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審議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會議上，據(jù)說就是否應廢除貪官死刑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廢除貪官死刑，一向是某些學者的專論，怎么卻走進了國家的立法機構？仔細回顧一下，自胡長清以來，經(jīng)成克杰、王懷忠、鄭筱萸，到不久前的文強，貪官被判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屈指可數(shù)。因貪腐而被判死刑的，就更少了。試問有多少官員或公民還記得刑法的規(guī)定：個人貪污數(shù)額在10萬元以上、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chǎn)。
　　而今天的現(xiàn)狀是，如果某個貪官涉案金額只有10萬，網(wǎng)民會爭捧他是個廉潔的“清官”。就像那位跌入了“日記本”的著名煙草局長韓先生，涉案金額居然只有幾十萬元。近年來，一些落馬官員的貪腐金額動輒以“億”計算。比如最近曝光的“三最女貪官”羅亞平，涉案金額多達1.45億元。這位遼寧撫順市原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局長，被中紀委批示為“級別最低、數(shù)額最大、手段最惡劣”。但對層出不窮的貪腐案件來說，“三最”只是一個傳說，現(xiàn)實中沒有最惡劣，只有更惡劣。從法律經(jīng)濟學上分析，既然貪10萬元最多不過死緩，貪10億元最多也只是死緩，為什么不貪10億元？
　　所以對貪官保留死刑必要，對貪官適用死刑也必要。如果空有死刑的刑責設計，卻束之高閣不愿動用，刑罰對貪腐官員的威懾力也就大大減弱了。以死刑沒有威懾力，作為廢除貪官死刑的理由，說不過去。貪官并不是哲學家，能將生死置之度外。刑法的威懾力是針對多數(shù)普通人的，那極少數(shù)不怕死的精英，本來就不需要刑法的約束或威懾。
　　死刑的威懾力不容否認，反對廢除貪官死刑的民意壓力也不可漠視。為何廢除貪官死刑問題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提出，其真正的原因也許并非那些我們已耳熟能詳?shù)摹叭说�、文明、國際慣例”等口號，而更在于實用主義的考量。我花費了幾個小時來尋找廢除貪官死刑的理據(jù)，得出以下三個我認為最重要的。不妨一起來看看，一并分析。
　　一種論點認為，廢除貪官死刑，可以有效防止貪官外逃。中國刑法要貪官死，貪官就先往能免死的國家逃。裸官現(xiàn)象就是最好的明證。這個理由看似有理，卻未必站得住腳。貪官何以要貪？多半不是為了慈善，而是為了自我享受。即便國內(nèi)廢除了貪官死刑，總還有死緩、無期、有期等各色刑罰。沒有哪個貪官愿意承受這其中的任何一種刑罰，哪怕只是沒收財產(chǎn)。如果說廢除貪官死刑可以方便引渡外逃貪官的話，賴昌星就是一個反證――在我國已明確承諾不判處其死刑之后，賴昌星仍然借助于他國司法體系繼續(xù)在加拿大“賴”活著。賴昌星雖然不是貪官，但他這種心理代表著多數(shù)貪官的想法。逃都逃了，想要我主動回來受刑，沒門！
　　另一種論點是，廢除貪官死刑，可以有效防止合法滅口；當下的貪腐弊案，大多為串案或窩案。為了防止“拔出蘿卜帶出泥”，一些貪官就必須死。如果沒有了死刑，“合法滅口”就進行不了。這同樣是個偽問題。因為要貪官死，判處死刑只是下下之策。沒有死刑，該死的貪官一樣會被“躲貓貓”。防止貪官被合法滅口的最好辦法，還是應早日完善污點證人制度，并健全證人保護制度。
　　還有種流行觀點是，廢除貪官死刑，可以有效防止制度殺人。一些法學專家認為，貪污腐敗并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誰來坐貪官那個位置，都會貪腐。區(qū)分制度的責任和官員自身的責任，的確很有意義。再嚴苛的刑罰，如果沒有相對完善的防貪體制匹配，也無法遏制貪腐。翻翻美國的刑法史，他們所謂的官員腐敗主要指的是“賄賂”，而非“貪污”。因為制度不允許官員貪污，官員在民眾的監(jiān)督下也無法貪污。但我仍然覺得，保留貪官死刑和健全防貪體系，并不是一個“二選一”的關系。前者對后者并不構成妨礙。防貪體制大可向前推進，當制度真能讓官員不能貪腐時，給貪官準備的死刑也就成了象征意義。那時再言廢除，自會得到民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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