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沒有強大的司法約束的強勢政府，也必然以公共利益之名，有時甚至連這個名義都不要，隨意侵害民眾的權益。沒有強司法的制約，強勢政府必然是不受限制地對民眾濫用權力的政府。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中國的學者有一種奇怪的想法：香港地區(qū)、新加坡的社會治理模式是很先進的。但這些學者根本不愿面對一個事實：香港和新加坡不是只有強行政，那兒還有一個強司法，后者是前者的基礎與前提，若沒有強司法，強行政（強勢政府）早就喪失正當性了。

　　香港地區(qū)、新加坡都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而所有英國殖民地在獨立之后，都無一例外地保留了英國人治理一大特色：普通法司法體系。這一司法體系之所以被全面保留下來，乃是因為，殖民者從英國帶來的主要是法院與司法程序，規(guī)制人們生活的法律規(guī)則卻是在當地發(fā)展出來的。因而，普通法已經深深嵌入當地社會結構之中，成為當地社會治理的一根支柱。

　　這樣的普通法司法體系還發(fā)展了健全的法治理念。根據這種理念，政府官員與平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公務員在執(zhí)行公務的時候也須遵守約束普通民眾的一般法律，并在法庭上對自己的公務行為承擔刑事與民事責任。因而，整個政府、包括行政部門，是在司法監(jiān)督之下的。正是在這一司法治理的基礎上，強勢的行政部門才是可以接受的。

　　同時，普通法不僅僅是一套司法技術，更凝聚了一種社會治理智慧。普通法與另一法律傳統(tǒng)——大陸民法——的最大區(qū)別在于，法律規(guī)則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頒布的，而是由法院在案件中、從當事人的行為中發(fā)現、確認或引申出來的，換言之，法律是從社會中生長出來的。這就意味著，共同體治理的基礎是社會的自我治理，政府的作用只是輔助性的。

　　因此，在普通法國家中，政府各部門的權力的范圍、力度，都是相當有限的。因為已有司法調節(jié)，因而，行政部門放手讓社會、讓市場發(fā)育，企業(yè)、各種民間組織高度發(fā)達，在社會各個領域自治。香港與新加坡社會都有這樣的特征。

　　從這個角度看，新加坡、香港地區(qū)的強行政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表面現象。在它的背后，卻存在著強司法支持的深厚的社會自治網絡，它們才構成香港地區(qū)、新加坡社會治理成功的正道。

　　如果將這種強勢行政放在一個沒有強勢司法支持的狀態(tài)中，就會形成政府權力沒有任何邊界。它是整個社會唯一的治理中心，因為，法院是按行政化進行管理的，法院不過是行政部門的附屬機構，至于社會自治也完全被行政權力抑制而無從健全發(fā)育。

　　在這種情況下，建設所謂“強勢政府”，就等于要把政府中的行政部門建設成為一個超級機構。沒有社會自治的約束，這樣的強勢政府勢必全面控制社會，也全面控制市場。其在經濟上的具體表現是，某些行業(yè)由政府直接控制，私人企業(yè)活躍的部門則盛行官、商之間的權錢交易，政府為自己創(chuàng)造了幾乎沒有任何限制的尋租機會。

　　另一方面，很多國家的歷史經驗證明，沒有強大的司法約束的強勢政府，也必然以公共利益之名，有時甚至連這個名義都不要，隨意侵害民眾的權益。而受到行政機關侵害的民眾即便起訴到法院，本已高度地方化的法院面對本級政府，也很難公平裁決，從而不能為民眾提供有效救濟。沒有強司法的制約，強勢政府必然是不受限制地對民眾濫用權力的政府。

　�。ㄔ�題：強勢政府是有前提的）

　　原載《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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