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在英國議會大廈旁聽下院辯論，一是感慨時為反對黨領袖的卡梅倫口才之好；二是感慨昔時“日不落帝國”的權力中心竟如此晦暗不彰，19世紀的瓦斯宮燈如記憶般昏暗地守護著這座哥特式建筑的每個角落。穿行在它幽曠的走廊里，時間回流了，移步換景處，維多利亞、小皮特、丘吉爾等一一從兩側巨大的肖像壁畫里走出來，現實的穿行者反倒虛化了。
　　造訪倫敦之前，以為只有劍橋這樣的“琥珀之城”才將物質享受與精神福利的關系配置得如此格格不入于這個時代：一方面，九萬劍橋人奢華地分享著三十多座城堡式教堂的靈魂呵護；另一方面，實體意義上的劍橋仍活在歷史中，仿佛來自中世紀的瓦斯燈光聊勝于無地照拂在確鑿是中世紀的街道上。在劍橋，歷史作為存在比“現在”更毋庸置疑。劍橋的路政設施總在修修補補，而且修舊如舊。在這種“修修補補的保守主義”中，不是歷史為現在讓路，以創(chuàng)造一個無歷史的現在，而是現在被歷史吸納了，成為擴容了的歷史的一部分。
　　難道不是只有“現在”才是唯一重要的存在，而歷史可以輕易創(chuàng)造？在中國，一項經濟政策的出臺，一次搶先觸線的跨欄跑，一部票房過億的影片，不都在宣稱“創(chuàng)造歷史”？“革命”擱置了，斷裂思維依舊。一個尚未徹底作別計劃經濟年代的民族難以理解劍橋/英國對歷史的尊重，在“全面社會工程”的視域下，具體的歷史不過是“歷史必然性”的又一個例證。這種“歷史必然性”的天堂之光不但灼燒了未來（開放性），也焚毀了過去(唯一性)，而同時失去了過去與未來參照的“現在”無法兀自確立。構成今日中國時代情緒的茫然無措，不僅源于空間上的無從定位，更源于時間維度上的自我迷失。而英國人對歷史的尊重，正是在不斷地和歷史保持對話及不斷地豐富歷史內涵的前提下使現在和未來成為歷史的自然綻出。這種經常被稱為“經驗主義”的歷史態(tài)度不以上帝自居，不試圖以“歷史必然性”的口吻居高臨下地解釋世界和為世界的問題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不因為弄懂一個分子式就以為可以弄懂整個世界�！皻v史必然性”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發(fā)現了歷史必然性并依據必然性來設計的歷史，與沒有發(fā)現歷史必然性因而只能在盲目中自發(fā)演進的同一段歷史是否會表現出同樣的形態(tài)？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歷史必然性的發(fā)現與否意義何在？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歷史必然性寄身何處？
　　但是，至少可以把低效污染的瓦斯燈換成節(jié)能燈吧！在我國公共照明史上比瓦斯燈領先若干個時代的高壓鈉燈都處在淘汰之列了。發(fā)起于路政系統(tǒng)的“推倒重來”運動，作為當下中國“環(huán)保創(chuàng)世紀”的一部分，篤信“綠色低碳”再造世界的能力，其標準句法是：一旦用“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甚至“零排放，零能耗，零污染”的新燈具（通常指太陽能技術）取代“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的舊燈具，則不但照明的亮度增加百分之幾十幾點幾，而且每年可以節(jié)省電能多少千萬度，相當于節(jié)約電煤多少百萬噸，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多少萬噸。如此違背辯證法精神的表述靠忽略以下考量而成立：首先，新燈具的生產消耗幾何？新燈具的配套建設消耗幾何？這些消耗不僅包括能源，還包括原材料、勞動力和機器設備等物質資源，即廣義的能源，而這些消耗最終都會以碳排放和環(huán)境污染的形式表現出來；其次，原有照明系統(tǒng)的人為廢棄（物品折舊或無形折舊）造成多少資源的浪費？這些提前報廢的設備又會造成多少萬噸的以二氧化碳計算的污染？最后，在每個具體的燈具更換工程中，它所節(jié)省的資源與消耗的資源之間究竟形成了怎樣的數量關系？它在“節(jié)能減排”的同時又制造了多少能耗或排放？所謂“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的產品修辭，表達的是一種事實，還是僅僅是一種修辭？
　　節(jié)能燈是否節(jié)能？單就節(jié)能燈自身的功能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若把節(jié)能燈的安裝放置到牽涉折舊與報廢的工程語境中，答案其實超出了我們的計算能力。節(jié)能燈并不是或并不一定是一個科學的命題，毋寧說它更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一種有關環(huán)保的神話。
　　作為哲學的環(huán)保起于對生態(tài)災難真相的認知與揭示，這種揭示由于客觀上切中了當代世界最為根本的環(huán)境體驗，進而啟動了由真相到真理的轉變過程，并據此對生活世界實施邏各斯的統(tǒng)制。而一旦環(huán)保具備了定義“政治正確性”和派發(fā)道德身份的可能，它所開啟的話語空間便不得不接受更先在更強勢的社會力量，尤其是資本的殖民。事實上，環(huán)保的意識形態(tài)化本身就是資本強迫自治自洽的環(huán)保話語王國開放為超級符號市場以容納競爭性闡釋的過程。自19世紀科學取代宗教成為認識與改造世界的圖式，資本作為科學的孵化器便充當了知識/生產力體制的庇護者和新的權力終端。上帝創(chuàng)造了一個自然的世界，資本則創(chuàng)造了一個人工的世界，資本作為新的造物主而領有現代世界的一切。資本還通過為現代文化設定基本詞匯和提供全能的定義機制，而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元論、最高真理、終極理性，和當代人的集體命運。同時支配了物質和象征兩種生產方式的資本與其市場和消費主義一道組成了世俗時代的“三位一體”，取代了圣父―圣子―圣靈的基督教三位一體。資本首先有選擇地讓某些環(huán)保話語成為抽離特定語境的僅僅作為意識形態(tài)加以運作的象征符號，然后將這些符號程式化地應用于產品開發(fā)與銷售策略，在便利地使“環(huán)保”服務于資本增值的同時也讓這些遭受符號學盤剝的話語凌空蹈虛，不再回指環(huán)保本身。資本對環(huán)保話語的擾亂是環(huán)保的通天塔難以建成的關鍵原因。
　　資本與環(huán)保不是無關，而是負相關。資本不但是環(huán)境惡化的終極原因，環(huán)境惡化本身還可以利用為資本贏利的空間，比如純凈水、空調制造出來的“自然風”和綠色蔬菜。資本對環(huán)保的收編徹底解除了后者的批判性。資本使環(huán)保表現為直接物質性的技術現實，而環(huán)保成了資本的職能。被資本裹挾了的環(huán)保除了被裁剪成資本話語織品上一塊塊招搖的補丁，不可能從根本上質疑資本在宇宙論上的原罪。環(huán)保汽車、環(huán)保內衣、環(huán)保方便袋，“環(huán)�！弊鳛樽晕沂�魅的神話取得了空前的認同。借助“碳排放權”這一概念，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碳基金公司不但將碳排放權商品化，進而還推動了碳排放權市場的虛擬化以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fā)。國際資本化腐朽為神奇的“廢氣變黃金”過程顯然早已從“低碳經濟”的目標中異化出來，但正是“低碳經濟”這一說辭使傳統(tǒng)產業(yè)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西方國家占據了經濟倫理的檢閱臺，為全球經濟啟示了新的游戲規(guī)則，為“核心競爭力”賦予了新的內涵，為原有國際等級秩序的維系提供了新的權力技術，最后，成就了所謂“第二次現代化輸出”的新的意識形態(tài)。新意識形態(tài)的虛偽性在于：靠犧牲本土資源或環(huán)境為西方資本生產剩余價值的第三世界車間，它們的犧牲非但得不到補償，比如資方無償提供的節(jié)能技術，反而還必須以購買碳排放權的方式為自己購得犧牲的資格。當碳排放權由此成為資本獲利和投機的工具時，將“低碳經濟”的承諾輕易地托于資本之手，其荒誕何異于與虎謀皮！
　　經由資本的中介，環(huán)保從關注環(huán)境到推銷商品的職能轉換悄然發(fā)生，“低碳經濟”亦在不覺間經歷了由限制碳排放到利用碳排放瘋狂吸金的異變。消費主義作為全球化資本時代的總體性意識形態(tài)，它的那套理解世界的框架決定了它只能將環(huán)保與消費聯系起來，我們非得作為消費者才能從事環(huán)保。在“人民”（people）解散為“人們”（mass），社會共同體分裂為個體和國家這對立兩極的現代文化結構下，消費主義為精神無著的人們提供安置生命意義的廉租房，廉租房的房客們身為消費時代的既得利益者，自然發(fā)不出對于環(huán)境污染的形而上的抗議，他們寧愿相信污染不過是為無限美好的消費社會所納的稅，至多考慮在工藝技術的范疇內做些補救。因此，消費主義作為資本的自我意識，它對世界的控制根本不必訴諸人身占有這一粗暴而昂貴的關系。消費主義或許作為某種外在壓力而出現，但它的統(tǒng)治通過人的內在服從而實現，這種服從因為卸掉了存在的重負和意義的詰問而散發(fā)著難以抵抗的誘惑力；而且，消費主義是一種簡化世界的觀念裝置，它使我們覺得像環(huán)保這種嚴肅的事情也可以用一種輕松的消費加以完成。消費主義的環(huán)保根本面對不了真正的環(huán)境問題，面對不了生態(tài)危機已轉化為生存危機的事實。為了滿足我們對環(huán)保產品強迫癥般的需求，更多的資源被消耗，對環(huán)境的污染變本加厲，只是――而且因為――這次使用了“環(huán)保”的名義。“環(huán)�！边@個詞已經風干成一具圖騰，在資本為環(huán)保改建的語言家園里，真正的環(huán)保主義者沒有片刻在家的感覺，人們正在喪失反思和追問的能力：環(huán)保到底是什么？保護什么？以怎樣的方式進行？消費主義化了的環(huán)保是否還能同自己的真實需要進行對話？能否建立同資本決裂的解釋框架，以安置環(huán)保的敘述，重建語言與現實的關系？如何使環(huán)保成為一場生存革命，以真正環(huán)保的生活方式取代消費主義，而不只是一場心在廟堂的文化叛亂，叛亂是為了資本的招降與安撫？
　　嚴格地說，消費主義也不是人性失敗的原因，它只是搭建了人性表演的舞臺。資本/市場/消費主義本身都是無辜的，使它們臭名昭著的是人本身。消費之成為主義，源于人們把它感受為誘惑，源于人們對于它的誘惑只是作為被動的客體加以接受，而不能作為有意識的主體加以批判性的面對。如果每一個人都能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和力量，以個人的方式承擔某種共同體的命運，確立責任對于欲望的優(yōu)先秩序，環(huán)保的達成根本不需要疊床架屋的組織結構，不需要“自然之子”之類標志特許經營的官方執(zhí)照，不需要到各色基金會申請贊助和打橫幅表態(tài)，需要的只是――也只能是――每個人改變一下他們剛剛習慣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而已。這樣的環(huán)保在意識形態(tài)上注定是不正確的，它不得不站在消費主義、GDP、市場原教旨主義以及增長福音派的對立面上，這也是資本之所以要收編環(huán)保的原因。結論再清楚不過了：世上根本就沒有什么環(huán)保，有的只是對現代消費與享受權利的犧牲。如果環(huán)保不意味著自我犧牲，它還能是什么呢？
　　像“現代”本身及其眾多的觀念衍生物一樣，“低碳經濟”的概念也源出于“修修補補”的英國（見2003年的官方報告《能源白皮書――構建一個低碳經濟》）。但在傳統(tǒng)制造業(yè)整體移往海外的英國，除了倡導自行車出行和垃圾分類回收之外，我不知道它在“低碳經濟”方面已做了什么，或還能做些什么�；蛟S“修修補補”本身就是環(huán)保的最高哲學。易言之，“低碳經濟”之于英國，并不構成一種理想，而是一種傳統(tǒng)，盡管只是到今天才得到如此表述。如果你能想象得到，21世紀的劍橋與徐志摩再別的劍橋甚至與拜倫游學時的劍橋在人文或自然景觀上幾乎沒有變化――劍橋的民居多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筑；如果你能想象得到，2009年西敏寺的車流當中就有騎自行車上班的時為兩大在野黨領袖的卡梅倫和克萊格――頭發(fā)凌亂的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至今還在騎自行車上下班，沒有保鏢隨行；如果你能想象得到，由于“二戰(zhàn)”后下院議員數遠超座席數，占不到座位的議員們擠站在議長的高座旁參加議會辯論已成新的政治傳統(tǒng)，因此議會也不會有擴建或重建議事廳以彰顯政治尊嚴的打算……如果你能想象得到如此這般的英國式細節(jié)，相信你就能理解他們無意更換節(jié)能燈的理由了。
　�。ㄕ�自《讀書》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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