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包麗敏

　　據(jù)清華大學研究團隊調(diào)查：可能80％左右的地震捐資進入了政府財政專戶，

　　而與此同時，60.8％的受訪者則認為救災捐資就應由政府統(tǒng)籌使用。

　　南京一個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討來的零錢兌換成百元大鈔，塞進街頭的募捐箱；
上海一個外企白領從自己的工資卡上匯出1000元；
北京一家報紙的總編輯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黨費……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類似這樣來自全國各地、各式各樣的抗震救災捐贈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總數(shù)達到了767.12億元（其中捐贈資金約653億元，物資折合約114億元），被公認創(chuàng)下“中國捐贈史的新紀錄”。

　　在這個龐大的數(shù)目一天天累積的過程中，有些疑問被反復提及：這些錢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支團隊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根據(jù)他們?yōu)槠诎肽甑恼{(diào)研，這些來自公眾個人或企業(yè)腰包的錢，極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財政專戶，變成了政府的“額外稅收”，由政府部門統(tǒng)籌用于災區(qū)。

　　這個數(shù)據(jù)，在這支團隊的負責人鄧國勝看來，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國家，救災時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間捐贈，即使接受了，也會將錢交由民間組織去花。但在中國，事情顯然不是這樣。

　　在80％這個數(shù)字背后，這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種不容樂觀的現(xiàn)狀。這是一個隱憂，雖然未必刺激公眾神經(jīng)，卻關乎這個國家正在發(fā)生或正要發(fā)生的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

　　被政府壟斷的民間資源

　　許多人愿意用“井噴”這個詞，來形容去年那場大地震激發(fā)出的公眾捐贈熱潮。有數(shù)據(jù)顯示，僅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慶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個人里就有9個為抗震救災捐贈了款物。

　　這些錢也許是通過單位的工會捐了出去，或許是塞進了某個公益機構在路邊設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許是通過黨組織的特殊黨費交到了中央組織部，又或許是通過銀行或者郵局匯進了某個公益組織的募捐賬戶……

　　這些錢在全國無數(shù)個賬戶之間流動，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進入了政府的賬戶內(nèi)。這其中包含了全國數(shù)千萬黨員捐贈的特殊黨費、各地省級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贈、以及民政部設立的抗震救災專戶。

　　準確地說，在鄧國勝及其同事的調(diào)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國捐贈的資金為652.5億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約占58％，約379億元。這筆錢，毫無懸念地，由政府部門來使用。

　　如果說這是“蛋糕”最大的一塊，那么第二大塊，則是流向各地紅十字會、慈善會以及地方公募基金會的捐款。這一部分占了約31％，約199億元。

　　盡管根據(jù)國務院下達的文件，這筆錢原本可以由這些地方性公益組織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鄧國勝團隊在對全國7個省（市）進行的抽樣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這些捐款中的大多數(shù)，最后仍然交給政府部門去使用了。

　　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鄧國勝的團隊沒有給出確切的數(shù)字。但在調(diào)研中，他們拿到的事實是：在這些省份，這些地方性公益組織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須按照捐贈者意愿進行使用的定向資金外，非定向資金大多轉(zhuǎn)入當?shù)卣�府的財政專戶�?

　　事實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資金必須要求轉(zhuǎn)入政府財政賬戶。有些省份，這些組織可以對受捐資金留有一些使用權，不用全部轉(zhuǎn)入政府的財政專戶，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災區(qū)開展援建項目。還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轉(zhuǎn)入政府財政專戶，但也仍然由政府統(tǒng)籌使用，然后從這些民間組織報賬。

　　事實是：有些省份，就連這些公益組織募集來的定向資金，也都要強行轉(zhuǎn)入政府財政賬戶，由政府按照捐贈人的意愿來使用。

　　事實是：在少數(shù)承擔了災區(qū)援建任務的省份，當?shù)卣�府用于對口援建的資金中，竟然一半以上來自社會捐款，只有不到一半來自政府財政。還有些省份，這一比例甚至更高。

　　現(xiàn)在，這塊全國救災捐贈資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塊，流向了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和16家全國性公募基金會。流到它們盤子里的，只占整個救災捐贈資金的約11％。在鄧國勝團隊繪制的表格里，只有這一塊資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這是怎樣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這兩家以往具有救災募款壟斷地位的“官辦民間組織”，總共募集了約63億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兩家機構將募集到的資金層層下?lián)艿降胤郊t十字會和地方慈善會�；鶎蛹t十字會和慈善會往往執(zhí)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縣衛(wèi)生局或民政局下屬的一個科室。無論是為災民建房、蓋學校，還是蓋醫(yī)院，通常，資金最終還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為項目的實際執(zhí)行者。

　　這是一條逆向的資金流動。難怪“希望工程”創(chuàng)始人徐永光會感嘆說，國際上通行的是政府購買NGO（非政府組織）的服務，比如美國政府購買NGO服務的款額是民間捐贈總額的1．5倍，但中國卻正好相反，變成了NGO“購買”政府的服務�！爸袊�公募基金會向社會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項目，在項目落實的時候，干活的都是公務員。”

　　盡管沒有更確切的數(shù)字，但據(jù)鄧國勝粗略估算，全國來自社會和民間的抗震救災捐贈，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來使用的，極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團隊調(diào)查的幾個省份中，這個比例很高。

　　沒錢花和愁花錢

　　某種程度上，鄧國勝對此表示了理解。因為紅十字會和慈善會這些組織讓地方政府執(zhí)行項目，便可以將成本轉(zhuǎn)嫁給地方政府，同時也將風險轉(zhuǎn)嫁給地方政府，對它們而言，“這不失為一個省心省力的好辦法”。

　　然而，“這不是方向�！边@位學者搖著頭說。

　　在他看來，方向應當是“小政府，大社會”，是政府從壟斷走向適度開放。為什么不把這些資金拿出來，委托外包給民間組織，從而激發(fā)社會的活力呢？鄧國勝反問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務的提供方面，政府有著自身的局限，“所以我們才要改革，在經(jīng)濟領域引入市場機制，在社會領域引入民間組織。”

　　“一個社會有一群能夠自我管理自我運作的民間組織，這是公民社會的重要內(nèi)容�！编噰鴦僬f。

　　他認準的大方向是，這個國家在實現(xiàn)“經(jīng)濟開放”之后，如今到了該走向“社會開放”的時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現(xiàn)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動”。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奔赴四川一線參與救災的民間組織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達到300萬人左右。許多人認為，中國的志愿者及民間組織以前所未有的態(tài)勢登場，是這個國家“民間力量的第一次集體亮相”。

　　樂觀者相信，“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元年”。更有研究機構高調(diào)宣布，中國已經(jīng)進入公民社會。

　　不過鄧國勝審慎地表示并不認同，因為事情似乎還不那么令人樂觀。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躍在災區(qū)的志愿者和民間組織“潮水般”地退卻了。在調(diào)研中，鄧國勝的團隊了解到的數(shù)據(jù)是，截至今年4月，堅守在災區(qū)的民間組織估計已經(jīng)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萬人。

　　“缺乏資源和資金的支持，難以為繼，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鄧國勝說。

　　這場地震，“就像是放大鏡”，將長久以來存在的弊病集中顯現(xiàn)。一直以來，國內(nèi)草根NGO幾乎無法獲取本土資源的支持，它們的資金大多來自國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間爆發(fā)出驚人的捐款熱情，從事NGO事業(yè)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為，“這一次中國本土NGO一定能獲取本土資源支持”，但事后發(fā)現(xiàn)，情況并沒有明顯改觀。

　　來自民間的捐贈最終大多數(shù)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個項目能獲得三五百萬元的資助，已經(jīng)“非常可觀”；
能獲得一二十萬元資金，也“已經(jīng)不錯了”。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人們會聽到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憂慮：

　　一個名叫劉猛的草根NGO負責人憂慮自己快沒錢了。他用自己的數(shù)十萬元積蓄維持一個團隊的開支，一度陷入困境，幾乎吃了上頓沒下頓，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從國外趕回來給他送錢。這個名叫“全國心理援助聯(lián)盟”的組織，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區(qū)內(nèi)為災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時有200多個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數(shù)人苦苦支撐。

　　而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yè)促進司的一位官員則在災后憂慮說，現(xiàn)在幾百億元的捐款是懸在中國政府頭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機構，平均一個工作人員“攤到”好幾個億的捐款，該怎么花？

　　無法確切知道，地震災區(qū)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劉猛那樣靠自籌經(jīng)費、自掏腰包在維持。據(jù)在災區(qū)調(diào)研的學者們說，“不在少數(shù)”。甚至，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郭虹認為，志愿者和NGO大量從災區(qū)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資金支持。

　　“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

　　80％以上的社會捐贈資金最終流向政府，這樣的事實意味著什么，看起來公眾對此并不像鄧國勝那樣感到焦慮。

　　今年5月，鄧國勝團隊與一家市場監(jiān)測機構聯(lián)合進行了抽樣調(diào)查，結果發(fā)現(xiàn)，在2000多個有效樣本中，60.8％的受訪者認為，救災時，社會捐贈資金應該由政府統(tǒng)籌使用，只有9．7％的人認為不應該，還有29.1％人表示無所謂。

　　學者們承認，“弱小，是中國民間組織共同的特征”。美國一家名叫聯(lián)合之路的慈善機構2007年一年就能籌到40億美元，而中國超過1300家基金會同一年只募到約6億美元。

　　學者們也承認，中國的民間組織執(zhí)行能力常常還不夠強。他們還承認，這些民間組織大多在財務公開、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夠正規(guī)和完善。而間或曝出的丑聞也令它們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鄧國勝看來，“不能因為目前沒有能力，就不給你機會。有時候雖然政府能比它們做得更好，但這不是方向�！�

　　否則，政府的大包大攬，將讓這些民間組織的發(fā)展陷入惡性循環(huán)�！耙驗槟闳酰�就不給你機會；
不給你機會，你只會更弱�！编噰鴦僬f。

　　鄧國勝團隊的調(diào)研成果，將于8月12日在北京開幕的“社會組織5·12行動論壇暨公益項目交流展示會”上發(fā)布。與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數(shù)位學者圍繞民間組織參與救災展開的多項調(diào)查。

　　在中國民間力量“集體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等21家基金會和NGO聯(lián)合發(fā)起的這一大型論壇，將對中國NGO參與地震救災的行動和機制進行總結、反思與展望。

　　鄧國勝已經(jīng)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樂觀。坐在辦公室里，這位瘦瘦的學者感嘆說：“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

　　原載《中國青年報》200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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