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外國領導人的姓名翻譯工作由中國惟一的綜合性譯名單位――新華社譯名室來完成。 　　2003年，被西方稱為“強人”的時任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將其中文名字更名為“云升”，他希望自己有個更好的中文譯名。當地有報章還說，金邊的一位華人占卜師也為首相的中文譯名發(fā)表了看法，認為“云升”比“洪森”的寓意好。為此，柬埔寨方面通過中國外交部致函新華社，新聞部國務秘書喬卡納里表示：“希望新華社今后對首相的改名予以理解”。
　　改名之后，麻煩卻接踵而至。當時華文媒體亮出“云升”這個名字后，許多讀者就不斷打電話詢問柬埔寨是不是換了新首相。更要命的是在政府部門頒布一些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中，兩個名字竟然同時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麻煩就不可避免。果然，不到一年，新華社便收到外交部來函，通知恢復洪森的原中文譯名。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比如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名字就經過改動，原名“薩爾科奇”經法國政府要求改成“薩科齊”，他的夫人也由“布呂尼”改為“布魯尼”。由于名字改動時，薩科齊剛剛當上總統，影響力遠非今日，所以沒有形成很大的沖擊。許多人想不到的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初開始，新華社譯名室便開始管理起中國內地全世界的人名。凡是在中國內地的報刊、書籍、廣播電視中露面的外國人名，都與他們的工作息息相關。
　　最初的譯名工作還跟“意識形態(tài)”掛鉤。過去的侵朝美軍司令李奇微(Ridgway)原本譯為“李奇?zhèn)ァ�，后來將“偉大”的“偉”改成了“微小”的“微”。這是有意要貶低一下。而隨著中國不斷走向世界舞臺，“譯名用字忌含褒貶”的規(guī)則也深入人心。
　　在翻譯過程中，譯名室強調的是“音譯為主、名從主人、約定俗成”原則。例如許多駐華使節(jié)喜好起地道的中文名，比如歷屆的美國駐華大使們，從恒安石、芮效儉、尚慕杰到如今的洪博培，每個人都早早定好了自己的中文名字。
　　由于早期的初始譯著、譯名個性化十足，延續(xù)至今形成了林林總總、五花八門的歷史遺留譯名，盡管從科學角度考證這些譯名不符合標準，但由于已為中國人熟用并耳熟能詳，改了反而容易產生歧義且引發(fā)爭議，便仍保留舊譯：比如凱瑟琳女皇為葉卡捷琳娜，蕭伯納不必改為伯納?蕭，仲馬不必改為杜馬，安徒生不必改為安德森，福爾摩斯就沒有必要變成霍姆斯，拿破侖也不需要變成納波里昂，哪怕其中被冠以一個刺眼的“破”字。
　　2008年，譯名室迎來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兩個星期內，當時譯名室的七人小組要為參加北京奧運會的36000位外國人翻譯正確的中文名字，甚至連馬匹的名字也需要翻譯。
　　與艱巨的翻譯任務相比，讓譯員們更頭疼的則是外界常常“望文生音”。譯名室原負責人曾舉過最典型的“拉丹和拉登譯名之爭”和“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被錯翻”兩個典型例子，“拉登是媒體根據英語發(fā)音譯的，但拉丹的名字來自阿拉伯語，阿拉伯語系里根本沒有登這個音節(jié)，所以只能譯成拉丹。從這點可以看出民間望英文而音譯的做法是不負責任的。紹羅什錯譯成索羅斯也是同樣的原因。因為他是匈牙利人，按照標準應該翻成紹羅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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