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分析了抗戰(zhàn)時期周作人叛國投敵時復雜、微妙而又艱難的心理程，認為周氏在考察中日關系時，雖然認為“中國必敗”，但又不甘心腆顏事敵，故鼓吹“文化決定論”和“隱”、“忍”哲學。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脅利誘下，周作人因為不能忘情于舒適甚至奢侈的物質生活，怕死，最終還是墮落為漢奸文人。這結局與周氏的虛無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人道主義世界觀密不可分。

　　[關 鍵 詞] 周作人 叛國投敵 “文化決定論” “隱”“忍”哲學 虛無主義 人道主義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8月9日，北平教育、學術、文化界人士紛紛南遷。而時為國內(nèi)外多種力量所矚目的周作人卻在給友人陶亢德的信中稱：“舍間人多，又實無地可避，故只苦住”，[1](P272)并請關心者勿視其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1](P275)然而，就在人們尚在期待、勸勉周氏，為周氏焦慮、擔憂之際，1938年2月9日，周作人踱出“苦住齋”，出席有著日本軍方背景的、由大阪每日新聞社出面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表示了與侵略者合作的姿態(tài)。全國輿論為之大嘩，惋惜者有之，不相信者有之，更多的人表示出的是譴責、抗議和聲討。之后，周作人確也似乎“隱居”了一段時期。孰料以1939年元旦突發(fā)的槍擊事件為契機，周氏終于“義無反顧”地走向深淵。1月12日，他接下出任偽北大圖書館館長的聘書，次年12月19日，更當上了汪偽政權“華北政務委員”的“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文壇上的蘇武”就這樣徹底墮落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工具和幫兇。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戰(zhàn)時期眾多的漢奸群體中，周作人似乎是一個“特例”。他既不同于那些因個人的政治野心或政治觀點而投日的政客（如汪精衛(wèi)、周佛海之流），也不同于那些“屬于過去一個時代”（鄭振鐸語）的封建遺老（如鄭孝胥等輩）。他之所以淪為傀儡政權的群奸中最具有名流學者、名作家聲望的一員，其動機和因緣自有迥異于汪、鄭逆孽之處。探究周作人附逆的心路歷程，實可折射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類自由知識分子演出的悲劇。

　　一

　　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一直遭到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欺凌、侵略，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加深。任何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源于他們自身的生存條件和社會地位，都不會徹底泯滅救亡圖存的民族意識。周作人青年時期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驍將，也曾高唱過“民族主義”，對于20世紀上半葉作為中華民族的主要敵人之一的日本帝國主義，不乏警惕、抨擊、反對的言論。1926年，“三•一八慘案”中，日本軍艦帶領奉軍入侵大沽口，周作人認定“日本是真正的帝國主義國家”，號召人們起來進行“堅韌持久的排日運動”[2](P329)1927年李大釗犧牲后，他在《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中揭露了日本反動文人對革命先烈的污蔑。[3] (P182-184)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周作人應北京大學學生會之邀作《關于征兵》的演講，力主“修‘武備’”，用武力來對付“日本的侵略”，并要求追究當局“無抵抗”而“失地”的責任，態(tài)度相當激昂。[2](P418)1933年3月4日寫給俞平伯的信中，他嘲諷國民黨政府將華北拱手讓與敵寇：“大抵幽燕淪陷已屬定命，而華夷之界則當在河——不，非當也，乃是決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謂天塹然則當指此耳�！盵1](P204)同年10月，他在《顏氏學記》一文中，嚴厲譴責“現(xiàn)時日本之外則不惜與世界為敵，欲吞噬亞東，內(nèi)則敢于破壞國法，欲用暴烈手段建立法西斯政權�！盵4](P364)上述事例充分說明彼時的周作人并不缺少愛國抗日的思想和感情。

　　然而，近百年來中國在抵抗外來侵略中屢戰(zhàn)屢敗這一嚴酷的歷史事實使得周作人這類中國的“精英分子”不得不自覺告別“天朝大國”的封建心態(tài)，無可奈何地承認比起帝國主義列強，中國的國力實在瞠乎其后。如何抵抗氣焰囂張的日本侵略者？這種抵抗又會帶來何種結局？他們普遍感到困惑和迷茫。一味鼓吹“民氣”，視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輩的“氣節(jié)”為民族干城、國家屏障的高論，聰明如周作人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不能首肯的。[5](P343)征諸歷史事實，他告戒國人：“徒有氣節(jié)而無事功，有時亦足以誤國殃民，不可不知也。”[5](P343)周氏進過水師學堂，深知現(xiàn)代戰(zhàn)爭中海軍的重要性，而“中國甲午以來，至于甲戍這四十年間，便一直只保有講和狀態(tài)的海軍，現(xiàn)今要開始戰(zhàn)爭，如是可能，那是否近于奇跡？”[6](P260)1935年周作人多次談到岳飛與秦檜、劉永福與李鴻章，弦外之音是：“和比戰(zhàn)難”，“戰(zhàn)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和成則為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盵6](P258)誠然，絕對地肯定、推崇、吹捧“氣節(jié)”，輕視和忘卻國力的對比，不過是一種“唯道德論”的新國粹主義，可是，絕對地蔑視、否定“氣節(jié)”、“民氣”，也往往成為附逆投敵的借口和橋梁。誠然，周作人既不同于已被攆出歷史舞臺的鄭孝胥、地方劣紳殷汝耕之流，抱著“有奶便是娘”的前朝余孽、無恥之徒的心理，甘心投靠新主子，充當兒皇帝；
也不同于汪精衛(wèi)這類“壯志難酬”的政客，決心借“曲線救國”之路實現(xiàn)個人政治野心；
他也沒有胡適、蔣介石的“遠見”，雖自忖中國“無力抗戰(zhàn)”，但能將中日戰(zhàn)局納入整個國際形勢中去通盤考慮，拼作“過河卒子”、“苦撐待變”，寄希望于美、英的強大而挫敗日寇；
更不能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那樣，客觀地、科學地分析出中日兩國綜合國力的對比，除了敵強我弱此點外，尚有敵小我大，敵退步、野蠻，我進步、正義，敵寡助、我多助這些特點，認定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必將通過持久戰(zhàn)而取得最后的勝利。自由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和教養(yǎng)，使周作人一方面執(zhí)著于“軍事失敗主義”的估計，另一方面又不屑于主動、積極地投懷送抱，腆顏事敵。于是，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徘徊、迷惘于“于事無補”的戰(zhàn)和良知不允的降之間的周作人希翼“另辟蹊徑”，來解決這一似乎無法解決的矛盾。

　　周作人自作多情的設計出和實行著的方案大抵有二：一、從“純文學”的觀點出發(fā)，考察中日關系，而且，根據(jù)“文化決定論”的邏輯，進一步演繹出中日關系的歸宿。1935年，周氏開張了“日本店”，連篇累牘地大談日本文化。一向視日本為第二故鄉(xiāng)，且與日本存在親戚之誼的周作人，確實對日本文化有著較深邃、較獨到的了解和見地。在各民族交往日益頻繁的現(xiàn)代，介紹鄰邦的文化，不失為一份有價值的工作。然周氏在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蠶食鯨吞中國之際，大談“中國與日本現(xiàn)在是立于敵國的地位，但如離開現(xiàn)時的關系，而論永久的性質，則兩者都是生來就和西洋的運命及境遇迥異的東洋人也”；
[2](P420)“日本與中國畢竟同是亞細亞人，興衰禍福目前雖是不同，究竟的命運還是一致”[2](P420)，難免讓人懷疑他是否與日本帝國主義鼓吹的“日支共榮共存”心有靈犀。早在1925年周氏在《排日評議》中就宣布過：“我希望學問藝術的研究是應該超越政治的�！盵5](P288)這只是周氏一廂情愿的天真幻想。實踐證明，周氏的“文化”研究非但未能超越“政治”，反被政治一步步地牢牢控制和駕馭。

　　二、宣揚“隱”、“忍”哲學。這一時期，周作人旁征博引，從儒家的“小不忍則亂大謀”，到道家的“安莫安于忍辱”，再到佛經(jīng)的“樂行不如苦住”，直至杜牧的詩句“忍過事堪喜”，充作他游離于不敢抵抗和不屑投降之間的法寶。

　　在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國士大夫在“出世”與“入世”之間艱難地抉擇著、探索著，既感受到撕裂靈魂的矛盾、沖突，又經(jīng)常費力地、勉強地將二者調和、互補、替換，以求所謂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敝茏魅嗽�在《論語小記》里講過：“外國的隱逸是宗教的……其目的在于救濟靈魂，得遂永生”，而“中國的隱逸是社會或政治的，他有一肚子思想，卻看到社會渾濁無可實施，便只安分去做個農(nóng)工，不再來多管�！盵4](P391-392)傳統(tǒng)的中國本無與皇權對峙、頡頏的“國教”，任何宗教（不論是土生土長抑或是舶來的）都只能是皇權的附庸、臣屬和工具；
傳統(tǒng)的中國又是以“治國平天下”為一切意識形態(tài)的最終指向，一切科學與藝術都得服從這一終極目標，并無獨立的尊崇的地位，故而從來沒有為皇權所容許、承認、尊重的神圣廟宇或象牙之塔存在；
而且“士”的社會地位表面上雖在“農(nóng)、工、商”各階級之上，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一切人都是一個人的奴隸”這種亞細亞社會形態(tài)的國度，從來沒有近代西歐形成的那種作為“社會的良心”的相對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更替，使歷朝歷代的“士”們或敢冒“犯龍顏”、“觸逆鱗”之大風險，去為帝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或三緘其口，明哲保身，“茍全性命于亂世”，不論怎樣，到底都沒有獨立的人格、尊嚴和社會地位，真所謂“進亦憂，退亦憂”了。即使到了近代，中國的政治動作方式從根本上也并無本質的改變，資本主義的民主、法制仍然只是水中月，鏡中花，徒然給已被稱為“知識分子”而實際上仍不過是“士”的周作人們豎起了一個參照系，僅只更加深了他們內(nèi)心的苦惱和靈魂的煎熬而已。

　　從個體的主觀氣質看，少時兄長無微不至的呵護，成家后妻子的兇悍刁潑，使周作人養(yǎng)成了柔弱、怯懦的性格。自在北平得到教席后，任憑政局風云變幻，他一直享受著十分優(yōu)厚的薪俸。在幾十年的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中，他也曾大聲疾呼地批判過封建主義，抨擊過北洋軍閥的暴行，甚至也揭露過國民黨政府的罪惡。他不屑也未與罪惡的當權者同流合污，沆瀣一氣。正因為此，直至周作人正式附逆前夕，郭沫若還以他特有的夸飾語言稱：“近年來能夠在文化界樹一風格，撐得起來，對于國際友人可以分庭抗禮，替我們民族爭得幾分人格的人，并沒有好幾個。而我們的知堂是這沒有好幾個中的特出一頭地者�！盵2](P427)然周氏畢竟只是“言者”而非“行者”，他基本上遠離實際政治斗爭的旋渦，那些亢揚激進的文字（何況他又往往自覺地沖淡、中和了這些言論的熾熱程度）基本上并未給他及其小家庭的安逸舒適帶來什么損毀。周作人既無陳獨秀那種樂于“出了研究室，就進監(jiān)獄”的錚錚鐵骨，更無李大釗、瞿秋白那樣為了主義慷慨就義的堅貞和勇氣，甚至也沒有如胡適那樣或入官場，或遭通輯而“自污清名”的實踐精神。周作人固非狗茍蠅營的小人，卻也不肯和不愿為了信仰、理想犧牲個人及小家庭的舒適安逸。長此以往，周作人似乎漸漸在“入世”與“出世”間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在祥和和靜穆中尋覓到安身的良方。

　　如果說，倘在一般情況下，這尚不過事關個人的處世哲學，無可厚非，那么，在日寇殖民統(tǒng)治下，周作人即使是真希冀“隱逸”而終將得乎？因為知識分子欲能“隱逸”，須有兩個條件：一為統(tǒng)治者同意或容許他；
二為他自己真能忍受“隱逸”帶來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寂寞、貧困、匱乏�？上У氖�，這兩條周作人都不具備。北平淪陷后，周作人一度確實在閉門讀書于“清朝筆記”中尋找“溫柔敦厚”和“淡泊寧靜之趣”。魯迅昔日曾感嘆（�。┻^周作人能絲毫不為兒女啼哭所動，專心讀書，今日周作人更能于日軍屢屢搜查、騷擾各大專院校，偵訊、迫害、抓捕拷打教員學生的國難鼎沸聲中讀寫閑適文章！然周氏之名，對日寇頗有利用價值。于是，日偽各方面的約稿、邀訪、訂宴，乃至偽滿洲大學、偽北京師范學院、偽“留日同學會”、偽“東亞文化協(xié)議會”之類機構的聘書，紛至沓來。初，周氏尚能一一辭謝，并有“燕山柳色太凄迷，話到家園一淚垂”的詩句，一吐亡國之痛和思鄉(xiāng)之情�？墒侵灰�周氏一日不作決絕表態(tài)，此事一日不能了斷。再則，洞察世事的魯迅早就說過：“假如無法啖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盵7](P224)據(jù)周作人1938年10月、11月幾則日記記載，他在煤店、米店甚至兒女處都有欠債，生活陷入困窘。骨子里威武能屈、貧賤能移的周作人，斷不會如梅蘭芳先生般蓄須明志，甚至不能如吳佩孚那樣甘當寓公�！半[”，實為“士”對當權者表示“非暴力不合作”，也要冒風險的。周氏并不真正敢于“隱”、安于“隱”。

　　北平淪陷后，諸多友人力勸周作人南下，周氏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辯白道：“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雖然愚夫婦及小兒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現(xiàn)只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盵1](P275)論者往往忽視了周作人這段剖白的底蘊和潛在詞。周作人真正執(zhí)著的只是他的個人、至多擴及他的小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不真正關心民族、祖國。而且，周作人昏聵到并不明白法西斯與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有任何差異，不清楚外族帝國主義的殖民統(tǒng)治與本國的反動統(tǒng)治者畢竟有所不同，他滿以為自己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只要不公開地、堅決地反抗日本占領者，隱忍著當當順民，甚至偶爾發(fā)發(fā)牢騷，也能活得下去，活得比扶老攜幼顛沛流離強，也能繼續(xù)維持住較優(yōu)裕的生活條件。其實，周氏再困窘，也遠未到“無法啖飯”的程度。早在“七•七”事變后，周作人即與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翻譯委員會商量，以不菲的稿酬翻譯《希臘神話》，1938年9月起，又以百元之酬謀得燕大一教席。周氏日記載有欠債的同時，又載有全家設宴之舉。就是這樣，從未真正品嘗過窮困，從未經(jīng)受過物質生活艱辛的磨練的周作人，卻已感到不堪忍受了。北平淪陷不到半年，他已向好友錢玄同、馬幼漁提到“出山”之類的話。待馬幼漁問及決定何時“出山”時，周作人答：“現(xiàn)在還談不到，日軍還沒有退出紅樓呢�！盵2](P432)顯然，周氏“出山”的底線只是日軍“退出紅樓”，承認、尊重他的北大教授資格，讓他能依然過上食有魚、出有車的生活而已。1938年2月9日，出席“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之后，周作人繼續(xù)“韜晦”了一段時間。他向胡適表白自己“出門托缽募化些米面”，只要生計無礙，為了“將來見得居士的面”[2](P436)（9月21日回胡適詩），還是要“苦住”下去的。然而，靠借貸度日的處境每況愈下，是忍受現(xiàn)實的困窘，保持住氣節(jié)（從理智的層面上，周氏并不看重它），抑或是“現(xiàn)實主義”地抓住自己和妻室兒女的塵世的“幸福”，莫管身后的褒貶毀譽（本來，在理智的層面上周氏也懷疑過它的存在）？周氏內(nèi)心的沖突、矛盾、掙扎，不難忖度。早已滑動的標準點在外界壓力之下更加速度地“跌向”后者。1939年元旦，突然發(fā)生被刺事件。自感連生命都受到威脅了的周作人誠惶誠恐地接受了日軍的“保護”。主子的“保護”是有條件的。于是12天后周作人就出任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周氏稱“事實上不能不當”，[2](P441) 既是為自己開脫，也是對良心做一點自我安撫。有一必有二，“下水”后的周作人，自此“順流而下”，出任了一個個更加“顯赫”的偽職，直至1942年元月4日，正式就職汪偽南京政府教育總督辦，完全墮落為貨真價實的漢奸。奴才的歸降可是得到獎賞的，于是周氏日記中屢屢出現(xiàn)翻修家舍、購置狐皮衣裘、大宴賓客、重賞仆役的沾沾自喜的記載。

　　也許，附逆初的周作人滿以為他與日本占領者的交易可以如此“公平”，還在作“學校可偽，學生不偽，政府雖偽，教育不可偽”的美夢。他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的行徑不過是在新的條件下，以新的形式實現(xiàn)了“出世”與“入世”的平衡。他以“一說便俗”為托辭，拒絕正視自己惡行徑的政治含義，“委屈”地認為旁人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投敵后的一段時期內(nèi)，周作人確也作了點保護祖國文化遺產(chǎn)、掩護革命先烈的子女的好事（這動機也是多方面的）。他曾以學生總應離開政治為由，放縱了北平學生不去參加“慶�；受娬碱I宜昌”的大會，結果惹怒了主子，揚言要逮捕他。這時，周作人才真正體會到異族占領者到底要求和允許自己這個北大教授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之后，周氏“督辦”北平、“參拜”東京，訪問“滿洲”、“視察”河北……其言行舉止，漸漸自覺地與汪精衛(wèi)之流并無二致。而伴隨著周氏漢奸化程度的日漸強化，周氏的日常生活也日益闊綽、奢侈。

　　一些論者稱周作人的附逆“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現(xiàn)象之謎中頗為撲朔迷離的典型之一”，[6](P267)恐怕是太過于被周氏的文章迷戀、迷惑住了，不能或不愿直視周氏靈魂的本色。質言之，周氏并不贊同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并沒有政治上的大野心，去干什么“曲線救國”的“壯舉”，他不過是屈服、順從、放縱了自己人性中最原始、最本能、最獸性（請記�。骸叭藖碓从趧游锝邕@一事實已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行”[8](P140)）的部分——“自我保存”，怕死，尤其是不能安于貧困，不能忘情于舒適甚至奢侈的物質生活（聯(lián)系到解放后周作人一直每月領有固定預支稿費200元，1960年后增至每月400元，另有若干稿費、香港友人許多赍贈，仍一味叫窮，可見其日常生活中物欲之心何等強烈），這是周作人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環(huán)境下終于墮落為漢奸文人的終極原因。

　　二

　　作為“文學大師”級的知識分子的周作人，其人生觀、最終的價值取向，更多的不是直截了當?shù)赜扇松鷮嵺`中引申出來，而是曲折地經(jīng)由閱讀、思考、寫作萌發(fā)、滋生和沉淀出來的。為了說明自己、欺騙自己，也是為了說服別人、欺騙別人，哪怕是最粗俗、最簡明的念頭，他也要用精巧的思辯、優(yōu)雅的文字將它化成復雜的哲理。所以，雖然我們以為看透了、抓住周氏附逆投敵的真實心理動因，仍需對其人生觀的發(fā)展脈絡，作一番梳理。

　　新文化運動前后，是中國思想界大動蕩、大解放的劇變時期。期間，200多種主義，蜂擁而入，沖擊著、浸潤著、俘虜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博學多才而又一直在書齋里討生活、極端缺乏社會實踐經(jīng)歷的周作人，面對這五彩繽紛、斑駁陸離的種種主義與學說，取兼容并包之姿態(tài)，盡情吮吸，多有服膺之點，似乎并無一系統(tǒng)的理論為基點和主軸。他曾多次表白：自己是一個“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托爾斯泰的無我與尼采的超人，共產(chǎn)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tǒng)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盵3](P46)人生觀的復雜、繁蕪，實為博覽群書，耽于思考的周作人這類“文化人”的特色。然細考起來，在周氏多元、無序、混沌的人生觀中，仍不難發(fā)現(xiàn)一以貫之的主線：一曰虛無主義；
一曰人道主義。

　　民俗文化凝聚、蘊涵著激烈的時代精神和豐富的地域特色，對童年時接受過它的熏陶者一生的影響往往易被忽視和低估。有趣的是，魯迅、周作人兩兄弟在其著作中都曾多次提到過紹興民俗文化中的一位引人注意的人物——無常。自謙“沒有研究過小乘佛教的經(jīng)典”的魯迅坦言：“想到生的樂趣，生固然可以留戀；
當想到生的苦趣，無常也不一定是惡客�！盵7](P270)而周作人，于1905年開始讀佛經(jīng)。于是，既幼稚又嚴肅地思考著的他，遂因“人生無�！倍�得出結論：“一切競爭皆可省”，一切為國家、民族、社會，以至個人的努力都是徒勞。“天下之事無定名，皆記號而已�！�…天下無真是非，以習見與不習見為斷。”[9](P25)這種對一切事物均只作相對主義評判的是非觀，雖然也可以培育出周氏寬容、理性、排斥獨斷地待人待事的態(tài)度，但最后的導向不能不是否認任何原則的虛無主義。1921年，周作人仍在徘徊中尋找不到自己精神的最后歸宿：“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上的‘固道’，也未可知�！盵3](P46)1930年，周作人在為自己五四時期的論文集《藝術與人生》所作序中，明白地表示：“我本來是無信仰的，不過，以前還憑了少年的意氣，有時候要高談闊論地講話，亦無非是自騙自罷了。這幾年來卻有了進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歸于懷疑，這是我的‘轉變方向’了�！盵2](P358)其實，“方向”并未轉變，只是，周氏的虛無主義發(fā)展到更加根深蒂固而已。

　　古往今來，無數(shù)的哲人學者、文人騷客，在無限、無情的浩瀚宇宙面前，在黑暗、殘酷的階級社會里，都曾如在南京求學時期的周作人那樣，發(fā)出過人生不過是“輕塵棲弱草”，世人“皆可憐兒”的感慨和悲嘆。[9](P25)倘沒有堅定、正確、明了的信仰指引，那么他們勢必如同中年后的周作人那樣總結自己的生命歷程：“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著路尋著路，終于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現(xiàn)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著正是自然之路”，“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著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掙扎著�！盵3](P90)對照魯迅所寫的“過客”，周氏兄弟對人生的感悟乃至表述，甚至所使用的言辭都是何其相似乃爾！可是，在滲透了每個人的最終（生理上的）結局都擺脫不了一個“死”之后，人生是否有價值？若有，價值又何在？“大徹大悟”后的知識分子們各自的回答和實踐，又多么的迥然有別，涇渭分明！譬如魯迅，明知“前面是墳”，仍然“只得走”，對于“在于將來”的希望，“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拆服了”青年們“之所謂可有”。[7](P188-194)認清了個體存在的短暫、無常，反而更加堅定了上下求索真理的勇氣和決心，更加無所畏懼地把渺小的自我，融入博大的民族、人類之中。而周作人曾自以為1924年是自己“思想以至人生態(tài)度的一個轉折點”，其時，勘破了“生”、“死”玄機的他，作出了順著“自然之路”去“享樂人生”的選擇，“我們——只想緩緩的走著，看沿路景色，聽人家議論，盡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3](P90))他把“生活之藝術”歸結為“忙里偷閑，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xiàn)世享樂一切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3](P117)他抗拒了“英雄主義、理想主義”，只關注“平凡的，現(xiàn)世的人生”，滿足于“在這被容許的時光中，就這平凡的境地中，尋得些許的安閑悅樂，即是無上幸福。至于‘死后，如何？’的問題，乃是神秘派詩人的領域，我們平凡人對于成仙做鬼都不關心，于此自然就沒有什么興趣了�！盵3](P116)順此軌跡與邏輯，之后（1929年末），周氏更是直截了當?shù)靥岢觥捌埲�性命于亂世是第一要緊”[3](P203)的命題，形而上地賦予個人的生理存在為人生唯一的真實價值——虛無主義必然地歸宿于極端的唯我主義。

　　周作人人生觀的另一主調是個人主義的人道主義。“五四”前后，由于時代的熏陶和呼喚，周作人執(zhí)著從海外傳入的個人主義為利器，在中國的文壇和思想界發(fā)出了一陣又一陣的吶喊。1918年12月，他揭橥了“人的文學”的大旗，宣布其全部文藝乃至整個人生觀的思想基礎“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盵2](P210)1920年6月，他在一次鼓吹“新村主義”的演講中宣稱：“新村是個人主義的生活”，個人主義是第一性的，唯有“愈是徹底知道愛自己，愈是能接受他人里的自己�！边@種人道主義的個人主義世界觀，使周作人對所處之非人道非人性的黑暗社會，作出了一系列嚴厲、激烈、深刻的揭露、抨擊、批判。也正是這些批判，使周作人贏得了當時和以后的無數(shù)追求光明的青年、許多力求公允的讀者的真摯熱烈的崇拜，推崇有加的肯定。

　　激昂的人道主義的個人主義的高調與潛伏的、深沉的虛無主義底音，似乎構成了周作人人生觀的奇異的雙重奏。周作人在自我反思時說過，在他身上存在著兩個鬼：流氓鬼和紳士鬼。[3](P177)人道主義的個人主義的“流氓鬼”催促他去反叛，去吶喊，去斗爭。而“虛無主義”的“紳士鬼”卻又時時刻刻束縛他去調和，去向一切黑暗、反動、罪惡的舊事物妥協(xié)、退讓，直至被它吞嚙。

　　其實，周作人的虛無主義與人道主義又是相通相聯(lián)的，兩者的共同基礎是猶未褪盡“士大夫”氣質而又受“新思潮”浸透的我國近代知識分子特有的個人主義。正是從這種個人主義出發(fā)，他推崇個性，呼喚人性，追求人道，對一切與個體存在、主體意識相矛盾、相沖突、相違背的封建勢力、甚至資本主義的弊病，都曾經(jīng)揭露過、抨擊過、批判過；
也正是從這處個人主義出發(fā)，他把個體保存的意義凌架于一切之上，不論什么是非原則、倫理道德，不論什么祖國前途、民族命運，倘與個體保存相互契合，相得益彰，便可承認、肯定、宣揚、實行；
倘與個體保存相悖相礙，便只能視為糞土，棄若蔽履。從少年南柯鄉(xiāng)中“老年登科”到淪為漢奸，正是不同的時代（外界作用）誘導、促成、催化個人主義者（內(nèi)因本原）周作人的必然結果。與庸俗的“凡夫俗子”們不同的是，作為知識分子的周作人又時時處處不能忘懷高于個體存在的那些價值取向，不能無視塵世榮華富貴的短暫、蒼白，于是又只好乞求、皈依虛無主義，用虛無主義為自己的良知都不齒的卑劣行徑辯解、粉飾，用虛無義義來對自己的人格和理性作慢性自戕！

　　也正是從這種人道主義出發(fā)，周作人即使是在其人道主義播發(fā)激揚之際，也只能希冀、幻想用“愛”、“寬容”來制造一個“理想世界”，不屑也不敢正視、承認階級斗爭、民族革命的積極意義和必要性。嚴酷的現(xiàn)實輕蔑地宣告周作人欲借個人主義去實現(xiàn)“烏托邦”不啻是緣木求魚，水中撈月。于是，周作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遁入虛無主義。周作人曾以“水”（封建時代中國統(tǒng)治者早已用過的比喻）來詠吟人民群眾，人道主義使他對“水”“在地底里呻吟”表示同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甚至表示：“喜歡水來潤澤我”，個人主義又使周作人“怕他在我身上流過�！盵2](P217)他深深憂慮著人民一旦擺脫束縛、陷入狂亂，也會爆發(fā)出毀滅一切的“粗暴”的力。既然失去了對歷史進步、文明發(fā)展的唯一真實動力——人民群眾的最基本的信賴和依恃，周作人也只能將人生看作一切皆無目的、皆無價值的悲劇。

　　要之，虛無主義使周作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將氣節(jié)、人格、民族立場、愛國主義統(tǒng)統(tǒng)拋于九霄云外，個人主義的人道主義使他將自己個體的保存視為凌架一切之上的唯一現(xiàn)實的法則，外界壓力一到，他便不惜叛國投敵以自保也就不足為奇了。

　　時至今日，我們再來探究、剖析周作人變節(jié)投敵的原因，主要意義倒不單單在于批判、譴責他，更不應是對周氏表理解，作辯白，示同情。我們只是想從人類文明進化的角度，反觀周氏曾經(jīng)被裹脅、掙扎其中的那個野蠻時代，祈愿黑暗罪惡（又豈只是異族的殖民侵略）陷軟弱的知識分子被迫作只能在或者為堅守正義而犧牲、或者為爭取生存而墮落兩者中作艱難抉擇的悲劇不再發(fā)生；
祈愿善良的知識分子不再去充當被釘上十字架（不論是救世的十字架抑或是恥辱的十字架）的角色。知識分子得以在免除了恐懼和威懾的條件下，保持著自己的尊嚴、人格和良知生存、發(fā)展，以自己的思考和創(chuàng)作回報社會——這才是一個正常的健康的時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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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黃開發(fā).人在旅途[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7).

　　The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of the Betrayal of Zhou Zuo-ren

　　CAI Shuang-quang

　　(School of Law, Hubei University, 430062, China )

　　Abstract:This article sychologically analyzes the complex, subtle and hard process of the betrayal of Zhou Zuo-ren.It refers that Zhou Zuo-ren unwillingly betrays his country although he advocates the statement that China will be certainly defeated, nevertheless, he advocates the determinism of culture and the philosophy of seclusion and endurance in the early time of the resistance war.But he finally degenerates into traitor as a literator under the intimidation and enticement of Japanese aggressor, because he indulges himself in comfort and luxurious life .This finale is correlative with his viewpoint of nihi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Key words: Zhou Zuo-ren；

betrayal；

determinism of culture；

philosophy of seclusion and endurance；

Nihilism；

humanita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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