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上午，，我正坐在長沙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會場上，一封短信告知了季羨林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立即把短信給坐在我旁邊的劉夢溪先生看。我們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也有很深的感慨。二十世紀的人物已經日漸凋零，二十世紀的那些崢嶸歲月也已經成為一段歷史。時光的流逝已經讓二十世紀變得日漸遙遠。季先生的離去，雖然讓人遺憾，但畢竟他已經完美地實現了自己，也最好地展現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但這意味著這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以來一直以其高遠的思考和純粹的人格影響我們的人物離開了我們。

　　季先生的離去其實是完整的生命過程的自然的終結，也是生命本身的莊嚴的體現。我們常常希望個體生命可以無限地延續(xù)，但其實生命正是由于它的有限才彌足珍貴，也由于這有限，才讓我們更加珍惜它的存在和展開，也才讓我們領悟個體生命的獨特性。雖然我們都期望他能夠度過百歲的關口，但這樣的離去其實是不可挽回的，是人類面對的必然性的表現。平靜地接受這位我們尊敬的老人的離去，可能正是我們所應有的態(tài)度，也是這位早已參透生死的老人的期望。對于我們，季先生的故去當然是遺憾，但對于季先生的生命而言，是沒有遺憾的。

　　我們的懷念有我們自己的理由和意義，這當然是為了季先生，但首先是為了我們自己。我在十多年前應當年季先生的秘書李新先生之邀，為他們編輯的一部有關季先生的書寫過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在雜志上發(fā)表過。李新先生為人謙和純樸，待人真誠，我和季先生的交往都是以李先生為中介的。后來他的去世也讓人遺憾。當年的文章講了我和季先生在九十年代初的交往，這里不必重復。而且我和季先生的來往似乎也止于那篇文章的記述，后來季先生聲望日隆，我也沒有再打擾請益。我的專業(yè)領域和季先生的專業(yè)并不交集，我也完全沒有深入到他的領域的能力，我的父親和季先生的領域在小乘佛教方面多有重合，他和季先生的交往較多，他和我談到的季先生的事情希望他能寫出來。我在那篇文章里談過的我對于季先生的一些思考，這里也不再重復，我只想從今天的角度再思季先生的意義。

　　我以為，季先生的意義首先在于在于他是一個現代的專業(yè)性的學者和一個中國傳統的儒者的完美的結合。

　　季先生當然是深入所謂“二西之學”，也就是對于中國影響最大的兩個外來文化的深處的。這就是佛教和印度之“西”學和西方之“西”學。他是對于這兩個方面有最深刻的把握的專業(yè)的學者。他的領域其實是以西方現代的方法論深入到印度和佛教思想的深處，他對于梵文和巴利文等文字的把握能力和對于中印交流等方面的研究都是專業(yè)方面一流的成果。他的這些方面的研究說明了季先生是一個現代大學制度中的職業(yè)的學者，在他自己的工作中踐行了現代專業(yè)學術的分工所創(chuàng)造的職業(yè)的要求。現代的學術已經是有嚴密分工和高度專業(yè)化的領域，所謂“隔行如隔山”正是這種專業(yè)化的表征。有人往往覺得人文社會科學是人人都懂的，其實其專業(yè)領域的分工也是非常細密的，外行往往難以深入其中。季先生是在自己的專業(yè)的領域里讓人佩服的學者，他的專業(yè)的工作的出色才可能讓他有能力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同時，季先生又是一個傳統的儒者的典范，一個在現代的學術體制之中又能夠超越它的限制的人，一個有德性的追求和精神的境界的人物。季先生始終具有一種傳統的人文情懷，他始終在學術之外寫作隨筆散文，始終將他對于人生的感悟和體驗傾訴給他的非專業(yè)的讀者。他的處世的方式是謙和和明澈的，他的氣質和風度是溫和而自然的。和季先生交談，他并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娓娓道來，如行云流水。平和和謙遜中其實有儒者的清朗和自然，也有佛家的一份恬淡和平靜。季先生對于人生的榮辱沉浮已經看得很淡，但他的博大的胸懷和探索和思考生命意義的專注才是他的生命的展開。張載的《西銘》中的表述被認為是儒者的最高的境界，我覺得季先生的生命其實是《西銘》中的人生哲學的完美的體現。我向季先生請益的時候時時感到他的“民胞物與”的情懷和“知化窮神”的境界。在專業(yè)的領域上，他當然未必是“國學”的某個專業(yè)領域的專家，稱為“國學大師”有點不可思議。但他的生命其實展現了一個儒者的風范和中國傳統精神價值的延續(xù)，他其實是以生命延續(xù)了了中國傳統的一脈精華。

　　其次，季先生對于我們今天的意義在于他從八十年代以來就執(zhí)著地提出的有關中國文化復興的論述。

　　在這些論述中季先生跨出了他的專業(yè)的領域，以一個洞悉世界文化的哲人的角度來思考他所安身立命的中華文化的命運。他堅信在西方文化主導世界幾個世紀之后，中華和東方文化必將有一個偉大的復興，必將對于人類的文明有更多的貢獻。其實季先生對于整個中華文化發(fā)生影響正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個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中華文化的發(fā)展的未來還未清晰。他以一個中國傳統文化的守候者的身份出現，為當時的文化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也為未來的中華文化的展開提出了方向和思路。當時他其實已經在專業(yè)領域中有極高的聲譽，也以散文而著名于世，但他開始了其實是他一生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入的思考，就是從“大歷史”的角度對于中華文化的命運的探索和思考。

　　他的有名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意見，就是他的觀點的最為簡潔和生動的概括。這個說法提出的時候，正值西潮涌動，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對于年輕人的思考的影響巨大，我們這些年輕人都覺得老先生的見解是一廂情愿。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來看，這見解其實有著驚人的預言性，中國的歷史性的崛起正在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中國的精神和思想的發(fā)揚光大也可以看到現實的前景了。老先生參透了人類文明的命運，對于文明的起伏消長的理解異常深湛，這個觀點既是他的畢生的思考的結晶，也是他的儒者的感悟和體驗的結晶因此，他的信念其實是一個東方哲人和一個儒者的智慧的集中體現，對于未來的我們如何延續(xù)和發(fā)展中華文化仍然具有巨大的啟迪。季先生的這一方面意義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時代，將會被我們的后來者更加深刻地認識和了解。

　　過去看蘇軾的弟弟蘇轍寫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記述蘇軾將逝時的情況，時常欽佩蘇軾對于生死的通達：“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伺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瘑栆院笫拢�不答，湛然而逝。”（這里的“怛化”的“怛”音“達”，怛化是驚嚇將逝之人的意思。）季先生其實也早就參透生死了，這里的“湛然而逝”用來形容季先生的逝去是最為恰當的。

　　他的逝去是平靜的，也是莊嚴的。

　　先生的精神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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