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楊：陶希圣與《中國之命運》的歷史與解讀（下）
發(fā)布時間:2020-06-18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四、毛澤東第一次組織的對國民黨理論宣傳大論戰(zhàn)
就在蔣介石緊急剎車后，也就是“國民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轉(zhuǎn)入退潮階段時，毛澤東突然發(fā)起對《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批判運動。當時，具有共產(chǎn)國際駐延安聯(lián)絡員及蘇聯(lián)塔斯社駐延安記者雙重身份的弗拉基米洛夫說道：“國民黨領導人宣布，他們無意侵犯特區(qū)。在特區(qū)南部集結(jié)兵力和部署兵力的活動已經(jīng)停止”，“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危險已經(jīng)過去，中央政府不會冒風險對反國民黨的宣傳運動進行報復了。于是，又掀起了一次歇斯底里的反蔣浪潮。毛澤東是想充分利用現(xiàn)有局勢，他相信，必要時，莫斯科會從中調(diào)停的”。97
政治風云驟變，陶希圣深感意外，時隔四個月，毛澤東才突然將注意力轉(zhuǎn)向他負責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而且首當其沖被點名批判者，正是他自己。在此之前，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改組，陶希圣以侍從室第五組組長身份出任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圣本來在第五組的工作就與中央宣傳部有密切關系，陶希圣每周參加中央宣傳部社論委員會的會議，專門商訂各地黨報的言論方針，現(xiàn)在出任《中央日報》總主筆，只不過是從幕后走到前臺而已。這場國共論戰(zhàn)之際，陶希圣恰好位于黨派論爭前沿。
這場批判從7月21日至10月5日共兩個多月，身為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宣傳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組織了這場批判運動98，中共的理論陣地以延安的《解放日報》、重慶的《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為主，莫斯科的《紅星報》和《戰(zhàn)爭與工人雜志》、美國共產(chǎn)黨的機關報《每日工人報》等則遙相呼應。猝不及防的國民黨主要在《中央日報》和《掃蕩報》作被動回應。這種對壘格局預示著論戰(zhàn)的結(jié)局，這也是毛澤東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后第一次組織對國民黨理論宣傳的大論戰(zhàn)。
7月中旬，毛澤東委托在黨內(nèi)地位漸次提高的劉少奇主持召開延安理論干部會議，陳伯達、艾思奇、范文瀾、呂振羽、王學文、何思敬、齊燕銘、陳唯實等政治、哲學、歷史等方面的理論家參加了會議。據(jù)陳伯達回憶，那時他正擔任毛澤東政治秘書，毛澤東忽然找他和幾位“秀才”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做文章呢！”于是，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陳伯達、范文瀾、艾思奇、齊燕銘立即分頭寫文章。
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并送毛澤東審閱。陳伯達回憶道：
�。珴蓶|）仔細看了我的文章，把原標題《評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中的‘蔣介石先生的’幾個字勾掉，在文章中又添了好些尖銳、精彩的句子，并把文中提到“蔣介石先生”處的“先生”二字都勾掉了�！撠煛督夥湃請蟆返牟┕磐咎岢隽艘庖�，說這樣連“先生”兩個字都去掉，是不是太厲害了些，現(xiàn)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還是要的�！詈笪恼逻�是恢復“先生”的稱呼，確定7月21日在《解放日報》發(fā)表。99
陳文版面如何安排，毛澤東也有周密考慮，他致信《解放日報》社長博古、主編陸定一：“陳伯達文章看過改過，送上請閱，請在今日或明日發(fā)表，以約5000字登在社論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兩天或三天廣播之，并請廣播兩次。另印一小冊子，亦請在日內(nèi)印出，印一萬五千份�！敝芏鱽黼S即用電報將文章秘密拍發(fā)重慶，以印成小冊子廣為散發(fā)。7月21日，陳伯達的長文見報后，毛澤東立即代中央宣傳委員會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轉(zhuǎn)告區(qū)黨委電：
陳伯達同志《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并廣播兩次。各地收到此文后，除在當?shù)貓蠹埳习l(fā)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校對勿錯)，使黨政軍民干部一切能讀者每人得一本(陜甘寧邊區(qū)印一萬七千本)，并公開發(fā)賣。一切干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南方局應設法在重慶、桂林等地密印密發(fā)。華中局應在上海密印密發(fā)。其他各根據(jù)地應散發(fā)到淪陷區(qū)人民中去。一切地方應注意散布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nèi)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匆放過此種機會。100
毛澤東親定批判重心。同一天，毛澤東電示重慶的董必武：“本日公布陳伯達駁斥蔣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并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101毛澤東一開始就將蔣介石政權性質(zhì)定性為“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解放日報》開篇社論為此作了定調(diào)：“今年3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經(jīng)典’”。
毛澤東急需掌握陳文發(fā)播后的影響，以便調(diào)整輿論斗爭方向，他專門吩咐董必武“收集此文發(fā)表后的各方面影響，并將國民黨回駁此文的文章?lián)褚姼�，并全部寄來�！泵珴蓶|告訴董必武：“《新華》尤其《群眾》可用其他迂回辦法揭露中國法西斯的罪惡（思想、制度、特點和行為）�！�102時任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按照毛澤東指示，帶領南方局的同仁，利用《新華日報》、《群眾》周刊陣地對《中國之命運》展開批判。
陳伯達的文章發(fā)表后，延安又相繼推出了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誰革命？革誰的命？》與《袁世凱再版》，呂振羽的《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等文章。當然，毛澤東批判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政權是出于斗爭形勢的需要，彭德懷于這年6月6日提出實行民主教育這一問題時，毛則批彭僅是“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fā)，而不從當前抗日斗爭的政治需要出發(fā)”。103毛澤東的民主是有階級性的，毛批彭源于他針對不同情形作不同決定的高度政治靈活性和實用性。
毛澤東采取縱橫捭闔的宣傳戰(zhàn)術，不僅在延安和重慶策劃宣傳戰(zhàn)，還配合莫斯科的意圖，組織海外攻勢。毛澤東交代董必武，“設法秘密印譯成中、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散布”。104從陶希圣以下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達到目的了。
陶希圣說：“《評〈中國之命運〉》美國的左派同路人趕出一個譯本，加上小注，痛詆此書為法西斯主義”，不僅如此，“美國共產(chǎn)黨領導人白勞德和一些西方評論家曾對這本書寫過評論文章”。8月8日，莫斯科的《戰(zhàn)爭與工人階級》雜志發(fā)表了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的長篇通訊，指斥國民政府中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及投降派的陰謀活動，并指出中國將發(fā)生內(nèi)戰(zhàn)。美國共產(chǎn)黨機關報《每日工人報》轉(zhuǎn)載了羅果夫的通訊。這些言論，都被說成是“同盟國的輿論猛烈攻擊重慶當局的倒行逆施”105，“他們認為此書具有‘民族的尊嚴’，中國人在租界治外法權下，民族尊嚴受到損害，現(xiàn)在要做獨立自主大國民，但發(fā)揚民族主義，帶有法西斯色彩�！�106國外輿論與延安口徑基本一致。
對此，陶希圣回應道：
《中國之命運》是要教導不平等條約束縛之下的國民，鼓舞其民族自尊心，與世界各國國民平等相處。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斷乎是不同之二事。107
《中國之命運》對于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分別，采取嚴正的態(tài)度。我們?nèi)裰髁x之第一個主義，是民族主義。不平等條約之撤廢，就是民族主義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奮斗之成功，民族主義斷乎不可與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并且德、日、意的法西斯侵略主義正是我們民族主義的大敵。108
陶希圣還引述孫中山的遺教：“凡是一種民族征服別種民族，自然不準別種民族有獨立的意思”，“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便有亡國滅種之憂。109
陶希圣說：羅果夫的“這一長篇通訊一時之間成為美國共產(chǎn)黨及其同路人的宣傳方針”。在美國四處奔走爭取美援的宋美齡也看到美共“歪曲”《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情形，立即來信，“建議趕快譯成英文本。”110
上文屢屢提到的“美國左派同路人”，是指美國太平洋學會，這是一家與共產(chǎn)國際關系密切的宣傳機構。111他們反復宣傳，“延安是民主中國”，“重慶是封建中國”。原美共機關報《每日工人報》總編輯布登茲說：“莫斯科需要我們美國人相信”，“中國國民政府已變?yōu)榉ㄎ魉怪髁x”，“延安是民主中國”，“重慶是封建中國”。112陶希圣最擔心這些所謂“同盟國輿論”影響美國政府關注“另一個中國”的存在，從而改變對華政策。陶希圣反問：何以“蘇俄變成了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反抗法西斯的中國國民政府一變?yōu)榉ㄎ魉怪髁x？”113
陶希圣以國民黨理論家身份為《中國之命運》作解釋，他認為，這本書是明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以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陣營劃線的，中國的政治共同體從不平等條約的地位提升為反法西斯陣營中的“四強”之一，如果說中國戰(zhàn)區(qū)的國民政府屬“法西斯”，則會出現(xiàn)很奇怪的陣營。陶希圣說：
蔣委員長領導的國民政府若是法西斯而參加德、日、意軸心同盟，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又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寫法。我們中華民國自始至終是站在民主國家這一邊，不惜任何痛苦犧牲，在反侵略的最前線上，抗戰(zhàn)到底。114
中共卻不這么看，認為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與軸心國德、日、意的一脈相通。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興的法西斯主義在國內(nèi)名噪一時，不少出版社、報刊大量出版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國民黨及其三民主義的關系的書籍和文章。在不少人眼里，它是一種強化國家機器統(tǒng)治功能的良方。115早年的蔣介石也深受影響，還在其政治思想萌芽階段, 蔣已有“以德為師”的思想，他“從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實踐兩個方面的秘訣”,“力主將‘鐵血政策’作為中國的指導原則”。1161932年的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上，蔣介石提出:“德國強盛的先例,就是我們的榜樣”。1171933年，蔣介石給希特勒的密信中就流露出這種想法：“吾兩國國勢相仿，目的相同”，“德國民眾仰賴大總理（希特勒）堅毅有方領導之力，能于困苦艱難中奮發(fā)上進，獲取其繼承光榮歷史而應有之民族地位，良為（中正）之所欽佩也�！�118這就不難理解蔣介石早期提出的必須在中國建立法西斯主義統(tǒng)治的主張。就連國民黨元老胡漢民也曾指責蔣介石“企圖以法西斯主義代替三民主主義”。119雖然在三十年代后期，蔣不再提及法西斯主義，但這些確實是蔣思想歷程中的重要一面，也就成為中共批判蔣介石法西斯主義的口實。
主義之爭仍在延續(xù)。胡秋原則各打五十板，8月8日，他在《中央日報》發(fā)表文章說道：“共產(chǎn)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對于中國都不合理，所以在中國必然不能存在，對世界都不合理，所以在世界也不能存在�！�120
毛澤東繼續(xù)窮追猛打。8月11日，毛又電董必武：“《新華》、《群眾》多登載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币獯罄ㄎ魉诡^子墨索里尼倒臺后，《新華日報》接連發(fā)表了《法西斯喪鐘響了》、《徹底撲滅法西斯毒害》、《人類的憤怒》、《犯罪者無可逃》等社論、短評，文章以外諷內(nèi)道：“法西斯制度固然存在于德意日等國家，但法西斯的毒菌卻是無國界的，隨處會找到腐臭物來培養(yǎng)，我們不僅要徹底粉碎德意法西斯制度，同時要撲滅一切法西斯思想”。文章有所指地說：
尤其是中國的漢奸，中國的民族叛徒，因他們一向依附著敵人，無惡不作，卻以為可以逍遙法外，以致呼朋引類，蜂聚蟻附，造成敵偽橫行一時的狀態(tài)……我們主張對這些人類的渣滓，罪惡滔天的民族叛徒，也同樣不作一絲一毫的寬恕，要緝捕他們，要審叛他們，要他們在天地之間無任何地方可以逃避。121
對此，陶希圣尖銳地說：
中共及其國際同路人圍攻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轉(zhuǎn)化民族戰(zhàn)爭為階級斗爭。換句話說，它是要轉(zhuǎn)化外戰(zhàn)為內(nèi)戰(zhàn)。它為了制造內(nèi)戰(zhàn)先指責國民政府要打內(nèi)戰(zhàn)，而不打日本。第二是為了擊敗國民政府，先要孤立中國。當時同盟國是在對法西斯軸心作戰(zhàn)。中共及其國際同路人乃大肆其誣毀，將法西斯主義的帽子加到國民政府的頭上，即可使國民政府陷于孤立的地位。122
陶希圣不明白毛澤東所指的“法西斯主義”，是針對蔣介石“一黨訓政”的軍事獨裁政權�！耙稽h訓政”所提倡的“國家至上”、“民族之上”，是力圖強化集權統(tǒng)治對全社會的政治整合�！耙稽h訓政”奉行的是“黨治”理念，一切權力服從于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及其政治委員會的決定。窮源竟委，“黨治”背后所依托的是“人治”，這也就成為中共批判其政權為“法西斯主義”的最根本依據(jù)。
在外敵入侵下，國民黨的首要任務是動員全國一致抗戰(zhàn)，國民黨戰(zhàn)時政權體制建立后，蔣介石的個人權力達到了高峰，但蔣始終無法解決地方的“武裝割據(jù)”問題，如柯博文（Parks Coble）所言，“國民黨是個獨裁又保守的統(tǒng)治集團，既無群眾基礎，也為共產(chǎn)黨所困擾�！�123這種政治上的軍國主義化，追求國家主義目標的理論與實踐，在中共看來，恰好印證了蔣介石的封建買辦法西斯主義理論形態(tài)已經(jīng)完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正如荷蘭學者方德萬所說，“備戰(zhàn)和實踐的需要就驅(qū)使國民黨將精力放在以軍事為核心的政權建設上。”124在抗戰(zhàn)期間，國民黨終未能解決為應付軍事危機而實行社會軍事化所帶來的眾多問題。以一個農(nóng)業(yè)國去對付一場現(xiàn)代戰(zhàn)爭，遠不是一個準現(xiàn)代的國民政府可以承受的，因此，戰(zhàn)時的動員就顯得格外重要，要讓一個處于分裂的國家和軍隊以及人民認識這場戰(zhàn)爭是正義的，須得營造一種政治輿論，125《中國之命運》主要起了一種戰(zhàn)時動員作用。蔣介石1943年4月4日在三青團“一大”會議上強調(diào)：“今后整個教育方針，應以《中國之命運》一書之內(nèi)容為其依據(jù)，應以造就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jīng)濟建設五種建國干部為重點�！�126因此，筆者認為費正清所說“蔣介石出版此書是想以重振道德來激勵民族復興”之辭是中肯的。張治中也評論說：出版《中國之命運》是“鈞座注意當時對國民教育之意義”。只是，這種以軍事獨裁為核心的政權建設的社會動員，必然遭到延安的極力反對。國民黨始終未能在抗戰(zhàn)中有效地動員中國社會。
五、筆戰(zhàn)演變成意識形態(tài)之爭
在“一黨訓政”的政體下，共產(chǎn)黨的邊區(qū)政權在《中國之命運》中被形容為“新式封建”、“變相軍閥”，是“武力割據(jù)”。蔣介石在書中寫道：
為什么我們國內(nèi)的黨派，倒反而不肯放棄他武力割據(jù)的惡習，滌蕩他封建軍閥的觀念，那還能算一個中國的國民？更如何說得上是“政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jù)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的統(tǒng)一，而阻礙他政治上步入軌道的？這樣還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禍國殃民？127
蔣介石指斥共產(chǎn)黨在地方搞“武裝割據(jù)”，書中提到：“如果這樣武力割據(jù)，和封建軍閥的反革命勢力存留一日，國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軌道。”128蔣暗示兩年之內(nèi)予以解決。毛澤東指責書中的“兩年決定命運”之說，是國民政府準備打內(nèi)戰(zhàn)。
《中國之命運》第七章第四段有這樣的話：
中國往昔的命運是以不平等條約能否取消這一舉，來決定其盛衰榮枯。而今日不平等條約既已取消了，則中國今后的命運乃就要決之于國內(nèi)政治之是否統(tǒng)一，與國力之能否集中的一點之上。這是我們中國命運之分水嶺，其決定即在此抗戰(zhàn)時期，而不出這二年之中。129
對此，陶希圣的回應是：
《中國之命運》第七章關于中國命運決定于兩年之中的一段，其本旨是說：在未曾取得獨立自由的地位之前，中國的命運在外交而操在外國帝國主義手里。到了取得獨立自由的地位以后，中國的命運則全在內(nèi)政而操在我全國國民自己的手上。如果內(nèi)政統(tǒng)一，國力集中，全國國民再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奮斗，則中國的命運為獨立、為自由。反之，如仍像過去一樣，軍閥割據(jù)，破壞統(tǒng)一,妨礙建設，則中國的命運為衰落、為滅亡。“這是我們中國命運的分水嶺，起決定即在此抗戰(zhàn)時期，而不出這兩年中。”原文的本旨如此，是不待多加解釋。130
但是，陶希圣私下也承認“委員長‘抗戰(zhàn)勝利之決定不出兩年’之判斷……同時給予延安中共及其國內(nèi)之外圍與海外之同路人以重大之政治心理的壓力�！�131蔣介石曾在日記說出《中國之命運》與中共問題的關系：“本書重要之點，即試驗其對軍事政治有否拋棄其割據(jù)之局勢，而可以政治方法和平解決之意。”132“紅色割據(jù)”是蔣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早在1941年，蔣介石就私下說過：“日軍是表皮之痛，共軍是心腹之患”。133對于國共兩黨來說，重慶和延安互相防范的心情比防范日本更加殷切。（費正清語）
這種直言中共地方政權的不合法性，正是毛澤東最為惱怒和不能接受的。此時，恰好共產(chǎn)國際解散，除了之前西安勞動營訓導處長張滌非以“西安文化界”名義首發(fā)“解散中共”通電后，在國民黨宣傳情報部門的鼓動下，“皖省臨時參議會”、“四川愛國協(xié)會”、“桂林新聞記者公會”、“魯山新聞記者公會”、“長沙青年學會”、“洛陽文化界”、“長沙鄉(xiāng)村研究會”等社會團體也都致電毛澤東，其中有電文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第二國際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第三國際解散，“證明馬列主義破產(chǎn)”，為加強中國團結(jié)，要求中共應同共產(chǎn)國際一起解散，取消陜北特區(qū)，將軍令和政令統(tǒng)一到國民政府之下。134就連毛澤東的同鄉(xiāng)、青年黨領袖左舜生也持有同樣觀點：一個國家政黨可以有多個，而只能一個政黨擁有軍隊，否則就要發(fā)生內(nèi)亂，建議共產(chǎn)黨放棄武裝走議會道路。135
面對國民黨的反共攻勢，擅長群眾動員和輿論造勢的毛澤東繼續(xù)將他的“政治攻勢”推向高潮。8月11日，毛澤東發(fā)出指示：“近來國民黨的宣傳斗爭更加緊了，各地參議會、新聞、文化、婦女等團體請解散中共點已有10多處。中央社更發(fā)反動社論、專電動員輿論。此間擬于八、九兩月發(fā)動反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136同一天，艾思奇在《解放日報》發(fā)表《〈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文章，批判《中國之命運》是鼓吹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愚民哲學。1378月16日，周恩來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了《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報告，對國民黨統(tǒng)治實質(zhì)，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地剖析，指出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是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8月21日，《解放日報》發(fā)表胡喬木的《請重慶看羅馬》，繼續(xù)借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的覆滅抨擊國民黨的法西斯專政。
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里提到：“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如果中國國民黨革命失敗了，這亦就是中國國家整個的失敗。簡單的說：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于中國國民黨�！�138蔣介石則是統(tǒng)帥國民黨的民族英雄，從而演繹出一個主題：“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頗有一股舍我其誰的霸氣。延安針鋒相對，8月25日《解放日報》社論打出醒目標題：《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中國》，有人為此編了一首歌《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中國》，后毛澤東增加一個“新”字，成了《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新中國》，這首歌迄今仍在中國大陸傳唱。8月30日，毛澤東說，我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批判還可以進行，直到他們向我們有所表示后方可停下來。139
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舉。高度重視宣傳輿論的毛澤東，組織批判《中國之命運》的部署和聲勢超乎陶希圣的想象，相形之下，四個月前國民黨推行全國各界通讀《中國之命運》的宣傳運作簡單、粗糙，其宣傳的廣度、深度都與毛澤東的宣傳戰(zhàn)不可同日而語。共產(chǎn)黨的筆桿子毫不遜色國民黨的槍桿子，蔣介石也承認“本黨文字力量”之薄弱，140“一切組織、宣傳、訓練皆比不上共黨”。141
自從毛澤東擔任中央宣傳委員會書記后，陸定一接任《解放日報》總編，扭轉(zhuǎn)王明、博古（社長）的“一切經(jīng)過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切服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辦報“右傾路線”，凡社論和專論稿都必須經(jīng)過毛澤東或中央其他領導過目修改才發(fā)表，142這時的報社名義上是中宣部領導，實際上是毛澤東直接管，143這就保證對國民黨的斗爭及時、準確和有力。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創(chuàng)造性地形成了一套對付反對派行之有效的輿論大批判模式。
這場筆戰(zhàn)演變成意識形態(tài)之爭：國民黨中宣部把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列為“必讀之課本”，全體軍官、公務員以及中央政治訓練學院的全體學生和國民黨青年團的全體成員一律要通讀。中共中宣部則把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列為中共干部的“必修之教本”，并在大后方印了幾萬本，此文奠定了陳伯達中共理論家的地位。國民黨則下令嚴禁《評〈中國之命運〉》一書，并稱“陳逆伯達”，陳伯達因此而名噪一時。國共兩黨的中宣部大唱對臺戲，你來我往，你說我是“武裝割據(jù)”，我指你是“法西斯主義”，出現(xiàn)了一場如黃仁宇所說的“兩黨領導人針鋒相對地以傳媒既作武器也為戰(zhàn)場地鏖戰(zhàn)”。144
面對中共有備而來的進攻，處于風口浪尖上的陶希圣“適逢其時”地承受中共大批判，他無可奈何、半自嘲地說：
（猶如）一葉扁舟被拖出避風塘，揚帆泛海，猶不勝其遍體鱗傷之苦�！影灿申惒_主筆，批評《中國之命運》。當時中共在名義上仍受委員長指揮，故箭頭指向我，寫了無數(shù)文章罵我。美國左派亦稱我為「Ghost 陶希圣」。另有許多人寫信來罵我，指責我是三家村的秀才，不識大體。甚至在罵我之余，咒我的孩子將因而發(fā)痧子。那時重慶正流行痧子，我的孩子也巧在發(fā)痧子，幸遇留德博士周綸治愈。145
被百般攻擊的陶希圣，多少帶有傳統(tǒng)文人的哀而不憂、大實若虛之秉性。蔣介石的考量顯然不同，他對突如其來的批判有點猝不及防，甚至想不明白：“《中國之命運》出版以來，……未料起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46蔣在給宋子文電報中，對延安接二連三發(fā)表批判文章表示：“實為從來任何時期所未有，令人百思莫解�！�147毛澤東顯然是“小事大以智”。
蔣介石開始懷疑中共有意要激成事變，“我如被激怒，……國際輿論對我更劣”，148因此，“對外發(fā)言，不必說決不致有內(nèi)戰(zhàn)，根本無所謂內(nèi)戰(zhàn)�！�149蔣沉住氣，他在8月1日的日記寫道：“本周心氣平和，對橫逆與誣陷之來，皆能克己強忍，思慮也較能深入，應益勉之�！�150
之后，中共的宣傳戰(zhàn)逐漸升級。陶希圣說：“中共及其國際同路人圍攻《中國之命運》的宣傳文件及情報，也是這年的八月間，公開或秘密的，率直或彎曲的，大量地發(fā)出�！�151中共這時前所未有地加強了對蔣介石和重慶政府的批判火力，指名道姓，痛加斥責，毫不顧及其權威與顏面。152蔣介石漸生怒氣，“中共對余《中國之命運》第七章，最近乃露骨攻訐”，“對于政治方法之解決，完全絕望，乃不得不準備軍事”。153期間，美軍參謀長馬歇爾電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蔣介石發(fā)動內(nèi)戰(zhàn)的情況如何？并勸蔣介石“勿用武力”。
一向看重美國人意見的蔣介石非常惱怒，蔣立即吩咐陳布雷回電解釋。蔣和陶都認為，美有如此反應是蘇聯(lián)雜志散布謠言的結(jié)果，后來查明果然是莫斯科的《工人與戰(zhàn)爭》刊物放出的消息。這一天（8月11日），蔣介石在日記里恨恨地寫道：“俄國一方面發(fā)表中國局勢嚴重將有內(nèi)戰(zhàn)之消息，一方面對美國政府當局造謠宣傳”，“此一謠言，聳動美國當局。美國參謀首長馬歇爾果被其煽動，電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勸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國謀我之切�！比沼浿羞�指斥中共“為俄作倀”。154
期間，蔣介石確實閃有與中共一戰(zhàn)之念，“共匪之制裁非在歐戰(zhàn)未了之前解決，則后患更大也�！�155但蔣介石權衡再三也只能表示：“決不加以武力討伐�！�156這也正是毛澤東發(fā)起宣傳外圍戰(zhàn)意料之中的結(jié)果。蔣介石表示：（中共）“只要服從命令，放棄割據(jù)，即可承認其軍隊與地位。1579月6日，雖然蔣介石在日記里指責中共“詆毀政府，造謠惑眾”，已成為“敵寇變相之第五縱隊”，但他還是決意對中共“不用武力討伐”，而用“法紀制裁”。9月11日，蔣介石在日記總結(jié)道：
共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內(nèi)戰(zhàn)，破壞抗戰(zhàn)局勢，減低政府威信與喪失國家在國際上之地位。故其唯一陰謀，在激怒我向匪進攻；
如我進攻時遷延不決，則匪勢更張，國際輿論對我更劣；
如我速戰(zhàn)速勝，則匪不過遷移地區(qū)，不能根本消除其匪黨，而我國內(nèi)戰(zhàn)既起，復不能根本解決，則國家威信仍有損失。無論勝與不勝，而一經(jīng)用兵追剿，則彼之目的達矣！故對匪決策仍取守勢，圍而不剿，必須用側(cè)面與非正式方法以制之；
萬不宜公開或正面的方法以求解決也。158
次日，蔣介石復歸平靜，他在日記寫道：“但可知中共之欲毀壞中央之宣傳方法，已無孔不入，無所不為矣！余唯一以正氣主之，毫不為動。”159假使我們不可過分相信日記的真實性，我們?nèi)钥梢酝ㄟ^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內(nèi)容看出蔣介石的意圖。9月13日國民黨全會上的“總報告”仍提出希望中共“實踐諾言，服從中央”，蔣介石對此作了即席講話：
個人以為全會對此案之處理方針，要認清此為一個政治問題，應用政治方法解決。如各位同意余之見解，則吾人對共黨之言論，無論其如何百端挑釁，其行動無論如何多方擾亂，吾人始終一本對內(nèi)寬容之旨，期達精神感召之目的。160
蔣重申：“中共純粹是個政治問題，因此應該以政治方法來解決”，強調(diào)“這是這次大會在努力解決這一問題時所應遵循的原則”。161秘書長吳鐵城作了有關共產(chǎn)黨“不法行為”的報告也決定不予公開。蔣介石說：“共黨果能真誠實踐，言行符合，則中央可視其尚有效忠抗戰(zhàn)之誠意，自當重加愛護�！�162全會通過《決議文》，聲稱對中共將“不惜再三委曲求全，加以涵容”，希望中共能遵守抗戰(zhàn)初期的宣言，“幡然自反”。163至此，國民黨高層對“政治解決共產(chǎn)黨問題”已達成共識。
對中共態(tài)度一向曖昧的蔣介石作出這個決定，除了外圍壓力之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恐與羅斯福的建議有關。羅斯福曾向蔣介石提出三點建議，其中包括“中國應從速實施憲政”，“國民黨退為平民，與國內(nèi)各黨處同等地位，已解糾紛”。164羅斯福之所以有此建議，是情報部門告訴他國民政府與中共關系大有進步。陶希圣說：“羅斯福以為如此，是以提中國政府擴大政府基礎的方案，亦等于對國共關系作了決議。”165剛在“七七事變”紀念日，接受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頒贈的最高統(tǒng)帥勛章的蔣介石，不敢輕易擱置羅斯福建議。
蔣介石還批評黨內(nèi)所謂“一黨制決不可變”的觀點，聲稱非有競爭不能保持黨的革命性，“本黨以外如無他黨存在，則久而久之，本黨必腐化，以至崩潰，其影響將不堪設想。”166蔣甚至還提出：戰(zhàn)后的政治建設應促進憲政實施為目標，實施憲政后“國民黨還政于民”。蔣介石的這番講話，顯然是為了回應新興的憲政運動，其中又以民盟主席張瀾提出的《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憲政》為代表。這就不難理解次年孔祥熙（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在美國參議院的演說中，再三表示“中國正邁向民主”，并“保證中國政府堅定推行民主計劃，刻正逐漸充分發(fā)展為現(xiàn)代之民主國家。”167 蔣介石自以為在引中國走向民主之路，一次，周恩來對蔣說，只有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中共才會交出他們的軍隊。蔣驚訝地對周說：“你難道能說我不民主嗎？”168
10月2日，蔣介石派王世杰去找董必武，主動商談尋求緩和雙方?jīng)_突的辦法。正在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毛澤東順應響應，就暫時停止批判國民黨以示緩和致電董必武，指示，“從10月6日起，解放日報及新華社一切揭露國民黨稿件暫時停止，風平浪靜，以示緩和”，“延安歡迎政治解決，不愿破裂�！�169
10月6日這一天，正好是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最后一次會議，毛澤東最終為中國共產(chǎn)黨確定了政治路線，并徹底清算了王明路線。10天后，毛澤東那篇被認為“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的事業(yè)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一次在《解放日報》公開發(fā)表。170 10月10日，蔣介石宣誓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并發(fā)表《告全國軍民》書，宣稱今后確立法治規(guī)范，完成民主政治。之后，蔣介石準備首次以大國領袖身份出席生平唯一一次的國際高峰會議——開羅會議。
保持兩黨和平共處，符合毛澤東的長遠策略。1943年7月13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報中就表示：“保持國共一年和平，我黨即可能取得極有利地位。”這邊廂的蔣介石也不希望鬧得太僵，11月初，蔣介石希望“由恩來出面，如請他再來重慶，什么都好談些”，并對董必武說：“我可以人格擔保，決不會在國內(nèi)動武的。我說了要政治解決嘛，你們可以提條件嘛�！笔Y介石希望在出席11月的美、英、中首腦峰會之前，有個和解姿態(tài)。毛澤東不冷不熱地答復：“周三年在渝無事可做，在國民黨未真想合理解決問題以前不擬出來，各事可由董談判，如至真能合理解決問題時，周可以出來�！�171
道不同不相為謀。雖然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建議不以為然，但無論如何，連續(xù)兩個多月的兩黨宣傳大論戰(zhàn)就此告一段落。
六、國共兩黨爭論《中國之命運》的背后
毛澤東為什么要到7月下旬才不遺余力，從黨內(nèi)到黨外對《中國之命運》展開一場大批判呢？
概括起來，大致有三點：首先，一直進行的國共和談被擱置。6月中旬，周恩來、林彪離開重慶返回延安時，時任三青團中央書記長的張治中正式通知周恩來，談判“須擱一擱”。這使毛澤東大為不快，認為蔣介石讓周恩來、林彪回延，繼則陳兵邊境，迫我作城下之盟。172其次，胡宗南重兵壓境的軍事威脅，在毛澤東意料中被解除，此時正是采取“政治攻勢”揭露國民黨實質(zhì)的一個好時機。最后，也是最重要一點，即已進行一年多的、旨在統(tǒng)一全黨思想、克服黨內(nèi)對莫斯科權威迷信的延安整風運動，不僅確立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為毛澤東從容、主動地處理國共關系提供條件，而且，延安整風運動已進入深挖國民黨特務的“審干”、“反奸”階段，為回應國民黨的軍事進逼，也需要發(fā)起一場揭露國民黨法西斯性質(zhì)的大論戰(zhàn)。
以上一、二兩點上文已有涉及，本節(jié)著重分析最后一點。
1943年，對于毛澤東來說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無論在組織上和思想路線上，毛澤東均確立了黨內(nèi)的領導地位。3月，毛澤東在黨內(nèi)首次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兩個要職，握有“最后決定之權”。7月，王稼祥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它被確定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按照陶希圣的說法，這年的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重要論斷。由胡喬木整理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譽為“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語言所寫成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成為整風必讀文件。173
5月，歷史的機緣又使毛澤東擺脫了共產(chǎn)國際多年來的直接領導。對毛澤東權力有制約的共產(chǎn)國際之終結(jié)，受到毛的歡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開會議并作出“解除對于共產(chǎn)國際的章程和歷次大會決議所規(guī)定的各種義務”的決定。174毛澤東在會上不客氣地說，“關于解散共產(chǎn)國際的建議完全正確，共產(chǎn)國際已經(jīng)活夠了”175，“共產(chǎn)國際的策略是目光短淺，不現(xiàn)實的，脫離了中國的具體條件�！�176此后，由毛澤東所長期擔任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也開始與黨內(nèi)最高權力劃上等號。
在毛澤東看來，中共不再是一個地區(qū)支部，而是逐漸成為一個國家級的革命黨。早在共產(chǎn)國際解散前的1939年5月，毛澤東就說過，我們要建設一個大黨，一個獨立的有戰(zhàn)斗力的黨。177經(jīng)過多年的政治斗爭歷練，中共在理論和思想上逐漸成熟起來，“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jù)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178毛澤東要趁國民黨軍事威脅解除、當時的國際輿論于己有利之機，利用國民黨政府的“有限民主”間隙，組織人馬對這部“領袖著作”進行抨擊和批駁，“以揭穿蔣記國民黨實質(zhì)，并教育自己�！�179
毛澤東說的“教育自己”是有所指的：即批判《中國之命運》與延安整風運動互為呼應。首先，延安整風運動目的是為了反對和清算王明路線。在毛澤東看來，王明錯誤之一，是聽信蔣介石，迷信國民黨，反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獨立自主。越是對蔣介石反動派徹底批判，就越能肅清王明路線余毒。共產(chǎn)國際的解散，毛澤東可以放開手腳清除黨內(nèi)殘余的親蘇分子。8月5日，在批判《中國之命運》高潮時，毛澤東以中共總學委主任的名義向全黨及延安各機關、學校發(fā)出指示，要求各單位一律以主要力量進行一次關于國民黨本質(zhì)的教育，批判王明“蔣委員長怎么講，我黨中央怎么講”的右傾論調(diào)，并聲稱，“他們對國民黨采取投降政策，干了這么多危害黨的事”，是“蔣介石的應聲蟲”。180以致后來延安甚至出現(xiàn)“王明是國民黨‘內(nèi)奸’”，“王明是執(zhí)行國民黨破壞中共政策的代理人”的過激言論。多年后，在整風運動沒整過人的林彪也私下說過，毛澤東“對王（明）斗絕了”。181
其次，批判《中國之命運》也配合了延安整風中的深挖國民黨特務“反奸”任務。7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要求：“加緊進行清查特務奸細的普遍突擊運動與反特務的宣傳教育工作�！�1827月15日，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日子，康生在這一天作了著名的《搶救失足者》報告，從此，審干運動進入群眾性搶救運動。
所謂“搶救”實質(zhì)是捕抓國民黨特務。當時曾想自殺的劉白羽回憶說：“審干運動像是狂風暴雨，而真正的搶救高潮，卻像延河夏天的山洪，充滿巨大的恐怖�！�183“你根本想象不到這種自我批判會是多么令人痛苦�！�184這一天，被延安的知識分子稱為“黑色的七月十五”。接著，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凡發(fā)現(xiàn)了特務活動并且有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的地方，就可動手審查他們�！�185頓時人人自危，草木皆兵。8月22日，毛澤東滿意地說：“過去宣傳總是不痛不癢，唯獨此次打到了痛處，故能動員群眾壓倒反動派氣勢�！�
陶希圣未能悟出毛澤東所指的“反動派”語帶雙關。正當陶自己感到“猶不勝其遍體鱗傷之苦”時，他沒料到，延安革命隊伍里的“公家人”也正處于一種令人窒息的精神恐懼之中。革命的張力和恐怖有時更多地來自革命內(nèi)部，當時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師生約有300人，被打成特務的竟有267人。186弗拉基米若夫觀察到：“在許多機構中，揭出來的日蔣‘特務’達干部總數(shù)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機構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187這數(shù)字顯然有夸大之嫌，但據(jù)高華研究，光是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被搶救出來的‘特務’占全體人員的95%”，就連積極批判《中國之命運》的副總編艾思奇也成了嫌疑分子，被免去學委委員。1887月16日才回到延安參加整風的周恩來，很快發(fā)現(xiàn)由他直接領導的國統(tǒng)區(qū)中共地下黨已被懷疑為國民黨特務組織的“紅旗黨”。189就連周本人，也被指責為“教條經(jīng)驗宗派”代表人物之一。190據(jù)統(tǒng)計，被搶救成各類“特務分子”達15000人，191“僅延安一地自殺身亡就有五六十人”。192重讀歷史，一讀一驚心。
毛澤東要在思想上改造、組織上改組，使得全黨上下一致，確立和鞏固獨立自主的政治路線，以適應抗戰(zhàn)后人民革命斗爭奪取勝利的需要。如徐中約所言：“正是在延安經(jīng)驗中種下了人民革命最后勝利的種子�！�193，
就在批判《中國之命運》期間，也即是從9月7日至10月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內(nèi)容為反對國民黨的階級斗爭與反對王明的黨內(nèi)路線斗爭交織進行，會議清算十年內(nèi)戰(zhàn)后期的王明路線問題，毛澤東當年發(fā)牢騷的“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情形不復出現(xiàn)。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這次整風運動中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都進入克敵制勝階段。
此外，毛澤東選擇這個時機批判《中國之命運》也與莫斯科態(tài)度轉(zhuǎn)變有關。1943年前后，蘇聯(lián)忙于對德作戰(zhàn)，中蘇關系趨于冷淡甚至惡化。陶希圣認為，“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中蘇關系的扭轉(zhuǎn)期。中國的國家與政府開始在國際與國內(nèi)受到各種誣蔑與打擊�！�194從1943年7月起，莫斯科開始批評重慶政府，利用輿論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對中共表示同情。莫斯科《紅星報》發(fā)表有關中日戰(zhàn)爭的專文。在陶希圣看來，作者別有用心地“將中國抗戰(zhàn)的光榮都加到中共身上，而對國民政府不贊一詞”。8月8日，“莫斯科發(fā)出了圍攻中華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號，那就是《戰(zhàn)爭與工人階級》雜志發(fā)表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的長篇通訊，誣指國民政府里面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阻止軍事改革和工業(yè)建設，削弱戰(zhàn)斗力。并且指出‘中國將發(fā)生內(nèi)戰(zhàn)’�！� 195
一直留意國際動態(tài)的陶希圣認為莫斯科對重慶政府態(tài)度轉(zhuǎn)變與它戰(zhàn)后格局的安排意圖有關，“史達林的戰(zhàn)后計劃是在大戰(zhàn)中間安排戰(zhàn)后的世局�！瓉喼薹矫�，他以中華民國為第一個目標，要掠取中華民國長期抗戰(zhàn)的戰(zhàn)果，并控制中國戰(zhàn)場作為其征服亞洲擾亂世界的基地。”196陶希圣認為大戰(zhàn)結(jié)束之后，蘇俄侵略的主要目標就是中華民國。蔣介石一直懷疑“中共最近悖亂挑戰(zhàn)”是“受原有第三國際某國之主使”，意在使中國抗戰(zhàn)加速崩潰。197蔣介石認為蘇聯(lián)對中國有領土野心，他說過，蘇“迫盛（世才——引者注）簽訂之‘新錫協(xié)定’，比之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者猶有過之。”198
蘇聯(lián)的對華政策，目標始終是確保其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1941年，美國與重慶政府結(jié)成盟友后，蘇聯(lián)立即削減對華援助。至于蘇聯(lián)之前的對華援助，在蔣介石看來，主要是為加強蘇聯(lián)面對日本威脅時的安全。1943年夏秋，庫爾斯克會戰(zhàn)后，蘇軍展開戰(zhàn)略反攻，盟軍勝利，指日可待。斯大林開始考慮戰(zhàn)后東亞新秩序的安排，他不希望在亞洲有一強國與蘇平起平坐。這年10月，莫斯科會議上討論《四強宣言》時，斯大林斷然反對中國加入戰(zhàn)后以美、英、蘇、中為中心的國際和平機構，認為中國在歐洲根本沒有利權可言。羅斯福則針鋒相對，決心要中國加入世界四強。羅斯福這一打算，一來加強中國的力量以最終打敗日本，二來戰(zhàn)后國民政府可成為遏制蘇聯(lián)野心的屏障。美國國務卿赫爾對蘇表示：“美國的決心是，如果不以四強名義發(fā)表，則不惜流會�！庇捎诿绹鴳B(tài)度強硬，反復無常的斯大林不得已才作出讓步。199戰(zhàn)后中國在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地位，由此奠定。這是后話。
對于《中國之命運》遭攻擊一事，陶希圣有一句話很值得玩味，他說：1942 -1943，“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增高到了頂點，同時又是我們國民政府的國際信譽受到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圍攻的開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謂“頂點”則意味著開始走下坡路。陶希圣似乎透過兩黨紛爭的硝煙，看到國共兩黨力量對比即將發(fā)生變化的端倪。
1943年，世界大戰(zhàn)格局發(fā)生轉(zhuǎn)變，在歐洲戰(zhàn)場，斯大林格勒之戰(zhàn)后，蘇軍開始反攻德軍，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臺；
在太平洋戰(zhàn)場，經(jīng)中途島之戰(zhàn)、所羅門島之戰(zhàn)后，日本�？哲姽�(jié)節(jié)敗退，美軍轉(zhuǎn)入反攻，開始收復南太平洋群島，同盟國勝利在望。國共兩黨領袖都在為戰(zhàn)后作準備，對于《中國之命運》的爭論，凸顯兩黨領袖都在激烈地爭奪民心，他們心照不宣地關注著同一個問題——未來天下。毛澤東一開始將《中國之命運》當作國民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戰(zhàn)書”來批判，是通過批判《中國之命運》，為中共在輿論上爭取民心。應該說，爭取一個怎樣的抗戰(zhàn)結(jié)果來安排未來中國的政治秩序，是兩黨領袖不約而同考慮的問題，他們?yōu)榇烁髯哉归_其文韜武略。
《中國之命運》是蔣介石在個人威望最頂峰之時，展望抗戰(zhàn)未來而提出的一套系統(tǒng)的建國方略。時《中央日報》、《掃蕩報》聯(lián)合版發(fā)表社論，稱：“這部大著中，已經(jīng)指示了中國革命建國的南針，已經(jīng)照耀了中國獨立自由的大道�！�200蔣介石是為他在中國戰(zhàn)后的地位作準備，蔣介石憑借日本入侵導致民族危機產(chǎn)生的民眾向心力，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口號，激發(fā)中國人在外敵入侵下的民族悲情和自尊，以樹立其領袖權威。
而毛澤東1940年寫就的《新民主主義論》，標志著中共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路線和政策已經(jīng)形成了完整體系。兩黨領袖的兩本著作，雖然同是關注著中國的未來，走的卻是絕然對立的兩條道路。
延安中央黨校校長鄧發(fā)有段話很能說出毛澤東的想法，鄧發(fā)說：“我們究竟走《中國之命運》的道路呢？還是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呢？我想一切有國家觀念、有民族天良的熱血青年，……絕對不愿意走那法西斯黑暗統(tǒng)治的《中國之命運》的道路，我相信中國青年是會選擇引導中國走向獨立、自由、民主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道路�！�201彭德懷也指出一個事實，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已被黨內(nèi)奉為“中國革命現(xiàn)階段的指針”。202毛澤東甚至也說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比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差，新民主主義的確比三民主義更進步，更發(fā)展，更完整�！�203只是鄧發(fā)和彭德懷都未曾預料到，1949年建國革命任務完成后，毛澤東卻逐漸放棄了新民主主義。
不管怎么說，延安整風使全黨相信，在中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指導革命勝利的絕對真理。因此，被國民黨奉為領袖經(jīng)典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必然遭到對手批判，只不過是遲早問題。
毛澤東絕不輕視《中國之命運》，國共論爭停止以后，毛澤東在關鍵場合仍不時提到《中國之命運》這本書。1944年10月，毛在為新華社寫的評論《評蔣介石在雙十節(jié)的演說》一文中，兩處提及該書。在被稱為中共有史以來“最盛大、最完滿”的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的開幕詞，赫然以《兩個中國之命運》為標題。毛澤東說：“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寫了書的；
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边@本書就是《論聯(lián)合政府》。1948年12月25日淮海戰(zhàn)役結(jié)束前夕，中共通過新華社頒布戰(zhàn)犯名單，文人陶希圣被列為第41號戰(zhàn)犯，“國人皆曰可殺者”。這多少與陶參與這本書籍的起草有關。
在毛澤東批判《中國之命運》的背后，我們看到：1943年，中共雖然還未成為歷史舞臺主角，但毛澤東已洞察到，抗戰(zhàn)后期的國共力量對比將彼此消長，必引起中國政局的變化。未來中國命運之爭，具體落在國共雙方爭取不同的抗戰(zhàn)結(jié)果之上。關于這一點，蔣介石遠沒有毛澤東敏銳。早在抗戰(zhàn)初期，毛已將戰(zhàn)局的發(fā)展與政局的轉(zhuǎn)換聯(lián)系起來。1937年8月兩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剛形成，毛澤東就提出：在聯(lián)合抗戰(zhàn)的情況下，要把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貫通起來。204鄧野解釋說：“民族革命指中日問題，社會革命指國共問題……這就是說，整個抗戰(zhàn)時期，中共始終是將兩個革命聯(lián)系起來一并展開的�！�205
這兩者的主次關系隨著戰(zhàn)爭進程而轉(zhuǎn)化。國民黨理論家陶希圣自以為看到這點，他說：“中共及其國際同路人圍攻中華民國和國民政府的用意，第一是要轉(zhuǎn)化民族戰(zhàn)爭為階級斗爭。”206列寧主義認為，階級斗爭或者說階級沖突，是解決國家政權的形式與功能的手段。格局將決定結(jié)局，富有戰(zhàn)略眼光的毛澤東欲利用抗戰(zhàn)后期兩黨力量的變化，爭取實行兩黨關系的政治轉(zhuǎn)型。
從以陶希圣為主的國民黨理論回應中共批判來看，國民黨的黨治文化的權威主義擴展功能在消減。1943年是重慶政府內(nèi)政與外交糾纏的一年。1944年，國民黨的“一黨訓政”基礎隨著中共“聯(lián)合政府”口號的提出而發(fā)生動搖，在蔣介石看來，“聯(lián)合政府”意味著國民黨訓政的失敗。這也是中國經(jīng)歷了十余年的武裝割據(jù)之后，毛澤東第一次向國民黨提出國家政權再分配的政治要求。在毛澤東看來，國家的政權問題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1944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認為力量重心正在逐漸轉(zhuǎn)移到我們一邊來，毛說：現(xiàn)在要準備應付將來的大事變，準備由鄉(xiāng)村去奪取城市，中共已有奪取大城市的條件。劉少奇緊隨著提出一個政治口號：“先到為君，后到為臣”。張聞天甚至說：“過去認為國民黨是老大哥，今后我們就是老大哥�！�207發(fā)展起來的中國共產(chǎn)黨站在新的水平線上重新打量對手。當時到延安考察的史迪威政治顧問戴維斯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中國的命運不是由蔣掌握，而是掌握在共產(chǎn)黨手里�！�208
逐漸壯大隊伍的中共意氣風發(fā)。相形之下，國民黨的歷史包袱太沉重。長期的戰(zhàn)爭消耗，以一個農(nóng)業(yè)國應付一場現(xiàn)代戰(zhàn)爭的國民政府，不可必免地走向衰竭。戰(zhàn)時寅吃卯糧的財政狀況逐年惡化，1944年，國民政府的財政開支僅是1937年的五分之一。209為使戰(zhàn)局撐下去，唯有飲鳩止渴，結(jié)果導致通貨膨脹日趨嚴重，1945年的物價竟是1936年的1631.6倍。210戰(zhàn)爭對整個中國社會經(jīng)濟破壞程度驚人，從掌握的數(shù)字而言，僅是銀行金銀、產(chǎn)業(yè)以及交通設備，以1937年7月的美元幣值換算，8年抗戰(zhàn)的損失已達313億美元。211蔣介石遇到他當政時期最嚴重的危機。
古人云：更能消幾番風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到了抗戰(zhàn)后期，國民黨的政權統(tǒng)治不論在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都已是急景凋年，國民政府已成為世界上最沒效率的政府之一。這正是蔣介石之所以推出《中國之命運》所擔心的，也正是毛澤東批判《中國之命運》目的所在。
世事如棋局。如毛澤東所預料，批判《中國之命運》次年，國共關系果然開始發(fā)生政治轉(zhuǎn)型，毛澤東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產(chǎn)黨，而不是由國民黨來擔負起解放中國的責任。212毛澤東還告誡黨內(nèi)領導人：“這次抗戰(zhàn)，我們一定把中國拿下來�！弊鴮嵙颂障Ｊニ鶕牡摹翱箲�(zhàn)的結(jié)果比抗戰(zhàn)的進行更危險”。213這一年時局的變化，預示著近代中國歷史即將進入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時期。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在毛澤東心里，答案逐漸清晰。
作者單位：廣州市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注釋：
1 參見何虎生：《蔣介石傳》（中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頁；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頁；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zhàn)爭史》（下卷），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修訂本，第499、502頁。朱漢國主編：《南京國民政府紀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2頁。何仲山等著：《毛澤東與蔣介石》，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頁；
程舒?zhèn)サ戎骸妒Y介石秘史》，團結(jié)出版社，2007年，第216頁；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團結(jié)出版社，2006年，第676頁。
2 李敖：《蔣介石手著了〈蘇俄在中國〉嗎？》，載《蔣介石研究》（續(xù)集），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6年。
3 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1945年。
4 陳曉農(nóng)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0頁。
5 陳曉農(nóng)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3頁。
6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7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8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9 楊天石：《汪精衛(wèi)出逃與蔣介石的對策》（下），刊于《南方都市報•歷史》，2008年5月15日。
10 《蔣介石日記》（1943年1月25日），參見[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頁。
11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7日），參見[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頁。
12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點滴與潮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頁。
13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4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點滴與潮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頁。
15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6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頁。
17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8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9 陶泰來1943年2月21日日記，見《陶希圣年表》。
20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1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2 [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36頁。
23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408頁。
24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5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26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215頁。
27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頁；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頁。
28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3頁。
29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4頁。
30 《蔣介石與威爾基談話記錄》，參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zhàn)時期》之第3編《戰(zhàn)時外交》，第1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 5[( \"*{ ^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第523頁。
31 吳景平主編：《宋子文與戰(zhàn)時中國》（1937-1945），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82頁。
32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0頁。
33 何虎生：《蔣介石傳》，華文出版社，2007年。
34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1-942頁。
35 陳立文：《抗戰(zhàn)期間中國爭取國際地位之努力論文集》，第59-60頁，參見吳景平主編：《宋子文與戰(zhàn)時中國》（1937-1945），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82頁。
36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頁。
37 《蔣介石日記》（10月10日），參見[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頁。
38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5頁。
39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4頁。
40 見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42頁-943。
41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42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6頁。
43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12-1013頁。
44 何仲山等著：《毛澤東與蔣介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年，第177頁。
45 《時代》周刊，1943年7月12日，見李輝《封面中國》，東方出版社，2007年，第228頁。
46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5頁。
47 《蔣介石日記》（仿抄本），1934年5月3日，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69頁。
48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61-962頁。
49 [美]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第236頁。
50 鄧野：《聯(lián)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頁。
51 鄧野：《蔣介石關于“中國之命運”的命題與國共的兩個口號》，載《歷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84頁。
52 《五全大會對外關系報告》，見秦孝儀主編：《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3卷，第247頁。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76頁。
53 見秦孝儀主編：《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第348頁。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76頁。
54 見何虎生：《蔣介石傳》，華文出版社，2007年，第643頁；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出版社，1997年，第2904頁；
朱漢國主編：《南京國民政府紀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2頁；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下），團結(jié)出版社，2006年，第676頁；
何仲山等著：《毛澤東與蔣介石》，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年，第179頁。
55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頁。
56 陳曉農(nóng)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1頁。
57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zhàn)時期》之第3編《戰(zhàn)時外交》，第2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 5[( \"*{ ^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第89頁。
58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12頁。
59 1936年6月，蔣介石與李滋羅斯談話時說過：“當戰(zhàn)爭來臨時，我將在沿海地區(qū)做可能的最強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內(nèi)陸撤退，繼續(xù)抵抗。最后，我們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zhàn)，共同抵抗侵略者�！眳⒁姉钐焓骸妒Y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86頁。
60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2頁。
61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63頁。
62 楊云若、楊奎松：《共產(chǎn)國際和中國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6頁。
63 《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為紀念抗戰(zhàn)五周年宣言》，《解放日報》1942年7月7日。
64 《周恩來關于蔣欲約毛在陜晤談事致毛澤東電》（1942年8月14日），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68頁。
65 《毛澤東關于見蔣為改善國共根本關系致周恩來電》（1942年9月3日），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69頁。
66 《關于最近日蘇關系及國共關系的情況通報》（1942年8月15日），見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23頁。
67 《周恩來關于林彪見蔣經(jīng)過的報告》（1942年10月27日），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70頁。
68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年，第793-794頁。
69 《中共中央關于國民黨十次全會問題的指示》（1942年11月29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五）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
70 秦孝儀主編：《“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見[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1頁。
71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973頁。
72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73-475頁。
73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1頁。
74 《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所做時局的報告》（1942年4月13日），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75頁。
75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fā)言》（1942年5月21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81頁。
76 《毛澤東致周恩來電》（1942年9月15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03頁。
77 [蘇]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29頁。
78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18頁。
79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43年6月1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43頁。
80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年5月25日。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8頁。
81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頁。
82 《蔣介石日記》（仿抄本），1934年3月7日，引自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72頁。
83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年5月，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9頁。
84 《王世杰日記》（第4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78頁。
85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9頁。
86 《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43年6月1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43頁。
87 秦孝儀主編：《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見[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1頁。
88 張樹軍等編：《中國共產(chǎn)黨重大會議實錄》，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頁。
89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52頁。
90《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事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第366頁。
91《王恩茂日記》（1943年7月13日），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360頁。轉(zhuǎn)引自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60頁。
92《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電》（1943年7月8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52頁。
93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78頁。
94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71頁。
95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4頁。
96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7頁。
97 [蘇]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43-144頁。
98 中央宣傳委員會歸政治局和書記處領導，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負責管理中宣部、解放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臺、中央黨校、文委以及出版局等。參見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第1015頁。
99 陳曉農(nóng)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1頁。
100 陳曉農(nóng)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頁。
101 陳曉農(nóng)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頁。
102 陳曉農(nóng)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73頁。
103《彭德懷年譜》，第281頁。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20頁。
104 陳曉農(nóng)編撰：《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版，第72頁。
105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1頁。
106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07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08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頁。
109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7頁。
110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11 據(jù)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一份調(diào)查，太平洋學會是國際共產(chǎn)黨的宣傳機構，參見（[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6頁。
112 原美共機關報《每日工人報》總編輯布登茲：《沒有臉面的人》，1958年。參見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2頁。
113 陶希圣著：《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212頁。
114 陶希圣著：《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1頁。
115 國民政府陸海空軍副司令張學良在考察德意回國后,也發(fā)表文章認為“獨裁是中國解決一切問題的唯一途徑”。參見馬振犢：《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思想理論簡析》，載《民國檔案》2003年第1期。
116 [美]陸培涌:《蔣介石的思想追求》,載《現(xiàn)代亞洲研究》,第4 卷第2 期(1970 版) ,第232 頁。
117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tǒng)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十,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第483 頁。
11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德外交秘檔》（192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7頁。
119 《胡先生為寧粵合作對法報記者之談話》，載《三民主主義月刊》，第4卷，第5期。參見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51頁。
120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76、1077頁。
121 《1938年1月至1947年2月的新華日報》，新華報業(yè)網(wǎng)www.XHBY.NET，2008年1月3日。
122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頁。
123 [美]柯博文：《面對日本》，參見[荷]方德萬著、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zhàn)爭》，三聯(lián)書店，2007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13頁。
124 [荷]方德萬著、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zhàn)爭》，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27頁。
125 參見[荷]方德萬著、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zhàn)爭》，三聯(lián)書店，2007年。
126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24頁。
127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摘錄），魏宏運主編：《中國現(xiàn)代史資料選編》（4），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40頁。
128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tǒng)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專論》，第126頁。引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5頁。
129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頁。
130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頁。
131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32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5頁。
133 《革命軍的責任是安內(nèi)與攘外》（1933年5月8日），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zhàn)時期》之《緒編》（三），（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出版， 5[( \"*{ ^ 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1年，第36頁。
134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54頁。
135 何家干：《亂世書生左舜生》，載《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2008年6月29日，B39。
136 毛澤東：《關于發(fā)動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宣傳運動給董必武的電報》（1943年8月1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頁。
137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5頁。
138 蔣介石：《中國之命運》（摘錄），魏宏運主編：《中國現(xiàn)代史資料選編》（4），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9頁。
139 張樹軍等主編：《中國共產(chǎn)黨重大會議實錄》（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頁。
140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9頁。
14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39年3月2日、3日。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9頁。
142 荒坪：《我的外公陸定一》，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5頁。
143 陸定一的回憶，參見朱鴻召《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的前前后后》，《同舟共進》2008年第11期，第50頁。
144 [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頁。
145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46 《蔣介石日記》（1943年10月7日），見[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4頁。
147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80頁。
148 《克省記》卷二十三，1943年7月24日條，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第469頁。
149 《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事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第369頁。
150 《省克記》卷二十三，1943年8月1日條，臺北“國使館”藏蔣中正檔案，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80頁。
151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再版，第211頁。
152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81頁。
153 《省克記》卷二十三，1943年8月23日條，臺北“國使館”藏蔣中正檔案，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80頁。
154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8頁。
155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1943年8月13日，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6頁。
156 秦孝儀主編：《總統(tǒng)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7卷），（臺北）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4年，第268頁。
157 《蔣介石日記》（8月25日），見[美]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九洲出版社，2008年，第245頁。
158 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團結(jié)出版社，2006年，第675頁。
159 《蔣介石日記》（1943年9月12日），見張秀章編著：《蔣介石日記揭秘》，團結(jié)出版社，2006年，第679頁。
160 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 年，第841頁。
161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83頁。
162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87頁。
163 秦孝儀主編：《總統(tǒng)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2頁。
164 羅斯福這三點建議是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訓詞中提到，《黃炎培日記摘錄》第39頁。參見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國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83頁。
165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66 《王世杰日記》（第四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159頁。
167 重慶《大公報》1944年8月26日。
168 [美]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新華出版社，1988年。
169 《毛澤東關于歡迎政治解決問題致董必武電》（1943年10月5日）；
《王世杰日記》（第四冊），臺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0年，第190頁。
170 這是延安整風運動最高權力機關中央總學委發(fā)出的通知，參見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2頁。
171 《毛澤東關于在國民黨未想真正合理解決問題前周恩來不擬出來致董必武電》（1943年11月13日），參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84頁。
172 《毛澤東于7月13日發(fā)給彭德懷和中央各局電文》，參見《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63頁。
173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
17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38-440頁。
175 《伊里切夫致季米特洛夫信》（1943年5月31日），見楊奎松：《開卷有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4頁。
176 [蘇]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頁。
177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0頁。
178 《關于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chǎn)國際的決定》（1943年5月26日），見張樹軍等主編：《中國共產(chǎn)黨重大會議實錄》，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73頁。
179 毛澤東：《關于發(fā)動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宣傳運動給董必武的電報》（1943年8月11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頁。
180 [蘇]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44頁。
181 《林彪、葉群的十八則筆記》，《明報月刊》（香港），1994年3月號。
182 《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43年7月13日），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455頁。
183 劉白羽：《心靈的歷程》，見《劉白羽文集》第9卷，華藝出版社，1995年，第373-374頁。
184 L.H及G.C.L的陳述，兩人都是知識分子，當時在延安，見[英]韓素音：《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56頁。
185 《中華民國實錄》（抗戰(zhàn)烽火），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978頁。
186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33頁。
187 弗拉基米若夫8月21日日記，參見[蘇]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55-156頁。
188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14頁。
189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586頁。
190 周恩來：“閱讀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記錄的筆記”（手稿），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290頁。
191 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00頁。
192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0頁。
193 [美]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6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第474頁。
194 陶泰來：《陶希圣年表》，未刊稿。
195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1頁。
196 陶希圣：《關于〈中國之命運〉》，載于《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10、212頁。
197 楊奎松：《國民黨的“聯(lián)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80頁。
198 《蔣介石日記》（1942年7月11日），參見[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0頁。
199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5-346頁。
200 李新總編：《中華民國大事記》（1937-1943），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12頁。
201 鄧發(fā)：《誰愛護青年？誰殘害青年？》，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7頁。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
202 彭德懷：《民主政治與三三制政權》，載《毛澤東選集》第1卷，“代序”，《論毛澤東思想》，第1頁。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610頁。
203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大會上的講話》，見王建朗等著：《中國近代通史》（抗日戰(zhàn)爭），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85頁。
2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7頁。
205 鄧野：《聯(lián)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206 陶希圣：《潮流與點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再版，第206頁。
207 張樹軍等主編：《中國共產(chǎn)黨重大會議實錄》（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頁。
208 John S.Service,162.參見[美]徐中約：《中國近代史》（第6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第480頁。
209 [荷]方德萬著、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zhàn)爭》，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第389頁。
210 虞和平：《抗戰(zhàn)時期后方的金融、財政及其投資》，載朱蔭貴等主編：《近代中國：經(jīng)濟與社會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662頁。
211 [日]古屋奎二主筆：《蔣介石秘錄》（全譯本，第4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08頁。
212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七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fā)言》（1944年6月5日），見張樹軍等主編：《中國共產(chǎn)黨重大會議實錄》（上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9-190頁。
213 1945年5月5日《中央日報》社論。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