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道，意味著堅守價值永恒的天理，需要以賢人政治、權威行政加以實行；
地道，意味著立足現(xiàn)實時空的實地，需要以理性政治、動態(tài)行政加以實施；
人道，意味著順應世俗社會的人心，需要以多元政治、民主行政加以實現(xiàn)。如何在三道理念的沖突之間謀取平衡，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收益？這就是新加坡的“王道”理性政治。并具體表現(xiàn)為李光耀的三論：“行得通論”、“鞋論”、“存而不論”。

　　在鄧小平和李光耀之間有這樣一個掌故。1978年，鄧小平看到新加坡的建設成就時非常高興，對當時的總理李光耀說，“恭喜你，你是中國以外惟一的一個華人總理。這是我第二次到新加坡。第一次是早年留學法國路過此地，當時這還是一個十分落后的地方，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城市�！崩罟庖�用華人慣有的謙虛口吻答道：“哪里，新加坡是小地方，容易管理”。鄧小平喃喃地回了一句：“是啊，要是我管的是上海這么大一個地方就好了”。聽到此話，李光耀似乎有點兒不服氣，他說：“新加坡的華人都是廣東、福建的苦力后代、打工仔后代，家無寸土、目不識丁。中國留守的都是達官貴人、文人學士、狀元后代，你們的素質更高，新加坡可以做到，中國當然可以做到，一定可以做得更好。”聽了李的話，鄧小平沉默了。

　　上述談話過去了30多年，但兩位偉人獨特的治國理念卻深刻地影響著各自的國家。有人將鄧小平的政治理念概括為三論：“貓論”、“摸論”，“不爭論”。其實李光耀也有三論：“行得通論”、“鞋論”、“存而不論”�！皩τ谌魏卫碚摶蚪ㄗh，我只問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這就是立足實際的實用理性；
“政體的制定就像穿鞋子一樣，穿得越久，就越覺得合適……”，這就是尊重舊有傳統(tǒng)的漸進理性；
“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將來怎樣，讓下一代去決定”，這就是避免無謂爭論的實踐理性。

　　經(jīng)過近半個世紀，新加坡已經(jīng)從一個小小的島國變成了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從一個苦難之邦變成了一個繁華之都；
從一個沒有自然資源的貧瘠之地變成了亞洲“四小龍”。人民行動黨執(zhí)政50多年，如何將一個彈丸之地變成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家？如何一直保持黨的高效、廉潔？要求解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深深地走進獅城，了解它的政治傳統(tǒng)、治國理念、政治體制和制度特點。

　　一、重拾儒家傳統(tǒng)觀念

　　新加坡華人占76%，儒家的很多傳統(tǒng)在獅城被繼承和延續(xù)了下來。有人甚至就認為，新加坡的經(jīng)濟飛躍是由于儒家傳統(tǒng)的作用。吳作棟先生曾舉例說明東西方價值觀念的不同：華文課本第一課“爸爸早，媽媽早”，是一種富有倫理精神教育；
英文第一課“a是apple”，則是一種純知識灌輸。華人老人多抱著自己的孫子，叫“含飴弄孫”；
西方老人往往抱著一條狗，可以叫“含飴弄狗”。

　　新加坡有一個價值觀――“家庭為根”，家庭是社會的根基，家庭穩(wěn)定了，社會就穩(wěn)定。李光耀說，小孩必須在父母、祖父母的關懷下才健康成長，因為祖父母有很多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要告訴他們。為此新加坡出臺了很多政策。如果小兩口婚后還跟父母一起住就能優(yōu)先買房，如果跟祖父母一起三代同堂則優(yōu)先更多。在新加坡的小區(qū)中，建了一種三室一廳和一室一廳相聯(lián)的房子，三室一廳給小孩和他們的父母住，一室一廳給年老的祖父母住，這樣彼此之間既可以互相關心又有獨立性。新加坡政府還制定過這樣的政策：如果你在離父母五公里之內(nèi)居住，買房的時候國家補貼1萬新幣；
如果你開車去看父母，在父母那邊停車有半價月票的優(yōu)惠。

　　在國家提倡家庭觀念的同時，政府的家長情懷一直沒變。西方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惡”，既然是惡，就要限制它作惡。因此，西方提倡一個小政府，提倡一個守夜警察角色的政府，“最好的政府，最少的干預”。中華文化的觀念正好與此相反，它是把政府看成一個“必要的善”，既然是善就要去行善、作為。因此，新加坡有一個強大政府，其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最多的關愛”，其角色是操心父母。領導人有的是家長式作風、父母官意識。李光耀的施政手段像“家長”。不過，世易時移，新加坡領導人的作風也在與時并進，吳作棟似“兄長”，常有爽朗笑聲的李顯龍更像一位“朋友”。而適時而變，本身就是以實用理性為特征的儒家精神。

　　二、重溫中共優(yōu)良傳統(tǒng)作風

　　李光耀在執(zhí)政之初回顧人民行動黨發(fā)展歷程時說過：“人民行動黨基本上是革命者的運動，而不是改良主義者的運動。”今天，我們經(jīng)常講中國借鑒新加坡，其實，歷史上人民行動黨還從中國共產(chǎn)黨那里學習了很多東西。

　　首先是精神層面。人民行動黨建黨之初，存在兩派：非共派和親共派。該黨之所以有較高的道德水準，與“親共派”的存在大有關聯(lián)。為了經(jīng)得住“親共派”的攻擊，“非共派”必須提高道德水準。林清祥是“親共派”代表，此人的清廉和全心全意為理想奉獻的精神深深影響了行動黨的很多成員。其次是技術層面。中共的群眾路線，中共的宣傳策略、中共的基層組織建設等都對行動黨有很多示范啟發(fā)作用。所以，人民行動黨的很多做法讓中國共產(chǎn)黨人看來，感到熟悉、親切。從某種角度來講，新加坡繼承并保持了我們過去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與其說學習新加坡，不如說重溫中國共產(chǎn)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舉例來說，中國共產(chǎn)黨強調與群眾打成一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直到今天也常常用到與人民打成一片這樣的詞匯。2008年7月2日，《南方日報》記者專門到新加坡觀摩李顯龍接見選民的場景。在題為《李顯龍：得不到民心，就得不到選票》的報道中有這樣一段場景描述：“這是一間稱得上簡陋的小屋，約十平方米，除了一張頗為平常的桌子和幾張半新的折疊椅外，沒有其他擺設。墻上的電風扇來回擺著頭，屋里有些熱，李顯龍總理不時拿出手帕擦汗�！蔽抑�道李光耀是比較怕熱的，按照遺傳基因的規(guī)律推斷李顯龍也應該怕熱。但這個房間里沒有空調，只有電風扇——這個場景表現(xiàn)的就是要和群眾打成一片。

　　毛主席說：“我們的同志，不論職務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新加坡現(xiàn)在還有一個類似的制度安排。國會議員每個禮拜都要有一個晚上接見選民。新加坡原副總理吳慶瑞是新加坡工業(yè)之父，經(jīng)濟騰飛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接見兩個選民時，其中的一個翹著二郎腿指手劃腳，另一個則甚至非常隨意地把腳架到凳子上，反而是這位副總理在洗耳恭聽。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這不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同群眾打成一片”嗎？

　　此外，新加坡政府也習慣于以運動方式推行其政策，如清潔運動、綠化運動、講華語運動，等等。李光耀說，既然中國共產(chǎn)黨能夠通過這些方法消滅蒼蠅和麻雀，我們?yōu)槭裁床荒芡ㄟ^這些方法消除過去的陋習，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優(yōu)雅社會呢？

　　三、賢人執(zhí)政，精英治國

　　我們中國注重人才，但通常我們只是口頭上說，沒有真正做到，“知而不行不是真知，未有真知而不行者也”。到新加坡你就會發(fā)現(xiàn)――人才是新加坡的第一國策�！耙粋�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別給我耽誤時間。政府的責任就是把行的人找出來，委以重任”；
“新加坡貫穿始終的治國之道是人才主義”；
“好政府比民主人權重要”，但“有好領袖才會有好政府”，可以說，新加坡是一種強人政治、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人才觀非常重視基因。一個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由天賦決定的。同卵雙胞胎在出生后，即使不在同一個環(huán)境長大以后的智商也差不多。如果其中一個生長在好的環(huán)境，讀書上大學，最終從政，當了大官；
另一個生長在惡劣環(huán)境當了流氓。但既然這個能當大官，那個當流氓，也很可能是個流氓頭。為什么香港在屢經(jīng)風雨打擊之后總能站起來？李光耀思考了幾十年之后才明白，關鍵還是香港的人。1949年從中國大陸跑過去將近200萬比較能干的人。這些人中有資本家、地主、國民黨高官，還有如杜月笙之流。這些人可能剝削性很強，品德不好，但不能不承認其有能耐。為什么臺灣經(jīng)濟能夠騰飛？因為當年統(tǒng)治中國大陸的人才都集中到這樣一個小島，經(jīng)濟騰飛就很容易了。看看臺灣現(xiàn)在比較有名的人，基本都是49年大陸過去那些人的后代。

　　李光耀重視人才甚至到了精打細算的地步，：新加坡一年大概出生四萬人，按照概率計算每一千個人里有一個高智商的，新加坡一年有40個高智商的人出生，可惜這些人并非情商也高。智商和情商同時高的人大概只有12-14個人，也就是說新加坡每年出生的人可以為政府提供12-14個部長人才。那我們就要把這就12-14個人找出來才行。李光耀說：“在新加坡堪稱社會中流砥柱的人約300名，他們挑起策劃和執(zhí)行政策的重擔。如果這300人共乘珍寶客機不幸墜落，新加坡社會必將瓦解�！�

　　四、理性政治，王道模式

　　人民行動黨治國理政一切以行得通為原則。要行得通，就不能老是強調比優(yōu)，而要注意比劣。比劣是壞中求不壞，其目標是要避免最壞；
比優(yōu)是好中求最好，其目的是要實現(xiàn)最好。革命黨強調追求最優(yōu)，執(zhí)政黨注意避免最壞。從革命黨到執(zhí)政黨，人民行動黨身份的轉變做得相當?shù)轿�。堅持“行得通”的原則，就是立足現(xiàn)實時空的實地。

　　理性，就是兩利相權取其大，兩害相權取其輕，有利則行，無利則止�！罢�治是妥協(xié)的藝術”，不僅是說利益的妥協(xié)，也是與人性中的弱點妥協(xié)。例如，新加坡政府倡導精神文明建設，卻對實際存在的紅燈區(qū)“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為什么？“與其讓人們隨地大小便，不如建一個廁所”，這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再比如，新加坡政府領導人一直痛恨賭博，卻在前兩年出臺了興建包含賭場在內(nèi)的綜合度假村計劃。為什么？“建賭場會帶來麻煩問題，但不建賭場則麻煩更多”。當然，對于該不該建賭場，民眾也有不同看法。理性政治就是要求動態(tài)行政，以便與時俱進。

　　天道，意味著堅守價值永恒的天理，需要以賢人政治、權威行政加以實行；
地道，意味著立足現(xiàn)實時空的實地，需要以理性政治、動態(tài)行政加以實施；
人道，意味著順應世俗社會的人心，需要以多元政治、民主行政加以實現(xiàn)。如何在三道理念的沖突之間謀取平衡？如何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收益？這就是“王道”的理性政治，王者，三畫而連其中者也�！白�飛機的安排”正是體現(xiàn)了這種“王道”權衡：大家會同時安全抵達目的地，體現(xiàn)了結果的大致平等，是為天道原則；
飛機里有經(jīng)濟艙、商務艙、頭等艙，即有差別，是為地道原則；
空姐的微笑服務，則體現(xiàn)了人道原則。絕對平等，就會天道壓倒地道；
差別太大，則是地道壓倒天道；
只有微笑，沒有管理，則是人道一重獨大。上述三種情況，都會失去平衡，也因而不能實現(xiàn)和諧�！斑B其中，通其道也，取其天地與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其孰能若是乎？”好領袖，就是“王者”的人格體現(xiàn)。在王道理想中，人治與法治并不絕然對立，而是相輔相成。

　　五、托管式民主，東西結合的民主范式

　　為什么新加坡人把魚尾獅選為象征物？魚為海洋之物，可以象征海洋文明也即西方文明；
獅為陸地之王，可以象征大陸文明也即東方文明，魚尾獅象征東西方文明的結合。東西方文明有沒有結合的可能性？怎么結合？新加坡英殖民時期所建的高等法院頂端有泰美絲女神的塑像，她右手拿天平，象征著公正、公平；
左手拿劍，象征著斬除邪惡。這代表著西方對法的認識：公正、斬釘截鐵。我們的過去的繁體“法”是寫作“灋”，三點水，象征端平一碗水；
“廌”，是傳說中的獨角獸，判案時放出來，讓它找出犯罪的人；
下面是一個“去”，有去除之意。由此可見中西對“法”的表達有形式的不同，卻有實質的相通。不同，說明有必要結合；
相通，表明有可能結合。

　　新加坡政府倡導托管式民主。“托”是接受人民委托，有人民作主的意思，來自于西方民主理念；
“管”是代表人民管理，有為民作主的意味，來自于中華民本理念。托管式民主，可以理解為東西方文化的結合。吳作棟說，“政府像人民的信托人，一旦在選舉中受委托以負責看管人民的長期福利時，它就以獨立的判斷力來決定人民的長遠利益，并以此作為它政治行動的根據(jù)。實際上，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從來就不是由民意調查或人民投票來決定的。因此，在執(zhí)行正確的長期政策時，有時難免會收到‘良藥苦口’的反應。但是，正因為新加坡采取了這種‘托管式民主’模式，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些雖不討好但有利于經(jīng)濟長遠發(fā)展的的政策。有些國家的政府往往會討好老百姓，老百姓說不行就不敢做了。我們應該拒絕避重就輕……”

　　六、輕罪重罰，使人不敢貪

　　對新加坡為什么能保持廉潔，我歸納了幾句話，“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
以俸養(yǎng)廉，使人不必貪；
以規(guī)固廉，使人不能貪；
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

　　這四句話哪一條最重要？新加坡的領導人認為每一條都很重要，不同的時候側重點不同。例如“以德倡廉，使人不想貪”就強調領導人的道德意志。李光耀權力很大，但確實找不出他貪污和別的花邊新聞。新加坡的整個政治氛圍強調的就是賢人政治。賢人，德才兼?zhèn)涞娜�，以德為重。君子�?zhí)政，精英治國，體現(xiàn)的就是賢人政治。君子不是圣人，可以愛財，但取之有道。因此，新加坡政府領導人拿的是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高薪。上世紀80年代，新加坡有一個部長受賄80萬新幣，他要見總理，李光耀說不見，等查清之后再見。幾天之后這個人自殺了，死前他寫信給李光耀說，“親愛的總理，這兩天發(fā)生的事我很難過，作為東方的堂堂君子我必須受到最嚴厲的懲罰”。這說明新加坡的官員真是注重自己的名聲、注重自己的德行。

　　再例如“以法保廉，使人不敢貪”，這集中體現(xiàn)在輕罪重罰上。我們的法律是在別人犯罪了才來懲罰，而不是在別人犯法一點點時就禁止。在新加坡，犯很小的罪也會受到很重的懲罰。當?shù)貓蠹埳嫌袀�例子：一個人在高速公路上超車了，被交警抓獲，第一要罰款，第二要記錄。開車的新加坡人說罰款可以，能否不記錄？因為他今年已經(jīng)記過一次了，再記就要被吊銷執(zhí)照。但交警堅持要記錄。這時候開車人的老婆就拿出50塊錢給警察，說給你買包煙。交警說行賄是嚴重犯罪，他老婆當即收回這50塊錢，不敢行賄了。最后結果是又罰款又記錄。我以為這個事就這么完了，但報道繼續(xù)說，根據(jù)這個女人行賄未遂的事實，處以2000新幣的罰款和兩個星期的坐牢。

　　輕罪重罰也體現(xiàn)為在公共場所涂鴉也可能被處以鞭刑。其理由是不涂鴉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而鞭刑是任何人都害怕的。用任何人都害怕的鞭刑去讓人做任何人都能做到的事情，其結果是既無人涂鴉，也沒人挨鞭。這叫以刑去刑。新加坡法律干嘛這么嚴？為得就是將犯罪“扼殺”在萌芽當中。

　�。ū疚膿�(jù)鄧守亮訪談錄音編輯而成，《綠葉》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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