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不久前出版一套“報人時代”，包括《邵飄萍與〈京報〉》、《張季鸞與〈大公報〉》、《陳銘德、鄧季惺與〈新民報〉》，邵飄萍、張季鸞和陳、鄧夫婦都是我喜歡的報人，他們的報紙與20世紀(jì)前半葉跌宕起伏、動蕩不安的中國相互守望，乃至融為一體，我們在回望歷史的時候，有時候免不了會感慨，那畢竟還是一個自由“多”與“少”的時代，一個報人至少能有所為、有所不為，可以憑借自己的良心和職業(yè)操守說話，借助日報這一新型的媒介，堅持把真實的聲音傳達(dá)給公眾，哪怕與各種權(quán)勢力量、利益集團不斷地發(fā)生沖突，也可以在所不顧。邵飄萍為此在不惑之年、正當(dāng)事業(yè)的顛峰遭到野蠻的殺戮，凝結(jié)著陳、鄧夫婦二十年辛苦的南京《新民報》為此在1948年被無情地關(guān)閉。在這個意義上，民國早年曾兩次因言獲罪、鋃鐺入獄的張季鸞是有幸的，他在1926年接辦《大公報》后，雖也曾得罪當(dāng)?shù)蓝�多次遭到過打壓，并遭遇了日本入侵而遷徙流離，總算沒有遇到什么重創(chuàng)。因此有人說，《大公報》和張季鸞是近代中國報紙與報人中最幸運的。

　　從1926年被殺的邵飄萍到1941年病故的張季鸞，再到1949年后不再辦報的陳、鄧夫婦，他們都是真正意義上的報人，他們的報紙和那些以宣傳或懷有其他目的的媒體不同，本身就是目的，對他們自身來說，辦報就是安身立命之本，他們在自己報紙中寄托了全部的理想，他們傾注全部的生命，希望通過辦報服務(wù)社會、影響社會，這已經(jīng)和晚清時代懷抱維新理想辦刊辦報的梁啟超們，和懷抱革命目標(biāo)而辦報的于右任們有了很大的區(qū)別。我把中國新聞史上的那個階段稱為“政論家時代”。等到邵飄萍、張季鸞這些人自己辦報，中國才逐漸進(jìn)入了一個“職業(yè)報人時代”，其中張季鸞和《大公報》、陳鄧夫婦和《新民報》、成舍我和“世界”報系就是最好的代表，這是中國新聞業(yè)走向成熟的一個標(biāo)志。他們的報紙各有特色，都具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個性，并不是千人一面、一個鼻孔出氣的，也正是這種各自不同的個性打動和吸引了讀者，贏得了讀者，使他們傲然屹立在紛亂的時局中，但是他們之間有許多相通之處，最關(guān)鍵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報紙都是獨立的、民間的，基本上保持了文人論政的特征。

　　張季鸞先生被譽為報人中的報人，不僅因為他筆下的評論曾如此時刻地影響了那個時代，更因為他的人格底氣，他過人的見識和超常的定力，這一切都是圍繞著“獨立”這個中心詞的，他一生只活了54歲，報業(yè)生涯卻有30年，前面的15年的坑坑洼洼給他太多的經(jīng)驗與教訓(xùn)，對于在當(dāng)時中國的社會環(huán)境下辦好一家報紙，有許多獨有的體會，當(dāng)他和胡政之、吳鼎昌在天津風(fēng)云際會，決定接辦《大公報》時，這一切在他心中醞釀已久，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光照整個中國新聞史、言論史的“四不”就這樣破土而出，如果說前面三個“不”都比較容易理解的話，“四不”中最難領(lǐng)悟也是最難做到的就是“不盲”，對此他有清晰的解釋，隨聲附和就是盲從，一知半解就是盲信，為感情所動、不事詳求就是盲動，評詆激烈、昧于隨聲就是盲爭，《大公報》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中能始終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偏不倚，不著急，不回避，不斷追尋事實真相，抓住真問題，站在民間立場表達(dá)自己的看法，堅守文章報國的本位，靠的主要就是“不盲”。這是張季鸞和許多老《大公報》人引以驕傲的地方。他們把中國報業(yè)推到了一個高度，這個高度即使今天看來仍足以令我們驚嘆。

　　陳銘德、鄧季惺夫婦的《新民報》系初創(chuàng)于1929年，大致上與張季鸞的《大公報》同時，靠了陳的兼容并蓄、容忍的工夫，靠了鄧在企業(yè)管理上的長袖善舞，在一批在辦報上有經(jīng)驗的文人鼎立支持下，幾乎是白手起家，創(chuàng)造了新聞史上“五社八版”的傳奇，成為中國民間報紙的又一個樣本。與《大公報》等民間報紙一同建立了中國言論史、新聞史上的文人論政傳統(tǒng)，把“政論家時代”推進(jìn)到了一個成熟的“職業(yè)報人時代”。

　　相比之下，當(dāng)邵飄萍辦《京報》時，“職業(yè)報人時代”還沒有到來，他是過渡期的人物，從新聞記者到自辦通訊社、日報，他在很短的時間把《京報》辦得有聲有色，就是因為他不依附任何特殊勢力，沒有背景，不拿報紙做進(jìn)身之階，大膽敢言，許多獨家的報道和他鋒銳的評論都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現(xiàn)在看來，他的辦報不是沒有可議之處，他在報紙中傾注了太強烈的感情成分，有時候顯得冷靜的理性不足，或者說他與現(xiàn)實政治的距離挨得太近了，包括他與馮玉祥的國民軍那種密切關(guān)系。報紙畢竟是報紙，是公共媒介，報人本身可以有熱烈的愛憎好惡，但是如何能盡最大可能地保持節(jié)制，保持客觀性，少一些主觀，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即便是在今天。張季鸞曾寫過一篇文章《無我與無私》，“根本上說：報紙是公眾的，不是‘我’的。當(dāng)然發(fā)表主張或敘述問題，離不了‘我’。但是要極力盡到客觀的探討，不要把小我夾雜在內(nèi)。譬如發(fā)表一主張，當(dāng)然是為主張而主張，不要夾雜上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張�！彼�還說，無私是從無我推演出來的，要做到徹底的無私太難。所以最要緊的是努力做到動機無私。只要動機是無私的，就可以站得住�？梢詾閳蠹埆I(xiàn)出生命的邵飄萍在新聞史上之所以站得住，也就是他本人并無什么不純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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