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在下就曾關(guān)注過當今學(xué)界日益走紅的青年才俊林國榮先生，一是曾見他在網(wǎng)上表示對國內(nèi)學(xué)術(shù)界的不屑，指摘“有太多的人不思學(xué)術(shù)，不求知識，每天都四處尋找機會，博取名聲”云云，讀來頗令人動容。二是他的文章大多立意恢宏，引人注目。雖然平庸如我輩讀后往往一頭霧水，不知道是該景仰還是該請教，但其才情、學(xué)養(yǎng)跟年齡構(gòu)成的反差著實搶眼，可謂難得一遇的才子。

　　這些日子因個人興趣的需要，時常翻檢一些西方文獻，恰好見到美國學(xué)者斯蒂芬•萊恩澤爾發(fā)表在《政治理論》雜志上的一篇論文，題為“施特勞斯筆下的三個柏克：《自然權(quán)利與歷史》中的柏克問題”（Steven J. Lenzner，“ Strauss’s Three Burkes， The Problem of Edmund Burkein Natural Rightand History”， Political Theory，vol.19，No.3， August 1991，pp.364-390.可在www.jstor.org閱讀和下載）一路讀下去，越讀越覺得似曾相識——好像漢語學(xué)界也有人大談過“三個柏克”呢！

　　回憶過往的閱讀經(jīng)驗，便想到了林君的《解讀柏克——以〈自然正當與歷史〉第六章為例》（《戰(zhàn)略與管理》，2001年第4期。此文可在很多網(wǎng)站上搜得）一文。于是乎趕緊尋出，殊不料不讀則已，讀罷瞠目。

　　可以鐵板釘釘?shù)卣f，林國榮君的這篇文章，除了“引言”、“結(jié)語”和幾條相應(yīng)的注釋而外，其主體內(nèi)容，即從第二節(jié)和第三節(jié)，通篇是抄襲而來，甚至連原作者的一些見解精深的注釋，林君也沒有放過。記得當初讀此文時，不才深為文中注釋所展露的好學(xué)深思、見聞廣博折服�，F(xiàn)在想來，真是有點替自己叫屈。

　　公道點說，林國榮君此文，不比那些徑直剽竊漢語文獻的爛貨。面對原文作者在古典政治哲學(xué)上的精湛學(xué)養(yǎng)，他得花些理解的功夫，然后再字斟句酌地翻譯過來。這確實屬于比較費力的技術(shù)活。

　　現(xiàn)今的大學(xué)校園，就像市井中的小偷們練活兒一樣，不時可以聽到有人私下議談“剽竊的水平”。據(jù)說高明者一是要做到不抄則已，抄就抄高水平的文字，這在晉級評獎中才好使；
二是要抄得巧妙，這樣才不易被人識破。

　　以此觀之，林國榮君的這件抄襲之作，當屬上上品無疑。他當年有如此作為時，大概想到的就是這些樸素的道理。借用語言轉(zhuǎn)換筑起的掩體，去剽竊洋人大作，既可為自己的躥紅助力，“走光”的風(fēng)險也要小一些�？墒怯行﹥�(nèi)因和外因，好像對他都不太有利。

　　怨只怨現(xiàn)今的網(wǎng)絡(luò)發(fā)展太快，使國人能更方便地看到國外學(xué)者的成果；
怨只怨林君的腦子雖然夠精明，似乎仍欠一分火候——像Political Theory這樣大名鼎鼎的學(xué)刊，他居然也敢下手。

　　以往雖然不太認同林國榮君的治學(xué)路數(shù)，對其才情與學(xué)問，在下還是心存三分敬意的，有時甚至敦請自己眼前的學(xué)子，當以他林家兄弟為楷模，在閱讀經(jīng)典文本上多下點力氣。未曾想，一個整日里張口柏拉圖、閉口色諾芬的人，何以能把“崇高”與“榮譽”這些基本的古典美德忘得一干二凈。

　　更為匪夷所思的是，林國榮君在自己大肆抄襲之時，居然還在文中放膽指責(zé)一位學(xué)界前輩譯作的注釋系“抄襲”。相比于“人是一種雙足無毛的動物”這個柏拉圖的定義，在下更喜歡“人是一種會臉紅的動物”，可是聯(lián)想到林君曾經(jīng)（大約是在寫《解讀柏克》一文后不久）鄙夷學(xué)界“四處尋找機會，博取名聲”，不免也有點更相信柏拉圖而不信自己了。

　　林國榮君這一樁剽竊案，關(guān)系到當代政治思想大哲施特勞斯（Leo Strauss，1891－973）。對于施氐營造的神妙高遠的境界，在下才疏學(xué)淺，屬于上不了臺面的人，不得已只好謹尊圣人言，對他“敬鬼神而遠之”。但這里還是有必要說幾句題外話

　　施特勞斯之學(xué)的要旨，在于吸取了蘇格拉底之死的教訓(xùn)，講究真理的“隱秘寫作”，是從不屑于與俗人道的。記得他跟另一位同樣立意高遠的政治哲人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4）曾稱卡爾•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作者，大批柏拉圖為“現(xiàn)代極權(quán)主義的鼻祖”）有關(guān)柏拉圖的言論全是“垃圾”，攜手力阻芝加哥大學(xué)延聘波普。當年聞聽此事，雖覺得他們有失古典學(xué)者的胸襟氣度，卻也有同情和理解在。蓋施氏一路的學(xué)者，畢竟在價值上有堅韌的執(zhí)守，確信政治哲學(xué)若一味與流俗的現(xiàn)代性話語同步，打扮得太樸素平實、太討人喜歡，便有欺世之嫌，甚至“有毒”。這種立場，大概是每一個真心追求“終極價值”的人，都有切身體認的，而這種對“終極價值”的追求，就像人要大小便一樣，是任誰也擋不住的。

　　然而，這位施老師在大學(xué)里一向安守寂寞，潛心于研讀和傳授經(jīng)典文本，矢志于檢討和針砭現(xiàn)代社會的種種弊端。不管他的觀點對也罷錯也罷，他在學(xué)院里恪守本分的治學(xué)態(tài)度，卻是每個學(xué)術(shù)中人都當致以一份敬意的。按不才的理解，在現(xiàn)今的大學(xué)里，進了政治哲學(xué)這個行當?shù)娜�，面對那些起早貪黑引車販漿的勞苦民眾，固不敢再唱什么“安貧樂道”的高調(diào)，但無論信的是哪一路“主義”，與紅塵名利的緣分都是很小的。所成大者，或可為世人留一點備用的智慧；
所成小者，至少能落個自淫自樂的私生活。這一行帶來的好處，大抵只能如此了。

　　林國榮君是頗為推崇施氏學(xué)問的，但他的這種剽竊行為，完全背離了古典學(xué)者的處世品德。本該平淡而真誠的學(xué)術(shù)人生，卻被他用作欺世盜名的手段，為此不惜踏入抄襲剽竊的邪門歪道。莫非他自恃才高八斗，狂妄到認為別人的美文也該屬于自己不成？不錯，他那種時常凌空蹈虛、莫測高深的言論，確實迷倒了一大批人。甚至被他指為“抄襲”的何兆武老先生，看過這篇抄襲之作后，也讓他唬得直發(fā)愣，在答辯文中謙卑地——真可憐他老人家了——自稱“報廢了的一代”，而把晚他兩輩不止的林國榮尊為“柏克專家”（見《戰(zhàn)略與管理》2001年第5期：“關(guān)于柏克 《法國革命論》——我的一點意見和答復(fù)”）�？磥恚瑢τ诓恢�就里的人來說，抄書確實是能抄成專家的。

　　嘮叨了這許多，讀者諸君勞神費力走眼至此，卻仍看不到不才舉出幾條林國榮君剽竊的實例，來把他這樁罪案坐實。各位也許不禁要問，這位仁兄到底抄了些什么？

　　唉，真是對不住各位了。他抄來的內(nèi)容，怕是不論哪家報紙刊物，也容不得在下全部羅列一番。不過，為了盡舉證人無以推辭的義務(wù)，這里姑且還是抄一段他偷來的文字和人家的原文，權(quán)當餐前的一小杯開胃酒。各位若是果真想品嘗那一道剽竊大餐，不妨自己去把兩篇文章找來，親自對照一番。到那個時候，各位想必就會曉得，不才為何非要這么“做人不厚道”了——

　　一、美國學(xué)者斯蒂芬•萊恩澤爾的原文：

　　Although Leo Strauss’ critique of Edmund Burke"s political theory in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is not the most famous ever written (it suffices to mention Paine"s Rights of Man)， it is doubtless the most challenging. Inpart， this is so because Strauss， unlike most other critics， focusesh is attacknoton Burke"s "conservatism" but on the grounds of that conservatism. To paraphrase Strauss himself on Alex and reKojeve， he seems to hold that Burke is right politically for the wrong reasons. If Strauss is to be taken a this word， Burke"s principles ultimately were more harmful to the ends he sought politically than were the theories he opposed. “Whereas Burke"s ‘conservatism’ is in full agreement with classical thought， his interpretation of his ‘conservatism’ prepared an approach to human affairs which is even more foreign to classical thought than was the very ‘radicalism’ of the the oris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318-19). My argument is that Strauss is not to be simply taken a this word，because in his essay on Burke (in the chapter entitled “The Crisis of Modern Natural Right”)， there is no tone Burke but three.

　　二、林國榮“作品”：

　　在《自然正當與歷史》（按，即施特勞斯的《自然權(quán)利與歷史》一書，林君下文所注“NRH”，是此書英文書名首字母的縮寫）這本選材挑剔的書里，施特勞斯用了半個章節(jié)的篇幅重新檢拾了柏克的政治理論，提出了評判。這個評判不是最有名的(在此，至少可以提到潘恩的《人權(quán)論》[Rights of Man)])，但無疑是最富挑戰(zhàn)性的。之所以這么說，部分理由是：和眾多其他批評者相比，施特勞斯并沒有盯住所謂柏克的“保守主義”不放，而是悄悄地把眼光放在了柏克保守主義的基礎(chǔ)和理據(jù)之上。用科熱夫的話來說就是，施特勞斯差不多是認為：柏克之政治上的正確乃是出于錯誤的原因。(按，林君這里也許看走了眼。從上面原文的意思看，這話并非科熱夫所說，而是作者模仿施氏本人評論科熱夫的語氣來評論施氏)。在章六，施特勞斯寫道：“柏克的‘保守主義’和古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但他對這一‘保守主義’的闡釋卻為這樣一種對待人類事物的方式埋下了伏筆，這種方式比法國革命理論家們的‘極端情結(jié)’更遠地游離于古典思想之外。”(NRH，pp.318-9)若對這段話單純做字面理解，則施特勞斯似傾向于認為：最終來說，柏克的原則危害了他自己所尋求的政治的目標，這種危害較之他所反對的理論還要為甚。其實這看法于柏克、于施特勞斯都是不公平的，僅僅單純和粗淺的字面理解是不成立的。在章六 （此章的標題是 “現(xiàn)代自然權(quán)利的危機”）論述柏克的部分，施特勞斯所呈現(xiàn)的柏克形象是多重交錯的，就筆者分辨，至少有三種。

　　這兩段文字中，上面是美國作者原文的第一段；
下面則是林文的簡短“引言”之后的第一段，自此以下，林國榮君便鉚足了勁，把人家的文章一段不拉地抄了個底朝天，甚至連一些精彩的注釋也沒放過。鑒于這種局面，再多列出幾段他剽竊的文字，無端耽誤各位的功夫，就真有點兒做人不厚道了。

　　不過，這里給出一個他剽竊的大體數(shù)量，也許不算多余。在林君這篇連同注釋共二萬二千多字的長文里，“抄譯”的內(nèi)容大約占到一萬七字左右。

　　其次，也許還應(yīng)對林國榮君的剽竊特點略做點評。就像對照這兩段文字給人的印象一樣，林君此后的全部翻譯也并不十分嚴謹，偶有一些錯訛。大概是為了讓行文風(fēng)格顯得更像是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所寫，他在“抄譯”的過程中不時做些巧妙的變通，偶爾還對原文的語句順序有所調(diào)整，但若以達意的標準衡量，大體還算及格；
此外，林君對原文也有少許刪削，甚至夾雜進他本人借題發(fā)揮的只言片語，如上文中的“其實這看法于柏克、于施特勞斯都是不公平的”等等，但其數(shù)量微乎其微。

　　在林國榮君的作品中，《解讀柏克》可以說是難得地思路清晰、文意通暢的一篇，而且少見地包含著許多注釋（林君的很多學(xué)術(shù)文章，是幾乎見不到注釋的），如今在下才明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思路”和“文意”，包括其中的注釋，原來都是十足的贓物。過去還讀過他的一些文不對題、東拉西扯的宏文，現(xiàn)在心里也不由得犯嘀咕，那是出自眼界的宏闊高遠，思想的瀟灑從容，還是月黑風(fēng)高中的倉惶？

　　日前又找來林國榮君另一篇疑似抄襲的文章《培根的“所羅門宮演講”》（載 《浙江學(xué)刊》2005年第3期，此文也沒有任何注釋），隨便拿前面三段（共有兩千多字）做了一個檢索，發(fā)現(xiàn)果然又是剽竊。但與《解讀柏克》一文時隔四年，他的水平也大有改進，三段文字分別抄自兩本英文書，而且變得更像“編譯”而不像“翻譯”了（被林君用來抄襲的兩本書及具體頁碼是：William Smedley， The Mystery of Francis Bacon [London:Robert Banks&Son， 1912]， pp.5-7. Joyce Lee Malcolm， ed.， The Struggle for Sovereignty: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Political Tracts， vol.1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9]，pp.xix-xx）。

　　平心而論，林君解讀這類學(xué)術(shù)文獻的能力，在同齡人中，是大可以用“超群”來形容的。既有此才華，他本不必干這種的勾當，只要心齋自守，踏踏實實做學(xué)問，假以時日，成大器當不在話下。

　　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不才確實為這事而替他感到惋惜。

　　最后，或許有人要說，不考慮眼下中國學(xué)術(shù)界的道德和制度生態(tài)，僅僅指責(zé)一個人的剽竊行為，未免見小不見大，有些意氣用事。信哉斯言！林君之放膽抄襲，必有某種制度上的激勵因素，由此才有了剽竊成風(fēng)、人皆樂于心照不宣的共犯心理。然而，證成制度安排所導(dǎo)致的“集體罪行”，并不能為個人的罪過開脫。每個人的罪都是人性的一次失敗，憎厭之余，亦當投之以悲憫之情。但人性固有的弱點，卻無法讓個人免責(zé)，除非我們承認這是一個沒有絲毫個人意志可言的奴隸制社會。不才并未看到林君有甘為腐敗風(fēng)氣之奴隸的意思表示，因此，無論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制度環(huán)境多么惡劣，他理應(yīng)對自己的選擇有所擔當。

　　■延伸閱讀

　　《君主之鑒》，林國榮著，上海三聯(lián)，2005《羅馬史隨想》，林國榮著，上海三聯(lián)，2005《帕納薩斯山來信》，林國榮著，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希臘四論》，劉晨光、王恒、白龍、林國榮合著，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6編者注：在西南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研究所林國榮的簡介中，還列了一種著作《林國榮社會-政治文集》（香港，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2003），經(jīng)檢索香港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網(wǎng)站、中國國家圖書館，未發(fā)現(xiàn)有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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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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