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個比喻，在中國，政府與NGO之間的關系好比兩個人，一直在馬路兩邊打招呼，甚至想握手，但是始終誰都沒有踏出那一步。然而，去年的一場地震，讓雙方措手不及地在馬路中間來了個擁抱。但是，這個擁抱能持續(xù)多久，雙方似乎還在試探。
　　
　　 伙伴意識萌發(fā)
　　
　　汶川大地震之后, 中國的NGO以空前的熱情投入了救災工作。正是因為NGO的投入，可以說NGO這一名詞在國內第一次得到了政治確認，新華社甚至在５月２６日的對外報道中用長篇特稿報道：大地震展示了中國NGO正增長的實力。對于這股強大的民間力量，政府由猶疑逐漸走向接納，而在逐漸的磨合過程當中，雙方的博弈也在進行中。
　　2009年4月中旬，記者隨一個公益組織來到四川綿陽平武縣，考察該基金會援建的項目實施情況。據該縣相關負責人介紹，在這個極重災區(qū)縣，一直活躍著幾家大型的公益組織，有些組織和當?shù)卣�府在災后重建中進行著良好的合作。
　　四川綿竹的“遵道模式”被稱為一個觀察政府與NGO關系的樣本。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中國的NGO以空前的熱情投入了救災工作。政府部門和NGO嘗試了溝通與合作。遵道鎮(zhèn)志愿者協(xié)調辦公室，是一個由志愿者自主管理的多家NGO的協(xié)調機構，并被納入了政府主導的救災體系。在隨后的災后恢復建設中，也出現(xiàn)很多類似的案例。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唐均說，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前，政府與NGO之間的關系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這一次雙方都很積極，這是中國第三部門向前邁進的一大步。地震剛剛發(fā)生后，政府面對如此嚴重的災情根本就顧不過來，索性對NGO大開綠燈。
　　然而，在談及公益組織在參與震后恢復建設中起到的作用時，記者采訪的縣某位領導這樣回答說：“真的很感謝這些公益組織在地震之后給我們的幫助，但是在具體工作中，我們與有些NGO的合作并不是很愉快的，甚至有些組織目的不純，比如在死難學生數(shù)目統(tǒng)計上，我們感覺他們不是來幫忙的，在受災群眾情緒初步穩(wěn)定的時候來做這個工作，給災區(qū)恢復建設反到添了不少亂�！�
　　同樣，在NGO的反饋中也遇到了一樣的疑問。莫凡是關注貧困地區(qū)教育的組織“麥田計劃”的發(fā)起人。他說，不少政府部門對非政府組織是不太信任的，即便是這次四川賑災過程中也一樣。他們在以前捐資助學過程中，到一些地方調查時，部分教育部門的態(tài)度相當冷淡，對他們很警惕。
　　其實，這位官員做出如此回答并不意外，汶川大地震就像一針強心劑，讓中國的NGO充滿活力。在中國的現(xiàn)實狀況中，NGO與政府絕非天生就是伙伴。唐均說，這位官員的回答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國家的社會基礎與國外不一樣，不能期望我們的社會發(fā)生突然的改變。社會變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需要慢慢來。 但是，至少我們從政府那里得到了積極的信號，就是政府與NGO雙方的“伙伴意識”已經萌發(fā)。打個比喻，在中國，政府與NGO之間的關系好比兩個人，一直在馬路兩邊打招呼，甚至想握手，但是始終誰都沒有踏出那一步。然而，去年的一場地震，讓雙方措手不及地在馬路中間來了個擁抱。但是，這個擁抱能持續(xù)多久，雙方似乎還在試探。
　　
　　 伙伴的定義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含義是‘非政府組織’，在中文語境下，它不可回避的‘對立面’是‘政府組織’。但是，任何擁有理智的人都不會把兩者詞匯意義上的對立，簡單解讀成現(xiàn)實社會的運行法則�！敝袊鴩�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秘書長黃浩明如是說。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政府與NGO的關系，實質上就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華南師范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唐昊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面對中國的現(xiàn)實，NGO與政府之間一直以來都是雙方各自的難題。對NGO來說，現(xiàn)存的政策和法律上的缺陷，是其進一步發(fā)展壯大的最大障礙；而對政府來說，NGO等于是在政府之外樹立了新的“權威”，帶來了管理上的困難。這樣的認知態(tài)度使雙方的合作困難重重，這就需要雙方都要妥協(xié)。
　　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引用了一位前往災區(qū)救災的志愿者的話，來定義政府與NGO之間的伙伴關系。這位志愿者說，“在這樣的一個大災面前，在救災工作中，政府是水泥、鋼筋，民間組織和志愿者的作用，就是一滴水和一粒沙，它能夠流到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細小的角落。這就是災區(qū)人民對民間組織的需求，也是我們民間組織的價值。”
　　緊急援助期間，一些NGO運送物資并與當?shù)卣�府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系，這也為一些NGO后期能夠繼續(xù)致力于災后重建打下了基礎。張國遠在四川成立的NGO備災中心與政府良好的合作就是很好的范例。
　　
　　 伙伴的未來
　　
　　據統(tǒng)計，“5?12”地震發(fā)生后，成都當?shù)卮蟠笮⌒�、注冊或未注冊的NGO突然猛增了百余家。許多NGO都是在“5?12”地震后才建立起來的。這一情況在其他國家和地區(qū)有案例可循。
　　據了解，日本NGO、臺灣NGO的發(fā)展和壯大，很大原因在于阪神大地震和臺灣“9?21”大地震中NGO積極參與了救援活動，從而獲得官方認可。每一次大災難帶來的大規(guī)模救援，都是NGO崛起的重要時機。
　　2008年6月8日，國務院發(fā)布《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指出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應遵循的原則之一就是，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這不僅成為很多NGO開展重建工作的依據，同時也成為地方政府在規(guī)劃重建中需要考慮的因素。這個條例，已經開始萌發(fā)效應。這從中國紅十字會、南都公益基金會、友成扶貧基金會與災區(qū)政府的多個合作規(guī)劃中就能得到體現(xiàn)。
　　徐永光認為，民間組織更大的作用是在災后重建當中。在災后重建期間，地方政府沒有能力滿足群眾的所有的需求，政府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也不可能做到天衣無縫，政府難以擔當起所有的公共服務責任，民間組織確實可以成為政府建設一個新的和諧的社會的助手。民間組織也要認真尋找自己發(fā)揮作用的地方，能夠急政府之所急，給受災群眾之所給，成為政府減災救災的合作伙伴。就像北京農家女文化發(fā)展中心主任劉大慶所說的，民間組織要像綿綿春雨那樣，潤物無聲，而且要做到水利萬物而不爭，這是《道德經》里的話。
　　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yè)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在接受采訪中也印證了徐永光的論斷。王振耀說，通過這次地震，我們從整體上認為NGO是起到了半邊天的作用。在許多方面不只是半邊天，NGO志愿者超過了半邊天，甚至說是主要力量。
　　“無論如何，我們的國家和社會都在進步，而活躍的NGO是一個國家形成公民社會的前奏，是判斷政府開放程度的信號之一。NGO與政府之間的互信與合作，雙方都要事先調整好心態(tài)，像適應經濟自由那樣盡快地適應社會自由的到來�！碧脐蝗缡钦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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