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確立的合理性]傳播學奠基人
發(fā)布時間:2020-02-23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摘要】施拉姆在其著作《傳播學概論》中提出的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的說法得到了廣泛認可,但有中外學者對其提出異議。本文試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從傳播學學科建立的時代和理論背景,探討施拉姆確立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關鍵詞】施拉姆 傳播學 四大奠基人
一、對“四大奠基人”的異議
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霍夫蘭、盧因被施拉姆確定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在學界已經是一個常識。國內的傳播學教科書稱,“20年代以后,有四位學者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傳播學的建立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被稱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他們是拉斯韋爾、盧因、霍夫蘭和拉扎斯菲爾德”1。李彬的《傳播學引論》、張國良的《傳播學原理》等書中也都有引用。
羅杰斯在其《傳播學史》中對此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個學術“神話”。雖然他們“的確在開創(chuàng)傳播學領域方面發(fā)揮了關鍵的作用,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的創(chuàng)始人,其中有幾個人就構成傳播學來說,具有與這4個人相等同或更加大的影響”。羅杰斯列舉了施拉姆、帕克、阿多諾、香農、維納和默頓等人,而且認為法蘭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和帕羅阿爾托學派等促成傳播學方面重要進步的學術團體“都是被有關四個奠基人的神話所忽略的理論團體”,這“是對傳播學史的一種嚴重的簡單化的做法!2
而黃旦認為羅杰斯在他的《傳播技術:社會中的新媒介》一書中,清楚地勾勒出了美國傳播研究從來源到制度化的發(fā)展圖,但惟一的美中不足的是“上面沒有李普曼”,他希望將李普曼“置于芝加哥學派和四個先驅者之間,構成芝加哥學派、李普曼到拉斯維爾等的歷史鏈條”3,“芝加哥學派或者霍克海默們也未必就辱沒了門庭”,至少芝加哥學派無論如何是夠格的。4
學者胡翼青則認為,施拉姆之所以對芝加哥學派的奠基作用熟視無睹,與其說是施拉姆與芝加哥學派“一種理論上的分歧,不如說是一種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上的分歧”,因為“施拉姆與四大奠基人都參與到二戰(zhàn)為美軍宣傳服務的研究中來,成為美國政府的‘御用’學者”,代替了“以社會傳播為主導”芝加哥學派成為研究主流。5
二、傳播學誕生的時代背景
羅杰斯在批評施拉姆的同時也指出:“施拉姆很少提到已經身處傳播學領域的那些傳播學者,他更愿意通過聲稱現存社會科學或行為科學中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物實際上是他的同事的途徑,來賦予傳播學以合法性。在政治上,這是一個聰明的策略。因此,人們能夠理解施拉姆為什么會構建出四個奠基人的神話:它與傳播學出身名門的想法是相一致的。”6
也就是說,施拉姆想通過“掛靠”當時流行的學科并與其著名人物“攀親”的方式來使傳播學獲得純正的血統(tǒng),為傳播學在美國的生存打下基礎。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策略,不光是施拉姆和傳播學,對一些晚近形成的社會學科的創(chuàng)建人來說,要想使這門學科生存下來,都是要苦心積慮想點策略的。
1、“老爸”布萊爾與新聞學的創(chuàng)立
“老爸”布萊爾被認為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新聞學教育的開拓者,他以威斯康辛大學為基地,使新聞學最終在美國大學被廣泛接受。
布萊爾的策略核心是強調新聞學的學術性,他通過對研究的日益強調“來改造新聞學院的途徑,幫助新聞學院生存下來”!霸趯⑿侣剬W推進為一個合法的大學學科方面”,他堅持“將新聞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而不是一種職業(yè)教育來教授!7
而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就是將新聞學與其它現存成熟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結合,因此布萊爾的新聞學觀的第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一個4年期的大學生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課程、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課程組成。”8而新聞學方面的博士學位同樣要求學生在學習歷史、經濟、政府和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科學和文學的同時兼修新聞學才能授予。“布萊爾和他的弟子們相信,新聞學為了要在研究性的大學里生存下去,需要社會科學的基礎。”9
2、施拉姆與傳播學的創(chuàng)立
“所有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科學領域的個人都必須對這個領域持有某種觀念。施拉姆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在華盛頓形成了他的觀念。他返回衣阿華大學新聞學院著手開創(chuàng)他的傳播學觀!10而這個開端基本上采用了布萊爾在開創(chuàng)新聞學教育上的策略。
羅杰斯用“層復一層的聚集物”的隱喻“來理解從布萊爾到施拉姆的學術聯(lián)系”。從“一個新聞學教育的奠基人”到“一個傳播學的奠基人”的主要紐帶是布萊爾的弟子們,主要有R?納夫奇格、R?凱西、F?賽博特和C?布什。其中納夫奇格和凱西是施拉姆在統(tǒng)計局和戰(zhàn)時新聞局的同事(1942),賽博特是其在伊利諾伊的同事(1947―1955),而布什是其在斯坦福的同事 (1955―1961)。
“他1942年為衣阿華新聞學院設計的藍圖提出一種本科生的新聞課程,它由四分之一的新聞技能課程與四分之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課程組成,這正是‘老爸’布萊爾曾經提倡過的比例,盡管施拉姆沒有將布萊爾引為這一比例的出處!11
施拉姆的具體做法是:
(1)強調傳播學與其他學科的聯(lián)系!笆├酚袑掗煹难劢,能夠向上看到處于高位的大師。他與這些著名的學者打成一片,并鼓勵他的學生也這么做。他在衣阿華、伊利諾伊和斯坦福的傳播學博士課程都與心理學、社會學和政治學有著牢固的跨學科聯(lián)系。它們起先都是在大學的研究生院的領導下組織起來的,并要求博士生注冊學習由著名心理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所開設的課程!12
(2)使傳播學與現存的學科結構相適應。施拉姆在衣阿華設立的第一個傳播學博士課程就是在新聞學院,“至少在最初年代,傳播學往往影響現存的新聞學院,而不是被貫徹到新創(chuàng)建的傳播系中”。“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幾百個大學傳播學系在美國已經被創(chuàng)建起來。大部分都是從現存的言語學系、新聞學系、圖書館學系和其他強調某種專業(yè)的或人文的傳播研究的大學單位中崛起,其他的則是新創(chuàng)建的!13“截止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約有1500所傳播學院或傳播系。”14
很明顯,施拉姆采取的是一種低調的迎合策略,而不是直接而激進地自立門戶。結合美國大學的特性,他這么做實在是識時務的明智之舉。
“最有名望的美國大學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進的教育創(chuàng)新思想,包括開創(chuàng)一個新的學術領域”,“這些排在首位的大學的一般態(tài)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學術風險――像傳播學、種族研究、環(huán)境研究和女權主義研究,或更早時代的社會學新領域――而危及它們已有的名望”。“除斯坦福大學外,那些名牌大學沒有一所大學接受傳播學。”15
三、“四大奠基人”的合理性
對于施拉姆來說,“總結像人類傳播這樣一個領域的困難在于:它沒有只屬于自己的土地。傳播是基本的社會過程”,在流派紛呈的研究中,施拉姆抓住了當時位于研究舞臺中心的“拉斯維爾們”,當然這與傳播學領域在他頭腦中留下的印象有關,即便是個人主觀的,也是無可厚非的。
施拉姆是1942年在統(tǒng)計局和戰(zhàn)時新聞局工作時形成了其傳播學觀的!皯(zhàn)爭努力要求一種跨學科的方法,它往往是以傳播問題為中心。”16這些問題即包括“應該向美國公眾傳播什么樣的信息,以鼓舞國內的士氣,并決定統(tǒng)計局能夠使用什么樣的傳播渠道來影響其意圖中的受眾。他們試圖通過調查來評估他們的傳播行為對于公眾的效果”。17
而當時的“拉斯維爾們”所做的工作,黃旦老師曾總結如下:18
很明顯,施拉姆選擇他們四個的原因不僅是因為個人聲望和學科經歷,而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視野、方法和內容都非常相似:用調查、實驗的方法測定效果。
“他有強烈的想象力,能夠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已經積累起來的大眾傳播和說服研究的零散物中看到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施拉姆的傳播學觀有意識利用了美國一流大學的著名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以便使他努力創(chuàng)建的新的研究領域具有可信度”20,并且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效果研究。
胡翼青認為,“它的這種取向便對傳播學研究產生了誤導。作為傳播學的開創(chuàng)者介入傳播思想史領域的研究,施拉姆出于自己的偏好,無端地從一開始就片面勾畫傳播學許多可能的發(fā)展方向”,“束縛了傳播學的全面發(fā)展”,“也正因為如此,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學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學科危機!边B施拉姆也曾坦言,“直到20世紀80年代,‘傳播學仍舊沒有發(fā)展出一個系統(tǒng)的中心理論,讓傳播學研究者可以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來組織,來建立一門成熟完備的學問’”,而這個責任,施拉姆本人“難辭其咎”,“因為他創(chuàng)造的四大奠基人的神話關閉了傳播學發(fā)展的多元通道!21
筆者認為,這一觀點脫離了當時的時代環(huán)境,“一個命題的起源在一切情況下都與其真理性無關。而和其產生的社會、歷史結構相關”22。上世紀80年代傳播學研究陷入迷茫,傳播學研究領域亟待拓寬,這是一個發(fā)展的自然過程。畢竟傳播學誕生僅半個多世紀,一方面因為傳播學自身的發(fā)展壯大,一方面因為新媒介的發(fā)展,帶來托馬斯?庫恩所謂“范式的轉換”。同時,社會科學領域向來是沒有中心的,理論的興衰,研究的重點、范式的確定都隨時代和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新的問題不斷被提出,舊的問題不斷被擱置。正如卡爾?曼海姆所言,“當代的知識界不再是一個統(tǒng)一體,而是呈現為相互敵對的派別和相互沖突的學說的戰(zhàn)場”。23
涂爾干說過,“當一門科學在初創(chuàng)的時候,為了使它能夠成立,就必須參照僅有的已有模式,即參照已經形成的科學”,“但是,一門科學只有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才能讓人視為達到了最后的獨立”。24■
參考文獻
1、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P260―261
2、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E?M?羅杰斯,殷曉蓉 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
3、4、黃旦,《美國早期的傳播思想及其流變――從芝加哥學派到大眾傳播研究的確立》,《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1期
5、21、胡翼青,《傳播學四大奠基人神話的背后》,《國際新聞界》,2007年4月
22、23、卡爾?曼海姆,黎鳴、李書崇 譯:《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商務印書館,2000年9月版
24、涂爾干,狄玉明譯:《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商務印書館 2006年版,P156
(作者: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07級新聞學研究生)
責編:姚少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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