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9日，《山西晚報》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山藥蛋派最后一位主將離去》，紀念山西老一輩作家五泰斗中的最后一位胡正的離去。作者張平，山西省副省長。 　　這是這位知名作家進入政壇兩年多來，難得的一次以政務之外的身份出現在媒體上。在網上搜索他的新聞，基本上不是到哪里調研，就是出席會議講話，但這，正是一個政務高官的常態(tài)。
　　猶記得，兩年前他履新副省長之初，某知名媒體在采訪他時，曾這樣描述：“帶著作家的明顯特征，語言生動而實在，交談中沒有官腔和套話，當被問到‘宏大’的問題時，他甚至有點窘�！�
　　而今，從他頻繁亮相于各種政務活動的身影來看，張平顯然已經適應他的新角色。這是必須的。
　　文能行，政亦能行
　　從政之前，活躍在文壇的張平以一系列“反腐”巨著知名，《抉擇》、《十面埋伏》、《天網》等作品讓他聲名鵲起。而乍聞他從“知名作家”走入政府高官的行列之時，圍觀者稱道者有之，觀望者質疑者亦有之。
　　大環(huán)境下，由文人入仕途似乎并不被看好。評論家雷達認為，即便張平作品中曾對官場有過較深描述，但真正從一個身處單純個人世界的作家轉向為面對各方利益、活在真實而復雜政治結構中的行政長官，能否順利完成職業(yè)轉型，張平還需付出很多。
　　對這個問題，張平自身倒是很有信心。在被問及如何“從作家思維轉換成干部思維”時，他的回答是：“這個并不難轉變，角色決定腦袋，存在決定意識，只要你決定了你自己的目標，自然而然就轉過來了�！�
　　自信源于經歷。張平之前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民盟主委，山西作協主席。山西有幾百個民盟基層支部，經常有各種各樣的活動；作協有近兩千個會員，都有很多事務要處理�！翱�物的經費啊，作協的編制啊，內部的各種事務啊，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和生活啊，包括各地市文聯作協的經費和困難啊，等等，這都得操心�！�
　　他的好友、另一位作家韓石山說過：作家從政需要條件，一是群眾基礎，二是行政能力，三是社會責任感。這三點張平恰恰都具有。因此，他在從文壇到政壇“高位轉型”時，能夠從容自如。
　　至于他從政的成敗，現在評說還為時尚早。不過近年來，山西提出建設文化強省、振興中華文明的文化腹地的口號，文化體制改革在全國領先一步，《喬家大院》、《走西口》等熱門影視劇更是發(fā)酵了晉商文化。作為分管文化的副省長，這兩年張平必然很“給力”。
　　當今政壇上，另一位知名的文人高官是詩人吉狄馬加。從政4年后，他從青海省副省長轉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從官場的視角來看，這無疑是一種肯定。
　　同張平的經歷相似，吉狄馬加在從政之前是專職文人，但同時亦具備有豐富的行政經歷。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他先后在涼山州文聯、四川省作家協會任職，自1995年起擔任中國作家協會的書記處書記快11年，直到2006年到青海擔任副省長。
　　“詩人不是一個職業(yè)，常常是一個角色；而政治工作可以作為一種職業(yè)�！痹诮邮苊襟w采訪時，吉狄馬加如是說。
　　事實證明，他做到了。
　　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
　　吉狄馬加打通了文人和官員的任督二脈。然而，就如他所言，不是每一個文人都具備從政的能力；或者說，不是每個文人都適合從政。典型如知名文人龍應臺。
　　2000年，龍應臺受馬英九之邀出任臺北市文化局長，令人大跌眼鏡；在3年零3個月零3天的官場生涯后，她又毅然決然地掛印而去，而這次，卻在很多人意料之中。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認為，龍應臺離開政治舞臺，歸根到底是一種文人的率性和對官場的不適應�；蛟S她自己的話可以表明其心志：“從一個天馬行空、獨立率性的作家轉變成一個每天工作長達十五六個小時的政府公務員，就像一只旱鴨子突然被丟進水里參加游泳比賽，內心極度惶恐不安。”
　　當年龍應臺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還說過這么一句，“走這一趟（從政）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權力，了解社會，也了解自己。”一個典型的文人答案。以文人的單純思維來參與政治，以解剖者的犀利來對待官場，不是玩玩票，就是被玩完。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歷代多少文人才子，自負經邦濟世之才，胸懷匡扶社稷的抱負，興沖沖地闖進官場，卻四處碰壁，大多郁郁終生�；驊崙嵢粧旃诙�去，或悻悻然歸隱田園，更悲慘的是惶惶然命喪黃泉，如三國之楊修、明之解縉。
　　不過話說回來，煌煌史冊，同樣也記載了文人從政的成功典范。諸葛亮、唐太宗身旁的十八學士、于謙、曾國藩等，演繹了多少文人治國安邦的千古傳奇。即便是如柳宗元、蘇軾、魏源這樣遭遇貶謫、大志未酬的文人官員，也不能簡單以官位高低論成敗。為政之道，就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夠留下柳公柳、蘇堤和魏公稻，他們也就不負平生之愿了。
　　“君子可以仕，可以不仕”。不是說文人不能做官，但要看文人如何做官。文人從政，最怕兩件事，一是怕進入官場后被既定的游戲規(guī)則左右或腐化，失去了文人本真；二是怕以單純的文人之道待官場，文人氣質與官場規(guī)則擦槍走火，在堅硬的權力體系中灰飛煙滅。
　　好在今官場不是舊官場，古今不可同日而語�，F代政治，規(guī)矩少了點更講規(guī)則，人治少了點更重制度，專制少了點更加民主。雖說封建官場的陋習仍在，潛規(guī)則土壤未盡，但總的來看，其開明和包容度與封建時代是天壤之別。這對今世有志于從政的文人來說，無疑是幸事。
　　少些空談，多沾地氣
　　同樣，時至今日，經受現代政治風雨的沐浴，今文人也當不是舊文人。
　　舊時人們常以文人失意之屈、之悲、之憤，來襯官場之險、之惡、之濁，卻不言文人身上之缺點。這也犯了文人的毛病。古今中外的文人都容易做“理想國”的夢，“致君望堯舜”，冀望河清海晏。一旦理想在現實受挫，就如乘桴浮于海，迷失左右，進退維谷。但問題是，寰宇之內，到哪里去找真正純凈的清平世界？
　　文人從政，要學曾國藩。既學他的氣量、氣度、氣魄，也學他立足現實、務實操作、步步為營、終成大業(yè)的政治智慧。有人批評，說那就不是純文人、真文人了。反詰一下，難道不沾地氣才是真文人、好文人？魏晉以來，文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清談清議之風，甚至以清高相尚，恥于務實，少能成事，以致有“百無一用是書生”的偏激之語。
　　從政者應當在心田里保留一角文人氣質，少點官氣；文人也要懂一點政治實務的甘苦，多沾地氣。天下事需要局外?望者、吶喊者、議論者，但更需要躬身入局、挺膺負責的人。明代文人清議鼎盛，但除了為個人博得些許名聲外，真正于國于民何益？明朝反倒成為歷代政治最腐朽最黑暗的時期，那些清議家們也被后人諷刺為“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士當以器識為先。毛澤東認為，文人要想從政成功，政治器識最重要。他最不喜歡舊文人的就是抽象說教和言不及義的書生意氣。他講過秀才有兩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誰也看不起，文人相輕嘛。
　　政治器識包括看事物的敏銳眼光，對時事的深刻洞見，處置人際瓜葛的練達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動能力等。文人若只有空談和滿腔熱血，沒有政治謀略和經驗，也缺乏起碼的政治手腕和妥協精神，是成不了事和要壞大事的。如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之初，守舊派代表榮祿問康有為：“數百年所形成的法，豈能是說變就變得了的？”康的回答則是：“殺幾個一二品的大員，則新法行矣�！睒s祿當時覺得脖子上倏地一下，掠過一陣寒風�？颠@樣的做法，簡直跟自殺差不多。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包拯的詩點出了中國文人官員的風骨，這是中華歷史文化的瑰寶，在物欲橫流的今天更值得贊賞推崇。但政治實務中，有的時候稍稍變通、有求全之變，并不一定就比剛直不阿更沒有人格。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文人從政，只要堅守住為國家為人民的理想與責任，便是最大操守。在此套用一下金庸先生的話，利國利民，文之大者。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文人憂國憂民的赤子情懷，正與我們黨提出的“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一脈相通，當今的政治土壤，可以說為從政文人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施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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