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蘭瑞:憶鄧小平關于政研室的一次談話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政研室全稱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1975年7月建立,到1979年共存在了四年。這個機構是鄧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時,親手建立起來的。我在這里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日子。政研室的工作異常艱巨,并且遇到了生存的危機。本文記的就是鄧小平關乎政研室起死回生的一次談話。
政研室成立于“文革”后期的1975年7月,當時“四人幫”還在臺上,政研室的任務就是在鄧小平領導下,整頓被“四人幫”攪亂了的各項工作。這是十分艱巨復雜的斗爭。政研室一成立,在這方面就發(fā)揮了獨特的作用。所以為“四人幫”所不容。僅僅四個月之后,在11月,毛澤東聽信了“四人幫”的讒言,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八娜藥汀奔小盎鹆Α惫粽惺,污蔑政研室是“鄧記謠言公司”,是“右傾翻案風”的“風源”。政研室的處境異常艱難,但這還不算是“危機”。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臺。按說政研室的日子應該好過了,政研室是同“四人幫”作堅決斗爭的,也是挨“四人幫”整的。整政研室的那些人倒了,政研室還不該從政治上翻身嗎?
可是,1977年春天,正當政研室積極認真地揭批“四人幫”時,卻傳來政研室要撤消的消息。三八婦女節(jié)那天,我們聽到正式傳達:國務院已經(jīng)決定撤消政研室。理由是說當時由于“四人幫”篡奪了中央領導權,所有輿論陣地、宣傳工具都控制在他們手里,現(xiàn)在形勢變了,這些已經(jīng)奪回來了,所以政研室這個機構就沒有必要了。當然這是一種說法。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我還是不懂。
聽了傳達,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一方面覺得政研室似乎已經(jīng)無望,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這樣“散攤”,還是想盡力保住它。負責人之一于光遠出主意,要求國務院批準我們?nèi)w人員在撤消之前去大寨、大慶參觀學習,盡量拖延時間,拖到鄧小平同志復出(這時已有鄧復出的信息),看能否保住這個機構。參觀的報告送上后,國務院批示同意。
就在政研室危在旦夕的時候,我得到一個重要消息:5月12日這天,鄧小平找了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方毅和李昌去談話,主要談科學和教育方面的問題,講了許多重要意見。鄧小平雖然還在賦閑,但是這件事情表明他很快會重新出來工作。笫二天一早我照例到于光遠家(我每天搭他的車上班),馬上將這個消息告訴了于光遠,建議他們也找鄧小平談談。
這時,政研室負責人已經(jīng)“一分為三”:吳冷西、胡繩、熊復、李鑫去了“毛著”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胡喬木、于光遠和鄧力群留下來了。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開始,他們就同鄧小平失去了聯(lián)系。
聽了我的建議,于光遠說,他們也很想見鄧小平,但是不知道鄧小平的電話和住址。于光遠讓我向李昌打聽。李昌說,鄧小平是在西山會見他們的,政研室要見鄧小平可以找他的秘書聯(lián)系,鄧的秘書叫王瑞林。我說我們沒有王瑞林的電話,李昌就將王瑞林的電話告訴了我,我立即轉告了于光遠。
經(jīng)過聯(lián)系,鄧小平于5月24日會見了于光遠和鄧力群①,據(jù)說還有王震也在座。胡喬木沒有去,他因為向毛主席揭發(fā)了鄧小平,有點不好意思去見鄧。很快,于光遠、鄧力群就在室里傳達了這次見鄧小平的情況和鄧小平談話的主要內(nèi)容。這次會見使政研室的命運有了“轉機”。
鄧小平談了很多問題。他批評了“兩個凡是”,說“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鄧小平說:“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毛主席過去就講過,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么他們的手稿常常改呢?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么完備、準確嘛!鄧小平還說:“這個問題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這是個是否堅持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馬恩自己沒有說過‘凡是’,列寧也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又說,我提出用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的工作,“這是經(jīng)過反復考慮的!雹
于光遠他們提到大家很關心小平同志重新工作的事情,鄧小平很幽默地說:定了,“反正要繼續(xù)當大官”。他說考慮想管科學教育。接著講了很多關于科學教育工作的問題,內(nèi)容同十二天前與方毅和李昌所談的差多。主要是強調要搞現(xiàn)代化,不搞科學技術,不要教育不行。他說的下面這段話給人印象特別深:一定要把“臭老九”這個稱號去掉。一定要在黨內(nèi)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后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成為廣為流傳的一句名言,起源大概就是這次談話。
鄧小平談到最后,講到了政研室的問題。他說,你們的事情以后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就是了。鄧小平還提到了“批鄧”運動中被誣稱為“三株大毒草”的三個文件,一個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一個是《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一個是《關于加快工業(yè)發(fā)展的若干問題》,這三個文件都同政研室有關。鄧小平說,《論總綱》最近才看到,寫得好,針鋒相對,很尖銳,是個香花,不是毒草;
《關于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當時想爭取通過,有些問題現(xiàn)在要進一步寫;
《工業(yè)二十條》看過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沒有看過。這些文章也有缺點,沒有缺點的文章沒有。
鄧小平的談話,給了我們政研室的同志很大的鼓舞。他肯定了政研室的工作,他說有用的人還是要用,都表明政研室的命運有了轉機。雖然我們?nèi)匀话凑沼媱潊⒂^大慶(不再參觀大寨),但是大家看到了希望,已經(jīng)完全是另外一種心態(tài)了。
7月份,鄧小平在十屆三中全會上正式復出。不久,他又找胡喬木、于光遠、鄧力群談話,明確表示政研室這個班子不能散,要存在。以后用什么名義再說,反正理論隊伍不是多而是少了。就這樣,鄧小平親手建立起來的這個機構終于保留下來,不再撤消了。盡管后來名稱改了,叫國務院研究室,實際上機構還是原來的機構,沒有實質改變③。
前面說了,國務院政研室是鄧小平提議建立的,后來在面臨存廢問題時又是他保住的。因此,這件事情更加令人難忘。
鄧小平1977年5月24日會見于光遠、鄧力群時的談話是一篇重要的講話。這次談話的內(nèi)容,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摘了兩段載于《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94年10月第二版),題為《“兩個凡是” 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笫38-39頁)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笫40-41頁)。
《鄧選》二卷出版后,我同李昌就發(fā)現(xiàn)此兩文的腳注(見第38、40頁)有問題。
問題之一是,兩個注都說“這是鄧小平同志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的一部分”。
兩文均標明談話是在5月24日即鄧小平會見于光遠和鄧力群那天。而那天同鄧小平談話的是三位同志,不是兩位。除于光遠和鄧力群外還有王震,是鄧小平那邊通知去的。
問題之二是,這兩位“中央同志” 指的是誰?不是方毅和李昌,因為他們不是“中央同志”,且會見方毅和李昌的日期不是5月24日;
又不像是于光遠和鄧力群,當時他們兩位都是國務院政研室的負責人,連個正式的官銜如什么主任之類的稱謂都沒有,不能稱為“中央同志”。那么,這是怎么回事呢?
1998年,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鄧小平思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在“1977年5月24日”的條目中,又進一步將鄧小平會見的“中央兩位同志”說成“中央兩位負責人”。這“中央兩位同志”或者“中央兩位負責人”究竟是誰呢?
不久前聽說,中央文獻研究室在《鄧小平文選》笫二卷那兩篇文章的腳注中說的兩位“中央同志” 指的是王震和鄧力群,傳聞還說于光遠沒有參加這次會見。這就不對了。
笫一、1977年5月王震、鄧力群都不是中央同志或中央負責人。王震當時雖然是國務院副總理,但還算不上“中央同志”;
鄧力群僅僅是國務院政研室的七位負責人之一,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同志”。《鄧選》二卷的編者難道是不了解情況搞錯了?中央文獻研究室連這個最簡單的事實都會搞錯,那豈不是太不負責任,過于失職了嗎?
第二、注釋將會見者寫成“中央同志”抜高了會見者的地位,卻讓讀者莫名其妙,究竟鄧小平會見的是哪兩位呢?
這次于光遠和鄧力群去見鄧小平是我向于光遠建議的,王瑞林的聯(lián)系電話是于光遠讓我向李昌打聽之后我轉告于光遠的。他們見了鄧小平后在政研室全體會上傳達時我也在場親耳聽見,說的是胡喬木沒有去,于光遠和鄧力群去了。于光遠還保留著他們談話時他的原始記錄。如果他沒有去,怎么會有當場的談話記錄呢?
最近見到中央文獻研究室2004年8月出版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會見的兩位“中央同志”不再提了,但卻進一步明確地寫成會見了王震和鄧力群,而沒有于光遠。
我不禁要請教:編者有沒有意識到,這樣篡改事實的做法,是錯誤的!我想一般的編輯同志是不會這樣做的。那么,這是誰的主意呢?文獻研究室中何許人敢于如此大膽妄為?
有的人善于在一些事情上搞小動作,擠壓別人抬高自己,甚至不惜將黨史上有些事情攪亂,給研究者和后來者制造許多麻煩;
對本人則適得其反,徒然暴露自身的品性而已。
實事求是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優(yōu)良作風,也是小平同志經(jīng)常強調的。當我們紀念小平同志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更應遵循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才是!
注釋:
①國務院政治研究室1978年改名為國務院研究室,1979年與中央辦公廳研究室合并,鄧力群任主任。1980年改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仍是鄧力群任主任。1987年中央決定撤銷了這個機構。
來源:馮蘭瑞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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