左司郎中。志文所記李氏曾祖政藻、祖叔?和父懋道官秩與《宰相世系表》皆異。如《表》記李懋道官左司郎中，而崔安儼及夫人李氏墓志皆稱其官右司郎中。無妨備其一說。
　　《新唐書》：“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為梁州刺史。父政藻，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盜。”《舊唐書》亦如是說。而崔安儼夫人李氏志文則稱政藻，工部員外郎；子叔奮，陜州刺史。與兩《唐 書》之《李素立傳》相異。據(jù)《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載，義深子陶賒，陶?有三子，長子政藻有一子名叔奮；次子政起有二子名行沖、行敦；次子政期，官水部郎中，有一子名素立。出土文獻(xiàn)與傳世文獻(xiàn)相結(jié)合，可證兩唐書《李素立傳》記素立父“政藻”誤，應(yīng)為“政期”。
　　崔安儼夫人李氏卒于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十二月廿四，時年六h崔安儼卒于開元廿六年(公元738年)正月十八日，時年八十二�？芍�李氏去世時崔安儼年六十八歲，崔安儼比其夫人李氏年長八歲。崔安儼之舅李懋道“知公于總角，競錫以嘉姻”，將處于齠齔之歲的長女許配給已是總角之齡的外甥，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李懋道對其外甥崔安儼極為賞識而又寄于厚望。
　　
　　3　形制特殊的鴛鴦志
　　
　　習(xí)見之鴛鴦志，夫妻雙方墓志各為志石。惟崔安儼夫婦鴛鴦志與眾不同，崔夫人李氏的志銘刻于其夫君志蓋的底部，殊為形制特殊的鴛鴦志，這是一個極為有趣的現(xiàn)象，值得推敲。
　　崔安儼夫人李氏先夫而亡，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終于京(長安)大寧里，權(quán)殯于通化門外。崔安儼以開元廿六年(公元738年)正月十八口遇疾終于東都(洛陽)歸仁里之私第。即以其年三月五日遷奉于洛陽城北梓澤之原，袱于先塋。崔安儼志云“夫人先公而逝，權(quán)殯咸京。此遷有期，彼迎不及。至孝等煩冤痛恨，號擗崩心”。而李氏志云“府君棄世，已拊先塋，合葬之義，禮經(jīng)攸屬，兆墨今順，靈輛是遷。即以廿七年九月十二日，自京啟引，十月八日至都。其月十四日歸合于府君之玄室”。對比夫婦二人的志文，可知崔安儼卒葬時，其妻李氏已故世卜四載。但由于李氏葬于京都長安，安儼嗣子藏用等無法在葬父時就連同其母一并安群，所以“此遷有期，彼迎不及”，至孝等只有“俯思近年，以副同穴”，以來日“自京啟引，歸合于府君之玄室”。這說明李氏的志文雖附于崔安儼之墓志蓋，但與崔安儼的志文并不是鐫刻于同一時間。
　　唐崔安儼夫妻鴛鴦志出土于北邙。北邙又稱邙山、邙嶺，屬秦嶺余脈，橫亙于洛陽城北，東西綿延百余公里，北望黃河，南臨洛水，土厚水低，宜于殯葬。自東周以迄明清，皆為人氣超高的墓葬風(fēng)水寶地，歷代君王將相，名人商賈都爭相將自己的壽宮安置于此�！氨壁�山上少閑土，盡是洛陽人舊墓”，留下了“生在蘇杭，葬在北邙”的千古遺風(fēng)，以致北邙成了一般墓地的代稱。唐代葬儀墓志之風(fēng)盛行，甚而造成了洛陽在周邊諸山鑿刻一方青石也非易事。唐代詩人王建《北邙行》有句云：“澗底盤陀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后人重取書年月。”據(jù)崔安儼夫人李氏墓志可知，崔安儼子嗣以開元廿七年(公元739年)九月十二日，自京都長安啟引，同年十月八日至東都，十月十四日將其母李氏歸附于安儼之玄室。李氏靈樞運抵洛陽至歸附夫君兆域，僅一周時間，李氏可謂是匆匆安葬。李氏志文如是刻，抑或是短時期內(nèi)一方青石難覓，為了簡便起見，只得刻于其夫墓志蓋的底部。此屬不得已而為之。
　　雖表兄妹婚為當(dāng)時所習(xí)見，然崔安儼三歲而孤，隨母養(yǎng)于其舅右司郎中趙郡李懋道家中，李懋道對其極其青睞，才以年少安儼八歲的長女賜以嘉姻。崔安儼與其妻李氏定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成婚以后的幾十年內(nèi)琴瑟和諧，伉儷情深。夫妻志石如是刻，抑或是崔安儼有此遺愿；抑或為其子減用等為了表達(dá)失卻親人的哀念，褒揚雙親而刻意為之。
　　特殊的形制必有特定的成因，個中緣由實難考究。從古代墓志文化角度而言，唐崔安儼夫婦鴛鴦志的特殊形制無疑豐富了我國古代墓志的形制，為古代墓志尤其鴛鴦志研究增添了新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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