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時代的主題是改革與發(fā)展，如何改革，向什么方向改革是一個實踐與摸索的過程，但有一點則是肯定的，以前的管理套路現(xiàn)在已經不合適了，以前合法可行的，現(xiàn)在已經不合法，行不通了。這是發(fā)展提出的新課題。

　　去年，我在政經學院給兩個班的同學開了國際政治的專題課，主要講西方國際政治的邏輯與法，今年學院又安排我上這門課，據(jù)說是有“市場”——學生對這門課程有興趣，也就是說，學生的興趣已經受到重視了。對一個地方大學來說，聘請一位在西方國家長期接受國際關系論訓練的學者來授課，是要有膽量的，今年我不講理論，而是從文明沖突的視角，講明、清兩代的中外關系史。我還是向同學們講，如果對這門課沒有興趣，可以在課堂上看自己想看的書，也可以不來。說“可以不來”實已是我的僭越了。按院方的觀念，部分同學有興趣就等于一個班的同學都有興趣了，不來上課就是曠課，不在響鈴前到課堂就是遲到，次數(shù)多了是要受批評處分的。更想不到部分沒有興趣的同學有不來上課的權利。有學生對我說過，對這門課不感興趣，但想要成績。多么不可思議！在中國教育界，仍在實行一種于教師與學生都有傷害的“包辦”制度。制定規(guī)則的人決不會想到問題正起源于他們制定的背離了生活邏輯因而無法操作的規(guī)則本身。

　　我雖在國外多年，但仍是中國人，中國人會感到心痛的事情，我也會感到的。從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來講國際政治的邏輯與法，實際上是講我們至今仍然面臨的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聽講生幾乎每個人都睜大了眼睛，連看閑書的，也豎起了耳朵，有時，偶爾我寫錯字，發(fā)錯音，學生會當即給我指出，他們與我一樣，是這個文明的承傳者，對我表達不清晰，或闡述上有飛躍的地方，他們馬上會要求我重新說明，但在學生們的課堂反應中最使我費解的是有學生對我不在響鈴后馬上進教室表達了委婉的抗議，并馬上有學生“提醒”我會因此而被罰錢。這恐怕是他們根據(jù)施加于他們身上的管理邏輯對我的警告吧。

　　有些同學在上課的初期還給我寫條子提出他們的要求，如希望我多講知識點，或多講些國際政治的熱點話題等。我也由此而調整自己的授課內容，表述方式，并介紹我的思路與上課進程。他們以后就不再提同樣問題了。當代中國大學的學生不再是“文革”中“小動物”的形像了，他們一般都通情達禮，有要求，但能判斷一門課程本身的內在價值。有時對感情上沖擊太大的話題，如鴉片戰(zhàn)爭，坐在后排的男生會下意識地相互猜起拳來。我尊重他們的這份感情，所以不去武斷制止，盡管會影響授課。

　　作為中國人，看到了自己的恥部，于是出現(xiàn)了理智上可以接受，感情上拒絕面對的現(xiàn)象。五四時期的大學生也遇到相同的問題卻走上了反傳統(tǒng)的激進主義，而現(xiàn)代大學生的反應則更為安然，有勇氣面對，他們已多少意識到問題在于內在的自我，而非外在的傳統(tǒng)。在“國家觀念之我觀”的作業(yè)中，已經有同學提出了人權與國權的關系問題，美國等西方國家以人權壓制中國固然引起國民感情的反感，但這不等于我們不關心人權，不需要人權。非典沖擊使他們開始從存在的層面反思人的權利，一位女生寫道：

　　在我們的概念里，“服從”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詞，因為“服從”，我們守紀律，遵循原則，從家庭開始我們聽從父母，用“乖”、“聽話”這些詞來塑造自己的形象，一直到學校、社會、國家，我們時時克己守則，墨守成規(guī)，為了彼此間心照不宣的“服從”�？墒�，我們這些“服從”究竟是為了什么？它的最終目的僅僅是因為“必須”嗎？不是，起點是我們，終點依舊是我們。國家、組織的存在不是強制性的，不是天賦的權力，它的立、行都是根源于一個目標——即為了人民，為了生命更好地生存。因此所有的行為都不是非連續(xù)的，不是斷裂的，它有始有終地循環(huán)著，生命是最根本的東西，人是最基本的元素，是國家存在的基礎。人民并不為國家而生存的，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的。公民的自由、權利和尊嚴優(yōu)先于國家的權力。如果我們連這些都不了解，社會乃至國家就會陷入一種誤區(qū)，教育就會進入一個死胡同，所有的存在不是合理而是教條。

　　這說明，他們已在對生活中的“常識”進行反思了。校方對上課時間持有一“不遲到即早到”的時間觀念，對學生如斯要求，對教師也如斯要求，教師與學生于是就成了貓與老鼠的關系，在上課鈴聲的天秤上相互“較勁”，學生把鈴聲視作“法律”，“法律”面前，師生平等。不“準時”上課或拖課都屬違法。而一堂課只40分鐘剛進入話題就下課了。按照違法就要受處分，受處分就會影響前途的邏輯，他們寧可把早點帶到課堂上來吃，也不愿吃好早點“遲到”進教室。在我的經驗中，早上第一時間上課，響鈴后大家安靜下來，需要五分鐘。有時為了不觸犯“不遲到即早到”的“天條”，我就先到教室把書包放在講壇上再走出教室，過幾分鐘再回來上課，有時就等響鈴后過幾分鐘再進教室上課。這對視“天條”為法律的學生來說，我已經違法了，而且“屢教不改”，如此老師是無權“為人師表”的，其實這個“天條”只是對“遲到”的一種行政解釋罷了，這里有一個以行政解釋取代憲法精神的小動作，于是“立法”者就成了執(zhí)法人了。學校的秩序就是通過這一概念偷換來維持的。這個絕對的“法”的最后仲裁者是校長，校長享有“一票否決制”。也就是說，違反了這一“天條”的，無論是誰，在“法理”上，校長都可以“一票否決制”做出他認為是適當?shù)奶幜P。

　　這個“天條”是肯定會有不知內中殺機的人“自投羅網(wǎng)”的，“落網(wǎng)”者會在學院一級領導曾“酌情”處理，但在辦公室電腦的個人檔案中已登錄，不處罰只是“開恩”，因為是“初犯”，屢教不改是要“秋后算賬”的，學生比我更清楚這一程序，我響鈴后進教室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法律”，只要他們愿意，無論誰都可以提出“控告”的。于是我就成了自己學生匿名向校長控告的對象。最長時間遲到5分鐘兩次，四分鐘、三分鐘、二分鐘各一次，并有“前科”，非常精密，證據(jù)確鑿。整個“執(zhí)法”機構馬上開始啟動。先是辦公室事務人員“偵察”事實，發(fā)現(xiàn)確有此事，還被督導“當場”逮著過，教務長親來聽課，也證實了并命學院領導集體找我“談話”，書記首先問：“世界上哪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按時間進行的？比如乘飛機，可以不提前進機場嗎？”教務副院長已從電腦中拉出了我兩年來非固意遲到的次數(shù)，連同這次“控告”的次數(shù)在內，制定出了表格，足以證明我是一貫“違法”的了。書記還回想起了一年前系里教師搞活動，我?guī)Ш⒆尤タ戳硪惶幘包c而耽誤大家出發(fā)時間的事來，我只得為一年前的事再表歉意。教務副院長則拿出1999年校方制定的管理條例，在“集體負責”的下面劃了一杠，我只得為了這“集體利益”同意以后不“遲到”。

　　教師在課堂安靜下來后開講容易投入，且獲益的是大家，而不顧這一教師與多數(shù)聽講生共同利益的匿名“控告”，實是在實施一種不究目的的“權力訴求”。在控告人心目中絕對的權力——這個外在的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權力是我們生活中無形的中心，而在教與學互動中所可以享有的權利卻被其沖淡了。對講課內容有興趣的同學以及只對授課質量本身負責的教師也不得不卷入到圍繞權力起舞的行列中來。我如果不進入這種舞蹈者的行列就“犯罪”了。哦，這不正是“文革”的邏輯嗎？這是一個以權力代替“法律”，以“法律”名義剝奪個人內在尊嚴的過程。權力向專制變質的手法是獨占公共外在規(guī)范與個人內在道德之間的適當距離。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集體的責任》中所提出的正是這一問題。我反對學生對我的“誣告”，更反對促使學生對我“誣告”的權力法則。校方把“規(guī)范”偷換成了權力，學生在“規(guī)范”即“法律”的觀念下“誣告”教師，校方又利用學生的匿名“誣告”來對教師進行管理，于是一個有系統(tǒng)的踐踏教師與學生內在尊嚴，使之圍繞權力共舞的教育制度就得以運作。

　　民主是符合生活邏輯的行為方式，是可以操作的，不符合生活邏輯的任何規(guī)章制度實際上都背離了人權法則，是違反我國憲法有關人格尊嚴的條款的。建立在違憲前提上的集體責任制實是對人的權利的集體犯罪，這是法西斯的政治法則。近百年來，中國人飽受了強敵侵犯，最后一次是來自東亞文明內部的日本。但日本在戰(zhàn)后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而中國卻從敵人那里繼承了法西斯的法則，世代相延的婆媳關系的權力法則又被法西斯的權力法則所強化，擴大成了國家對社會實行合法強暴的權力法則。法西斯的權力法則是以集團利益的名義追求個人的權力或犧牲少數(shù)人的權利。在這點上，我們并沒有戰(zhàn)勝敵人的惡，而是徹底輸了。因為我們繼承了敵人的惡。在這樣的權力法則中贏得了一個外在的“權力”觀念，而輸?shù)舻膭t是我們作為人的正常感覺以及集體的權利。

　　把選擇的權利交給學生，校方只提供更多的選擇的機會，這應是目前中國教育制度改革的著眼點。要知道，現(xiàn)在大學教師工資的一部分是由學生昂貴的學費來開支的。他們有選或不選某門課的權利，再者，在獨生子女的當代中國，歷史與社會留給了他們過多的負擔是無法由權力者的主觀來減免的，但每個經歷過戰(zhàn)爭年代或文革動亂的長輩是可以通過主觀的努力來尊重下一代的感受并為他們提供一個保護他們選擇權的教育制度的。

　　 “文革”這一代人是他們父輩強迫觀念的犧牲品，而現(xiàn)在于“文革”中失學的一代又用同樣的邏輯來“教育”下一代。難道這第三代人要走的路就一定是“和平演變”嗎？我很愿意為現(xiàn)在的聽講生中對人權問題有興趣的學生開一個討論課，一起來讀日本大沼保昭先生《人權、國家與文明》一書（北京：三聯(lián)，2003），這可以訓練解決實際問題的操作能力，要如何做才能實現(xiàn)呢？

　　以聽講生集體的名義對教師提出“誣告”的，是對聽講生與教師的雙重冒犯，這是要作出理由說明與道歉的，對在教室里吃早點的學生，雖然是少數(shù)，我要說：“不著急，慢慢來！”如果“誣告”者認為是在伸張“合法權利”不向當事人道歉，可以通過學校法人尋求法律途徑解決，我則用校方“集體負責”的邏輯，拒絕給聽講生成績。我的信條是教育的方針應在于保護少數(shù)學生選擇的權利。其實如果少數(shù)學生為班級整體的利益而放棄自己的利益追求，整體的利益也只是一句空話，整體的利益體現(xiàn)在整體中不同個體的利益追求得以滿足上的。為此，我愿意賭上我的教師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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