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已在我們的目光中漸行漸遠。當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屏蔽權勢的喧囂，找尋真正改變中國行程的先賢，我們看到的只有殉道者的血跡。

　　在中國的土地上，讀書人追逐的是權勢和榮華。他們的脊梁早已被自己抽出，鋪成了他們的通天之路。而一百年前，卻有幾個湖南書生，用他們?nèi)崛醯募绨颍�殷紅的鮮血，扛起了中華民族的苦難。

　　他們走上了中國的十字架，他們成了中國的耶和華。

　　走向十字架之宋教仁·逃離故國

　　1902年冬天，素懷大志的湖南桃源青年宋教仁奉母親之命投考武昌文普通中學堂，被錄為第一，時年20歲。武昌文普通中學堂為湖廣總督張之洞所創(chuàng)辦，學員名額為240名，當年在湖南招生30名。

　　1902年的中國已是革命風潮風起云涌之時，而當時的武漢又是各種思想?yún)R聚之地。從偏僻之地的湖南常德來到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漢，宋教仁猶龍入大海,在清朝末年的革命大潮中，終于百煉成鋼，最終成為近代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1903年8月，身負神圣使命從日本回國的黃興來到武昌，在文普通中學堂作演講，宋教仁由此得以結識黃興，并與黃興成為一生的摯友。從此，辛亥時期湖南乃至中國最偉大的兩位革命家攜手走到了一起。在以后的人生中他們互相信任，互為依靠，彼此忠誠，直至生命的終結。

　　1903年11月4日，黃興30歲生日。當天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最為關鍵的反清團體華興會在長沙成立。04年2月15日召開成立大會，舉黃興為會長，宋教仁，劉揆一為副會長。按照華興會的分工，宋教仁旋回武昌，倡組科學補習所。

　　1904年6月，科學補習所成立,公推呂大森為所長，胡瑛為總干事，宋教仁任文書。科學補習所的主要工作，就是介紹新兵進入清軍新軍隊伍。當時會員劉敬安任職新軍馬隊書記,對張之洞的招兵計劃了如指掌。一旦要招兵，劉敬安馬上轉告胡瑛，然后用密電招各地會黨來入伍。而在未入伍前，必須接受科學補習所的密約：矢志待機起義革命，光復漢族。因此湖北新軍中大半是科學補習所的黨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率先由新軍士兵發(fā)起，最終奪取了武漢三鎮(zhèn)，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而新軍的率先起義絕非偶然，實在是1904年成立的科學補習所長期在新軍中工作積累所至。對辛亥革命而言，劉敬安，胡瑛，宋教仁居功至偉。

　　1904年，黃興與湘鄂志士約定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歲生日起義，以示絕不與滿清最高統(tǒng)治者兩立之決心。當時決定以長沙為發(fā)動中心，以瀏陽、衡陽、常德、岳州、寶慶五路為響應。宋教仁授命在武昌籌設支部，并擔任常德一路的主持。

　　1904年10月，宋教仁回到常德，聚集同志，籌劃起義。因為經(jīng)費短缺，宋教仁準備變賣家產(chǎn)以濟需用，但一時又無法變賣,便決定趕赴長沙另籌款項。1904年10月30日，遂冒雨起行，于11月5日抵達長沙，泊朝宗門外。宋教仁登岸后遍訪各約定處所，但都是大門緊閉，寂無人跡。到黃興寓所探聽消息時，鄰居告訴他黃興已出門十多天了，不知去往何處。這時的宋教仁四顧茫然，斷定必有變故發(fā)生。信步街頭時，突然遇到會員曹亞伯。曹亞伯便把他帶到長沙的圣公會密室內(nèi)告之：華興會起義計劃已先期泄漏，機構已被官府破獲，黃興等人已逃�，F(xiàn)撫臺已派兵四處抓人，宋教仁即為抓捕對象。宋教仁本想回常德從速起義，但又苦于沒有經(jīng)費，束手無策。第二天，見到圣公會的黃瑞祥牧師，并且曹亞伯也告訴他，官府已派兵前往常德抓他，要他馬上走。黃牧師給了宋教仁銀洋15元，在此情形下，宋教仁不得不離開長沙，于11月7日附舟東下，追尋黃興去了。

　　11月16日，宋教仁來到武昌。當時正好是華興會約定的舉義之日，也即慈禧七十歲生日。武昌城內(nèi)張燈結彩，而各營弁兵則嚴陣以待。滿街巡邏，以防止華興會起事。此后，宋教仁找到胡瑛，以及文普通中學堂的同學，才知道科學補習所也已經(jīng)被查封。宋教仁是文普通中學堂的名人，認識的人太多，所以他感到此地不可久留，便決定前往上海。11月17日，宋教仁于漢口登舟往滬。臨行前，同學羅律中、曾松喬、汪育松，歐陽俊民、曹德銘、陳文深、胡勛臣、胡靜軒、廖鏡泉、歐陽吉香等相送，并為他湊足了前往上海的費用，11月21日，宋教仁到達上海。

　　到達上海后，宋教仁遍訪同志，但又一無所獲。后來見到劉揆一，覃振才知道，由于華興會成員萬福華暗殺原廣西巡撫王之春一事，黃興、張繼、章士釗被牽連入獄,而官府還大肆抓捕華興會的黨羽，上海也已經(jīng)“幾亦不能藏身”.這時候的宋教仁不得不考慮離開祖國，東渡扶桑。

　　1904年12月4日，在眾多朋友的資助下，宋教仁與同伴柳大任，龍毓峻乘輪船啟程前往日本，在船上，宋教仁發(fā)現(xiàn)湖南同鄉(xiāng)后來大名鼎鼎的楊度、楊守仁兩人也在同一條開往日本的船里，

　　在一路狂奔的途中，在波濤洶涌的八百里洞庭湖里，宋教仁曾作長歌一篇，似可看出他當時的心境:

　　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漢人兮，愧手腕之不靈。謀自由獨立于湖湘之隅兮，事竟敗于垂成，虜騎遍于道路兮，購吾頭以千金。效古人欲殺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無益，且慮繼起之乏人.負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長斯歌斯哭斯之國門。嗟神州之久淪兮，盡天荊與地棘。展支那圖以大索兮，無一寸完全干凈漢族自由之土地。披發(fā)長嘯而四顧兮，悵悵乎如何逝?則欲完成我神圣之主義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

　　走向十字架之宋教仁·負笈扶桑

　　1904年12月13日，經(jīng)過10天的海上飄泊，宋教仁來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東京，至1910年冬天離開日本，宋教仁在日本整整呆了六年。在日六年，宋教仁參與或本身成就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同時宋教仁不忘發(fā)奮學習，全面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統(tǒng)的憲政理念。用他自己的話說：革命建設基礎在高深學養(yǎng)。他成為當年同盟會中花費時間、精力最多的關注西方民主憲政理論的人，他也是在同盟會成立之初就關注以后政權建設的第一人。

　　一、創(chuàng)辦留日學生中的第一個全國性刊物《二十世紀之支那》

　　宋教仁一抵達東京，首先想到的是創(chuàng)辦刊物。由于他是華興會的領袖人物，又在武昌文普通中學堂就讀過，所以在湘鄂兩省有很深的人脈關系。初抵東京，他就遍訪湘鄂舊友，向他們闡述自已創(chuàng)辦刊物的想法，誠邀大家的加盟。他的熱情、執(zhí)著、才能有目共睹，也使他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在他1905年1月3日的日記里有這樣的記載：已正，戴渭卿來訪，談良久，留午餐。未初，偕至留學生會館，赴文普通同學會，時各同學皆至，乃由余演說湖南風潮及余去湖北以后之歷史，諸君皆贊惜不勝，欲為余代籌資留學此間，余惶愧不已，再三辭卻，諸君乃偕至一室秘密商議，如不欲使余聞也者。酉初，余復至越州館，開組織雜志發(fā)起會，時至者十余人……乃議舉暫行經(jīng)理人二人，公舉得余及張步青任之。

　　在到日本后短短的二十天里，宋教仁就成功召開了刊物的發(fā)起人會議，可見宋之組織能力之強。會議決定刊物名稱為《二十世紀之支那》。此后宋教仁為創(chuàng)辦刊物四處奔走，征求社員，收集股金，約人撰稿，洽商印刷，付出甚巨，倍形辛勞。而其間又因為財力不足，加之陳天華因意見不合辭去編輯之職，差點使刊物中途夭折，幸賴宋教仁苦苦支撐，奔走聯(lián)絡，自已又撰寫了其中四分之一的稿件，才使《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于1905年6月24日出版發(fā)行。

　　《二十世紀之支那》之所以值得一書，在于這樣幾個方面，其一、它是日本留學生界第一個全國性刊物。其二、宋教仁主張采取黃帝即位紀元，而不用清王朝紀年，反清意味非常濃烈，他的主張當即為大多數(shù)人接受，各省留學生刊物版權頁之出版年月隨后都采用他的紀年。其三，在刊物周圍很快聚集了一批有識之士，這些人打破了當時門墻森嚴的省界，為以后中國同盟會能在日本成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同盟會初創(chuàng)之時的許多重要成員即出自這一刊物隊伍，象陳天華、程家檉、胡瑛、田桐等都是近代史上重量級的人物。其四，在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上，由黃興提議，由于《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社同人大半已入同盟會，故將此雜志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得到同盟會認可，后將該刊定為同盟會機關報，改名為《民報》。

　　二、在中國同盟會創(chuàng)立的日子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于日本東京，當日加盟者約100人，中國17省都有成員參加，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全國性的革命團體。這是1903年以來，海內(nèi)外革命風潮互為激蕩，日見劇烈，加之仇俄運動擴大而清廷腐敗無能，時勢已趨向非排滿革命將無以圖存的共識達成的自然結果。同盟會成立后，使原來個別散漫的反清人士彼此匯合集中，迅速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清合力，不到一年時間，加盟者已逾萬人，支部遍于全國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不過六年，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目標就已達成。由此可見，中國同盟會的成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本人覺得，中國同盟會形成的過程，特別是黃興、宋教仁、陳天華放棄門戶之見，同意與孫中山聯(lián)合才是同盟會得以成立的關鍵。

　　以儒家學說為國學的中國，門戶之見淵源深厚，宋代經(jīng)朱熹發(fā)揚光大后，鄉(xiāng)土籍貫，宗族觀念尤為濃烈；
而科舉制度對籍貫的禁限，影響更大，深入中國社會的每一階層。1420年，明成祖遷都北京，蕪湖人在京建立了蕪湖會館，開各省府州縣在京設立會館的先河。從此后，中國各地以旅居當?shù)赝�鄉(xiāng)為成員的地緣組織同鄉(xiāng)會館遍地開花，而且飄洋過海，凡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會有同鄉(xiāng)會館的存在，這確實為人類史上獨有之景觀。

　　而當年留日學生在進入日本學習的同時，也把開會館的惡習帶到了異國他鄉(xiāng)。到1905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約8000人，人數(shù)可謂不少矣。但大家卻分屬17個省，甚至每個省下又分有幾個同鄉(xiāng)會，這些留學生雖飄洋過海，學習的也是當時先進的文化知識，但他們的地域觀念卻根深蒂固，加之各地不同的風俗和方言，大家彼此間多為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tài)。

　　1903年，受日俄戰(zhàn)爭的刺激，留日學生創(chuàng)辦的各省刊物里開始出現(xiàn)要求“非省界”和“聯(lián)合革命”的言論，率先發(fā)聲的是《淅江潮》、在《浙江潮》的第三期里主張“消除地域界限、聯(lián)合建立統(tǒng)一團體�！比巳诵膽n國之心，人人事憂國之事。而以劉成禺為首的《湖北學生界》也起而響應打破省界的呼聲。并且在此刊封底出現(xiàn)“大湖南北同盟會”，同盟會名稱開始在海內(nèi)外出現(xiàn)。

　　與此同時，陳天華著《猛因頭》一書，在書中他提出：要把現(xiàn)在江山從那虎狼口中搶轉來……依了鄙人愚見，不如大家合做一個大黨。

　　1904年10月，華興會舉義不成，各地志士先后亡命日本，除宋教仁之外，黃興、陳天華等華興會成員，陶成章、徐錫麟等光復會會員，還有秋瑾等志士云集日本東京。

　　1905年初，黃興、宋教仁看到來日同志日漸增多，他們檢討過去，瞻望未來，認為有必要設一個全國性的會黨以為革命之中堅，他們的想法得到了很多留學生的認同，但安徽人程家檉卻主張稍緩，他說：近得孫文自美洲來書，不久將游日本，孫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腳跡不能履中國一步，蓋緩以時日以俟其來，以設會之名奉之孫文。而吾輩得以歸國相勢起義，事在必成。程家檉當時是《二十世紀之支那》主要負責人，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都有聯(lián)系，特別與宋教仁私交甚好。而程家檉又是留日學生中最早與孫中山有聯(lián)系的人，對孫中山的思想也非常了解，因此，程家檉在黃宋等人面前極力主張與孫聯(lián)合，幸運的是，黃興、宋教仁聽取了程家檉的意見。由此可見，程家檉在中國同盟會的組成過程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7月19日，宋教仁在程家檉的引領下，與孫中山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見面。宋在自己的日記里對此次見面記敘比較詳盡，他寫道：滔天君（指宮崎）乃言孫逸仙不日將來日本，來時余當為介紹君等云云。又言君等生于支那，有好機會，有好舞臺，君等須好為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為日本人也。又言孫逸仙所以遲遲未敢起事者，以聲名太大，凡一舉足皆為世界所注目，不敢輕于一試。君等將來作事，總以秘密實行為主，毋使虛聲外揚也。

　　1905年7月28日，宋教仁與孫中山約晤于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社，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當時孫中山39歲，而宋教仁只有23歲。兩人談話的主旨，在于聯(lián)合各省人才擔負革命建設工作之重要性；
孫中山亟盼全國統(tǒng)一之團體的出現(xiàn)。當日見面的在場人還有陳天華與宮崎寅藏。而在此之前的7月19日，孫中山已經(jīng)拜訪了華興會會長黃興，兩人就聯(lián)合一事已達成共識。在孫與宋的會談中，孫中山認為：中國現(xiàn)在不必憂各國的瓜分，但憂自己的內(nèi)訌。此一省欲起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彼一省也欲起事，不相聯(lián)絡，各自號召。

　　一百年過去了，這種聲音依然回蕩在中國的大地上，但后來人又有幾人能深切體會到先賢們的真知灼見？

　　7月30日，宋教仁、黃興、陳天華等來到東京赤坂區(qū)檜町三番黑龍會，出席孫中山主持的同盟會籌備會議。當天出席會議的共計73人。而湖南、湖北就有38人，超過半數(shù)。當時，留日學生中兩湖籍的華興會會員較多，光復會會員本就不多，其主要領袖蔡元培、章炳麟又不在東京，而孫中山創(chuàng)立的興中會早已名存實亡，留日的學生更是屈指可數(shù)。由此可見，華興會的領袖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在留日學生中的影響力遠遠大過孫中山，但他們?yōu)榱酥袊�的民主大業(yè)，為了大家形成合力推翻極權專制，主動奉孫中山為領袖，才使孫中山得以脫穎而出，成就了歷史上的偉名。一百年來，放眼億兆中國人，又有一人能有他們?nèi)绱藢掗煹男亟�，卓遠的見識嗎？無怪乎幾十年來，呼口號者固然多矣，但竟無一人能放下一己之私，真正為中國的憲政民主事業(yè)奉獻自己也。

　　三、系統(tǒng)的憲政民主理念的形成

　　蔡元培先生曾說過：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會，會旨雖有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諸義，而會員大多以驅除韃虜為唯一目的；
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若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
若宋漁父先生其最著者也。這是蔡元培先生親眼見聞的寫實，而不是故意溢美的客套。

　　1904年12月，宋教仁因舉義事敗亡命日本，一為避清廷的捕殺；
一為作負笈求學的打算。當時，留日學生界幾乎以學習軍事為風氣。因為大家都以為要富國必先強兵，并且要想推翻腐敗的專制政權，也必須建立革命的武力。宋教仁初到東京時，也逃脫不了這一思維模式。在他的日記里就記敘過他學習馬術的經(jīng)歷。但是幾個月后，他卻于1905年6月11日面見清政府駐日公使館參贊馬廷亮，請他幫忙將自己送入日本法政大學學習。6月12日，宋教仁得以進入日本法政大學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

　　當時，中日友人對宋教仁的個性興趣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宋教仁頭腦細密，秉有天賦的組織力和經(jīng)國的才能，因此建議他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宋教仁在努力學習學校功課之余，又潛心翻譯各國政治制度經(jīng)濟實況的書刊。一方面?zhèn)�人藉此研究各國政治經(jīng)濟的優(yōu)劣得失，一方面將它介紹給國人研討。并且譯述稿費所得，不僅可以添購新書刊，有時還可以濟革命黨費用的不足；
例如宋教仁所譯述的日文名著財政學一書的稿費就使同盟會渡過了一次經(jīng)濟上的難關。

　　1906年元月，宋教仁翻譯了《日本憲法》一書。2月譯《露國之革命》。3月譯《英國制度要覽》共計60400余字。4月譯《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各國警察制度》。5月譯《俄國制度要覽》。6月譯《澳大利亞匈牙利制度要覽》、《美國制度概要》、《澳匈國財政制度》。這之后宋教仁發(fā)生了嚴重的神經(jīng)官能癥疾病，住在醫(yī)院不能學習也不能工作。當時宋教仁才24歲，這種疾病或許是他長年超負荷工作而導致。即使如此，在病癥稍好后的同年10月份，他又開始翻譯《德國官制》等。宋教仁不但翻譯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經(jīng)濟學名著，他閱讀的范圍更加廣泛。這樣就使他對各國的政治制度，政權組織形式都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

　　宋教仁這樣苦學的結果，使他對革命成功后建國的規(guī)模計劃終于有所得于心。以致于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建立后，他能夠振臂高呼，而且身體力行，試圖把自己平生所學之憲政民主理論踐行于中華民國的立國綱領之中，當然這也導致他成為中國民主憲政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

　　為憲政民主殉道——宋教仁走向十字架之三

　　晚色侵江白，輕舟發(fā)夏陽，潮聲隨岸遠，山勢送人忙。

　　大地風云郁，長途雨雪降，悠悠此行役，何處是瀟湘？

　　——宋教仁

　　上面這首詩是宋教仁于1913年2月由漢口東下上海時所寫的詩句。當時，國民黨在中華民國首屆國會參、眾兩院議員選舉中，參議院獲得132席，占48．4％，眾議院獲得269席，占45．1％。成為國會中的最大黨。宋教仁是中華民國建立后極力主張政黨政治的第一人。遙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國肇造，宋教仁在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修正案中，力主采取責任內(nèi)閣制，以期奠定建設新國家之始基，而大多數(shù)人則主張總統(tǒng)制。胡漢民在其自傳中曾記述了有關內(nèi)閣制、總統(tǒng)制的爭論。當時宋教仁內(nèi)審國情，外察大勢，認為只有責任內(nèi)閣制適于中國，而孫中山則認為：吾人不能對唯一置信推舉之人，復設防制之法度，以此加以反對。以當時孫的名望，話一出口，眾皆翕然。宋教仁也不好再堅持，故南京臨時政府時期，采用的是總統(tǒng)制。然而好景不長，幾個月后，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這個時候的同盟會上上下下對袁世凱有著天然的不信任。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他們又想到了宋教仁當初提出的責任內(nèi)閣制。于是由宋教仁草就的臨時約法出籠，在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臨時約法中，總統(tǒng)制又變成了責任內(nèi)閣制。這種為人造法的壞風氣實在始于孫中山之手。袁世凱何許人也？同盟會幻想用這樣的方法對付袁世凱，實在是自毀長城，而且也開啟了其后隨意毀法造法的潘朵拉魔盒。自那時到現(xiàn)在，時間不足100年，而在中國大陸已頒布了15部憲法。數(shù)量多則多矣，而中國的國民卻沒有享受過一天真正的憲政民主平等自由的生活。

　　依據(jù)1912年3月11日所公布的臨時約法第53條：本約法施行后，限10個月內(nèi)，由臨時大總統(tǒng)召集國會，其國會之組織及選舉法，由參議院定之。1912年8月11日，袁世凱公布了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眾議院選舉法，規(guī)定民國會議由參議院、眾議院構成。參議院由各省議會，蒙古選舉會，西藏、青海選舉會，中央選舉會，華僑選出之議員組成。眾議院以各地人民選舉之議員組織之，依人口之多寡每滿80萬選出議員一人，但人口不足800萬的省份得選出眾議員10人。并且規(guī)定民國二年（即1913年）2月召集國會，實際上中華民國首屆國會召開于1913年4月8日。

　　宋教仁一直致力于建立以議會多黨制為主要內(nèi)容的憲政民主國家。國會組織法頒布后，為了實現(xiàn)自己建立責任內(nèi)閣的主張，宋教仁著力進行同盟會的改組，以期適應憲政民主制度對政黨的要求。1912年8月11日，同盟會、統(tǒng)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和共和憲進會五個政團集會于北京安慶會館，就合并為國民黨一事達成協(xié)議，13日，發(fā)表宣言：共和之制，國民為國主體，吾人于使人不忘其義，故顏其名曰國民黨。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湖廣會館舉行，會議由孫中山主持，大會通過《國民黨政見宣言》及政綱。宣言主張：一國政黨之興也，只宜兩黨對峙，不宜小黨分立。大會推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9人為理事，后9位理事互選孫中山為理事長，而孫中山又以自己平時不在總部而推宋教仁為代理事長，從此宋教仁走上了民初政壇的巔峰。

　　國民黨成立后，為應對即將進行的國會選舉，自1912年9月以后，各地支分部即積極展開競選活動。參議員也大多回原籍準備參選。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與王寵惠乘京漢車南下，一方面回湖南布置國會的選舉，同時也為了回家見母親、妻子和兒子。早在回湘之前，宋教仁就曾安排在北京主編《東亞新聞》的仇螯回湘改組湖南同盟會支部為國民黨支部，以便競爭選舉，宋教仁回湖南后，自己到處演說，結果國民黨在湖南的選舉大獲勝利：參議員10人全為國民黨所得，眾議員27人，國民黨占23人。

　　競選之事完成后，宋教仁回到了闊別8年的常德桃源老家。1904年11月宋教仁離開家鄉(xiāng)遁走扶桑時，兒子才3歲，母親身體也還硬朗，而現(xiàn)在流亡歸來，兒子已11歲了，對父親卻不認識，母親也年老多病，且家里已是一貧如洗。宋教仁亡命日本時不過一20沖齡的有志青年，回來時已是名滿天下的民國總長。見到衣錦還鄉(xiāng)的兒子、丈夫，母親和妻子悲喜交集，母親扶著宋教仁的肩膀哭了起來：你幸好活著回來了，以后再也不要出去了。宋教仁也是百感交集，日日與故舊老友飲酒為樂，把治理天下的宏大志向暫放一旁，竟生出事親終老以盡天倫的念頭。

　　那時的民國猶如一個早產(chǎn)且患有致命遺傳疾病的嬰兒，風雨飄搖的政治環(huán)境隨時可能使這個先天不足的嬰兒夭折。宋教仁想事親終老，享樂田園不過是自己的一廂情愿。在故鄉(xiāng)日日飲酒的同時，北京的電文也頻頻催促他離家北上。

　　而國內(nèi)政局的瞬息萬變，加之亡命海外15年的梁啟超的回國，讓鄉(xiāng)居2個月的宋教仁再也坐不住了。1912年10月20日，梁啟超從日本回國后，回到了闊別15年的北京。對于民初的政黨政治而言，梁啟超是繼宋教仁之后的又一位旗幟式的人物。他有意識地團結國民黨以外的保守勢力，意圖組建一個能與國民黨在國會相抗衡的大黨，經(jīng)進近一年的努力，進步黨終于得以建立，民國初年的國會兩大黨國民黨、進步黨得以成形，政黨政治也進入實質性的階段，然而這一切都因為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的被刺殺和其后孫中山發(fā)動的所謂二次革命而化為烏有。

　　1913年1月初，宋教仁勉強起身，辭別母親，東下長沙來到武漢。不知是冥冥之中意識到此次一去將不能復還，還是故土乃真正的世外桃源，自己不愿舍棄快樂而追求煩惱；
總之，回到故鄉(xiāng)的宋教仁度過了自己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時光。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由武漢啟程抵達上海，途中他寫下了本文開頭的詩句，而這首詩竟成了他的絕命詩。漸行漸遠的故土又成了他的夢境，而這一次卻成了故鄉(xiāng)與他的永別！

　　抵達上海的宋教仁得知國會選舉國民黨大獲全勝，躊躇滿志的他準備肩負大任迎接國內(nèi)政局的新形勢。

　　為了在中國推行政黨政治，最大限度的限制袁世凱的權力，使自己責任內(nèi)閣的政治主張布達于所有國民，宋教仁所到之處都現(xiàn)身說法，一方面抨擊時政，一方面闡述自己的主張，并在此期間形成了自己的治國政見：一、對于國體的主張：1、單一國制。2、責任內(nèi)閣制。3、國務總理由眾議院推出，以促責任內(nèi)閣之成立。4、主張省縣并為自治團體，有列舉立法權，惟不得與中央立法相抵觸�！�…二、對于政策之主張：1、整理軍政。2、劃分中央地方行政：縮小省域實行二級制；
省下即直承縣，省、縣同為自治團體。地方自治團體與聯(lián)邦國之各邦不同。以對外的消極的各政務歸之中央，以對內(nèi)的積極的各政務歸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則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參與施行以重民權。3、整理財務：厲行會計制度；
統(tǒng)一國庫；
設立中央銀行，集中紙幣發(fā)行權；
整理公債；
劃定國費地方費及國稅地方稅。4、整理行政：劃分中央與地方官之權限；
栽汰冗員；
厲行官吏登庸考試；
實行懲戒官吏失職�！�…

　　宋教仁在日6年，入日本法政大學學習，期間不僅熟知了各國的經(jīng)濟、法律體系，更大量的翻譯了西方各國有關國體，政體及政治制度方面的書籍，他是民國歷史上第一位真正通曉憲政民主制度且身體力行的政治家。面對當時的民國，袁世凱、孫中山無疑是兩大對立集團的最高代表。我對于袁世凱、孫中山不贊同議會和平路線而熱衷于暴力斗爭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看過宋教仁的政見之后，才恍然大悟。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孫、袁對政治斗爭、經(jīng)濟建設，或抓權、抓位、抓錢、抓軍隊等古老政治或許了然于胸，但對于組織政黨，爭取選民，控制議會這套新式政治手段，顯然是徹頭徹尾的外行。大凡人都是就熟避生的，何況國之重器乎？所以為了自己一己之私利，他們竟置憲政民主的普世價值于不顧，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中國國民最大的悲哀。

　　組建國民黨，主張責任內(nèi)閣，推行憲政民主，自然遭到袁世凱及其利益集團的忌恨，而同時也受到了自己集團最高領導的漠視。1913年3月20日，射向宋教仁身體的子彈無論來自哪個方向，這里面都包含有袁、孫二人的情緒！因此本人以為宋教仁之死是歷史的偶然，但卻是民國的必然！

　　宋教仁死后，民初黃運生在1913年4月2日曾有一篇《宋遁初君死后之觀察》的文章，他這樣寫道：若于最近時間，而風浪特起，則全局皆變，其起伏之所極，殆非人力所能預言。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吾輩處此危舟之下，惟望此噫氣之無作耳！

　　不幸而宋遁初君無妄之災，竟為此噫氣之一，此后吾國是否不至于為恐怖時代，竟非人力所能預言矣。

　　……

　　國民黨自得哀耗后，憤恨殆達極點。以吾所觀察：一、主事者多以刺宋案必與政治有關系，其疑反對黨之心思尚少，其疑政府之意思持多，以是竟謂袁世凱決不可為總統(tǒng)者。二、謂文治決不能抵制今日袁派，必須以武斷派抵制之。

　　而袁世凱于3月22日得到宋教仁的死訊后，愕然曰：確矣，這是怎么好！國民黨失去宋遁初，少了一個大主腦，以后越難說話。

　　黃運生在他文章的最后寫道：吾哀宋君之死，為國之損；
吾未嘗不羨宋君之先死，不及見后此慘劇，為一身之一大幸也。

　　而宋教仁的密友徐血兒也在民立報發(fā)表了題為《綜論大暗殺案》的文章，他主張國會當依據(jù)約法提出彈劾案，使袁、趙解職，由國民組織特別法庭，為公正之審判，以為此案最后解決也。這一主張不失為一個明智的解決方案。但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激進派卻做出了與之完全相反的舉動。

　　宋教仁為中國憲政民主事業(yè)流血犧牲，走上了中國的十字架；
而孫中山為宋教仁復仇，發(fā)動二次革命，卻使民國走進了地獄。

　　宋教仁死后，曾有挽聯(lián)這樣寫道：

　　哲人其萎乎，莽莽神州，更有誰為醫(yī)國手？

　　死者長已矣，迢迢湘水，不堪卒讀招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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