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之原因考|如何正確對隋煬帝評價?
發(fā)布時間:2020-02-14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摘要]營建東都洛陽,是隋煬帝在其統(tǒng)治時期所做的一件大事。很多人都把營建東都視為暴政而加以斥責,乃至全盤否定。實際上,隋煬帝營建東都并非是為了個人享樂,而是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經濟狀況所需,為鞏固其統(tǒng)治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有其值得肯定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隋煬帝;洛陽;遷都;原因
[中圖分類號]K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09(2011)01-0088-1.5
洛陽地處中原大地,是著名的九朝古都。在歷史上,有很多王朝實行兩京制,如西周都鎬京,周公姬旦東營洛邑,而洛邑隨后成為東周的都城;東漢也實行長安、洛陽兩京制,而隨和唐也一樣,除首都長安有中央政府外,早在東都洛陽另有一套“東京宮”。歷代實行兩京制的目的都在于強化王朝對國家的統(tǒng)治,被認為是一項成效卓著的重要政治措施。然而,唯獨隋煬帝營建東都,在歷史上卻招來了非議,被認為是為滿足私人享樂而施行的暴政,有甚者進而全盤否定。實際上,這一論斷有所偏頗。本文試著結合當時的政治、軍事、經濟條件,粗淺地談論一下這個問題。
一、歷史上關于隋煬帝遷都的記載
《隋書》記載有煬帝遷都的詔書,“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內,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認為洛陽具有“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陸通,貢賦等”優(yōu)勢,說明了之所以遷都洛陽是出于對洛陽在當時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地位的重要性有充分認識。但是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隋紀》中,《隋書》中所記載的煬帝詔書全文被刪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業(yè)雜記》中一段關于煬帝迷信圖讖之說而遷都洛陽的記載。其文曰:“章仇太翼言于(煬)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木之沖,不可久居!肿徳疲骸拗温尻栠晉家!凵钜詾槿,十一月乙未,幸洛陽。”很明顯,這是司馬光又一次使用了((春秋》筆法,放著信史收錄的原件不用,而采取了野史《大業(yè)雜記》的傳聞。這樣一來,煬帝營建東都的原因似乎歸之于迷信圖讖之說,營造東都成了煬帝的一大罪狀。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志》中有如下記載:“初,煬帝常登邙山,觀伊闕,顧曰:‘此非龍門耶!自古何因不建都于此?’仆射蘇威對日:‘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鄞髳,遂議都焉!庇纱丝梢,李吉甫也承認煬帝遷都洛陽的原因是基于洛陽在地理形勢上的優(yōu)越性,而且在建都洛陽之前,煬帝是有過親自實地考察的,并非迷信。聯(lián)系當時的歷史條件,《隋書?煬帝紀》和《元和郡縣志》所載煬帝的遷都之原因是基本符合史實的。
二、隋煬帝遷都洛陽的政治原因
封建王朝統(tǒng)治者為了實現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的最大化,總會在相應的時代采取相應的政治措施來維護其統(tǒng)治,而煬帝遷都洛陽也是當時的政治形勢所致。隋煬帝決定營建東都洛陽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剛剛平定的漢王楊諒的叛亂。由于京城長安“關河懸遠,兵不赴急”,漢王叛逆,“毒被山東,遂使州縣或淪非所”。隋府兵多集中在關中,遇到大規(guī)模叛亂,由長安調兵,往返費時,不利于及時迅速地做出反應。對漢王悖逆,“從反者十九州”,煬帝更是心懷畏懼,直到大業(yè)三年(607)北巡河北時,仍念念不忘漢王的反叛,“自蕃夷內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須加存恤”。山東地大物博,山東不穩(wěn),就會影響到帝國的統(tǒng)治基礎。唐人杜牧分析魏晉南北朝至隋唐的中原形勢,指出:“山東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正因為如此,要使隋朝長治久安,必須安輯山東。
從隋朝的統(tǒng)治狀況來看,營建洛陽也是當時政治、軍事形勢的客觀需要。由于隋承北周,從僻處西隅的秦隴關中東進南下,統(tǒng)一中國。統(tǒng)治者以關隴貴族為中心,他們竭力加強關隴的軍事優(yōu)勢,以“內重外輕”之勢,控馭四方,長安很自然地成了政治中心。然而,山東地域廣大,人口眾多,曾長期受東魏、北齊的統(tǒng)治,入隋后存在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廣大的山東地區(qū)對新建的隋朝政權仍存在著很強的離心力。另一方面,江南的情勢比山東更復雜,亡國的江南人士對北人心懷恐懼,離心力更強。江南地區(qū)的變亂和少數民族叛亂仍時有發(fā)生,成為隋王朝的憂患。這便是隋煬帝在遷都詔令中所說的“況復南皈遐遠”的形勢。而從魏晉至隋統(tǒng)一的幾百年間,洛陽幾度地廢棄、又重建,依靠天下之中的地位成為首都或是陪都。煬帝為適應由長期分裂到統(tǒng)一政權的政治軍事需要,營建東都,采取長安、洛陽兩京制,是一項具有長遠戰(zhàn)略考慮的重要措施。
三、隋煬帝遷都洛陽的經濟原因
歷代統(tǒng)治者選擇政治中心首都的位置首先考慮的都是這個地區(qū)的經濟條件,就是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饒的地區(qū),較大程度上能夠滿足統(tǒng)治集團的物質需要,無需或只需少量仰給于遠處。而在隋朝當時,關東地區(qū)經濟的發(fā)展水平已經超過了關中地區(qū),這是中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的必然結果。長安所處的關中平原的農業(yè)經濟,依靠秦時開鑿的鄭國渠,一向很發(fā)達。但是當關東黃、淮大平原一望無際的田野被開發(fā)出來以后,關中的農業(yè)經濟在全國的重要性開始日益下降。隨著漢魏之際關中農業(yè)所依賴的鄭國渠、白渠等水利設施的修建,由于河床下切等原因,農田灌溉面積驟然減少,導致糧食產量急劇下降,加上關中人口的持續(xù)增加,使得長安的糧食供給發(fā)生困難,以致不得不依賴于漕運關東糧食。史載隋文帝開皇十二年(592),“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開皇十四年(594)八月初九,關中“大旱人饑”,文帝只好率關中“戶口,就食洛陽”,成為“逐糧天子”?梢姡敃r“地狹人繁”的關中平原已不能滿足龐大的中央政府和駐軍的需要。
再則,這一時期的江南經濟也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隋朝時長江流域各州郡每年都有可觀的余糧,文帝以長安為都,糧食和物資供給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漕運江南資糧,這也是后來煬帝修通大運河的重要原因。但是,資糧漕運于洛陽容易,而要想達于更西邊的長安,三門天險給轉輸帶來了不可克服的困難,改用陸路繞過天險,卻運量有限,所費甚多,得不償失。
由此可見,長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地區(qū),地狹人眾,漕運艱難,顯然不再是國都的最佳之地了;而洛陽的經濟條件要比長安優(yōu)越,地域更廣闊,農業(yè)更發(fā)達,又臨近山東與江南產糧地區(qū)。洛陽所具有的這些經濟狀況,保障了遷都洛陽后隋王朝的統(tǒng)治基礎。
四、洛陽獨具的地理特征
從洛陽本身的地理形勢與特征來說,也是適宜作為國都的。明人陳建在《都論》中提出了建都之地的條件,“建都之要,一形勢險固,二漕運便利,三居中而應四方。必三者備,而后可以言建都。長安雖據形勢,而漕運艱難;汴居四方之中,而平夷無險,四面受敵。惟洛陽三善咸備”。
洛陽自古被稱為“天下之中”,北通燕、并,西走關、隴,東達海岱,南至江淮,距離大體相等。在交通不發(fā)達的中古時期,建都于地位適中的洛陽,確有各地向中央輸送貢賦時的方便之處。早在西周,周公就認為建都洛邑“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歷代建都于洛陽的統(tǒng)治者,都認識到了洛陽“居天下之中央”,具有“職貢均等”的優(yōu)點?梢,遷都洛陽并不是煬帝一人的主觀臆斷。
就洛陽的整個地理形勢來說,北枕黃河,隔河遙峙太行,緊臨城北,有邙山為天然屏障;南有伊闕,石壁高峻,中流伊水;西有崤函之險;東扼虎牢、黑石等關;中有一片肥沃的伊、洛平原。而且洛陽的水陸交通也很發(fā)達,確是一個“控以三河,周以四塞,水陸通”的要沖,難怪煬帝會發(fā)出“自古何因不都于此”的感慨!
綜上所述,可知煬帝之遷都洛陽,不是為了滿足個人享樂,而確實是根據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經濟狀況和洛陽的地理特征所決定的,是經過深思熟慮后作出的決策。東都建成后,加強了隋王朝對關東和江南的控制,促進了南北文化交流,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確是有利于國計民生。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就全盤否定隋煬帝營建洛陽,而應該肯定其起到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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