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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新青年》的“自由主義”復興:自由主義

發(fā)布時間:2020-02-23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摘要】胡適是“中國文藝復興之父”和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它從美國學成歸來之后,以《新青年》為學術和輿論平臺,倡導了白話文運動,并帶來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文學革命。本文通過對這一時期胡適的言論和傳播思想的梳理,窺探中國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何通過文化和社會啟蒙,獲得精神領袖的地位,并作用于當時救國圖強的民族大義的。
  【關鍵詞】胡適 自由主義 白話文社會啟蒙 《新青年》
  
  20世紀初,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背景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辛亥革命后,在思想領域,舊的封建意識和體制規(guī)范開始分崩離析,地主和士大夫階層衰落,而脫離特定的政治集團和官僚體制之外的自由知識分子越來越多。這些知識分子與西方現(xiàn)代文明頻繁接觸,與傳統(tǒng)的思想和文化意識開始背離,這使得他們能帶領民眾向“救亡”這個目標奮斗。①而《新青年》的主要編輯和作者群就擔當了這一歷史重任,胡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以胡適為代表的《新青年》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以雜志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經過了國外的生活和學習,歸國后將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付諸筆端,目的是獲得精神領袖的地位。②他們認定文化和啟蒙是解救國家民族的的途徑,不遺余力地投入到當中去,而雜志和報刊,為他們提供了表達思想的平臺。
  一、白話文和新文學的開創(chuàng)性革新
  1917年1月,學成歸來的胡適在《新青年》雜志(二卷五期)上發(fā)表了他提倡白話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學改良芻議》,其中提出了八項主張“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之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蔽闹,胡適沒有用革命式的逼人的挑戰(zhàn)舊文學的字眼,也沒有出現(xiàn)“文學革命”的字樣,而是以溫和的方式提出了文學改革的具體主張,提出以“施耐庵、曹雪芹、吳研人為文學正宗”的新觀點。隨后,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中,胡適繼續(xù)強調“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為正宗”,應以“白話作各種文學”,以及“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等口號。③胡適的《嘗試集》,是文學革命以來的第一部白話詩集,起了開辟門徑的作用。隨后,有了代表一代青年心聲的青年作者,如郭沫若、沈尹默、冰心等。
  白話文運動在當時的推行,意義深遠。古文作為當時大眾傳播語言方式的對立物,實際上是為少數(shù)文人貴族所壟斷的東西。白話的表達,多被視為是沒有合法地位的。白話文運動,尊白話文學為正宗,主張用接近于人民口語的文學代替盛行了幾千年的古文,本身就是對“上層文學”的一種反對。胡適曾說:“一個是上層的文學”,“大部分在我們現(xiàn)在看起來,是毫無價值的死文學,模仿的文學,古典的文學,死了的文學,沒有生氣的文學”;“一個是下層的文學”,是“老百姓的文學”,“是活的文學,白話寫的文學,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說的文學!雹
  白話文運動帶來的遠不只是文學形式和傳播方式的變革,它反映的是中國現(xiàn)代的民族覺醒。它使得書面語言從少數(shù)人壟斷的局面下解放出來,成為迅速反映和代表廣大人民說理抒情的有力工具。因而立刻得到了學生、青年和知識界多數(shù)人的擁護和支持,并勢如破竹地傳播開來。對于青年,這是精神上的解放。他們可以用白話演講和寫文章,思想感情的傳播方式更加便捷了!拔逅摹焙,青年學生辦的白話刊物處處可見,“僅1919年一年就有四百多種白話報刊如同雨后春筍般的出現(xiàn)”。⑤
  在“五四”運動期間,白話傳單和白話小報盛況空前,在傳播新思想和進行群眾性的政治宣傳和動員中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1920年,北京政府決定實施白話的中小學語文教材。胡適等的白話文主張,成了當時的白話典范。從此白話文成了新的教育工具。
  文學革命和使用白話文的結果,不只讓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程度上走出古人的意識形態(tài)牢籠,還從根本上改造了中國士人的思想,改變了文言文的僵化和代代相傳的模型,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更新了思維方式。新的語言方式使得他們基本的觀念和價值取向得以改變,為后來中國社會的內部變革鋪設了道路。
  二、“自由主義”社會啟蒙思想的媒介表達
  “就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發(fā)展來看,新文化運動時期可視為文化批判的時期,從積極意義上說是要介紹、倡導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從消極意義上講,就是要批判中國傳統(tǒng)觀念,在這個過程中,胡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較之陳獨秀,他對自由主義有更深刻的理解!雹蕻敐M清專制逐漸瓦解,孔制消亡之時,中國的知識界正處于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早春時節(jié)。這個時期,各種思想言論紛繁雜陳。胡適的社會啟蒙和改良的思想言論在《新青年》上得以全面的表達,具體體現(xiàn)在提倡個性解放、婦女解放和鼓吹社會自由三方面,試圖由個體借助群體,走向大眾啟蒙,獲得全面的“社會動員”。
  1918年6月的《新青年》上出版了一期“易卜生專號”,胡適發(fā)表了《易卜生主義》,這可以說是以胡適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者的社會批判立場和所堅持的進化論的歷史觀的集中體現(xiàn)。⑦在這期刊物上,刊載了胡適和羅家倫合譯的《玩偶之家》,和陶孟和翻譯的《人民公敵》。這篇重要的自由主義思想文獻系統(tǒng)完整地提出了“健全的個人主義”的觀點,并鮮明地表達了胡適對個人與社會關系問題的一系列看法。胡適指出中國封建皇權所提倡的封建道德極大地扼殺了人的自由意志,他之所以要引進“易卜生主義”,是因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紀歐洲的個人主義精華”。對于何為“易卜生主義”,胡適是這樣回答的:“娜拉拋棄了家庭丈夫兒女,飄然而去,只因為她覺悟了她自己也是一個人;只因為她感覺到她‘無論如何,務必努力做一個人’。這便是易卜生主義”。⑧
  胡適尖銳的譴責專制主義控制下的社會的罪惡:“你要想有益于社會,最好的法子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個性,不使他自由發(fā)展”,對于如何使“新青年”們成功地反抗,他提出了兩個前提:“發(fā)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系,負責任!雹岷m將《人民公敵》中的斯鐸曼醫(yī)生作為推崇的楷模。斯鐸曼醫(yī)生敢于說實話,對自己的信仰和所有言行敢于負全部的責任,雖然被全社會的人當做“國民公敵”, 他不懼怕“公眾輿論”的壓力,繼續(xù)表達自己對罪惡社會的反抗和蔑視。實質上,胡適所說的斯鐸曼醫(yī)生就是西方式的民間獨立報刊的品格形象,他對自由主義報刊的要求,也是要具備這樣的“健全的個人主義”品質。
  當時的中國經歷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社會并未建立民主制度。在思想領域,封建的綱常還沒受到根本的觸動,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因而個性解放是十分迫切的問題。胡適提倡資產階級性質的個性解放,發(fā)展個性的要求,承認人的個性、獨立性,要求個性有自由發(fā)展的權利,鼓勵人們發(fā)展個性,這都是有積極的社會意義的。
  胡適曾在美國受到資產階級的教育,親眼看到美國女權運動的實際發(fā)展情況。但在中國,在封建道德規(guī)范下,雖然已進入民國,無數(shù)女子仍帶著“青史上留名”的美夢被葬送了青春,連政府都用法令予以表揚,鼓勵百姓奉為楷模。這引起了胡適的思考。1918年7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貞操問題》一文。指出,北洋政府《褒揚條例》鼓勵女人自殺殉夫,是“罪等于故意殺人”,是“野蠻殘忍的法律”。⑩。另外,胡適還在《易卜生主義》一文中介紹了《娜拉》一劇,包括其后來寫的《美國的婦人》,都強調的是女人的自立思想,如女子受教育、女子參政、女子繼承權等問題,這是有很大的進步意義的。
  自由,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主要口號之一。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篡奪后,資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仍生活在軍閥的專制統(tǒng)治下。1920年,胡適和北大的蔣夢麟、陶孟和、李大釗等聯(lián)合發(fā)表了《爭自由的宣言》,⑾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影響,提出讓全國人民一起起來,廢除軍閥的警察條例和出版法以及報紙條例、管理印刷業(yè)條例和預戒條例等反動法令,揭露了這些法律破壞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等人身自由,要求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幾種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權”。
  在重新解釋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動因時,有學者提出了其歷史演變的緣起:“辛亥后紳權擴張及社會整合之失敗,游離于傳統(tǒng)結構之外的新知識分子階層出現(xiàn),以及他們特殊的成長經歷使得突破倫理中心主義成為可能!雹。傳統(tǒng)的文人階層逐漸失去對社會文化載體的控制,現(xiàn)代知識型的自由主義文人在新的歷史時期與文化載體確立了新的權力關系。他們用所占有的新知識,控制了輿論公共空間,他們的話語成了大眾話語。辦刊物、制造輿論的公共空間,喚醒新的青年大眾,“一方面瓦解了傳統(tǒng)在人們心中的譜系,同時又發(fā)揮了創(chuàng)新的文化功能!雹。胡適在講授哲學時對傅斯年和顧頡剛的影響,《新青年》在北大乃至整個社會中對學生的爭取,都充分體現(xiàn)著文學革命對年輕一代學子現(xiàn)代觀念形成的啟蒙,是文化轉型時期,新知識階層的權力彰顯的體現(xiàn)!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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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 《胡適作品集》,第24冊,第182頁,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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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吆m:《易卜生主義》,《新青年》,4卷,6號
 、嗪m:《易卜生主義》,《胡適文存》,第1集卷4,第36頁
  ⑨胡適:《介紹我的思想》,《胡適文存》第1集卷4,第812頁
 、夂m:《胡適文存》,卷四,第66-77頁,亞東圖書館,1930年版
 、稀稏|方雜志》十七卷第十六期
 、薪鹩^濤、劉青峰,《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牢籠》,香港.《二十一世紀》,1992年版
 、焉蛐l(wèi)威:《自由守望――胡適派文人引論》,第102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07級研究生)
  責編: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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