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現石油，發(fā)現中東 　　 　　作為政治地理概念的中東，開啟于兩大事件：蘇伊士運河的開鑿與發(fā)現石油。 　　1859年，蘇伊士運河開鑿始建；同一年，美國人德雷克在賓夕法尼亞發(fā)現油井，這是美國石油開發(fā)的開始，也是世界石油大規(guī)模商業(yè)性開發(fā)的開始。只是，當時的美國，在發(fā)達的歐洲之外。石油需要得到歐洲人的肯定，才會重新影響美國與世界。
　　后來晉升至英國海軍上將的費舍爾爵士，在一般描述里，被認為是發(fā)現石油價值最重要的歐洲人。1882年，當時還是英國海軍上校的費舍爾，認定那時只是用來做礦燈照明的這種“巖石油”未來前途無限――在當年一次公開集會上，他宣稱：英國必須改變海軍使用煤炭作動力燃料的現狀，而應選擇這種“巖石油”作為新型燃料�；厮葸@段歷史，威廉?恩道爾在其《石油戰(zhàn)爭》里描述：當時只有俄國輪船使用這種被俄國人稱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
　　費舍爾之所以被認為是石油最重要的發(fā)現人，在于他認真計算出這種煤炭替代能源的經濟性：用石油為動力的戰(zhàn)船沒有黑煙，不會暴露目標，而燒煤的戰(zhàn)船拖著長長的煙尾巴，10公里以外都能看見。燒煤的動力裝置，要達到最大馬力，需要4～9小時，而燒油則只需要5分鐘。要給戰(zhàn)艦提供油料，只要12個人工作12個小時，而提供同樣能量的煤，則需要500個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量，每天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這對于一支船隊來說，是非常關鍵的。無論船隊是商船隊還是海軍艦隊，以油作為動力，其活動半徑是以煤為動力船隊的4倍。
　　但是，當時英國人并不認可費舍爾的這種念頭。很幸運，費舍爾熬到了英國海軍大臣的位置。1904年，甫一上任，費舍爾即成立專門委員會，“考慮并確保英國海軍石油供應”。
　　英國人的第一個獵物是澳大利亞業(yè)余地質學家威廉?諾克斯?達西與他手里的波斯石油特許權。19世紀90年代，新波斯（今伊朗）國王希望國家進入現代化，他召見了達西，要求他幫助波斯建設鐵路。作為回報并為了換取大量現金，國王1901年授予達西一項特權：在60年的時間里，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波斯的土地上自由探采石油，所有發(fā)現的與石油有關的財產，都將歸他所有。達西支付了大約2萬美元的現金，并同意只要找到石油，他都從銷售額中支付給國王16%的礦區(qū)使用費。4年后，也就是在費舍爾當上海軍大臣之后，英國人找到了達西，說服他將手里的授權轉讓給英波（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后來英國政府購買了股份，并占據了公司的主導地位，只是未有公布。英國獲得了它的第一個石油資源。
　　10年后，英國人在中東獲得了更大的石油機會。1914年3月19日，根據《外交部協(xié)定》英波公司在重組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掌握50%的股份，德意志銀行和殼牌石油公司各持股25%。另按協(xié)議，英波公司與殼牌公司各拿出2.5%作為“受益人利息”給土耳其石油公司創(chuàng)始人卡洛斯特?古爾本金。這一協(xié)定的簽約方還必須接受一個“自我放棄”條款，即除非通過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他們當中任何人不得在奧斯曼帝國任何地方單獨從事石油生產。這一限制性條款，表明這家新公司控制了整個奧斯曼帝國土地上的石油資源�？瓷先ィ�德意志銀行在此獲得了25%的股份，但如果深入探究，卻不盡然。這時候，德國事實上被美國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公司所控制――標準石油公司所屬的德國石油銷售公司控制著德國銷售總額的91%，而德意志銀行只擁有標準石油公司德國銷售公司9%的股份。
　　1911年，溫斯頓?丘吉爾接任費舍爾擔任英國海軍大臣，他立即游說，要求把海軍軍艦動力燃料改為石油。而且，同樣也是在他敦促下，英國政府秘密購買英波公司（今為英國石油公司〈BP〉）大多數股份。石油成為英國未來戰(zhàn)略利益的核心所在。
　　在因為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中東成為連結東西方最便捷通道后，石油開始成為這一地區(qū)最有戰(zhàn)略價值的資源，它深刻地影響了這一地區(qū)的形成與發(fā)展。
　　
　　石油公司們的中東：權力基礎
　　
　　“二戰(zhàn)”之后，按馬歇爾一攬子計劃里的數據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西歐能源消費結構中，有90%來自煤炭。由此可見工業(yè)發(fā)達并領先的國家，比如英國、德國對石油的重視，在當時之超前。戰(zhàn)后經濟重新啟動，數據表明：1947年歐洲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僅占歐洲進口石油的43%，一年后即迅速增為66%，1950年則達到了85%。
　　問題是，誰向歐洲提供了這些中東的石油？石油雖為國家利益所系，但并非國家本身提供石油產品。很多時候，我們忽視了石油作為產品生產及流通的現實狀況。這種粗疏，任何立論都嫌空洞。所以，失去對石油公司尤其是其權力的觀察，我們無可理解權力變遷。
　　除了英波公司的伊朗石油，最為關鍵的是中東石油控制條約（1920年《圣雷莫協(xié)定》），即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結構安排：英波石油公司47.5%、英荷殼牌石油公司22.5%、法國石油公司25%、古爾本金5%。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英國獲勝，保持住了自己對中東的控制。但是，這份具體保持對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控制的協(xié)定，卻面臨挑戰(zhàn)。
　　1911～1920年，美國的石油消費增長了90%；這一期間，美國機動車從180萬輛增至920萬輛，因此迅猛增長，石油供應能力成為美國人普遍的擔心。而美國礦產局局長1919年預計：“在今后2至5年內，我國油田生產將達到上限，此后我們將面臨日益加快的下降階段�！睂ξ磥硎�油短缺的擔憂，迫使美國石油公司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新的石油來源。中東的石油，對美國人而言，當然重要。但是，《圣雷莫協(xié)定》拒絕了美國公司，這一協(xié)定規(guī)定：非經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任何公司將不可進入這一地區(qū)開發(fā)。如果說，“一戰(zhàn)”之前，土耳其石油公司還有25%股份歸德意志銀行所有，而美國控制了德國的石油供應，因而可以間接進入中東，那么，作為參戰(zhàn)國并是勝利方的美國，戰(zhàn)爭結束后反而失去了機會。
　　美國公司不能進入緬甸、印度與波斯，現在又擠不進最有石油潛力的奧斯曼帝國�！妒�油戰(zhàn)爭》里記錄：1921年4月21日，美國國務院代表美國標準石油公司正式發(fā)表聲明，強烈要求參與中東的石油開采，英國外交大臣柯曾勛爵給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發(fā)了一封簡短而又粗暴的回信，聲稱在英國控制下的中東不允許任何美國公司進行石油開采。
　　兩屆美國政府――威爾遜政府與哈定政府，都堅定地支持美國石油公司的海外擴張；而且針對英國的粗暴，美國威脅說新澤西石油公司將切斷對英國的石油供應。1922年，美英石油公司開始談判，6年后土耳其石油公司（此時改名為伊拉克石油公司）重新確定股權結構：英波石油公司、英荷殼牌石油公司、法國石油公司以及代表美國石油公司利益的近東開發(fā)公司各占23.75%的股份，古爾本金仍控制5%。美國公司終于擠進中東，代表美國的是5家公司：埃爾索（新澤西標準石油）、美孚（紐約標準石油）、海灣煉油、大西洋煉油和泛美石油。
　　簽訂這份新協(xié)定，土耳其石油公司創(chuàng)始人古爾本金說在最后一次會議上，他拿起一只紅鉛筆，在一幅中東地圖上沿著已不復存在的奧斯曼帝國的邊界畫了一條線，確定了聯(lián)合經營的范圍，于是這個影響深遠的石油協(xié)定從此以《紅線協(xié)定》而著名。
　　只是，紅線未能阻擋住美國公司進入中東的步伐。
　　正當美國石油公司（近東開發(fā)公司）擠進《紅線協(xié)定》之際，美國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購買了巴林石油的租讓權，這引發(fā)了美國與英國一年時間的外交交涉。最終加州標準石油仍拿到了巴林租讓權，只是這里產量有限；隨后，以巴林作為跳板，1933年，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與沙特簽訂租讓權協(xié)議；后來證明此舉足夠英明，沙特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量。而美國公司在沙特取得了近113.92萬平方英里的租借地，相當于美國國土面積的1/6，占沙特國土的70%。同一年，英國的英波公司與美國的海灣公司各持股50%，又拿下了科威特的聯(lián)合開發(fā)權。之后，更多美國的獨立石油公司以各種方式進入中東。
　　至此，僅在1933年，美國在中東石油所占份額是：紅線范圍之內（原奧斯曼帝國版圖）占23.75%，在巴林與沙特占100%，在科威特占50%。此比例已具領先之地位。重新分析英國捍衛(wèi)自己中東權力的兩次大戰(zhàn)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英國傾其全力的戰(zhàn)爭，若以石油資源爭奪為例，其實已然落空。這種悄無聲息的權力演變，實則意味著控制范式的變化�！岸�戰(zhàn)”結束前的1944年，美國已控制中東已探明的石油蘊藏量的42%。之后，除上述巴林、沙特與科威特的份額外，美國新增的石油版圖包括伊朗的40%，伊拉克的25%。
　　我們回到“二戰(zhàn)”結束后，歐洲尤其是西歐對中東石油依賴的大幅增長，其利潤流向當自明確。美國政府根據馬歇爾計劃向歐洲提供了131億美元的貸款，其中購買美國石油公司在中東生產的石油和石油產品的，就花費了13.896億美元。
　　傳統(tǒng)以殖民地安排控制世界的方式，以石油為例，迅速被要求門戶開放、跨國公司進入的美國方式取代。經典的地緣政治分析模型，至此必須建立跨國公司參數，至少必須以此為基礎理解權力安排。非此，任何分析都將失之武斷與片面。未來的石油戰(zhàn)爭與作為武器的石油，亦須循此結構進入觀察。
　　
　　薩達特的戰(zhàn)爭：以戰(zhàn)致和
　　
　　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zhàn)爭，讓當時的宣傳部門負責人薩達特意識到：“今天，世界上只有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lián)�！�1970年，薩達特出任埃及總統(tǒng)，他在自傳里他說：“紙牌的99%掌握在美國人手里。盡管這讓人生氣�！币�注意的是，薩達特說這些話時，埃及與蘇聯(lián)是盟國。
　　不過，只是選擇性地注意薩達特對美國的贊美，必將偏頗。作為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權力中心，埃及在納賽爾時代，被基辛格描述說：“納賽爾竟然手法靈活，玩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以，我們理解埃及，必須從埃及自身的國家利益進入。有意思的是，外部條件也極有趣。薩達特在其自傳里描述他接任總統(tǒng)后第一次去蘇聯(lián)：勃列日涅夫問：“你是否知道清單里有4架米格25的戰(zhàn)斗機？我再給你提供30架。”――這一說法解脫了先前薩達特與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與國防部長的爭吵。那個爭吵的原因是，蘇聯(lián)人說可以提供飛機，但飛行員必須由蘇聯(lián)指揮。薩達特當然斷然拒絕。不過，米格飛機緩和了他們的爭吵。4架米格25的蘇聯(lián)飛機果然到了埃及，但薩達特仍無權指揮。埃及最后通牒：要么賣給我們，要么開走。結果蘇聯(lián)人將飛機開回去了。
　　作為大國的附庸，從來沒有愉快。既然納賽爾可以玩弄兩個大國，那么薩達特為什么不可以？只是，薩達特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而不僅僅出于“玩弄”目的。1972年，薩達特簡單直接：將全部1.9萬名蘇聯(lián)軍事專家驅逐回國，離開埃及。
　　“二戰(zhàn)”之后，40多年時間里，美蘇兩國以“冷戰(zhàn)”的方式在全球爭霸，這是我們過去的歷史。但是，回到中東，回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這兩個國家在中東的真實狀況如何？無此觀察，當無可理解薩達特以及埃及的選擇，當然也無法理解中東經“十月戰(zhàn)爭”一役而帶來的結構性變化。
　　簡單看，美國的石油公司雖然在中東占有絕對的石油資源控制權，但直到1972年，美國也僅有5%的石油進口，而且中東只占進口的18%。中東石油，作為國家能源結構比重，在此刻，對美國影響有限。再看蘇聯(lián)，“二戰(zhàn)”之前，蘇聯(lián)即為重要的石油出口國；“二戰(zhàn)”結束后，1958年蘇聯(lián)的石油產量接近當時世界第二位，出口量更巨，是美國石油生產的主要競爭者。由此來看，中東的美蘇之爭，深層因素，當然是意識形態(tài)而非單純資源。至此，當蘇聯(lián)建立以埃及、敘利亞為主軸，美國完成以沙特、伊朗為支撐的中東控制體系后，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表現為埃及與以色列的沖突背后，只是美蘇兩國意識形態(tài)的征場而已。爭斗20年后，兩國當然耗資不菲。70年代，“不戰(zhàn)不和”維系阿以現狀，成為兩國主體政策選擇。
　　在《我的一生》里，薩達特描述他接任埃及總統(tǒng)之際看到的美國人的一份關于埃及的經濟形勢分析：他們在報告里說：“讓納賽爾去叫喊吧。不久，他們就會因為經濟因素，而跪下求饒！”薩達特找來埃及財政與經濟部長，很遺憾，美國人的報告不是心理戰(zhàn)。部長說：“國庫空了。我們?yōu)l臨破產邊緣�！卑l(fā)展經濟，而非成為阿拉伯革命中心，成為薩達特的選擇。循此邏輯，經濟之發(fā)展，需有和平之格局――“不戰(zhàn)不和”，美蘇雙方都拒絕了埃及發(fā)展之選擇。
　　如此一來，和平竟需由戰(zhàn)爭來獲取。這其間多重轉折，基辛格說得明白：“薩達特不指望在領土方面得到多大的好處，而是希望出現一種危機以改變各方處于僵化的態(tài)度――從而開辟通向談判的大門。他的目的與其說是著眼于軍事，不如說是出于心理和外交上的。”
　　埃及與以色列的戰(zhàn)爭，雖經“六五戰(zhàn)爭”形成埃及出戰(zhàn)、阿拉伯產油國出資的慣例，但回到埃及、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的軍事能力比較，勝算仍是未定。埃及《金字塔報》編輯法赫米?胡韋達在其專文里比較：1971年國防預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埃及占21.7%、敘利亞9.8%、以色列23.9%；而花在每個士兵身上的錢，埃及4600美元，敘利亞1571美元，而以色列平分在正規(guī)軍每個士兵身上則達59360美元；即使加上后備軍，每人的平均數也高達19273美元。“阿拉伯國家無論何種數字，都遠遠低過以色列的最低水平�！�
　　結果，“三流的國家，發(fā)動了一場一流的戰(zhàn)爭！”這是薩達特的天才所在。
　　“十月戰(zhàn)爭”，在15天的戰(zhàn)斗時間里，擊毀坦克總數估計有3000輛。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那場最大規(guī)模的坦克戰(zhàn)――蒙哥馬利與隆美爾在北非進行了6個月的坦克會戰(zhàn)，最終雙方損失的坦克也不過650輛。但是，戰(zhàn)爭以及勝利，并非薩達特的理想，只是手段。
　　1977年11月，薩達特打破埃以之間30年來的敵視與對抗，對以色列進行歷史性訪問。在機場，他對不相信他的選擇、認為這一如“十月戰(zhàn)爭”時的詭計的以色列參謀長穆爾?古爾說：“我絕不玩道德上的詭計。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上的詭計是允許的，但我不贊成道德上的詭計。”薩達特的選擇，完成一種阿拉伯與以色列關系史上偉大的逆轉，即由對抗而談判。為著這一和平的目標，埃及與薩達特當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放棄大阿拉伯的幻象；將主導中東的政治權力讓渡于石油，即經濟權力。歷史學家評論薩達特：“沒有野心去統(tǒng)率一個疆域從大西洋到波斯灣的統(tǒng)一的阿拉伯民族；作為一名埃及民族主義者，他想集中精力振興埃及而不是實現泛阿拉伯主義的夢想�！�
　　“十月戰(zhàn)爭”的傳奇當然不止于此。埃及驅逐了蘇聯(lián)專家，結果在戰(zhàn)爭真正爆發(fā)前，蘇聯(lián)人運來了他們3年前即許諾的武器。可是，當戰(zhàn)爭結束，蘇聯(lián)人卻發(fā)現日內瓦和會的會議室里沒有了他們的座位――可蘇聯(lián)卻是戰(zhàn)爭和解談判日內瓦和會的發(fā)起者之一。埃及與敘利亞選擇美國、選擇基辛格進行斡旋，并在斡旋下達成脫離接觸協(xié)議。
　　在埃及，蘇聯(lián)也出局了。
　　
　　石油作為武器：權力位移
　　
　　全球石油儲量，每次新的探測，都會有新的數值出現，通觀下來，在已探明的儲量里，中東占有全球儲量的2/3。但是，遲至上世紀70年代，無論美國還是蘇聯(lián)，在其本國石油這種戰(zhàn)略資源的結構上，對中東石油，并無依賴。這構成了另外一種結構，即控制者與消費者的分離。
　　誰更依賴中東石油？歐洲，尤其是西歐。以1973年1～6月統(tǒng)計，中東石油所占國家石油比，最高為意大利79%，最低為英國63%；除此之外，日本亦高達76%。
　　如果回到石油的具體生產與流通，與控制者/消費者分離一樣，資源所有者（中東國家）與資源的生產者（跨國公司），同樣存在著分離。那么，當沙特國王費薩爾決定把石油作為一種武器來使用之際，相互依存，原本未為外人所知的隙縫，隨即清晰展示。復雜的權力關系，因此戰(zhàn)爭有了結構性的變化。相對于薩達特的埃及夢想及其實現，他的十月之戰(zhàn)，間接的價值更重要，完成了各種石油權力基礎結構調整。只是它不像戰(zhàn)爭那樣具有高度傳播性而已。
　　資源所有者與生產者之間的沖突，最早發(fā)生于伊朗。按西?內?費希爾的《中東史》統(tǒng)計：1947年，伊朗政府僅從石油產地使用費和稅款中收到1988萬美元，而英國政府卻獲得利稅5600萬美元。1951年伊朗國會通過關于石油工業(yè)國有化決議，隨后當選的首相摩薩臺堅決執(zhí)行石油國有化……兩年后，伊朗政府失敗，巴列維國王執(zhí)政。美國也由此進入伊朗，后來伊朗在近30年時間里，一直是美國在中東的一根支柱。堅持國有化的首相摩薩臺，卻被伊朗當局以謀叛罪判處3年徒刑，國王為他減刑1年半。伊朗后來的種種變故，這是起因之一�？鐕�石油公司，研究它不可忽視之處是它的背后始終有公司所在國的利益。全球范圍內的經濟活動，永遠沒有純粹的經濟，有的是政治經濟。早期美國政府對中東石油的利益讓步，是沙特，1950年因為朝鮮戰(zhàn)爭緣故，美國需要穩(wěn)定的石油保障，促成阿美石油公司與沙特實行利潤平分。由此，又誕生美國在中東的另一支柱：沙特。
　　真正改變資源國與跨國公司關系并獲得成功的例證，來自利比亞的卡扎菲。利比亞因其石油工業(yè)后發(fā)格局，采取了高度分散的租讓模式，有17家石油公司在84個租讓地上中標。那么，當蘇伊士運河沖突發(fā)生，油輪運輸中斷之際，利比亞的地利價值得以顯現――可直接而迅速穿過地中海運抵意大利或法國。1969年9月，卡扎菲推翻了親西方的伊德里斯國王，隨即要求石油公司提價……卡扎菲竟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菰锏氖�油專門書籍里評論利比亞與卡扎菲對于中東國家的價值：第一，顯示了政府還可以通過提高價格來增加收入（之前只是提高產量，而產量越高價格越低）；第二，跨國石油公司單方面決定原油標價的權力被打破了。此舉的價值是，產油國重新開始爭取主權和對本國石油資源控制權的斗爭。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溫和的沙特一直是美國在中東地區(qū)的平衡器。阿以沖突，美國軍事援助以色列，用以達成阿以平衡；而石油安全，儲量最大石油生產國沙特不介入阿以沖突，即可保證。但是，“十月戰(zhàn)爭”，費薩爾再三向美國申訴阿拉伯國家權力與主張遭拒之后，石油作為武器，無可逆轉。阿以沖突與石油安全兩個先前斷然分開的部分結合之后，格局巨變。
　　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實行選擇性禁運，以及提高石油價格之后，歐洲和日本立刻與美國的中東政策拉開了距離。利益差異，美國與其傳統(tǒng)盟國因石油而導致國際政策出現巨大裂縫；其結果，又反過來促使跨國公司與資源國關系的重新定位――戰(zhàn)爭結束后，伊拉克、科威特、卡塔爾和迪拜的石油業(yè)全部實現國有化。因此一役，石油輸出口組織正式登上國際政治舞臺，并成為國際石油市場決定性力量。石油權力在大規(guī)模位移同時，又產生了新的權力。
　　1973年的“十月戰(zhàn)爭”，石油作為武器登上歷史舞臺，作為一種新的權力方式，它所改變的世界直接而迅速。僅僅8年時間，1981年，石油價格由曾經的2.12美元，一路飆升到36～40美元。全球經濟在經歷石油沖擊后，進入新的運行周期。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但隨著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崛起，這似乎成為難以完成的任務。
　　高油價對全球經濟巨大影響，甚至對石油輸出國也未必無弊，這當然是“十月戰(zhàn)爭”帶來的真實現實。但拉開一定的時間距離后，新的疑問出現了：誰是高油價的受益者？
　　以此次石油戰(zhàn)爭的“主戰(zhàn)場”歐洲為例，復旦大學博士趙慶寺在其論文里梳理說：實際上，由于歐洲在1973～1974年的暖冬和油價上漲，歐洲石油消費下降，歐洲石油市場從未有過真正的短缺。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禁運期間），主要歐洲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荷蘭的可用石油只比上年同期低了5%。但是，真實的狀況在那個時期，并不被人們相信與需要。甚至在進口中東石油極少的美國，公共輿論分析者揚克洛維奇在一份備忘錄里寫道：“民眾正日益擔心國家將耗盡能源。各種情緒結合一起已經造成一個由錯誤的消息、懷疑、混亂、恐懼交雜在一起的不穩(wěn)定的公眾情緒�！碑斈昝绹�的輿情調查表明，認為國家會好起來的公眾，1973年5月為62%，而11月則降至27%。
　　除了埃及以及中東石油輸出國，石油危機沒有其他受益人？世界沒有這么簡單。在公眾情緒極度混亂、充滿懷疑與恐懼的美國，國會聽證會是解決此種危機的一種途徑。最有名的參議員亨利?杰克遜領導的參院常設調查小組主持的聽證會，結論是：譴責石油公司提價賺取“骯臟利潤”。石油公司利潤從1972年的69億美元增長到1973年117億美元，1974年又增到164億美元。即使從中東國家的角度觀察，當年《金字塔報》總編輯�？�爾也描述說：“說來荒謬的是，正當人們認為存在著一場能源危機的時候，正當美國處于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抵制的情況下，美國石油公司卻獲得空前未有的高額利潤。據估計，1973年阿拉伯國家從石油漲價中獲得了600億美元，石油公司除了從原油中所應獲得的利潤外，又從各種附屬的業(yè)務活動中獲取利潤，這樣一來，產油國每獲得1美元，它們則大約獲得7美元�！�
　　當時的美國媒體基本傾向陰謀論的解釋，《石油戰(zhàn)爭》的作者對“十月戰(zhàn)爭”的理解更是如此。媒體一般所論：基辛格策劃了這場石油危機以提高美國同歐洲和日本的競爭中的優(yōu)勢；而此舉則又可轉移美國公眾對尼克松“水門事件”的關注。所以，�？�爾描述說：“美國和蘇聯(lián)這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上的統(tǒng)治正受到西歐、日本和中國這三個新來者的挑戰(zhàn)。1973年以后，西歐和日本的挑戰(zhàn)完全消失了，而中國則仍舊站在場外旁觀。到頭來，還是要由美國人來決定石油價格�！�
　　爭奪石油的戰(zhàn)爭，與把石油作為武器的戰(zhàn)爭，結果當然會出乎一般人想象。對美國進行石油禁運的這次“戰(zhàn)爭”，其結果，公允的評論來自趙慶寺：“石油禁運和國際石油漲價，美國繼續(xù)從這種激進的變化中獲益。首先，國際石油公司在石油危機之后獲得了大量利潤，大部分國際石油公司屬于美國；第二，由于美國對進口原油依賴程度有限，美國能夠使自己的能源定價體系脫離國際石油價格。由此使得美國工業(yè)比世界其他地區(qū)的石油工業(yè)享有更多的成本優(yōu)勢，因此美國能夠在新形勢下取得巨大的優(yōu)勢。”結果在意料之外吧。放松一些，不妨借用德國首相俾斯麥100年前的調侃：“上帝對傻瓜、醉漢和美國給予特別的保護。”
　　石油，一種可以控制所有國家的戰(zhàn)略資源，其控制與反控制，永遠是高智力的活動。傳統(tǒng)地緣政治所未及涉及的跨國公司，擁有何種權力以及如何行使權力，仍是未曾明確的陰影所在。一場戰(zhàn)爭所帶來的權力變遷，或許需要更長的時間觀察。
　　
　　更復雜的后來
　　
　　薩達特啟動的這場“十月戰(zhàn)爭”，可以肯定至少有一個失敗者：被埃及拋棄的蘇聯(lián)。但是，歷史的進程可以輕易地樂觀或悲觀？失去了中東埃及這個關鍵支撐點，蘇聯(lián)退場了嗎？沒有。1979年12月27日，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這當然可以被視為尋找中東的另一支撐點。
　　從石油危機里獲益的美國，當可樂觀？蘇聯(lián)入侵阿富汗之前，1979年11月4日，伊朗發(fā)生人質危機事件，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工作人員被扣留成人質。油價由此再度飆升，史稱第二次石油危機。經營近30年的美國在中東的一個支柱，瞬間倒塌，至今仍未修復。
　　1980年9月23日，伊位克、伊朗之間爆發(fā)長達8年的兩伊戰(zhàn)爭。
　　……
　　更為深刻的變化是，1994年，原本無須依賴外國石油的美國，其進口石油占其全部消耗量的50.4%，首次超過國內需求量的一半，而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又占到進口總量的一半。在這一事實之下，1991年美國打擊伊拉克的海灣戰(zhàn)爭，以及此后推翻薩達姆的伊拉克戰(zhàn)爭，其基礎性動力，一目了然。
　　這場海灣戰(zhàn)爭，加之此前發(fā)生的蘇聯(lián)從阿富汗撤軍，“冷戰(zhàn)”宣告結束――所以，多數研究者將海灣戰(zhàn)爭定義為：美國在中東取得了主導地位。
　　中東權力果然定于一尊？1993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fā)表了《文明的沖突？》，這篇文章3年內引發(fā)的爭論，“超過了這本雜志40年代以來所發(fā)表的任何一篇文章”。亨廷頓論述說：“西方文明并無普世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實現了現代化，而實現之后又都反對西方價值而復興本土文化，實現自我伸張�！蹦敲�，循此所論，在新的權力結構下的中東，將會有什么樣的未來？亨廷頓的答案是：（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沖突。
　�。ㄕ�自《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11年第11期）
　　【本欄責任編輯 蔣星萍】

相關熱詞搜索：中東 變遷 權力 石油中東 權力變遷 石油中東權力變遷 石油中東的權力變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