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底，溫家寶總理在《同文學藝術家談心》的講話中，高度評價文藝復興時代是“一個百花競放、碩果累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的光輝時代”，“經濟的大繁榮往往會帶來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躍”，“我們已經具備了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良好基礎”，進而指出“中國要有光明的未來，必須發(fā)揮全體人民追求真理的積極性，讓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在更為自由、民主的學術氣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奧秘、社會的法則和人生的真諦。而究竟誰發(fā)現了真理，最終要靠實踐的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睖丶覍殞φ�在民族復興的中國的走向進行了精辟分析，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寄予了厚望。
　　
　　2006年12月7日，《南方周末》發(fā)表題為《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的文章，樂觀地預言中國正處于“即將到來的新人文運動前夜”。文章一出，應者迭起，思想界沉寂的湖水開始波瀾翻滾。而不管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語氣激動。畢竟，這是中國自“五四”以來，一個牽動著思想文化界的長久主題。
　　
　　分化的啟蒙目標
　　
　　胡適曾將“五四”新文化運動比作是中國的文藝復興，而在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的眼中，上世紀80年代是繼“五四”之后中國的第二次文藝復興。這種觀點并非個例，許多經歷過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界人士比如作家張賢亮、梁曉聲等人也均持同樣看法。
　　思想史專業(yè)畢業(yè)的許紀霖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已經在大學里教書，是“第二次文藝復興”的親歷者，對比20多年前的歷史，他對此次關于文藝復興的討論感受復雜。他首先是感到驚訝，“感覺時光好像倒退了20年，我覺得該文對文藝復興的期盼，對個人本位的訴求如此強烈，而且充滿樂觀，差不多是上世紀80年代的感受。時光倒退20年，1986年的時候我也抱著這樣的心態(tài)�！�
　　許紀霖贊同繼續(xù)發(fā)揚人的權利，但是他認為，在這方面，中國同樣存在著兩種情形：一方面一些群體權利很匱乏，另一方面與權利意識相應的公共責任意識更匱乏�！拔乃噺团d推進的個人的覺悟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如胡適所說的‘負責任的健康的個人主義’，反而出現了另外一種傾向，即楊朱式的個人主義，‘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
　　因此，在許看來，啟蒙沒有錯，問題是啟什么蒙。上世紀80年代啟蒙有一個共同陣營，但在90年代產生了分化，90年代末著名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就是啟蒙陣營的內部分化，他們各自看到了一些合理性，但對優(yōu)先性的認識不同，一方認為公平更重要，一方認為自由更重要。啟蒙的共同性已經失去，有了多重目標，用“萬眾一心”的方式來選擇一個共同目標已經不可能了。在“萬眾一心”，四個字上，許加重了語氣。
　　
　　文化問題仍很嚴重
　　
　　更多的學者在作出限定的前提下對文藝復興的提法表示認同�！叭绻�把那篇文章歸結為一點：中國需要精神文明，在這個含義上，推動一場文藝復興，我同意�！敝袊�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非常關注這場討論，“現在中國經濟發(fā)展很快，如不出意外是在向一個經濟大國的方向發(fā)展。但是，中國人的普遍社會心理仍然有很多問題，不具備一種大國國民的心態(tài)�！�
　　“中國人的社會心理問題”具體指什么？徐友漁說：“這有很多表現，比如價值觀的混亂，道德的滑坡，有一點錢就產生虛驕之氣等等�！�
　　“這場討論的好處在于他提出的問題與上世紀90年代初關于人文精神大討論有所不同，那場討論主要是文化人談人文精神失落，被人們誤解或批評為自己被社會邊緣化后的一種反彈。該文作者是政治學者，他談的是人文和文藝，但出發(fā)點和歸宿是在制度安排的層面。”
　　復旦大學72歲高齡的西方哲學史家劉放桐也注意到了這場剛剛開始的討論，他的觀點與徐友漁形成呼應�！爸袊�的文化問題仍很嚴重，幾千年來封建主義的影響非常厲害�！�
　　劉放桐認為：“……‘五四’的時候講科學和民主，但碰到了特殊情況，中斷了。從這方面講文藝復興是可以發(fā)揚的�！�
　　
　　未竟的五四
　　
　　在一些史家看來，中國歷史上，先秦、魏晉南北朝、漢唐、明朝中后期等幾個歷史時期在個性的解放、張揚上均做過一些努力，百家爭鳴、魏晉風骨、漢唐的人文薈萃、明朝的市井風流千百年來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不過，“古代的太遠了不好說，離我們較近又與文藝復興最具可比性的應該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毙煊褲O說。
　　但是，徐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文藝復興仍然有很大差距：一是對文藝復興理解的深度不同�！拔逅摹毙挛幕�運動的一些主將在個體解放這點上做得很不到位，胡適做過一些努力，呼吁個體的自由、解放，提倡“易卜生主義”，但是很快就被陳獨秀、李大釗他們的整體主義的聲音壓下去了。
　　另一個差距，徐的看法與許紀霖相似，“文藝復興在西方結出了很多制度成果，而新文化運動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徐看來，這種差距背后的原因值得關注，因為它對當今仍有啟發(fā)�！啊�…當時中國碰到這么多問題，尤其是日本的侵略�！�救亡壓倒了啟蒙’。要應付侵略，必須犧牲一些個人自由，加強國家、領袖的權力，強調意志統(tǒng)一的一面，這是必要的，但與發(fā)揚每個人價值的文藝復興精神背道而馳�？梢哉f，日本的侵略使得中華民族的精神啟蒙中斷了�！�
　　另一個原因，文藝復興是西方劃時代的事情，但中國學習他們的時候，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西方處于一個最低谷的時期，調整期，這個時候，中國一些原來大力主張學習西方的知識分子比如梁啟超開始認為中國比西方好得多，強得多，他寫的《歐游心影錄》就認為西方需要中國去拯救。梁甚至說，千千萬萬的西方人等著我們用中國文化去超度。
　　幾十年浸淫于哲學研究的劉放桐深有感慨，“‘五四’的許多未完成的事情我們還需要接著做，而根本的目標還是要形成制度保證�！�
　　
　　文藝復興的歷史條件
　　
　　當下的中國具備一場新的文藝復興的條件嗎？《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一文認為今天的中國“條件也許不是絕對成熟，但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成熟”。
　　作者主要的依據是：中國人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商業(yè)文明的浸潤。
　　“商品經濟有個買方和賣方，在市場上，買方和賣方是平等的。勞動者在市場上是自由的，這使他們擺脫了人身依附，所以每個人才得以講自由平等。這是文藝復興的大前提。沒有商品經濟就沒有文藝復興�！�
　　北京大學西方哲學教授趙敦華從另一個角度闡述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歷史條件：寬松的思想環(huán)境�！爱敃r的歐洲處于分裂狀態(tài)，有點像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文藝復興之前和之后對思想的控制都比較嚴，之前是中世紀的神權壓制，之后是王權的壓制。但是，在文藝復興這段時間，思想控制相對比較寬松。”
　　
　　復興與傳統(tǒng)
　　
　　趙敦華更愿意談論“文化復興”，而不是“文藝復興，“因為‘文藝復興’是西方的一個特定概念”。甚至對“復興”這個詞，他也持保留意見，“‘復興’這個詞好像我們以前做得很好，很輝煌，其實并非如此，我們需要做的是將古代文化進行創(chuàng)新的問題，而不是復興的問題。”
　　這一觀點得到徐友漁的認同：文藝復興把幾千年前的事說得很美妙，但它是否就是把古代的東西進行復興，也未必。中國人也懂得這一套，康有為要改革，也會弄個《孔子改制考》，玩兒托古改制。所以復興這個詞有恢復傳統(tǒng)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用古已有之的東西來說事。
　　鑒于這種認識，趙敦華認為不管“文藝復興”還是“文化復興”，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新才是如今思想文化界需要做的事情”，他說，“北大辦國學班，有攻讀博士學位的國學班，也有面向社會的國學班，我們并不是要復古，而是把國學當作一種現代文化來看待�！�
　　創(chuàng)新的同時包含著舍棄，“古希臘文化中確實有不少人文的、伸張個人價值的東西，與中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很不一樣，別人可以恢復希臘，我們怎么恢復‘君臣大義’那一套？”徐友漁說。
　　“還要有寬松的條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復興時期有一句口號叫‘為藝術而藝術’�！壁w敦華說。而在寬松的條件下，還需要文藝界人士的努力，“現在流行的是快餐文化、草根文化、很通俗但是比較膚淺，文化的復興‘下里巴人’和‘陽春白雪’兩方面都需要，但是現在需要更多的精品�！�
　　（摘自《望東方周刊》2006年第52期，作者為該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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