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以法國民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為背景，通過闡述多位法國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理論貢獻，展現具有法國特色的思想體系對西方“精神歷史”的重要影響和對歐洲一體理論建構作用，這有助于我們對西方學說進行本源性思考。
　　關鍵詞：歐洲觀念　歐洲聯合　戴高樂主義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4812(2008)03-0009-14
　　
　　回顧歐洲歷史，我們不難看到，“大歐羅巴”不僅是歐洲人夢寐統一的理想，更是法國人希望在歐洲實現其大國霸權的夢想。早在中世紀時，歐洲就孕育和形成了帶有政治意識的“歐洲”整體觀念。戰(zhàn)后啟動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正是法國人浪漫與雄心相結合的又一次具體實踐。
　　
　　一、法國早期的聯合思想
　　
　　歐洲聯合和“歐洲觀念”的形成是相輔相成的。作為一個整體概念，歐洲或稱“歐洲觀念”出現于中世紀以后。在歐洲的文獻中，“歐羅巴”一詞的廣義使用是在13世紀以后。“歐洲觀念”最早形成于人們對歐洲大陸的認同意識，即對“歐羅巴”人的認同�！皻W洲”概念來源于神話，神話中的“歐羅巴”少女，便成為生活在這片大陸上的人們對于傳統根源的共同認識。歐洲歷史文化傳統可以見證“歐洲觀念”的形成。歐洲人最早試圖將整個歐洲，至少是歐洲的主要部分聯合為一個整體這一思想形成于14世紀。這一時期歐洲一方面面臨文化上的融合，另一方面是國家間戰(zhàn)爭不斷導致政治上的分裂。歐洲的思想家們開始思索實現歐洲和平的方式。法國在此領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306年，法國律師和外交家、法國國王腓力四世的法律顧問皮埃爾?杜布瓦(PierreDubois，約1250-約1320)建議，為了避免基督教國家間的戰(zhàn)爭，歐洲各君主和城邦應組成一種邦聯式的“基督教共和國”，建立一個君主的常設大會。一旦國家間出現糾紛，應由一個由九名法官組成的法庭進行仲裁，并以教皇作為最終的上訴法院。但他的主張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15世紀法國國王亨利四世提出歐洲統一的設想。他主張建立一個擁有武裝力量的總理事會，由歐洲15個國家君主委派的代表組成，對國家間關系進行仲裁。但亨利四世把歐洲重新組織成由法國領導的15個力量均等的國家的“宏偉計劃”并沒有得到鄰國的響應，因為在這一理想主義色彩的主張中，法國更多追求本國在歐洲的霸權。
　　公元5世紀到15世紀的中古歐洲同時具有兩大特征：帝國的分裂和信仰的逐步統一。伴隨著民族國家意識的增強，歐洲經歷了各類宗教和世俗的戰(zhàn)爭，現代意義上民族國家的主權觀念雖源于西方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但最早提出主權理論的是當時法國最偉大的自然法學家、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讓?布丹(Jean Bodin，1530，1596)，他于1576年發(fā)表的《國家論》(六卷)中首次提出“主權”(souverainet6)這一法學概念。他根據當時法國君主一主權一國家三位一體的社會現狀，認為主權即是君主對內“不受法律限制、對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權力”。主權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是永恒的、不能轉讓的，且不受國家的法律約束，而只受神法、自然法及萬國法的約束。他的學說具有較強的國家主義傾向，他的理念至今對法國的外交仍具有重要影響。讓?不丹最大的貢獻是第一次確立“國家”與“主權”兩者之間的聯系，把主權視為國家最為本質的東西。十七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大臣，“現代國家制度之父”黎塞留(Jean Armand du Plessis de Richelieu，1585－1642)提出了著名的“國家利益至上”觀念，它取代了中世紀的道德觀，成為法國國家政策的指導原則。黎塞留曾說過“就國事而言，有權力者才有權利，弱者只能勉強順應強者之意見。”在摒棄了中世紀宗教和道德原則的束縛后，黎塞留使法國發(fā)展成為歐洲大陸最強大的國家，因此這一起初并不被普遍接受的國際政治原則逐漸深入其他國家之中，成為法國的對手爭相模仿的強國之策。最終，在歐洲“國家至上觀”取代了“中世紀世界道德觀”，“權力均衡觀”取代了“大一統觀”。
　　
　　二、歐洲一體化理論的精神之父――圣?皮埃爾和盧梭
　　
　　16世紀開始，歐洲緩慢地經歷著民族國家形成過程，與此相伴的是教會力量的削弱和政治世俗化的進程。分析歐洲人對一體化的夙愿，政治和安全一直是他們的主要動因。中世紀之前，基督教永久和平精神是歐洲的核心價值，進入17、18世紀，歐洲在聯合與一體化方面出現了許多主張、思潮、流派和運動。歐洲開始探討歐洲聯合、聯盟和聯邦一類問題。
　　歐洲一體化理論的精神鼻祖可以說是法國思想家――圣?皮埃爾(Charles Irenee Castel de－Saint-Pierre，1658－1743)。在1713年，圣－皮埃爾在其《爭取歐洲永久和平方案》L5J最早提出了建立歐洲聯邦的思想，由此開啟了回歸古典歐洲大一統的政治思潮。圣?皮埃爾是法蘭西學院院士、修道院院長。他生活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之際，他的歐洲觀念和歐洲聯合思想醞釀產生于歐洲的戰(zhàn)爭與分裂過程中。在他的著作發(fā)表之前不久，歐洲發(fā)生了四次大的國際戰(zhàn)爭，即三十年戰(zhàn)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北方戰(zhàn)爭和奧地利王位繼承戰(zhàn)爭，這些戰(zhàn)爭給歐洲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和深重的苦難。圣?皮埃爾的歐洲聯合和避免戰(zhàn)爭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于1713年寫成的《給歐洲以永恒和平的回憶錄》一書中。該書共三卷，前兩卷的題目是《給歐洲以永恒和平的方案》，第三卷的題目是《在基督教國家君主間建立永恒和平的方案》。其主要觀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建立一個歐洲邦聯政府是實現永恒和平的必由之路；(2)建立“歐洲邦聯”的具體方案，即提出了建立“歐洲邦聯”的5條通則；(3)歐洲邦聯各成員國須保持實力的均衡和依靠日耳曼集團的作用。
　　圣?皮埃爾的歐洲聯合思想對法國思想家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有著很大影響，盧梭在繼承了圣，皮埃爾的歐洲聯合思想的基礎上，對其作了批判和補充。他對圣?皮埃爾的著作作了詳細的節(jié)錄和研讀，并寫出了《永恒和平方案的評判》一文。雅克?盧梭的這本代表作后來又深刻的影響了德國哲學家、思想家康德，并至今指導著歐洲人走一體化道路的方向和行動。
　　在16世紀，法國政治家蘇利(Maximilien de Bdthune Sully，1560-1641)曾主張，按照古希臘的城邦國家模式建立一個安菲托里克聯盟(Amphyetionie Union)，將通過歐洲國家間的合作，實現歐洲的和平。17世紀的圣，皮埃爾認為，歐洲社會的自然狀態(tài)，將使歐洲統治者最終認識到，不是戰(zhàn)爭而是聯合，才是保證它們利益的最佳選擇。18世紀的康德和盧梭則從社會契約論出發(fā)，主張國家起源如同于個人契約一樣，歐洲各民族國家也可以通過訂立一個社會契約，建立一個歐洲國家聯邦體。如果歐洲國家聯邦建立了，歐洲的和平就有了保障。17、18世紀后，隨著資本主義革命的興起和啟蒙思想的廣泛傳播，國家主權理論逐步從針對神權 轉向針對封建王權，這一階段對主權理論做出重要貢獻的主要是除英國的洛克外就是法國偉大的思想家盧梭。盧梭的思想在實踐中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在理論上對康德的倫理觀乃至哲學體系都有重大影響。
　　
　　三、近現代法國對一體化的貢獻
　　
　　歐洲啟蒙運動倡導的世俗文化和法國大革命精神是法國對西方文明所作的巨大貢獻。法國大革命的爆發(fā)有其歷史必然性。從法國內部因素來看，法國大革命之前，歐洲國與國之間的事務由各國君主自行商量決定。針對這種狀況，法國啟蒙思想家認為，君主之間的關系并不能代表民族之間的關系。法國大革命之后，“普遍和平和正義原則”被宣布為法國對外政策的根本原則。至此，“民族國家”這個概念已經成為了歐洲一個非常重要的實體。至此，西歐資產階級是以國家的名義分享或獲得全部權利的。這改變了18世紀末以前將國家與國王、國王與領土混為一談的概念。民族主義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時期得到最大的促進。
　　從外部因素來看，法國大革命所推崇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以及革命中進發(fā)出的民族主義思潮顯然與當時的歐洲君主共同體觀念支配下的列強的互不毀滅、互不干涉觀念格格不入。于是，武裝干涉法國大革命成果的行動接踵而至。法國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侖戰(zhàn)爭，是法國人力圖以武力實現歐洲統一的嘗試。拿破侖戰(zhàn)爭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次用武力統一歐洲但以失敗告終的典型案例。從其思想觀念來看，青年拿破侖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洗禮，接受了啟蒙思想家盧梭的“人民主權”“社會契約”的思想。他深信“人們盡可以在力量上與智慧上不平等，但由于約定并且根據權利，他們卻是平等的。”爭取平等的思想是拿破侖早期活動的觀念核心。在他執(zhí)政期間，他又按自己的方式發(fā)展了平等思想，并把它形成較完整的政治體系。伴隨著武力征服，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也借助于戰(zhàn)爭的方式傳播到歐洲各個角落。
　　19世紀中后期是歐洲聯合、統一運動第一次廣泛開展的時期。其主要原因是歐洲資本主義的迅速發(fā)展和國家間經濟聯系的不斷密切。在這一時期，“歐洲觀念”在歐洲大陸廣泛傳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對歐洲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一戰(zhàn)后，歐洲四分五裂，政治、經濟上都開始走向衰落，這激發(fā)了一些有識之士再次思考并反思歐洲聯合和歐洲統一運動的發(fā)展。1932年作為法國外長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的創(chuàng)意由法國政府提交國聯。自此，20世紀上半葉泛歐主義思潮的彌漫伴隨著世界大戰(zhàn)和經濟危機帶給人們的反思，使歐洲聯合的思想得到進一步發(fā)展。法國一些知識分子和實業(yè)界人士在討論如何在一戰(zhàn)后通過歐洲聯合方式來徹底根除戰(zhàn)爭的隱患，就提出過一些方案，如法國學者庫爾尼埃就主張通過建立經濟組織，以關稅同盟作為經濟聯盟的基礎的方式來解決歐洲的問題。法國前總理赫里歐(Edouart Herriot，1872-1957)在1924年一次關于歐洲安全問題的講話中指出：如果可能，我們要創(chuàng)造一個歐洲合眾國。法國前外長白里安于次年起草并主持了旨在避免邊界沖突的“洛迦諾公約”(Pacte deLocamo)，英、法、德、意、比五國都在公約上簽字。曾任法國總理和外長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是法德合作和“歐洲聯邦”計劃的最熱心支持者之一。他從20世紀20年代初就一直“主張法國和德國和解”。白里安計劃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由國家政府提出關于建立聯盟關系的計劃。當時英、德、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拒絕了這一設想。白里安于1929年在國聯大會上提出的《關于建立歐洲聯邦同盟的備忘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為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成立起到了一定的借鑒作用。1929年白里安擔任了“泛歐洲聯盟”主席，歐洲各國政要首次在日內瓦討論建立歐洲聯盟的可行性。東歐各國如波蘭、捷克等發(fā)起成立“中東歐聯邦”。沒想到不久后歐洲又卷入了互相殘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時各國抵抗運動的政治家如戴高樂、丘吉爾等，竭力呼吁戰(zhàn)后的歐洲必須建立歐洲聯邦，才能永久消除戰(zhàn)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血的教訓，是促成歐洲走向統一的直接導因。
　　
　　四、和平統一歐洲的經典案例：歐洲一體化
　　
　　二戰(zhàn)后，出于將德國與歐洲的安全捆綁起來的想法，歐洲聯合的早期理念被付諸實踐。1951年成立的歐洲煤鋼聯營共同體便是這一實踐的最初產物。作為大歐洲的最初倡導者和發(fā)起者，法國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領導角色。
　　1　讓?莫內和羅貝爾?舒曼
　　在戰(zhàn)后歐洲的廢墟之上，以法國為首的西歐國家希望建立一個可以將歐洲各國納入其發(fā)展軌道的聯盟。被譽為“歐洲之父”的讓?莫內(Jean Monet，1888-1979)是此方案的核心人物。“讓?莫內”系法國籍歐洲著名政治家，歐洲聯合的積極創(chuàng)立者和早期領導人之一。1950年讓?莫內向當時的法國外長羅貝爾?舒曼(Robert Schuman，1886-1963)提交了一份計劃，計劃中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將法德兩國的煤鋼生產置于一個超國家機構的管理之下，并對西歐其他國家開放。讓?莫內的計劃對法國而言無疑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措施，因為德國在軍事上凡有所動作勢必反映在煤鋼的產量中，這樣“兩國中的任何一國都能察覺到重整軍備的初步跡象，這將對法國起到極大的安定人心的效果。”
　　時任法國經濟計劃委員會主席的讓?莫內在法國戰(zhàn)后經濟恢復中立下汗馬功勞，他的“莫內計劃”使法國經濟明顯提高。他的經濟思想的核心就是通過合作來謀取發(fā)展。在歐洲問題上，他確信，有效的經濟計劃不能由單一的國家來制定，而必須依賴于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建立一個超越國家的機構，從而可以得到更廣泛的調配權力。但要實現這樣的超國界合作，就必須首先要求參與的國家將一部分國家主權移讓給這個共同體。他看到，歐洲各國關系中法、德的積怨最深，當下雙方最大的經濟矛盾就是爭奪魯爾區(qū)和薩爾區(qū)的煤和鋼。煤是工業(yè)生產原料，鋼是軍事工業(yè)基礎，只有通過兩國聯合經營煤礦業(yè)和鋼鐵業(yè)，取消這兩大領域的關稅和運輸障礙等，才能保障法國的原料供給，又能控制德國的工業(yè)與軍事，還不違背歐洲統一的總方向。1950年4月，他將建立德法煤鋼聯營的計劃遞交給法國總理，結果被擱置，因為戰(zhàn)后法國的對德基本政策，就是全力壓制德國的經濟和軍事發(fā)展，主動與德國合作開發(fā)與聯合經營的建議顯然不合時宜。1950年4月16日，莫內等人將歷經9次修改之后的方案只能轉交給法國外交部長舒曼，卻得到了他的熱情支持。5月9日，舒曼正式公布了這份史稱“舒曼計劃”的文件。舒曼曾就讀于波恩、慕尼黑和柏林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還參加了德國軍隊，二戰(zhàn)中才剛剛加入法國籍。所以他非常希望能在他手上結束法德之間的宿怨，而現在的方案正找到了具體途徑。此方案很快在法國內閣通過，舒曼向國際社會宣布“舒曼計劃”在當時成了一條爆炸性新聞。“舒曼計劃”成為德法和解和歐洲聯合的一個里程碑。1950年6月20日，法、德、意、荷、比、盧六國發(fā)表聯合公報，表示愿意成立六國共同管理、共同開發(fā)和共同經營的歐洲煤鋼聯營集團。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外交部簽署了有 效期為50年的“歐洲煤鋼聯營集團條約”。這就成為歐洲、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六國共同移讓煤鋼領域的國家主權、建立超國界機構的和約，即各國政府從此不能再直接干涉本國的鋼鐵業(yè)與煤礦業(yè)。1952年8月按照舒曼計劃成立的超國家權力機構――高級機構誕生，莫內出任第一屆高級機構的主席。在他的努力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都先后建立了起來，它們與煤鋼共同體合稱歐洲共同體。還設立了專門法院，以仲裁其間產生的矛盾，這又首創(chuàng)了超國界的法庭仲裁。這就是今日歐洲法院的前身。
　　2　戴高樂和戴高樂主義
　　1958年戴高樂創(chuàng)建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他調整了第四共和國時期法國歷屆政府在外交上追隨美國的作法，奉行抗美獨立的外交政策：反對美國控制西歐，注重西歐聯合；反對美國把法國變成北約在歐洲的工具，謀求軍事上的自主權；反對美國在西方的核壟斷，發(fā)展獨立核力量；反對美國的冷戰(zhàn)政策，推行普遍的緩和政策。其結果是大大增強了法國的獨立性，動搖了美國在西方的霸主地位。他為法國制定的外交思想和原則離不開法國當時所處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使法國喪失了歐洲大國的地位，美國成了統治全球，特別是獨霸歐洲的真正盟主，西歐許多國家都在緊緊地追隨著美國，但是擁有大國之夢的戴高樂將軍卻極力為恢復法國的大國地位而不懈奮斗。他曾提出著名的“第三勢力”構想，堅決捍衛(wèi)法國的獨立外交路線。從二戰(zhàn)到戰(zhàn)后，特別是執(zhí)政期間，他不斷探索和實踐維護法國大國利益的獨立外交思想和原則，成功地制定了能夠提升法國大國地位和影響的外交政策與策略，對法國今后外交政策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重要影響。
　　作為美蘇霸權的堅決反對者，戴高樂把批判兩極體系作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為美蘇超級大國間的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是以犧牲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的不負責任的行為，而且由于美蘇冷戰(zhàn)而直接導致的歐洲分裂阻礙了歐洲國家長期以來基于地緣條件的相互往來與合作。戴高樂認為兩極體系是不穩(wěn)定的，希望以戰(zhàn)前歐洲的多極格局取而代之，在他看來后者至少較前者更為穩(wěn)定一些：它首先可以保證兩個超級大國在歐洲的衛(wèi)星國們獲得更大的獨立自主權利，從而使之在多極均勢中發(fā)揮其權重作用。正是出于這些考慮，為更好地發(fā)揮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法國以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身份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平衡兩極力量。由此，在西方陣營中――特別是在處理大西洋兩岸關系時――形成了一定程度上三頭政治的局面。
　　如果說戴高樂僅僅是想打破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這還不是其根本目的，對于他而言，真正重要的是法國的地位和角色。戴高樂希望法國能重新成為歐洲的一流強國，找回昔日大國的尊嚴，并以促進世界和平與民族獨立的推動者自居。在法國與歐洲的關系上，戴高樂關于歐洲聯合的構想具有三層含義：多國家的歐洲聯合、法國領導下的獨立歐洲以及建立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大歐洲。戴高樂的“歐洲觀念”是戴高樂為法國制定的對外政策思想和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樂主義的核心內容，并至今對法國的歐洲政策仍具有指導意義。陳樂民先生指出，若非戴高樂扛起自由法國的戰(zhàn)旗并使之擠身大國俱樂部，今天的法國恐怕不存在了。因此，無論是“民族國家的歐洲”、“歐洲人的歐洲”或是“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歐洲”，法國始終是戴高樂在關于歐洲秩序的所有構想中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出于以上考慮，戴高樂從四十年代后期開始便致力于構建一個“大歐洲”，這一概念基于歐洲分裂的現實，賦予法國以全歐洲代言人的角色。戴高樂認為建設一個聯合的歐洲首先需要法德兩國的密切合作，并為此奔走，終于1963年與德國總理阿登納簽署了《愛麗舍宮條約》(Traite－de l"Elysee)，標志著兩國關系正式和解。從這個角度看，法德軸心理所當然地成為現實中西歐共同體的發(fā)動機。
　　戴高樂的核心思想已發(fā)展成具有法國特色的戴高樂主義，其基本點兩個：首先，法國是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大國；其次，法國外交的獨立自主神圣不可侵犯。作為法國外交的指導思想，法國外交從60年代以來一直以戴高樂主義為準線，強調法國的大國定位，無論是蓬皮杜、德斯坦或是密特朗的關于大國權力的表述還是希拉克的關于釋放法國政治影響力以取代強權的說法都遵循著戴高樂主義的格調：“法國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為法國”。的確，這樣的戰(zhàn)略定位為法國在冷戰(zhàn)期間保持獨立自主捍衛(wèi)國家利益提供了指導，同時對于冷戰(zhàn)后國際新秩序的建構提供了參考。戴高樂之后戴高樂主義的首位繼承人是蓬皮杜，蓬皮杜在繼承戴高樂主義的過程中，執(zhí)行的是“緊縮的戴高樂主義”。雖然密特朗1981年競選總統時曾宣稱，將以法國式社會主義取代戴高樂主義，但在執(zhí)政以后，密特朗又公開說自己“繼承了戴高樂將軍的政策”。密特朗在其14年的執(zhí)政生涯中，雖然時時不忘法國式社會主義，但終究沒有脫離戴高樂主義的軌道。戴高樂主義的精神實質，是為法國制定的“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爭取恢復法國大國地位”的對外戰(zhàn)略。密特朗追求的仍然是法國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責任”，這與戴高樂沒有多大區(qū)別。
　　人們將希拉克的外交稱為新戴高樂主義，希拉克代表了在關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過程中的另一種聲音，它對一心奉行單邊主義，試圖在21世紀構建一個唯我獨尊“新帝國”的美國霸權主義，是一種有力的制衡。在這方面，希拉克作出了很大貢獻：1995年西方七國峰會上他首先提出了在全球化進程中關注“人性化”的表述，4年后的歐盟理事會科隆會議上七國在保留不同實現方式的前提下一致認可了這一觀念。人性化發(fā)展是法國政府在國際新秩序構想中著重強調的概念，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人性化自然包括了對人類發(fā)展的普遍關懷和對貧困國家發(fā)展的援助，它旨在防止出現個別個體和區(qū)域被排斥在全球發(fā)展之外以及由此給世界和平帶來的不穩(wěn)定因素。由此，新戴高樂主義站在一個全球戰(zhàn)略的高度，將以往法國在歐洲的絕對優(yōu)勢相對化處理；而面對全球化浪潮時則努力推廣自身理念，將以往借助冷戰(zhàn)體系而具有相對國際優(yōu)勢的法國逐步推向謀求全球化發(fā)展過程中的主導理念的角色。
　　
　　結束語
　　
　　隨著來自俄羅斯安全威脅的減弱，歐洲獨立意識有所抬頭。圍繞著歐洲主導權問題，在歐盟內部又出現了大西洋主義和戴高樂主義之爭。這實質上是美歐矛盾在歐盟內部的延伸：即以美國為主導的歐洲，還是歐洲人的歐洲?特別是隨著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后，大西洋主義和戴高樂主義之爭更為激烈。中東歐國家的入盟，成為美國實現在歐洲、甚至全球戰(zhàn)略目標主要借重的力量，并以此對堅持獨立自主外交的法國和德國進行牽制，以加強美國對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控制，以及加大對俄羅斯的防范力度。鑒于此，建立獨立于美國的歐洲更需要法國式的獨立外交，即以戴高樂主義抗衡大西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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