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歷史稍長一點的學校，都有屬于自己的“永恒的風景”。構成這道“風景”的，除了眼見為實、可以言之鑿鑿的校園建筑、圖書設備、科研成果、名師高徒外，還有必須心領神會的歷史傳統(tǒng)與文化精神。介于兩者之間，兼及自然與人文、歷史與現(xiàn)實的，是眾多精彩的傳說。比如，某位名人在這棵樹下悟道、某回學潮在這個角落起步、某項發(fā)明在這間實驗室誕生、某對情侶在這條小路上第一次攜手等等。比起校史上極具說服力的統(tǒng)計數(shù)字，這些蘊涵著溫情與想象的“傳說”，未免顯得虛無飄渺；
因而，也就不大可能進入史家的視野�？墒牵�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比“大學”更為充滿靈性的場所。漫步靜謐的校園，埋首燈火通明的圖書館，傾聽學生宿舍里不著邊際的高談闊論，或者“遠眺”湖邊小路上戀人的竊竊私語，只要有“心”，你總能感知到這所大學的脈搏與靈魂。

　　如此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敘述，實在難以實證。所以，為了講述老北大的故事，我選擇了“回到現(xiàn)場”的策略。比如，同樣談論北大人喜歡掛在嘴邊的“五四”，我會對游行路線怎樣設計、集會演講為什么選擇天安門、火燒趙家樓又是如果被敘述等等感興趣。至于史學家不大關注的北河沿的垂柳、東齋西齋學風的區(qū)別、紅樓的建筑費用、牌匾與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圍的小飯館味道怎樣、洗得泛白的藍布長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讓我入迷。

　　于是，我進入了“歷史”與“文學”的中間地帶，雜感、素描、隨筆、小品、回憶錄，以及新聞報道、檔案材料等，我廣泛搜集并認真鑒賞起“老北大的故事”來。令我驚訝的是，當年的“素描”與幾十年后的“追憶”，竟無多大出入�？紤]到關于老北大的舊文尋找不易，不可能是眾多八旬老人轉(zhuǎn)相抄襲。唯一的解釋是，老北大確有其鮮明的性格與獨特的魅力，因而追憶者“英雄所見略同”。借用錢穆《師友雜憶》中的妙語：“能追憶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記憶之外者，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币粋�人如此，一所大學也不例外：能被無數(shù)學子追憶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學“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時間流逝而磨滅，也不因政見不同而扭曲。

　　其實，“老北大”之成為眾口傳誦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時光的流逝。絕大部分關于北大的文章，都是作者離開母校之后才寫的。而抗戰(zhàn)爆發(fā)北大南遷，更是個絕好的機緣。正因遠離紅樓，方才意識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細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四十年代出現(xiàn)一批相當優(yōu)秀的回憶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這么一段話：

　　盧溝橋事變后，北大南遷，舊游星散，否則如果我在今天還有機會住在東齋西齋矮小卑濕的宿舍里，我決不會，也不能寫出這樣一篇一定會被我的師友同學譏笑做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記，也猜想其他的師友們也永遠沒有忘記那霉?jié)駶M墻，青苔鋪階的北大二院宴會廳，更決不會忘記那光線黑暗的宴會廳里，東邊墻上懸掛的一副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畫，和他在畫中的道貌盎然和藹可親的笑容。這幅像，這個古老的廳堂，也許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踏進那青苔鋪階的古老廳堂，更何況那廳堂已經(jīng)失落在敵人手中，難怪遠游的學子頻頻回首，并將其相思之情訴諸筆墨。

　　抗戰(zhàn)勝利了，北大人終于重返紅樓。可幾年后，又因院系調(diào)整而遷至西郊燕大舊址，從此永遠告別了令人神往的沙灘馬神廟。對一所大學來說，校址的遷移，并非無關緊要，往往成了撰寫校史時劃分階段的依據(jù)。抗戰(zhàn)南遷，對于北大日后的演變與發(fā)展，實在太重要了。因而，將“老北大”封閉在一八九八~一九三七的設想，也就顯得順理成章。所以我把“老字號”獻給南遷前的北京大學——包括其前身京師大學堂。

　　從一九一八年出版《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漸浮現(xiàn)。有趣的是，歷年北大出版的紀念冊中，多有批評與質(zhì)疑；
而發(fā)表在其他報刊的回憶文章，則大都是褒獎與懷念。對于母校之思念，使得無數(shù)昔日才情橫溢尖酸刻薄的學子，如今也都變得“柔情似水”。曾經(jīng)滄海的長者，提及充滿朝氣與幻想的大學生涯，之所以回味無窮，贊不絕口，大半為了青春，小半屬于母校。明白這一點，對于老學生懷舊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難理解了。

　　我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盡管我已經(jīng)剔除了若干過于離奇的傳說。至于或記憶失誤，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敘述，出現(xiàn)眾多版本，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個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觀察，都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因而也就不會有完全統(tǒng)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見略同”，這里又說是形象塑造無法統(tǒng)一，二者豈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異”的治世格言：對“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沒有根本的區(qū)別；
差距在于具體事件的敘述與評判。

　　“北大老，師大窮，唯有清華可通融。”此乃二、三十年代流傳在北平學界的口頭禪。就從這句“讀發(fā)不一”的口頭禪說起吧。

　　首先是敘事人無法確定，有說是擇校的先生，有說是擇婿的小姐。擇校與擇婿，相差何止千里！與敘事人的不確定相適應，北大之“老”也難以界說。有說是北大人老氣橫秋，辦事慢條斯理的；
也有說是校園里多老房子、老工友，連蔡元培校長的汽車也老的走不動的；
還有說是歷史悠久，勝跡甚多的。第三說最有詩意，容易得到北大人的認可。朱海濤撰寫于四十年代的《北大與北大人·“北大老”》，正是在這一點上大作文章：

　　摩挲著刻了“譯學館”三個大字的石碑，我們緬懷當年住在這里面的人，每月領四兩學銀的日子。在三院大禮堂前散步，我們追念著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時，多少青年人被拘禁在這里面。徘徊于三一八殉難同學紀念碑前，我們想起這國家的大難就有待于青年的獻身。這一串古老的歷史的積累，處處給后來者以無形的陶冶。

　　說“陶冶”沒錯，說“古老”則有點言過其實。比起巴黎、牛津、劍橋的有七八百年歷史的名校，北大無論如何是“小弟弟”。在《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上，有兩則在校生寫的短文，也叫《北大老》，極力論證剛過“而立”之年的北大，不該“倚老賣老”，更不該“老氣橫秋”——因為有牛津大學等在前頭。

　　到了一九四八年，校長胡適為“紀念特刊”撰寫《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仍是強調(diào)“在世界的大學之中，這個五十歲的大學只能算一個小孩子�！笨晒P鋒一轉(zhuǎn)，擅長考據(jù)的適之先生，談論起另一種計算年齡的辦法：

　　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歷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學”起于漢武帝元朔五年（西歷紀元前一二四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歷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千零七十二年了。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了！

　　有趣的是，北大校方向來不希望賣弄高壽，更不自承太學傳統(tǒng)，就連有直接淵源的同文館（創(chuàng)立于一八六二年，一九零二年并入京師大學堂），也都無法使其拉長歷史。每當重要的周年紀念，校方都要強調(diào)，戊戌年“大學堂”的創(chuàng)立，方才是北大歷史的開端。胡適稱此舉證明北大“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志氣”。

　　事情恐怕沒那么簡單。這與當事人對大學體制以及西方文化的體認有關，更牽涉其自我形象塑造與歷史地位建構。說白了，北大的“謙虛”，蘊含著一種相當成熟的“野心”：成為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原動力。如此說來，比起北大校史若不從漢朝算起，便同文明古國“很不相稱”的說法（參見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歷任校長之自我約束，不希望北大往前溯源，其實是大有深意在。從北大的立場考慮，與其成為歷代太學的正宗傳人，不如扮演引進西學的開路先鋒。當然，校史的建構，不取決于一時的政治需求或個人的良好愿望。我想說的是，相對于千方百計拉長大學歷史的“常規(guī)”，歷來激進的北大，之所以“謹守上諭”，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不完全是因為“學風嚴謹”。

　　翻翻光緒二十四年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和光緒二十八年的《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這兩種文獻所體現(xiàn)的教育思想--包括辦學宗旨、課程設置、教員聘請、學生守則等，都與傳統(tǒng)書院大相徑庭。而隨處可見的“歐美日本”字樣，更是說明，此章程與“白鹿洞書院教條”無干。當然，有章可以不依，有規(guī)可以不循，制訂了新的章程，不等于建立了新的大學。幸虧有了第一屆畢業(yè)生鄒樹文、王畫初、俞同奎等人的回憶文章，我們才敢斷言，京師大學堂確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

　　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得到普遍承認，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歷史，便逐漸被世人所遺忘。選擇若干關于京師大學堂的回憶，有助于了解大學草創(chuàng)期的艱難與曲折，比如孫家鼐的規(guī)劃、許景澄的殉難、張百熙的實干、嚴復的苦撐等等。至于進入新式學堂后，學生如何習得“文明生活”，也是我所深感興趣的。光緒二十五年頒布的《京師大學堂禁約》，有些條款現(xiàn)在看來“純屬多余”。比如強調(diào)課堂上必須依次問答、不可搶前亂說、聲音高下須有節(jié)制等。最有趣的，還是以下這條禁令：

　　戒咳唾便溺不擇地而施。屋宇地面皆宜潔凈，痰唾任意，最足生厭。廳堂齋舍多備痰盂。便溺污穢，尤非所宜。是宜切記，違者記過。

　　想像當年的大少爺門，如何“忍氣吞聲”，逐漸改變舊的生活習慣，實在是很好玩的事情，今日中國任何一所大學，都不會將此等瑣事寫進規(guī)章�？稍凇拔鲗W東漸”史上，“不隨地吐痰”，也算是頗有光彩的一頁。

　　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沒有畢業(yè)生，學校因戰(zhàn)亂停辦兩年。壬寅（一九零二）入學的，方是第一批得到“舉人學位”的大學生（時在一九零七年）。鄒樹文《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中，述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之禮賢下士，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沒有畢業(yè)生，學校因戰(zhàn)亂停辦兩年。壬寅（一九零二）入學的，方是第一批得到“舉人學位”的大學生（時在一九零七年）。鄒樹文《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中，述及管學大臣張百熙之禮賢下士，為學校網(wǎng)羅人才，在遭時忌、多掣肘的環(huán)境下恢復京師大學堂，功不可沒：“我們現(xiàn)在人知道蔡孑民先生，而忘記了張冶秋先生任管學大臣時代創(chuàng)辦之艱苦，實在比蔡先生的處境難得許多呢！”比說不無道理。一九零五年，大學堂的管理人由“管學大臣”降為“監(jiān)督”。出任第一任監(jiān)督的張亨嘉，以其精彩的就職演說，被學生所不斷追憶。這里選擇鄒樹文頗為戲劇化的描述：

　　監(jiān)督與學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師孔子的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禮，然后學生向監(jiān)督三個大揖，行謁見禮。禮畢，張監(jiān)督說：“諸生聽訓：諸生為國求學，努力自愛。”于是乎全部儀式完了。這總共十四個字，可說是一篇最短的演說。讀者諸君，還聽見過再短于他的校長演說沒有？此種軼聞，很合北大人的口味，因而誰都樂于傳誦。至于當初張監(jiān)督為何如此“言簡意賅”，是否別有苦衷，也就無暇計較了。

　　大學初創(chuàng)階段，弊病甚多，此在意料之中。大部分學生承襲科舉陋習，讀書為作官的階梯，仕學館錄取的又是在京官吏，大學于是乎與官場沒有多大差別。學生可能地位顯赫，因迎鑾接駕而掛牌請假；
運動場上教官小心翼翼地喊口令：“大人向左轉(zhuǎn)！”“老爺開步走！”這些佚聞，全都查有實據(jù)�？尚φ劷K歸是笑談，實際上，大部分畢業(yè)生并沒有得到朝廷的恩惠，所謂“獎勵舉人”，與“升官發(fā)財”根本不是一回事。

　　另一個更加嚴重的指責，便是學生無心向?qū)W，沉湎于花街柳巷。陶希圣撰《蔡先生任北大校長對近代中國發(fā)生的巨大影響》，其中有一節(jié)題為“二院一堂是八大胡同重要的顧客”，寫盡民初國會參眾兩院及京師大學堂的丑態(tài)�？蓳�(jù)千家駒回憶，三十年代的北大學生，也頗有經(jīng)常逛窯子的（《我在北大》）。學風之好壞，只能相對而言。想象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師生，都是“官迷心竅”，或者整天在八大胡同冶游，起碼不太符合實際。

　　不說京師大學堂的教員，以及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頗多正人君子；
就說新文化的輸入與大學的改革，也并非始于一九一七年蔡氏之蒞校。不妨先讀讀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經(jīng)驗》，其中述及北大的整頓與革新：

　　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
自陳獨秀君來任學長，胡適之、劉半農(nóng)、周豫才、周啟明諸君來任教員，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民初北大“啟革新的端緒”者，多為章門弟子。從學術思想到具體人事，太炎先生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密切的關系。除上述沈兼士、錢玄同、周氏兄弟外，進入北大的章門弟子還有朱希祖、馬裕藻、黃侃等。據(jù)誤實作為太炎門徒引進的沈尹默稱，章門弟子雖分三派，“大批涌進北大以后，對嚴復手下的舊人則采取一致立場，認為那些老朽應當讓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學堂的陣地應當由我們來占領”（《我和北大》）。這種糾合著人事與思想的新舊之爭，在蔡氏長校以前便已展開，只不過不像以后那樣旗幟鮮明目標明確而已。讀讀林紓、陳衍、馬其昶、姚永樸等人的有關文章，可以明白北大校園里的改朝換代，如何牽涉政治潮流、學術思想、教育體制，以及同門同鄉(xiāng)等具體的人事關系，遠非“新舊”二字所能涵蓋。

　　京師大學堂尚有獨立的面貌，蔡元培長校以前的北大（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則基本上隱入歷史深處。除了以上所說的“革新的端緒”外，還有幾件小事不能不提。一是民國初建，教育部以經(jīng)費短缺、管理不善為由，準備停辦北大，校長嚴復上《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
一是袁民凱稱帝，北大教授馬敘倫掛冠而去，學界傳為美談；
再就是一九一六年九月，校方向比利時儀品公司貸款二十萬，籌建后來成為北大象征的“紅樓”。

　　北大之所以名揚四海，很大程度得益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西學的引進與新文化的產(chǎn)生，既有密切的聯(lián)系，也有不小的區(qū)別。談“西學東漸”，上海更適合于作為題目；
至于“新文化運動”，則是發(fā)生在古都北京，而且由當年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挑頭。就因為，后者包含著關于民族國家的想象，涉及士大夫政治的轉(zhuǎn)型，以及知識分子的獨立與自尊。不滿足于尋求新知，更愿意關心天下興亡，這一自我定位，使得“鬧學潮”成為北大的一大景觀。很難想象，沒有學潮的北大，能否在中國現(xiàn)代史上占據(jù)如此重要的位置。作為一所大學，北大固然以培養(yǎng)了大批成就卓著的專家學者而驕傲；
可北大影響之所以超越教育界，則在于其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

　　北大之鬧學潮，可謂淵源有自。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剛剛結束一二九運動的北大學生，出版了《北大周刊》第一期。其中有趙九成所撰題為《我國歷史上的學生運動》的文章，意在正本清源：

　　我們的學生運動，不是從現(xiàn)在起的，也不是從五四時代起的，推溯其源，當導源于東漢�！�…在中國，最先發(fā)生的便是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三萬太學生譏議時政，裁量公卿，成為強大的輿論力量，制約著朝廷的決策。于是，天子震怒，大捕黨人，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此等“清議”之風，為自視甚高的太學、國字學、國子監(jiān)生徒所繼承。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建之初，取代國子監(jiān)而成為全國最高學府和教育行政機關；
即便改為“國立大學”，學生們?nèi)宰哉J作歷代太學的正宗傳人。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有趣的反差：校方溯源時，不愿從東漢太學講起；
學生鬧學潮，反而攀上了“黨錮之禍”。

　　北大學生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政治參與意識，與古老的“太學”傳統(tǒng)，確實不無聯(lián)系。所謂“京師大學堂”，在晚清，往往省略“京師”二字，徑呼“大學堂”（有“大學堂”牌匾為證）。近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史料》，將京師大學堂直譯為Capital College，遠不如以前的Peking Imperial University準確傳神�！盎始掖髮W”，這才是當年創(chuàng)辦者的真正意圖。

　　將一所大學建在皇宮旁邊，不會是偶然的巧合�！秶�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上有一張北大全景照片，顯然是在景山上俯拍的。當年的攝影師，只要稍微調(diào)整一下鏡頭，紫禁城便進入視野。只不過大學堂開辦不久，帝制便已覆滅，民國子民不再仰慕皇宮。

　　與近年各種真真假假的皇家服飾、皇家菜系、皇家建筑大行其時截然相反，二三十年代的讀書人，更愿意強調(diào)其平民意識。諸多關于北大周圍環(huán)境的描述，偏偏不提近在咫尺的皇宮。張孟休的《北京大學素描》，已經(jīng)講到了景山公園的“高崗眺望”，皇宮依然不入高人眼。劉半農(nóng)欣賞三院前面的無名小河，理由是“帶有民間色彩”和“江南風趣”，遠非“圍繞皇城的那條河”可比（《北大河》）。四十年代中期，朱海濤撰寫《北大與北大人》系列文章，其中《沙灘》一則，終于從漢花園、大紅樓、松公府、四公主府轉(zhuǎn)到了遠眺“玲瓏剔透的紫禁城角樓”：

　　向西望去，護城河的荷花順著紫禁城根直開入望不清的金黃紅碧叢中，那是神武門的石橋，牌坊，那是景山前的朝房，宮殿。我尤愛在煙雨迷蒙中在這里徘徊，我親眼看到了古人所描寫的“去里帝城雙鳳闕，雨中煙樹萬人家”。

　　文章對日本侵略軍將北大人引以為榮的紅樓作為兵營大發(fā)感慨，可想而知，談論紫禁城，也是個相當沉重的話題。不管是故國相思，還是觀光瀏覽，紫禁城的帝王之氣，并不為浮塵所完全掩蓋。因而，朱文的最后一句，“北大人是在這種環(huán)境中陶冶出來的”，值得仔細琢磨。

　　在望得見皇城的地方念書，形成何種心理期待，似乎不言而喻。即便帝制已經(jīng)取消，高高聳立的皇宮，依然是某種文化符號。每天閱讀此符號，不可能完全熟視無睹�；蛘咝蕾p，或者厭惡，但有一點，皇宮所包含的“政治”、“權力”、“中心”等意味，很容易感染閱讀者。北大師生之故意不提紫禁城，不等于毫無這種心理積淀。每回學生示威游行，都要到天安門前演講，當然不只是因那里地方寬敞。進入民國以后，“天安門”作為政治符號，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
更因其具有某種開放性，兼有“公共空間”與“權力象征”的雙重意義，成為政府與民間共同注目的焦點。從北大民主廣場到天安門城樓，這距離未免太近了。當初清政府籌建京師大學堂時，若把校址設在山清水秀、遠離權力中心的郊區(qū)，學生們的政治意識是否會有所減弱，這是個很有趣的話題。

　　北大學生自認繼承太學傳統(tǒng)，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種信念之確立，早在五四運動以前。一九零三年的拒俄運動中，北大學生集會抗議，慷慨激昂，表示“要學古代太學生一樣，‘伏闕上書’”。在這“北大學生爭取自由的第一幕”中（俞同奎《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jīng)驗》），雖有“伏闕上書”的動議，但其讀禁書，喜演講，發(fā)通電，以及事后有人走向社會，組織武裝等，均非漢宋太學生所能想象。而“五四”以后的學生運動，往往有政黨的直接領導，成為改朝換代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說，所謂太學傳統(tǒng)，主要取其政治意識；
至于實際運作，早已斗轉(zhuǎn)星移。

　　將學校作為黨爭的基地，其間利弊得失，黃宗羲、章太炎的意見截然相反，值得三思。這里不想詳細討論學潮，而是借政府對待學潮的態(tài)度，窺探現(xiàn)代中國政治的演進。借用謝興堯的話來說，便是“紅樓一角，實有關中國之政治與文化”（《紅樓一角》）。

　　在“第一幕”中，京師大學堂的學生爭到了馬上選派出國留學的權利。此后，讀書人地位急劇下降，政府態(tài)度也日益強硬。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只是以火燒趙家樓的罪名，把若干學生抓起來，可見政府對輿論尚有忌諱。到了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慘案，那可就是公開的屠殺了。周作人將后兩個事件，作為現(xiàn)代中國政治的象征：“五四”代表知識階級的崛起，三一八象征政府的反攻�！霸谌�一八那年之前，學生與教授在社會上似乎保有一種權威和地位，雖然政府討厭他們，但不敢輕易動手”；
此后可就大不一樣了，以北大教授李守常、高仁山慘遭殺害為標志，北洋政府決定采取強硬立場，以極端手段解決學潮（《紅樓內(nèi)外》）。

　　對于本世紀上半葉由北大及其他高校發(fā)起的學潮，我贊同目前大陸學界的主流意見，即大多數(shù)參與者是出于追求自由與民主的崇高目標。唯一需要補充的是，學校當局的苦衷，同樣值得理解與同情。除了校園內(nèi)部的風波校長必須承當主要責任，絕大部分針對政府的示威游行，學校當局是無能為力的。學潮一旦發(fā)生，教授可以參予，也可以不參予；
校長則夾在政府與學生中間，處境相當尷尬。歷任北大校長，從張百熙到胡適之，大都采取保護學生，化解矛盾的策略�？蓭资�年間，黨派在學潮中所起作用越來越大，政府態(tài)度也日益強硬，北大校長實在不好當。辦教育者的心情不難理解：在“理”與“勢”間保持某種平衡，以求得大學的生存與發(fā)展。蔡元培以其地位與個人魅力，可以用不斷的辭職作為武器，這一點，并非每個校長都能夠并愿意做到的。在每所大學中，作為主體的校長、教授、學生，三者各有其位置及利益，奮斗的目標自然不會一致。而在北大這樣極為敏感的地方，如何處理源源不斷的學潮，對校長來說，無疑是個非常棘手的難題。眾多回憶錄中，蔡元培成了唯一支持學潮的大學校長。這種描述，與蔡氏本人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有較大的出入。作為北大校長，蔡元培支持新文化運動，但反對學生示威游行�？梢詫⒉淌献允�，與蔣夢麟的回憶相參照。《西潮》第十五章述及“五四”后蔡元培的辭職南下：

　　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游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后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后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是太歪曲事實了。指責北大學生沉醉于權力、不斷的學潮擾亂了正常教學秩序，此乃校長的立場。至于大學生眼中的校長，則成了鎮(zhèn)壓學生運動的“罪魁禍首”。讀讀當年學潮積極分子的回憶文章，其中多有校長、院長的“漫畫像”。

　　蔡元培長校十年，一半時間在外，與學生直接沖突較少，可也仍有金剛怒目的時候。據(jù)說，曾有學生幾百人集合示威，拒交講義費，請看蔡校長如何處理：“先生在紅樓門口揮拳用勢，怒目大聲道：‘我給你們決斗！’包圍先生的學生們紛紛后退。”（蔣夢麟《試為蔡先生寫一筆簡照》）。為國家大事而抗議，與爭取個人福利，二者不好相提并論�？墒牵�“校園政治”的微妙之處正在這里：你很難分辨主事及參予者到底是出于公心，還是謀求私利。學潮一旦爆發(fā)，必然魚龍混雜，而且很容易“轉(zhuǎn)化”。有感于此前之談論學潮，多從學生角度立論，方才強調(diào)引進校長的視角，以供參照閱讀。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于京西蔚秀園

　　原載《讀書》1997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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