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畏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zhèn)螐驼l知?”白居易的這首詠史詩,也許只是發(fā)一點詩人特有的感慨,但卻道出了歷史研究者經常會有的某種困惑。歷史的演進,偶然性的因素實在太強了,很多事如果不那么趕巧,歷史也許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二戰(zhàn)時英法殘軍困守敦刻爾克,如果希特勒不輕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繼續(xù)猛攻,恐怕連英國人自己也認為,幾十萬英軍小命休矣。德軍地面部隊的停頓,給了英國人喘息之機,為英國保存了幾十萬生力軍。否則,下一步如果德軍進攻英倫三島,恐怕英國連守衛(wèi)的力量都沒有。法國已經完了,英國再失敗,美國人也未必會參戰(zhàn),那么,反納粹的同盟,自然就無從談起。二戰(zhàn)的歷史將會怎樣?天知道。
　　同樣,清朝最后一年,其實朝野上下也沒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雖然革命黨人拼命革命,精心設計的廣州起義動員了全黨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擲,結果一敗涂地。親自領軍奮戰(zhàn)的副領袖黃興負傷,領袖孫中山遠避美國。可是,群龍無首的武昌新軍,在誰都沒有料到的情況下,起哄一鬧,居然大獲成功。這個武昌起義,本身就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義爆發(fā)前幾日,起義者在漢口租界試驗炸彈失敗,他們的據(jù)點不會暴露。那么,新軍中革命黨的領袖,就不會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劃成了起義,也跟此前多個起義一樣,屬于密謀家的密謀,參與者嚴重動員不足,勁頭自然不會很大,一舉成功的機會也就不大。如果不是傳說據(jù)點暴露,革命黨人花名冊落到朝廷手里,那么,新軍上下的恐慌,就不會如此厲害。道理很簡單,誰也沒見過花名冊,誰知道那里面有誰?于是,凡是平時跟革命黨人有過接觸,或者看過過激宣傳品的新軍士兵(人數(shù)眾多),難免人心惶惶。從戰(zhàn)爭心理學角度,這種恐慌,實際上等于是一場最好的戰(zhàn)爭動員――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決心。當然,在1911年10月10那個人心浮動的晚上,如果某位�；实能姽�,不去多事,出頭訓斥躁動的士兵,這層窗戶紙興許也不會有人馬上給捅破,拖上兩天,士兵發(fā)現(xiàn)沒事,也許恐慌就平息了。革命黨人再想鼓動造反,就沒那么容易了。即使士兵們鼓噪起來,如果此時的湖廣總督是個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帶關系上來的瑞?,不急于逃跑,穩(wěn)住陣腳,堅持兩天,起義也難以成功。事情都趕到一塊兒了,于是武昌起義就成功了。
　　歷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時歷史好像密閉容器里的粒子,胡亂撞一氣,誰碰上誰都沒準,但其實并不盡然。歷史雖然未必像某些歷史學家講的那樣,必然有規(guī)律可循。但一些大的方向,還是有的。比如敦刻爾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當時不犯錯誤,就算納粹席卷了全球,最終也維持不了,因為這樣的極權統(tǒng)治,從根本上違背人性,遲早還是會垮掉,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時間跟現(xiàn)在我們已知的不一樣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義的成功,從根上說是因為滿清新貴的收權行為,得罪了大多數(shù)的漢人士紳,人家不再幫忙。鬧事者總會有,有人幫忙,則鬧不成事,沒人幫,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國響應。毀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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