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歷“文革”浩劫后，中國媒體不僅充當“喉舌”，還要做黨和人民的“耳目”。30年來，媒體逐步從宣傳回歸新聞，接受市場的殘酷檢驗。

　　《人民日報》的黃金歲月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期，中國最好看的報紙是中央大報，它們占據(jù)了幾乎全部的新聞資源。在披露信息的及時、準確、全面方面，地方黨報是沒法與之相提并論的。而除了這些機關報，中國當時還沒有其他類型的報紙。

　　1978年11月，《人民日報》發(fā)表《天安門事件真相——把“四人幫”利用〈人民日報〉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在當時的副總編輯胡績偉、王若水、秦川等人的布置下，《人民日報》對天安門事件的調查在兩年前就悄悄開始了，一年之后，事實基本查清，但直到1978年清明節(jié)，《人民日報》編選的天安門詩選專版，仍被中共中央分管意識形態(tài)的副主席汪東興叫停。

　　盡管“轉身”步履艱難，盡管還帶有宣傳的痕跡，各行各業(yè)的風貌仍然全方位地展現(xiàn)出來。單看標題就知道：《鄂倫春山區(qū)開辦列車商店》、《上海保溫瓶行業(yè)開展勞動競賽 消耗降低產量大增》、《如何解決“抓藥難”的問題》、《群眾為什么買不到生姜》、《不可小看小商品》、《全國煙葉、黃麻、紅麻收購量創(chuàng)歷史最少水平》……

　　空洞的宣傳和頌揚性的報道少了，遵循新聞規(guī)律的報道多了起來。曾在《人民日報》做過多年記者的祝華新，2006年在其博客上撰寫《人民日報，叫聲同志太沉重》。據(jù)他回憶，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報》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復雜的博弈。在這些博弈中，作為黨報老大的《人民日報》所表現(xiàn)出的勇氣與智慧，無愧于中國第一大報的稱號。它像一只報春的燕子，第一時間傳遞出改革的消息。

　　1980年代的《人民日報》，發(fā)行量創(chuàng)歷史地達到了600萬份。

　　中青報：抓青年關心的問題

　　《中國青年報》是1978年的10月7日復刊的。它從一開始就將青年關心的問題作為報道的重點

　　復刊號的《中國青年報》有一篇篇幅不大，但卻格外引人注目的新聞《成都認真清理干部子女檔案》，因為父母問題而被打入另冊的青年人命運開始有了轉機。與這篇新聞配發(fā)的是四川達縣一中幾個十幾歲的學生寄來的“青年來信”，問中青報的編輯怎么看“出身問題”。編輯回信說：“家庭出身根據(jù)一個青年在取得獨立的經(jīng)濟地位以前撫養(yǎng)人的職業(yè)來定。家庭出身不該沿襲。各個家庭的經(jīng)濟政治狀況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在革命大變動時期更如此�！薄�—今天看來這是常識，當年這是福音。

　　1978年10月21日，《中國青年報》報道了李振宇被中科院破格錄取為研究生的事跡。李振宇只上過初一，業(yè)余自學植物分類學十余年。當時，“自學”是一個讓多少青年人熱血沸騰的字眼。

　　短短三四年時間，《中國青年報》的發(fā)行量就從復刊時的100萬份驟升到300萬份。

　　《中國日報》：刊登普通人的大照片

　　1980年創(chuàng)辦的《中國日報》，主持版式設計和圖片新聞編輯的是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畢業(yè)的常務副總編輯馮錫良。

　　馮錫良對于圖片新聞的設想，讓部隊報道員出身、習慣了宣傳口徑的攝影記者王文瀾聞所未聞，“老馮說，報紙要用大照片。我心想，毛主席像你用多大都沒關系。但他又說，還得要普通人的大照片，要把普通人生活細節(jié)的照片當作新聞，放在頭版�！�

　　馮錫良要求編輯畫版的時候，先確定圖片的位置、大小，再考慮文字，從頭版到最后一版，每版都有一幅8寸到10寸的大照片。很快有了議論之聲：太嚇人了，每個版都用這么大的圖片。

　　王文瀾拍攝的兒童吃西瓜的照片，登上了《中國日報》的頭版；
北京的風沙，也以新聞圖片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而且用了整整半版，這在社會主義中國大概是第一家。

　　沒過多久，《人民日報》海外版也開始有六寸、八寸的照片了，緊接著《中國青年報》全面學習《中國日報》的大照片風格。新華社攝影部主任把《中國日報》的圖片做成幻燈，號召大家向《中國日報》學習。

　　中央大報大搞批評報道

　　1978年之后，新聞人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職業(yè)角色，漸漸擔當起“社會瞭望者”應該承擔的責任。有論者認為，建國之后報紙議政是從新時期開始的。1980年，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和全國政協(xié)第五次會議相繼召開�！度嗣袢請蟆氛�版發(fā)表代表和委員們所提的實質性問題。提高了國人對報刊議論國事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后，物價改革、勞動人事制度改革、要不要搞南水北調和三峽工程，每每成為報刊公開討論的話題。一面議論國事，一面為民喉舌。新時期的第一波輿論監(jiān)督，中央級大報走在前頭。而且監(jiān)督的對象不僅僅限于壞人壞事，甚至不限于行業(yè)不正之風。

　　1980年，《工人日報》揭露渤海2號鉆井船翻沉事故，阻止了一些領導人企圖蒙混過關，把喪事當喜事辦，又揭發(fā)中央委員、鞍鋼黨委副書記、弓長嶺鐵礦黨委書記王君紹騙取榮譽、打擊迫害揭發(fā)他的職工。同年,《中國青年報》批評商業(yè)部長在飯店吃飯不照標準付費。

　　1982年，黑龍江雙城堡火車站的裝卸工人在給雙城青年商店卸洗衣機的時候，要求留下十臺洗衣機，按出廠價賣給他們。雙城青年商店不同意，裝卸工人就以摔洗衣機的惡劣做法報復，一共摔壞九十多臺，造成八千多元的損失。2月6日，雙城青年商店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寫信，2月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把這封信全文播出。此后一個月的時間里，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對此事進行追蹤報道。一層層剝開鐵路部門包庇職工，借職權謀私利的種種問題。

　　晚報引出周末版

　　1980年代初，《羊城晚報》、《新民晚報》、《北京晚報》等相繼復刊，如同一股春風，給習慣了“兩報一刊”和頌揚性報道的讀者帶來新鮮的感覺，它們連同一些所謂“街頭小報”，給機關報帶來了壓力，為了避免讀者流失，各地機關報開始改革，很多周末類報紙（如 《南方周末》）就是這時候創(chuàng)辦的。

　　從1978年到1988年，改革開放已經(jīng)進行了10年，雖然市場經(jīng)濟還沒有成為明確的國策，但國門已經(jīng)打開多年，社會物質財富增加了，人們接觸到的信息多了，對信息的需求也增加了。

　　面對越來越豐富的社會現(xiàn)實，人們希望媒介不僅對自己身邊的生活小事做出解釋，對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也得給出深刻的解讀，這便是晚報、周末類報紙流行的社會心理基礎。

　　機關報遭遇市場滑鐵盧

　　1996年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對北京居民讀報選擇做過一項大型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面向全國發(fā)行的“中央大報”所擁有的讀者數(shù)量不敵《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甚至《北京廣播電視報》和《精品購物指南》。不容否認，媒體的影響力格局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中央媒體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慢慢被打破了。

　　不但中央級大報遭遇市場滑鐵盧，省市級機關報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1993年，《成都晚報》的廣告額是6000萬，《四川日報》的廣告額是3000萬。此前，《四川日報》的廣告額一直遙遙領先于《成都晚報》。

　　都市報：嫁接其他報種優(yōu)勢

　　《四川日報》的副總編輯席文舉奉命創(chuàng)辦一份賺錢的報紙，以改變尷尬局面。既然被晚報打敗了，席文舉首先想到的是向晚報取經(jīng)，從北到南，把《北京晚報》、天津《今晚報》、南京《揚子晚報》、上海《新民晚報》、廣州《羊城晚報》跑了個遍�！爱敃r晚報是一種什么格局呢？上午讀黨報，下午讀晚報。文化、體育、社會、連載是晚報的四大支柱”，席文舉很快看出了晚報的門道。

　　走到南京的時候，《揚子晚報》的總編周正榮對席文舉說：讀晚報的人不知道黨的方針是不行的，要在晚報上嫁接黨報的優(yōu)勢，也就是時政新聞。席文舉很認同周正榮的觀點，又把周的觀點發(fā)展了一步：不僅黨報的優(yōu)勢要嫁接，各種報刊的優(yōu)勢都嫁接。

　　席文舉認為，1980年代后期，全國法制報紙熱，《西安法制晚報》可以發(fā)行到20萬份，靠的是案件報道；
1990年代初，廣播電視報登節(jié)目預告和電視劇花絮，就有上百萬份的發(fā)行量，說明老百姓有這方面的信息需要；
“地攤報”火是因為有故事性，如果讀者需要，要辦的這份報紙完全可以一天生產一個特別報道……

　　把所有這些訊息都集中在一張報紙上，就不是傳統(tǒng)晚報的格局所能容納的了。所以，席文舉把要辦的報紙定名為《華西都市報》。

　　嫁接法卓有成效。由于報道的內容取決于讀者是否感興趣，這張報紙很快得到了市場的認可。《華西都市報》創(chuàng)刊的第一年里發(fā)行量每月增長一萬份，到第二年年初就有了十多萬份的發(fā)行量，第二年年底，廣告額超過《成都晚報》，在市場上站穩(wěn)了腳跟。

　　與市場結盟

　　從某種意義上講，當時的《華西都市報》確實站在時代列車的車頭之上，列車上的人血管賁張，充滿對市場、對財富的渴望。鼎盛時期的《華西都市報》，甚至有“出國投資部”這樣的建制。

　　除了做貿易掮客，《華西都市報》對自己其他的媒介角色，也有清晰的定位。在批評報道中“只打蒼蠅，不打老虎”。用席文舉的話就是“老虎當然該打，但是我們不知道老虎在哪里，蒼蠅我看得見。中國大的批評報道都是靠紀委、法院調查清楚了才能公布的。那我們就著重做一些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什么假冒偽劣、服務態(tài)度……這些都是應該批評的�！度A西都市報》為什么好看，說穿了就是批評報道打天下，但是我的批評報道都是批評‘蒼蠅’的�！�

　　向都市報學習

　　在都市報的鼎盛時期，黨報、機關報紛紛回過頭來，“嫁接”都市報的優(yōu)勢。這種嫁接，實際上就是辦報方向的調整。

　　2003年，《南京日報》社長龔惠民提出辦一張“現(xiàn)代都市新型黨報”的概念，《南京日報》的版面擴至40個版，分成A、B、C、D四疊，推出了時評、長三角、財經(jīng)·投資、現(xiàn)場、民生、熱線、娛樂·看點、非常關注、南京雜志等一批都市報類型的版面。A一版和B一版是兩個功能不同的封面版，都有報頭，A一版?zhèn)戎赜邳h政報道，大標題、大照片；
但真正在報攤上露臉的是都市報風格的B一版。

　　1982年創(chuàng)刊、面向港澳及海外發(fā)行的《深圳特區(qū)報》在1980年代是黨報中的一匹黑馬，廣告額連年在全國報紙的前十名以內。1990年代，市場化的都市報興起之后，《深圳特區(qū)報》漸漸落寞，到了深圳報販都不愿意拿上報攤叫賣的地步。

　　1998年之后，深圳的房地產業(yè)風生水起，《深圳特區(qū)報》及時和房地產市場嫁接，每天用幾個版到幾十個版做房地產新聞，搞活動，做策劃，迅速成為一張“房地產日報”。

　　都市報與市場的結盟，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的一大風景。

　　這種局面，直到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沖破重重阻力，披露大學生孫志剛在廣州的收容所里被虐待致死的事件，媒體的另一面，才清晰地表現(xiàn)出來。

　　來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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