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日本雖然不是朝核問題的主要當事國，但卻是對朝核問題最為敏感、最為關注的國家。自日朝邦交正�；�談判啟動以來，朝核問題始終與談判的進程“相伴相隨”，并業(yè)已成為影響這一進程的主要障礙之一。在日本看來，朝核問題不但是對本國安全的嚴重挑戰(zhàn)，同時又是直接參與東北亞安全事務、進而實現(xiàn)其“政治大國化”戰(zhàn)略的機遇。為此，日本極為關注朝核危機的發(fā)展趨勢，試圖把“綁架、安保、建交”三大課題“捆綁解決”，使得原本就困難重重的朝鮮半島無核化之路又增添了不確定因素。顯然，正確認識日朝關系發(fā)展的癥結，不僅有助于人們深刻理解和把握日朝雙方在朝核問題上博弈的本質，也有助于最終實現(xiàn)半島無核化和日朝邦交正常化的目標。
　　關鍵詞 朝核問題 六方會談 綁架問題 日朝邦交正常化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8）05-0066-72
　　
　　實現(xiàn)同朝鮮的邦交正常化，乃是戰(zhàn)后日本外交的重大課題之一。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日本同朝鮮先后舉行13次邦交正常化談判。尤其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對平壤進行兩次“閃電式”的“破冰之旅”后，兩國關系一度出現(xiàn)積極改善的勢頭。但是，由于朝鮮核危機的凸現(xiàn)和逐步升級，加之與“綁架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得原本就很脆弱的兩國關系再次回到冰點，亦為六方會談的進程設置了障礙。本文擬從日朝關系發(fā)展的歷史及現(xiàn)狀入手，探討日本在朝鮮核/導彈危機問題上的戰(zhàn)略意圖，進而就兩國關系的未來發(fā)展趨勢作一展望。
　　
　　一、一波三折：日朝邦交正�；�談判中的“朝核問題”
　　
　　從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隨著東西方冷戰(zhàn)體制的瓦解，圍繞朝鮮半島的國際環(huán)境也發(fā)生了巨變。美國開始調整其亞太戰(zhàn)略，撤出部分駐韓軍隊。1988年7月7日，韓國總統(tǒng)盧泰愚發(fā)表《7?7特別宣言》，提出“北方外交”新概念，先后與東歐國家和前蘇聯(lián)改善了關系，并宣稱韓國有意幫助日本和朝鮮改善關系。美國和韓國的政策變化，為日本實施對朝新政策提供了契機。1988年9月，日本政府提前取消了對朝鮮的經(jīng)濟制裁。翌年3月，竹下登首相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提出了所謂日本政府的“新見解”。在此，竹下登首次使用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這一稱呼，并對過去的殖民統(tǒng)治表示“遺憾”。[1] 自1988年7月開始，日本政府接連三次發(fā)表所謂對朝“新見解”，表達了改善對朝關系的強烈愿望。但是，此時日本同朝鮮的對話窗口因日本對朝經(jīng)濟制裁而被關閉。
　　1990年9月，由自民黨實權派、副總裁金丸信和社會黨副委員長田邊誠為團長的自社兩黨議員聯(lián)合代表團訪問朝鮮，同金日成主席舉行三次會談。這是戰(zhàn)后45年間日朝執(zhí)政黨間的第一次正式接觸。在自社兩黨與朝鮮勞動黨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中，三黨認為“日本應該對36年殖民統(tǒng)治時期給朝鮮人民造成的不幸災難和戰(zhàn)后45年間朝鮮人民所受的損失，向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表示正式道歉，并給予充分的賠償”；三黨同意“推動?各自的政府?于本年11月開始為實現(xiàn)日朝兩國建交和解決各種懸案而進行政府間談判”。隨后，朝鮮釋放了在押的“第18富士山丸”船長和輪機長，為日朝邦交正�；�談判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氛圍。
　　1990年11月至12月間，兩國政府代表團在北京舉行三次預備性會談，就雙方建交時間、地點及須解決的問題等達成協(xié)議。在此基礎上，兩國從1991年1月至1992年11月，先后進行過8次邦交正常化談判。雙方圍繞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tǒng)治與賠償問題、朝鮮的“核查”問題、“隨軍慰安婦”問題以及“戰(zhàn)后補償”問題等，進行了激烈的交涉。談判中雙方對一些重大問題分歧較大，特別是在第8輪會談中，因日本提出“李恩惠問題”導致談判破裂。
　　日朝邦交正�；�談判雖然表面上因“李恩惠問題”而破裂，但真正原因在于朝鮮核問題。在談判之前，美國政府曾多次表示，日朝關系的正�；�一定要與朝鮮是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核查”、南北對話能否取得進展等問題掛鉤，否則不能認可日朝關系的實質性進展。[2] 此時，韓國也非常忌諱日朝單獨接觸，認為這是“越頂外交”。盧泰愚一再強調日朝關系的每一步進展，都必須遵循“韓日優(yōu)先協(xié)商”的原則，必須與南北對話的進程和朝鮮接受IAEA的“核查”同步進行。在美韓的牽制下，日本在談判中只好以解決核問題作為“先決條件”，以求核問題和日朝懸案問題“一攬子解決”。但是在朝鮮看來，無論是接受IAEA的“核查”還是“消除核疑惑”，都不是與日本協(xié)商解決的問題。通過與日本的幾輪接觸，朝鮮方面看到日本的態(tài)度頗為猶豫不決、瞻前顧后，也認識到美國才是解決問題的主角，要想在對日關系上有所突破，須先解決與美國的關系問題。
　　第一次朝核危機爆發(fā)后，朝鮮的對外政策重心從謀求對日關系正常化轉為對美直接談判。恰在這一時期，日本政局也發(fā)生動蕩，戰(zhàn)后延續(xù)38年的“五五體制”崩潰，執(zhí)政的自民黨跌落為在野黨，失去了對朝交涉的主動權。加之，曾最積極地促進日朝談判的金丸信因涉嫌“佐川快件受賄案”而退出政壇，而田邊誠也辭去了社會黨委員長的職務，雙雙失去了發(fā)言權。結果，朝鮮的對日交涉窗口實際上被關閉了，日朝官方接觸幾乎完全中斷。
　　1994年10月，朝美兩國在日內(nèi)瓦簽署《核框架協(xié)議》，這給日朝恢復談判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氛圍。1995年1月，社會黨出身的村山富士首相表示愿意促進與朝鮮的邦交正�；�。3月，以前外相渡邊美智雄為團長的聯(lián)合執(zhí)政三黨?自民黨、社民黨、先驅新黨?代表團訪問朝鮮，與朝鮮勞動黨共同簽署了《關于恢復日朝邦交正�；�的協(xié)議》，呼吁“為清算不幸的過去和盡早實現(xiàn)邦交正�；�做出積極努力”。[3] 接著，雙方于1996年在北京進行了兩次高官接觸。但是，1996年9月至1999年3月，日朝兩國之間發(fā)生了一連串“不詳事件”。[4] 尤其是“綁架問題”被日本政府正式認定后，在整個日本列島引起了軒然大波，日本國內(nèi)輿論一片嘩然，朝鮮在日本國民中的形象進一步惡化，兩國關系陷入低谷。
　　進入90年代末，美朝關系良性互動的加強，為長期處于僵持狀態(tài)的日朝關系提供了寬松的國際環(huán)境。1999年12月，以前首相村山富士為團長的日本超黨派代表團前往平壤進行了為期3天的訪問，雙方同意將“綁架疑案”、日本人配偶回鄉(xiāng)訪問、糧食援助作為“人道主義”問題，加以“一攬子”解決。2000年1月，小淵惠三首相在其施政演說中提出對朝交涉的三大目標：外交關系正常化、人道主義問題、安全保障問題。為了使談判順利進行，2000年3月日本政府決定向朝鮮提供10萬噸大米的援助，并決定不把“綁架問題”納入即將舉行的日朝邦交正常化談判的議題。
　　經(jīng)過雙方的共同努力，第9次邦交正�；瘯�談在時隔7年半之后于2000年4月在平壤得以重開。7月，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和朝鮮外相白南淳借東盟地區(qū)論壇?ARF?外長會議之機在曼谷舉行雙邊會談，就下一輪邦交正�；�談判的日程達成了共識。同年8月和10月，雙方在日本東京近郊千葉和中國北京分別舉行了第10次、第11次邦交正常化談判。但是，這三次談判都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兩國關系再度冷卻下來。
　　布什政府上臺后，美朝關系急轉直下�！�9.11”事件以后，反恐成為美國最大的戰(zhàn)略目標，這使得朝鮮感受到強烈的安全危機。2001年1月，中川秀直官方長官和姜錫柱第一副外相在新加坡舉行了近5個小時的秘密會晤。在本次會晤中，朝方主動向日方提出“同時”解決“賠償問題”和人道問題，并提議舉行首腦會談，這在以往的談判中是從未有過的。通過秘密接觸，日本判斷朝鮮已放棄過去的強硬立場，轉而同意“日韓模式”。再則，對于朝鮮來說，能夠早日實現(xiàn)與日本的邦交正�；�是打破美國對其進行封鎖、制裁的有效手段。
　　利益的驅動最終促成了日朝兩國首腦會談。2002年9月17日，小泉首相對朝鮮進行了堪稱“破冰之旅”的閃電式訪問。日朝首腦會談，打破了兩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堅冰，為今后兩國關系的進一步發(fā)展鋪平了道路。然而，同年10月底日朝兩國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第12輪邦交正�；�談判前夕，美國為了“牽制日本”拋出了朝鮮的濃縮鈾開發(fā)計劃。[5] 這一“爆炸性”新聞一經(jīng)傳出，不僅震動了全世界，日本政府也只好在吉隆坡會談議題中附加了一個新的內(nèi)容――核問題，并將其確定為與“綁架問題”同等重要的“最優(yōu)先課題”，不經(jīng)意間提高了改善兩國關系的“門檻”，[6] 同時也注定了吉隆坡會談的命運。日方所提出的核問題和“綁架問題”均遭到朝方強烈的反對。對于前者，朝方認為這不是日朝談判的議題，亦即不與日本談核問題；對于后者，朝方更是主張此問題“業(yè)已解決”。這樣，此后的日朝邦交正常化談判不得不圍繞這兩大中心議題展開，大大增加了改善兩國關系的難度。
　　第二次朝核危機的爆發(fā)，使本來已經(jīng)步入良性軌道的日朝關系又偏離了既定的方向。日本指責朝鮮發(fā)展核武器，并對朝鮮采取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無論是在深度和廣度上，還是在強度上都走在了美國的前面。日本制定的《外匯貿(mào)易修正法》無異于掐斷了朝鮮獲取外匯的一個主要渠道，《特定船舶入港禁止法案》則切斷了日朝之間的人員往來。除了經(jīng)濟上的制裁措施外，日本還實行了政治上讓朝鮮難以接受的敵對措施，這就是日本推出的《北朝鮮人權侵害對策法案》。這一法案的施行，客觀上大大助長了朝鮮“難民”的外逃行為，并為從內(nèi)部顛覆朝鮮政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7]
　　目前，日本被核問題和“綁架問題”所束縛，導致日朝關系遠遠落后于美朝關系。2006年2月，日朝第13輪邦交正�；�談判不歡而散；2007年3月，日朝邦交正�；�工作組第一次會議在越南首都河內(nèi)舉行，雙方除了確定今后繼續(xù)會談外，沒有明確下一輪談判的時間和地點，使之無限期地被擱淺。在此后的六方會談上，日方一貫堅持不解決綁架問題，就不參與對朝能源援助，就不能實現(xiàn)邦交正�；�。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美朝關系卻有了戲劇性的變化。2008年5月16日，美國宣布計劃在來年向朝鮮提供50萬噸的糧食援助。朝鮮提交其核研發(fā)“清單”和炸掉寧邊核設施冷卻塔后，美國又打算將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黑名單”中刪除，并根據(jù)美國的《敵國貿(mào)易法》結束對朝鮮實施的制裁。對此，日本表示強烈不滿。
　　無論是日朝邦交正常化談判還是六方會談框架內(nèi)的日朝工作組會談，都成了兩國圍繞“朝鮮核問題”和“綁架問題”進行唇槍舌劍的角力擂臺。目前，美國的對朝核問題政策出現(xiàn)后退收縮，而日本的對朝政策卻仍趨于強硬，這使六方會談的前景蒙上更多的陰影，也使兩國邦交正常化談判陷入了僵局。
　　
　　二、“機遇”大于挑戰(zhàn)：六方會談成為日本實現(xiàn)“政治大國化”戰(zhàn)略的平臺
　　
　　朝鮮半島的穩(wěn)定或動蕩直接影響到日本的國家安全，來自朝鮮的核/導彈威脅，一直是日本的心病。每當朝鮮發(fā)射導彈，日本的反應就特別敏感，并引發(fā)國內(nèi)的一場“緊張情緒”。日本媒體更是借此施放各種“煙霧彈”，甚至做一些不實報道，盡力將朝鮮“妖魔化”。
　　第二次朝核危機的爆發(fā)，更使日朝邦交正�；�進程受到嚴重的打擊。對美國而言，朝核危機已成為伊拉克戰(zhàn)爭后的又一重大挑戰(zhàn)。為了避免重蹈克林頓政府的覆轍，布什政府在主張對話解決朝核危機的同時，強調國際社會協(xié)調一致的壓力，即建立對朝鮮的所謂“國際包圍網(wǎng)”。以日美同盟為外交基軸的日本，自然被要求將對朝外交統(tǒng)一到美國的步調上來。這樣，在以美朝對立為本質的朝核危機出現(xiàn)轉機之前，日朝改善關系只能是“天方夜譚”。[8] 就日朝雙邊關系來看，朝鮮的核/導彈問題成了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脅。在《日朝平壤宣言》中，朝鮮表示“計劃將凍結導彈試驗的期限延長到2003年以后”，[9] 但朝鮮宣布核開發(fā)及其后使核危機步步升級的舉動，無一不是對這一具有法律效力文件的突破和違反。解決核問題，使朝鮮重新回到《平壤宣言》，也就成了實現(xiàn)日朝邦交正�；�的先決條件。
　　朝核問題，對于美國只是一種戰(zhàn)略上的威脅，但對日本卻是切切實實的威脅。在日本看來，朝核問題對其安全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美朝核爭執(zhí)升級可能引發(fā)軍事沖突，在日美安保合作體制下，日本難免不被卷入沖突，甚至為戰(zhàn)火所波及。作為世界上唯一的核受害國，日本國民尚未從“談核色變”中“脫敏”。況且，日本早已被納入朝鮮中程導彈的射程范圍之內(nèi)。因此，對日本來說，臥榻之側有一個秉持“先軍政治”，且擁有核武器的社會主義朝鮮，不能不說是莫大的威脅。其次，日本和朝鮮尚處于敵對關系狀態(tài)，歷史問題和日本人綁架等問題使兩國之間的積怨和猜疑日益加深。日朝之間深刻的信任危機，反過來加深了日本對朝鮮核/導彈的恐懼感，增加了日本的“安保危機”。
　　對朝鮮來說，日本一直將日美同盟作為其外交主軸，儼然是美國對朝施壓、滲透和顛覆的馬前卒，加之歷史原因，朝鮮很難消除對日敵意。朝鮮擁有核武器，可以對付韓國發(fā)動戰(zhàn)爭，同時可以摧毀日本以阻止美國加入戰(zhàn)爭。[10] 2003年6月17日，朝鮮《勞動新聞》發(fā)表社論說：“如果戰(zhàn)爭在朝鮮半島爆發(fā)，戰(zhàn)火將迅速蔓延到日本，因為美國將日本作為侵略朝鮮的基地。日本完全參與了美國孤立和抑制朝鮮的政策。”[11] 朝鮮核試驗后，國內(nèi)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對日強硬也是其凝聚軍心民心的一大理由。因此，朝鮮缺乏改善同日本關系的緊迫感和驅動力。出于“逆向思維”，朝鮮曾兩次接受日本首相的來訪，并在敏感的“綁架問題”上做出巨大讓步，以期改善同日本的關系，進而打破美國設置的“國際包圍網(wǎng)”。但是，朝鮮不僅一無所獲，反而被日本“妖魔化”。因此，在朝鮮看來，在朝美之間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解決之前，根本不可能指望同日本實現(xiàn)邦交正�；�。日朝關系能否正�；�取決于核問題的解決和朝美關系正�；�談判的進程。
　　通過朝鮮導彈問題、“綁架問題”及“可疑船只問題”等一系列事件，日本國民越來越意識到朝鮮是影響本國安全與國民生命財產(chǎn)的主要威脅，而朝核問題更使日本感到其安全受到極大的挑戰(zhàn)。但是，對日本來說，朝核問題并非只是挑戰(zhàn)，也是一次難得的機遇。如今，朝鮮核/導彈問題為日本推動軍事大國化提供了借口，而六方會談則為日本實現(xiàn)“政治大國化”戰(zhàn)略提供了平臺。
　　1998年8月，朝鮮發(fā)射“大浦洞”Ⅰ型導彈后，日本的“防衛(wèi)族”開始呼吁配備導彈防御系統(tǒng)。日本政府利用這一事件大造輿論，將醞釀已久的《周邊事態(tài)法》提交國會，并獲得了順利通過。同時，以朝鮮半島形勢緊張為由，立即決定引進4架空中加油機，研發(fā)幾顆偵查衛(wèi)星，并與美國共同進行戰(zhàn)區(qū)導彈防御系統(tǒng)的相關技術研究。[12] 自1999年以來，日本已經(jīng)投入上百億美元與美國開展共同研究和開發(fā)導彈防御系統(tǒng)。作為配備這一系統(tǒng)的前期準備，日本在2005年前的兩年時間內(nèi)投資2000億日元，為4艘宙斯盾級驅逐艦和一個防空部隊配備攔截導彈。將來還要為空中自衛(wèi)隊的6個防空部隊全部配備攔截導彈，預計總費用將超過1萬億日元，歷時10年時間。[13] 2007年3月，日本在東京西部安裝了第一個“愛國者－3型”導彈防御系統(tǒng)，并將在2011年3月前在全境完成另外至少9個系統(tǒng)的安裝工作。同時，海上自衛(wèi)隊也已在5艘戰(zhàn)艦上配備了“宙斯盾”彈道導彈追蹤系統(tǒng)，預計在今后幾年內(nèi)陸續(xù)在艦艇上安裝“標準－3型”攔截導彈，并裝備部隊。[14] 同年12月，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在美國夏威夷附近海域進行首次�；鶎�彈攔截實驗并獲成功，成為繼美國之后第二個掌握�；鶎�彈攔截技術的國家。這恐怕是朝鮮“大浦洞”導彈給日本帶來的“福音”，也是日本的“防衛(wèi)族”們所期盼的導彈效應。
　　2003年6月，小泉內(nèi)閣又借朝核危機推動“有事三法案”先后在眾參兩院高票通過，完成了歷屆內(nèi)閣的“未竟之夢”。“有事三法案”的通過不僅加大與強化了日本首相的權限，還規(guī)定了日本有“先發(fā)制人”的權利。在2004年底出臺的新《防衛(wèi)大綱》及2005年度《防衛(wèi)白皮書》中，日本更是大肆渲染朝鮮核/導彈和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尤為嚴重的是，日本一些政客無視本國憲法極力宣揚“朝鮮核彈的威脅”，借以鼓吹“日本核武裝論”，[15]尋求發(fā)展核武器以作平衡。根據(jù)“有事三法案”、《周邊事態(tài)法》以及《日美防衛(wèi)合作指針》的有關內(nèi)容，日本已經(jīng)擺脫了和平憲法的束縛，同時還“合法地”掌握了攻擊他國的主動權。這樣，日本離實現(xiàn)“普通國家”只有“改憲”一步之遙，從法理上也恢復了“普通國家”。即使不修改憲法的內(nèi)容，其有關條文也已經(jīng)名存實亡了，上述步驟對憲法原則、內(nèi)容的挑戰(zhàn)以及挑戰(zhàn)的規(guī)模是前所未有的。[16] 對于日本來說，邁向軍事大國化是其“防衛(wèi)政策”的核心，而朝核危機正是為其實現(xiàn)軍事大國化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如果說，朝核危機為日本實現(xiàn)軍事大國化提供了機遇的話，六方會談則為其介入東北亞安全事務，進而實現(xiàn)政治大國化提供了平臺。其實，日本以朝鮮半島問題為“平臺”介入東北亞安全事務的努力從未間斷過。戰(zhàn)后日本介入朝鮮半島事務，都是借助“美日同盟”和“美日韓三國協(xié)調體制”的“間接行為”。在長達近20年的日朝邦交正常化談判中，盡管日本同朝鮮進行過直接交涉，但日本所能參與解決的僅限于日朝雙邊關系問題，至于多邊問題乃至涉及東北亞全局的問題則從未插手過。20世紀90年代發(fā)生的兩次導彈危機和一次核危機，盡管感到威脅最大的是日本，但它卻無法找到同朝鮮展開對話，進而在朝鮮半島事務中發(fā)揮作用的機會。1994年10月美朝《核框架協(xié)議》簽署后，日本就要求舉行中、美、日、俄、朝、韓六方會談。1998年10月，小淵惠三首相在同金大中總統(tǒng)的會談中又提議建立包括日俄參加的東北亞安全問題六國“磋商機制”，以共同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但這不過是日本的一廂情愿，并沒有得到周邊國家的響應。1997年12月至1999年8月舉行的中美朝韓四方會談，又將日本排除在外。這樣的局面對一直抱有政治大國夢想的日本來說，顯然是難以接受的，以至于日本的智囊們大肆叫嚷要排除中國啟動“新四方會談”，其理由便是為了保證日本在這一地區(qū)的影響力。[17] 長期處于無權過問朝鮮半島事務的尷尬狀況對于素以特立獨行著稱的小泉首相來講，絕對不是心甘情愿的。小泉首相的首次訪朝，正是在這一脈絡上進行的。在首腦會談中，小泉首相正式向金正日委員長提出了包括美、中、俄、韓、日、朝在內(nèi)的東北亞地區(qū)六國安全框架協(xié)議案，得到了朝鮮領導人的響應。
　　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fā)后，日本一直表現(xiàn)得十分亢奮，立即向有關國家探詢由聯(lián)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和日、韓組成七方會談解決核危機。[18] 2003年4月中、朝、美北京三方會談后，日本四處游說，希望能夠參與其中。日本還利用東盟地區(qū)論壇等機會，極力勸說各國同意日本的主張，讓各國共同對朝鮮施壓，迫使其重返《核不擴散條約》。在日美首腦會談時，日本甚至提出了由美、日、韓邀請中、朝參加的多邊協(xié)商方案。[19] 在7月舉行的美、日、韓三國外交部司長級會談中，日本再次強烈要求參加旨在解決朝核問題的多邊會談，得到美國及有關各方的支持。這樣，日本終于如愿以償?shù)貐⒓恿肆�方會談，實現(xiàn)了東北亞外交的重大突破。
　　總之，日本巧妙地化挑戰(zhàn)為機遇，加快其“軍事大國化”步伐；同時將六方會談作為平臺，在實現(xiàn)其“政治大國化”的征途上邁開了歷史性的“第一步”。
　　
　　三、日朝關系展望：前途多舛
　　
　　六方會談為日朝兩國解決歷史問題以及其他各種“懸案”并實現(xiàn)邦交正�；�提供了機遇和平臺。但是，日朝關系是整個六方會談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由于過去日本對朝鮮半島36年的殖民統(tǒng)治和戰(zhàn)后60多年的敵對關系，朝鮮人民對日本有一種“天然”的排斥感。
　　日朝改善關系的實質是徹底清算歷史問題，但日本至今沒有采取任何實際上的賠償行動。至于核問題，朝鮮并不認為日本是當事者，日本似乎頗有自知自明，亦不在核問題上表現(xiàn)得特別強硬，而且解決問題的誠意遠不及其他與會各國。根據(jù)“2?13共同文件”精神，日本應該向朝鮮提供5萬噸重油，但是，日本堅持在“綁架問題”解決之前不能向朝鮮提供任何援助。不僅如此，日本還要求美國在綁架問題解決之前不要把朝鮮從“支恐國家”名單中刪除，從而嚴重地阻礙了六方會談的進程，同時激化了同朝鮮之間的矛盾。
　　眾所周知，六方會談的核心目的是探求朝鮮半島無核化之路，構建東北亞安全機制。然而，日本強行把綁架問題拉入六方會談的做法，不但遭到朝鮮的強烈反對，也引起其他與會國家的不滿，其他各方也都不贊成讓六方會談承載更多的議題。隨著日本繼續(xù)加緊其圍繞“綁架問題”的外交活動，朝鮮甚至威脅“如果日本再在六方會談中提出綁架問題，朝鮮將拒絕日本參加六方會談”。[20]
　　盡管如此，日本仍然沒有放棄努力。既然“綁架問題”與朝鮮棄核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日本政府就不應把“綁架問題”和經(jīng)濟援助掛起鉤來。事實上，日本雖然并不一定真正指望“綁架問題”在六方會談框架內(nèi)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但至少已經(jīng)有所收獲：2005年9月第四輪六方會談的《共同聲明》和2007年2月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三階段會議的《共同文件》都寫進了“朝日雙方將開始雙邊對話，旨在根據(jù)《日朝平壤宣言》在清算不幸歷史和妥善處理有關懸案的基礎上采取步驟實現(xiàn)邦交正常化”的內(nèi)容。盡管文件中沒有使用“綁架問題”的字眼，而是代之以“有關懸案”，但在事實上，“綁架問題”與清算歷史問題已成為可以相提并論的話題；歷來處于“加害者”地位的日本，也有了以“被害者”身份提出要求的資格。同時，由于日朝關系正�；�工作組的成立，日本進一步穩(wěn)定了自己在六方會談中的地位。
　　從綁架事件的演變過程來看，與其說日本是在“努力解決綁架問題”，還不如說是在刻意地擴大和利用“綁架問題”，盡量使“綁架問題”與歷史問題同時解決，以徹底卸掉沉重的“歷史包袱”，這正是日本的真正意圖所在。因此，很難想象朝鮮會就日本提出的“綁架問題”再作讓步。在未來的新一輪六方會談中，盡管日本仍將延續(xù)其“捆綁解決”的方針，但朝鮮也將不會改變其“綁架問題已經(jīng)解決”、“沒有再談的必要”的立場，更不會再接受日方追加的“失蹤人員名單”。
　　對于美國的東北亞戰(zhàn)略利益而言，雖然可以對盟友的立場給予適當支持，但促使朝鮮放棄核開發(fā)的問題無疑更為重要。一旦朝方因日本在“綁架問題”上的糾纏而再次提出“退會”的威脅，美國的取舍將不言自明。目前，美朝關系急劇“升溫”，而日本在朝鮮外交中的地位卻不斷下降，朝鮮對改善兩國關系的態(tài)度日趨冷淡。盡管如此，基于自身的戰(zhàn)略利益，日本仍將利用六方會談這一平臺，試圖把“綁架、安保、建交”三大課題“捆綁解決”，以擴大其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最終實現(xiàn)其“政治大國化”戰(zhàn)略目標。
　　無論是從政治、經(jīng)濟還是安全保障的角度出發(fā)，日朝關系的改善都對兩國具有重要的意義。就目前來看，除了雙方都要顧及美國因素的影響之外，日朝邦交正�；�談判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在于日本方面的態(tài)度。無論“綁架問題”如何擴大化，“徹底清算歷史”仍然是日朝關系正�；�的最根本問題。
　　
　　注釋：
　　[1] [日]《朝日新聞》，1989年3月30日。
　　[2] [日]小此木政夫：“南北關系的進展與日本的對策”，載《國際政治》第92號。
　　[3] 新華社東京，1996年6月24日日文電。
　　[4] 1997年2月發(fā)生“黃長燁亡命”事件、3月朝鮮前特工安明進在日本國會做有關朝鮮綁架日本人的證詞、同年4月曝光朝鮮貨船走私麻藥事件、1998年8月朝鮮發(fā)射“大浦洞”Ⅰ型導彈、1999年3月在日本新?海域發(fā)現(xiàn)兩艘被認定為朝鮮的可疑船只。
　　[5] [日]《東京新聞》，2002年10月21日。
　　[6] [日]《每日新聞》，2003年5月24日。
　　[7]“小泉劇場最后一幕，通常國會閉幕遺留問題眾多”，載[日]《中文導報》2006年6月22日。
　　[8] 華曉蕾：“平壤宣言簽訂已一年，媒體稱日朝關系仍舉步維艱”，載《法制日報》2003年9月18日。
　　[9]“朝日首腦首次舉行會談”，載《人民日報》2002年9月18日。
　　[10] 劉鳴：“朝鮮核試驗與六方會談：評估與展望”，載《國際觀察》2007年第3期。
　　[11] http://www.省略, 2003年6月17日，《中國日報》網(wǎng)站。
　　[12] [日]防衛(wèi)研究所編：《東亞戰(zhàn)略概觀》，2000年，第61頁。
　　[13] 蘇海河：“日本借朝核危機搞軍事突破，將裝備導彈防御系統(tǒng)”，載《中國青年報》2003年7月18日。
　　[14] 歐葉：“日本再次安裝愛國者導彈防御系統(tǒng)”，《中國日報網(wǎng)》2007年12月4日。
　　[15] 胡繼平：“日本核武裝？”，載《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03年第9期。
　　[16] 張玉國：“日本的有事法制：歷史、現(xiàn)實、未來”，載《東北亞論壇》2003年第1期。
　　[17] [日]武貞秀士：《可怕的戰(zhàn)略家金正日》，PHP研究所，2001年，第181頁。
　　[18] [日]《每日新聞》，2003年1月12日。
　　[19] 孫承：《日本與東亞：一個變化的時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448頁。
　　[20] 騰訊新聞，“朝鮮稱如日本再提綁架問題將拒絕日本參加六方會談”，2004年2月14日，
　　http://news.省略/a/20040214/000404.htm
　　（作者簡介：吉林延邊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延吉，133002）
　　收稿日期：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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