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理論爭論，圍繞的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言述。爭論指向的是處于改革十字路口的中國，應當如何為改革的社會--歷史目標定位這個大問題。因此，這些言述的展開，其實總沿循著兩條線索：學理的自恰與實踐的對策。這是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必然狀態(tài)。比較而言，實踐狀況是學理分析得以展開的前提。但學理問題仍然具有自身的理論邏輯。故而，假如我們試圖對這場爭論有一個合理的評述，就必須在雙線上同時進行。

　　相倚的短視

　　關于社會問題的理論爭論，必然存在與這一爭論相伴隨的社會背景。因此，當我們試圖考察九十年代的社會問題的理論紛爭時，也就促使我們首先去縷析九十年代理論爭論據以發(fā)生的、社會問題的大致源流。

　　九十年代社會問題的理論爭論，并不是這個年代時限內的產物。要理解九十年代的思想問題，還得首先放眼觀察與此密切關聯的八十年代思想與社會時局。

　　八十年代不單是九十年代的時間先導，也是九十年代的社會變遷與思想走向的先導。眾所周知，八十年代世界格局發(fā)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之中，可以說有兩種具體變化，構成我們觀察八十年代社會--理論問題的核心。一是社會主義國家從期于"自我完善"的改革出發(fā)，中經復雜的選擇過程，結果產生的兩種走向，對于世界格局發(fā)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二是西方國家的政治家與理論家在上述變局發(fā)生之后的反應。前者表現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策調整。后者反映為思想家的歷史哲學總結。

　　從前者來看，兩種走向顯示出兩種狀態(tài)。一種走向，是由政治改革著手進行改革運動的原蘇聯的改革，到最后導致的自我崩潰。蘇聯改革的起因和動力，一方面，是由于勃涅日涅夫為"穩(wěn)定"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而導致的長期的社會停滯，已經到了非改觀不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長期以思想和政治的雙重壓制為基本統(tǒng)治方式，而導致的社會嚴重壓抑，已經到了不能不釋放其內在能量的時刻。故而可以說，蘇聯的改革是因為原社會運作形式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所做出的被迫舉動。因此，這種改革注定是對斯大林式的或傳統(tǒng)社會主義模式的戰(zhàn)略性改革。因此，其改革不能不從政治性問題下手。"公開性"，成為蘇聯改革的旗幟與象征。然而，這種先從政治問題入手，并期望一舉解決積聚太久的社會問題的改革思路，雖然說是極其具有戰(zhàn)略眼光的。但是，最后卻避免不了失敗。原因是明白的：當一個社會長期處于高度壓抑狀態(tài)，一旦具有松弛的空間，它對壓抑的反彈，常常會大于壓抑力量。而且，一個社會以政治的強控與經濟的停滯來維持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事實上這個社會的傾覆，已經在其確立這種政策導向的那一刻起，預示了它在未來的傾覆命運。從這種意義上講，蘇聯改革的最后失敗，并不是一個偶然事件--比如說是因為像戈爾巴喬夫這樣的人掌握了執(zhí)政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或者說是因為那些為維持社會主義不被顛覆的權力集團缺乏政治計謀等等。蘇聯從政治改革入手的改革運動的失敗，應當說是由傳統(tǒng)社會主義政治運作的難以克服的內在障礙注定的。

　　另一種走向，是由經濟改革起步的中國改革開放運動，在進行中顯示的創(chuàng)新短缺和制度匱乏，所導致的普遍社會不公與嚴重的腐敗現象。中國的改革，不同于蘇聯的改革。假如說蘇聯的改革是一種戰(zhàn)略性的改革的話，中國的改革則只能說是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策略性改革。從改革指導思想角度看，這既可以"貓論"與"摸論"上得到證明，也可以從改革已經進行到縱深階段，仍然以"不爭論"為改革開路上得到印證。而從改革進路看，改革開放始終圍繞經濟問題，而回避社會--政治問題，特別是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問題，也向我們顯示了這種改革的布局與意圖。因此，從后果上說，這一方面，確實為改革贏得了較少反彈的空間，從而為改革的連續(xù)進行，提供了條件。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改革一開始就處于一種積累矛盾、尤其是社會--政治矛盾的格局之中。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連續(xù)的短周期波動，就是這種改革困境的反映。而這種在其布局內實施的改革，與社會對改革的期望，也就處于一種沖突狀態(tài)。改革與危機的如影隨形，成為中國改革難以突破的狀態(tài)。而八九年的社會悲劇之作為總的體現，似乎向我們表明了中國改革不在格局上有一些突破的話，改革的空間只會越來越小�；蛟S，相比于蘇聯的改革來講，中國的改革困境，可以說是傳統(tǒng)社會主義經濟運作之難以克服的內在障礙導致的。

　　因此，將問題轉移到西方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認知上看，也就有兩種變化引起人們的重視。一者，直接依據蘇東社會的變局，以及中國八十年代后期的社會狀態(tài)，產生了一種強勢的社會哲學論斷。這種論斷就是本文所指的一種短視--歷史終結論。二者，就是歐洲社會民主黨在蘇聯變局發(fā)生后，紛紛倒臺，而對自己理論與政策作出的調整，以及由此表現出的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疑慮。面對"歷史終結論"，我們首先還要以同情理解的態(tài)度來對待它。它不是指以重大歷史事件構成的、習慣意義上的"歷史"的終結。我們不能在這種常識錯誤的角度看"歷史終結論"。它具有自己的現代性理論依據。它是以歐陸的現代歷史理論為基礎的。按照黑格爾、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理論，"人類社會的進化不是無限連續(xù)，而是在人類完成一個社會形態(tài)，一旦這個社會形態(tài)會滿足人類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時，就會終結。換言之，它們都設定了一個"歷史的終結"；
對黑格爾而言，這是自由國家，對馬克思則是共產主義社會。當然，這不是指人出身、生活、死亡這種自然循環(huán)的結束，也不是說不再發(fā)生重大事件或不發(fā)行報道這類事件的報紙。不如說，真正的重大問題都已解決，形成歷史基礎的原理與制度，遂不再進步與發(fā)展。"而當福山認定"自由民主目前已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區(qū)與文化，成為唯一一貫的政治憧憬對象"，那么，他宣告歷史的終結，就不能簡單地視為一種常識錯誤基礎上的斷論。只有在這種確認的基礎上，我們才能評斷它的缺陷或短視之處。其一，他只是針對當時蘇東特定牌號的社會主義的失敗，作出的斷定。由于沒有給其他牌號的社會主義主張者公平的辯護機會，因此既不能使社會主義的主張者服氣，也不能具有長程歷史觀的論述優(yōu)勢。其二，他沒有發(fā)現作為現代性的雙生子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糾結的必然性。假如缺少了社會主義的某種參照，自由主義的自我確認，就變得沒有資借。其三，他簡單地對待了自由民主對非自由民主在實際的政治較量的歷史進程。沒有發(fā)現這一歷史進程的漫長性�？梢哉f，對福山之論的某種反彈，是激發(fā)社會民主主義復興論的一個機緣。而福山之論，差可作為八十年代末社會主義命運論的代表和時代的思想氛圍的反映。當其時，北歐、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執(zhí)政黨政策調整，以及在蘇東政權易手后他們的下臺，似乎構成對福山斷論的支持。

　　但是，當我們轉移視線，看看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國際社會時局，可以發(fā)現，八十年代形成的種種斷論似乎在社會的疾速變化面前"走樣"了。三重事件構成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國際社會變局與思想調整的基本景觀。一是俄國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的失敗。俄國自由主義取向的變革情形，就其實際狀態(tài)而言，是難以理清的。但是，以哈佛大學的教授們主觀設計出的改革方案來看，就注定了這一改革的前景，不能被看好。因為，一個社會的自由主義式的發(fā)展，只能植根于它的社會自身進程的需要之中，而不能以揠苗助長的方式，來強行促成。加上俄國的"后共產主義綜合癥"，即各種新舊弊端難以治理，社會以致于滋生出強烈的懷舊情緒。這使走樣了的俄共在取得卷土重來的初步勝利后，亦扭轉方向，重申傳統(tǒng)社會主義信條。二是發(fā)源于東南亞，后來令全世界為之恐慌的金融風暴，以及由此引發(fā)的"市場失效"問題。這使像索羅斯那樣的金融投機商，也都悖謬地出來批判資本主義。這給那些在價值上偏好社會主義的人提供了理由。三是西方國家向"左"轉的"趨向"，即九十年代中后期西方國家左派政黨的重新執(zhí)政及其對政策的理論證明的需求，似乎重新劃定了八十年代畫出的政治地圖。在這種新局面中，人們的政治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從而出現了本文所指的另一種短視--社會民主主義復興論，以及實際潛蟄在這種主張之下的伸張社會主義正當性的論調。但是，這與八十年代末的社會變局發(fā)生時理論界的反映情形類似，也是一種短視。斷定其為短視的理由是：其一，以俄羅斯改革的"失敗"之斷定，是對于自生自發(fā)的自由主義社會與后起的、人為設計的自由主義改革方案兩者的混淆。后者的暫時失敗與批判、拒斥自由主義并不構成邏輯關聯。自由主義改革的成功有一個漸進過程。其二，對于俄共和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缺乏細致分析。大致流于字面宣稱，并以此作為為社會民主主義、甚至社會主義正當性辯護的依據。

　　對比八十--九十年代社會變局及其思想反映，可以發(fā)現對社會變局所作的理論概觀，是大異其趣的。甚至兩者的對峙性質，也是顯而易見的。也許下述三個方面可以典型地反映這種對峙。其一，兩種斷論大致都是以對方為敵，從思想史角度看，這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互攻訐的歷史慣性延續(xù)的結果。除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家之外，社會主義理論家大致是以自由主義為自己陳述理論主張的對立面的。這種對立，常常只有程度的差異，而沒有存在或不存在的問題。這種思想對立，便也不能不影響到一些支持和同情自由主義立場的論述者的言述。其二，兩者的論述都還受到冷戰(zhàn)思維的制約。這可以說是自由主義的制度實踐與社會主義的制度實踐，長期處于直接對壘狀態(tài)的反映。從組成兩者的具體制度內容來看，他們之間的對立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么大。但是，從其各為一個自成系統(tǒng)的社會政治主張來看，他們又確實可以叫著處于兩極、相互否定的制度安排。二者對峙性的論說，原本也是正常的。其三，這種對峙是當代新的、全整性社會理論與制度實踐的雙重匱乏的必然表現。一者，當代思想界匱乏為某種政治理念辯護的堅定性、時代性與理論嚴密性。二者當代思想家與政治家匱乏政治新思維（理論思考）和新出路（制度變革）。從這三個方面講，二者的對峙乃是某種思想與政治態(tài)勢的必然結果。

　　短視具有必然。這不僅是因為上述對峙的深層原因，而且也是因為面對政治事實時的反映方式所決定的。首先，二者都是基于當下的社會事件作出的斷定，缺乏長程的歷史視野。其次，都是在二元思維的框架內作出的論斷，缺乏真正辯證的眼光。再次，都是在應付實踐問題情況下的倉促理論反應，缺乏探詢根本的方法自覺。

　　意識形態(tài)二型

　　透過上述理論爭論的社會背景，我們看到了一幅復雜的思想--政治畫面。但是，撇開浮面的社會事件與似乎對峙的思想爭端，則可以看出，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理論爭論的基本關懷--意識形態(tài)問題。

　　意識形態(tài)（ideology），是一個頗有歧義的概念。從詞典含義上講，它的基本含義有三個方面。一，是指它早期所有的觀念學的意義。二，是指由此衍生出來的意識諸形態(tài)，即哲學、法律、宗教這類所謂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對而言的東西。三，則大致指的是，關乎政治的系統(tǒng)的、全方位的觀念體系，它對人與社會提出一個完全的、普適的應用理論，并有一個與此相應的政治行動方案。本文所及，基本上限于第三個方面。

　　關于意識形態(tài)，一向缺乏正面肯定的論述。假如把意識形態(tài)史作一個早期與近期的階段論的分析，狀態(tài)都大致如此。早期，大約從這一概念產生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以馬克思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為主調。向左向右作兩種衍生：向左，具有批判精神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后來的、斯大林式的教條主義式的馬克思主義，對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進行大批判與大拒絕。向右，具有戰(zhàn)斗精神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捍衛(wèi)者，對教條主義化了的馬克思主義與希特勒式的極權主義的批判。在當時歐洲的意識形態(tài)戰(zhàn)場上，對峙、對抗是主調。后期，自五十年代開始，這種對抗性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產生了分化：一方面，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思想家，走向了拒絕意識形態(tài)的境地。這就是來自當時美國的所謂"新右翼"分子的主張。他們提出當代社會理論中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論。社會理論家丹尼爾•貝爾是這方面的代表。他針對當時美國另一位社會學家米爾斯所持的"新馬克思主義"立場，認為這一意識形態(tài)與美國社會不相適應。因為美國是一個與歐洲在構成上大為不同的社會。歐洲社會是一種異己的世界，尊敬與服從的意識突出，權力具有同質性和連續(xù)性。這是米爾斯論述權力精英的基礎。當時，美國是一個異質的、多元的和非服從的社會，即使存在"階級"，其紛爭也只是發(fā)生在它的內部。因此，來自歐洲"舊的"意識形態(tài)不能解釋美國的社會現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美國，意識形態(tài)不是一種解釋社會沖突的工具，而成為一種"辯護手段"和"社會粘合劑"。由此出發(fā)，他對把意識形態(tài)與占統(tǒng)治地位的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表示反對。這與他后來對于自我設限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采取批評態(tài)度，而形成的"超意識形態(tài)"情結是一致的。也與他進而形成的雜拌性意識形態(tài)拼盤--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是一致的。貝爾之論，可以被視為美國這樣的新興國家對新意識形態(tài)進行尋求的努力。另一方面，來自左翼的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仍然頑強地展開對于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批判。保守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國家的正統(tǒng)思想家，以及法蘭克福學派分別是這兩方面的代表。

　　而意識形態(tài)在20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的情形，大致與冷戰(zhàn)時期形成的對抗性意識形態(tài)思維沒有差別。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開始的社會變革，情形顯得不同了。有兩種變化值得提出。一是原來在政治舞臺是直接對壘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逐漸淡出。二是作為思想舞臺上的意識形態(tài)爭論，逐漸走向主導。在這種情形中，貝爾的"意識形態(tài)終結論"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意識形態(tài)思想批判，在傳入中國后，經歷變形和改造，形成了中國人具有的、兩種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情懷：一是，針對三十年"新"社會傳統(tǒng)及其意識形態(tài)而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以及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與拒斥。這種取向投向社會，推動形成了知識界拒斥意識形態(tài)的立場。二是，針對近二十年改革開放的意識形態(tài)取向而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以及為自由主義所作的辯護。就前者而言，知識界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批判取向，本來使知識界在同一軌道上運行。但是，當中國式市場經濟興起并推動當代中國取得相當引人注目的成就之后，當與市場經濟一致的意識形態(tài)定位問題變得突出以后，原來知識界的統(tǒng)一性分裂了。知識界的意識形態(tài)取向，相應也發(fā)生了分化：他們站到了他們西方前驅的肩上，或者支持與真正的市場經濟需要的意識形態(tài)相一致的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或者支持對于市場經濟及其自由主義持反對立場的"左派"意識形態(tài)立場。于是，關于意識形態(tài)問題見解的對壘性，又一次顯現出來。

　　在這種情形下面，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就變得引人注目起來�？梢�，如貝爾所說的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只能是貝爾特指的意識形態(tài)重構意義上的，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真正的了結。對此，現代知識社會學與社會人類學，對意識形態(tài)的必要性加以了證明。前者，即作為知識社會學的意識形態(tài)言述，主要是強調意識形態(tài)的中立化特點，為意識形態(tài)的研究拓展了學術空間。后者，則從轉型社會的考察上，說明了這一社會對于意識形態(tài)的需求。這方面主要是社會理論家卡爾•曼海姆和社會人類學家吉爾茲的貢獻。他們把意識形態(tài)的概念中立化，并在功能上將意識形態(tài)與科學知識、使用考慮和道德主張區(qū)分開來，從而，使意識形態(tài)成為獨立的符號系統(tǒng)。而且，他認為，當傳統(tǒng)的準則不再發(fā)揮實際功能時，意識形態(tài)以其特有的價值觀念對現實世界作出具有指導性的解釋說明，從而為文化構造提供了明晰的范疇。在現代，意識形態(tài)主要是分屬于黨派的和精心設計的。但是，在所有的非傳統(tǒng)社會中，意識形態(tài)在功能上都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以知識社會學和社會人類學為指引，我們確信，一個社會不是需不需要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而是需要什么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就此，我們的分析也就從意識形態(tài)的存在狀況轉移到意識形態(tài)的構成狀況、作用方式上面。以現代意識形態(tài)的構成來講，依照理論內蘊與政治主張區(qū)分，有激進主義(radicalism)、自由主義(liberalism)與保守主義(conservatism)三個形態(tài)。激進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內蘊比較復雜。并不能將激進主義簡單地歸于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范疇。就它具有的對現有的機構與制度持一種批評性態(tài)度，并主張將不合理的機構與制度進行改革或加以拋棄的特點而言，激進主義大致包含左翼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作為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另外也包括民族主義以及原教旨主義等等。但是，從較為積極意義上所講的激進主義，在二十世紀的政治言述中，一般是指社會主義，尤其是建立于具有強烈的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之上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與激進主義直接對立的是保守主義。保守主義的基本主張是，政治行動只有在非常有限的范圍內才能改善人類的處境，政治行動是不可能完全消除人類行為中的緊張狀態(tài)的。作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保守主義，主要是起自英國的批判革命政治的保守主義。它對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宗教性狂熱、理想主義、樂觀主義、天真信念，加以拒斥。但是，保守主義也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tài)。它與自由主義的邊際界限，并不是完全清晰的。保守主義里面就有所謂自由保守主義的流派。而自由主義的理論構成未嘗不是如此。僅就古典自由主義與現當代自由主義而言，他們的差異就非常引人注目。盡管三個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體系，有在內涵上不是太清晰的問題。但是，三者在底線上的差異則是明顯的。這是構成三者之成為三者而非同樣東西的根據。激進主義的否定導向，自由主義的人權吁求，保守主義的政治戒懼，分別是他們得以成為自身的標志。也是三種意識形態(tài)各自對現代社會生活發(fā)生不同影響的根據。

　　當然，三種現代意識形態(tài)對現代社會生活發(fā)生作用的方式，則明顯是不同的。他們的作用方式，大致顯現為兩種狀態(tài)--強勢的意識形態(tài)與弱勢的意識形態(tài)。比較而言，激進主義屬于前者，自由主義屬于后者。而保守主義的情形較為復雜。如果就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權力的關聯性而言，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親合性顯得強一些，自由主義則明顯具有另類特點。前兩者都有訴諸國家權力來推行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的意欲，而自由主義對國家權力保持高度的警惕。前兩者都可以稱為強勢意識形態(tài)，而自由主義則可以叫著弱勢意識形態(tài)。

　　在本文的分析主題內，就激進主義而言的所謂強勢意識形態(tài)，主要是指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把傳統(tǒng)社會主義作為強勢意識形態(tài)來看待，是因為它的作用狀況表現出下列鮮明的特點：

　　--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權力的全面結合。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典型形態(tài)是斯大林治下的蘇聯社會主義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社會主義。而兩者在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權力關聯性的特點上，則是完全一致的。作為一切國家活動的指導思想的意識形態(tài)，乃是由國家機器保障著的。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唯一合法辯護的國家權力，乃是由意識形態(tài)提供全面正當性說明的。兩者的相生相依、相輔相成，在實踐上是完全無法割離，在理論上是完全無法劃分的。離開了國家權力的保護，這一意識形態(tài)的合法性就喪失了。而離開了意識形態(tài)的辯護，這一國家權力的正當性也就沒有了。

　　--意識形態(tài)的直接控制功能。當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權力全面結合起來后，也就使得意識形態(tài)不僅是一種觀念力量，也是一種物質力量。而且，具有國家權力直接支持的意識形態(tài)，或具有意識形態(tài)全面支持的國家權力，必然形成一種歷史上空前的思想與行動的高壓控制。意識形態(tài)不允許你自由地思想，國家權力不允許你自由地行動。你自由地思想，不僅冒犯了意識形態(tài)的權威，而且表明你在與國家權力進行對抗。在這里，自由地行動的可能性，完全被遏止了。

　　--國家的全能主義定位與極權主義走向。由于意識形態(tài)與國家權力直接掛鉤，國家的定位便必然是全能主義的，這是因為，當一個社會的思想與行動被統(tǒng)一于一個共同的旗幟之下時，國家對社會的一切，都具有了干預的理由。"國家管理"與國家控制變成為一回事。就這一定位的積極一面講，它可以產生國家包攬社會生活一切，使得國家成為民眾依靠的對象，成為道德的象征。但是，這一可能性在實踐中幾乎不存在。原因很簡單。當權力可以控馭人們的思想與行動時，它不會自己為自己劃出疆界。換言之，一些政治學家費心區(qū)分的全能主義國家與極權主義國家的界限，本身是難以成立的。因為，容許革命的全能主義必然要走向不容許革命的極權主義。

　　主要就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狀況而言的所謂弱勢意識形態(tài)，則是依據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tài)作用于現代社會生活時的狀況來斷定的：

　　--意識形態(tài)作為約束國家權力的言述。自由主義對于權力極度警惕。從"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一基本設定出發(fā)，限制權力成為自由主義在與權力發(fā)生關聯時的唯一取向。這使得它與國家機器的距離相當之大，而且處于一種對峙的兩極狀態(tài)。權力獨大時，自由主義的言述空間就相應縮��；
自由主義得以推行時，權力肯定被置于自由主義的制度約束之下。在這種情形中，自由主義是不可能與權力共謀的。假如與權力共謀而又號稱自由主義，那么，它要不是偽自由主義，要不就是蓄意攻擊自由主義的策略。因此，自由主義成為一個國家與集權或極權劃清界限的精神基礎。

　　--意識形態(tài)之作為權利的辯護。限制權力，意味著捍衛(wèi)權利。而自由主義對權利的捍衛(wèi)，圍繞的正是個人權利這個中心。以個人諸自由為核心，自由主義對于權利的不可侵犯，和權利對于權力的優(yōu)先性，加以高度強調。在此，不論是國家，還是是社會，都不具有任何理由來褫奪個人權利的權力。因為，社會與國家的構成基礎，是個人，而不是抽象的社會或國家自身。故而，從個人權利出發(fā)并回歸到個人權利，構成社會或國家權力運作的起點與終點。一切以社會或國家需要為理由來褫奪個人權利的，就只能是專制或極權的行徑。而且，這樣做不出來好事。"我從未聽說許多好事是由那些裝模做樣為公眾利益進行交易的人干的。"

　　--意識形態(tài)的多元空間。自由主義對個人權利的強調，與對信仰、思想、言論等自由的強調，使得它必然要對其他的意識形態(tài)言述表示尊重。這不是說自由主義沒有排斥性。而是因為自由主義從自己的理論原則出發(fā)，對于任何其他言述都抱以一種理解的態(tài)度。因此，它不會訴諸國家權力來謀求意識形態(tài)的獨霸性。也正因為如此，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某種和平共處成為可能。而在任何宣稱意識形態(tài)的獨霸性的國度，這種狀況甚至是難以設想的。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健康互動，促進著健全思想的成長，相應促進著健全社會的成長。

　　哪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態(tài)勢更符合現代社會需求呢？

　　社會的支點

　　上述提問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兩個問題：其一，盡管傳統(tǒng)社會也是需要意識形態(tài)的。但是，在關乎社會政治運行的角度進行的意識形態(tài)提問，則只能是一個現代性問題。它與現代格局有著緊密的關聯性。因此，解釋現代社會的發(fā)生就與意識形態(tài)的思考，有了密切的關系。其二，從解釋現代社會的發(fā)生出發(fā)，我們就得按照邏輯的要求來回答：現代社會的運行，如果從其發(fā)生問題向前走的話，它的順暢運行是否依靠某種得以引導它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來進行。如果是，那么，這一意識形態(tài)是否就完全贏得了現代社會的贊同，以致于不需要進一步的意識形態(tài)建設。假如這一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還沒有贏得現代社會的普遍認可，那么，它與不認可它的那些意識形態(tài)之間，又處于一種什么樣的關系狀況呢？

　　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到的是現代社會的支點問題。因此，這兩個問題可以換算為：現代社會是如何誕生的？現代社會的健康運行依靠的是什么？圍繞這兩個問題，產生了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對壘。可以說，自由主義對于現代社會問題的原創(chuàng)性解釋，馬克思主義對之的批判，以及自由主義的捍衛(wèi)者對于這種批判的反批判，構成了現代社會思想發(fā)展的主要景觀。

　　而這種對壘格局的形成，與上述兩個問題的截然不同的回答，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從第一個問題談起。現代社會的誕生問題，雖說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決定著對其他重要的社會問題的回答。關于社會的誕生，在前現代社會已經有回答。這一回答與人的誕生聯系在一起。大致是從神話中找尋回答的靈感。神創(chuàng)造了人，人組成了社會，社會按照一定邏輯運作�；蛘呤蔷龣嗌袷�，臣民接受統(tǒng)治；
或者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直接參加社會政治決策。但是，這種古典的回答，事實上沒有解決社會的起源問題。因為，當人們尚未將國家與社會作出區(qū)分的時候，社會如何誕生的問題就不會提出來。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誕生問題的提出，是一個典型的近現代問題。而社會誕生問題的解決，恰恰是在古典時段為主流思想家批評的社會契約論思路中進行的。社會契約論的提出與完善，與三個學者有密切的關系。一是霍布斯，二是洛克，三是盧梭�；舨妓箾]有將社會契約與國家契約區(qū)別開來，他只是指出當個人為了設立主權者，宣布放棄自己在自然狀態(tài)中擁有的權利，就為社會與國家的創(chuàng)立解決了契約問題。而洛克則就自然權利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問題作了關聯性的思考。他指出，"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與獨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這種狀態(tài)之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受制于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任何人放棄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會的種種限制的唯一辦法，是同其它人協(xié)議聯合組成為一個共同體。"洛克在此，已經能夠大致區(qū)分出國家和社會契約的差異，并指出社會的獨立性。到了盧梭，社會契約論的理論內蘊得到了鮮明的凸顯。盧梭從自然與社會的對立性入手，談論社會的起源問題。他認為，社會的誕生，是由于一系列顯著的變化導致的，即當著正義代替了本能，行動具有了空前的道德性，義務的呼喚代替了生理的沖動，權利代替了嗜欲，"此前只知道關懷一己的人類才發(fā)現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則行事，并且在聽從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請教自己的理性。雖然在這種狀態(tài)中，他被剝奪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許多便利，然而他卻從這里重新得到了如此之巨大的收獲；
他的能力得到了鍛煉和發(fā)展，他的思想開闊了，他的感情高尚了，他的靈魂整個得到提高到這樣的地步，以致于--若不是對新處境的濫用使他往往墮落得比原來的出發(fā)點更糟的話--對于從此使得他永遠脫離自然狀態(tài)，使他從一個愚昧的、局限的動物一變而為一個智慧的生物，一變而為一個人的幸福的時刻，他一定會感恩不盡的。"在這種狀態(tài)中，公民服從自己為自己制定的法律，并由此獲得自由。盧梭以批判奴役性的社會概念奠基，而為平等的契約性社會概念辯護，從而，為社會契約論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論證。從洛克到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間容有大量的理論解釋矛盾，但是，社會契約論的提出與發(fā)展，回答了關于現代社會如何誕生的理論問題。這對于解決現代社會是建立于一個什么樣的制度平臺之上的問題，奠立了基礎�？梢哉f，自由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設計"，就是依托在這一設定上面的。

　　而與社會契約論所設定的社會誕生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就是社會的順暢運行問題。其實，這就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問題。事實上，社會契約論的思路中有兩個蘊涵：一是解釋社會的誕生，二是劃定國家與社會的界限。而后者再往下推論，就引出一個國家如何影響社會，社會如何可以具有獨立于國家權力控制的、自己的空間的問題來。關于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的答案可以說有兩個：一是自由主義的，一是非自由主義的。后者將國家視為道德的象征，因而愛國主義成為一種公民必具的美德。雖然這種早期民主主義者，如盧梭等的主張，并沒有將這種國家與專制或極權的特殊形式的國家等同，但是，這種對國家特性的規(guī)定，事實上潛伏著消解個人，進而將由個人組成的社會歸并于國家的危險。自由主義在國家與社會的二元關系中解釋兩者的關聯性。自由主義從不可化解的個人出發(fā)，強調本體論與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自由的不可侵犯。在此基礎上，劃定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界限。一方面，"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另一方面，國家是一種必要的惡。不論在何種意義上，它都不是什么道德的載體。因此，捍衛(wèi)個人權利，抵抗國家權力對個人權利的可能侵犯，就成為自由主義處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中心課題。在這個維度上，維護市民社會的獨立空間，意味著公民有依據自己權利的組織保護自己利益的集團的開闊余地。于是，"真正重要的是，除非我們從公民的立場去探討公民與國家的關系，那么政治自由就不成其為問題，或者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如果從國家的立場來考慮這種關系，我們就和政治自由的問題無緣了。"限制國家權力的擴張，也就相應成為自由主義處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題中應有之義。國家作為一種必要的惡，必要就必要在它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統(tǒng)治工具。自由主義在無政府與極權政府之間尋求一種平衡。因此，它基本主張一種有限而有效的政府形式。并且，在這種前提條件下，自由主義強調國家進行統(tǒng)治時，必須依循法治（theruleoflaw）的原則。"法律下的自由"具有雙重的約束功能：對公民而言，它既保障他們的權利，也防止濫用。對政府而言，既保障它的權力合法性，又將它限制在法治的軌道上。自由民主制度正是在此基礎上生長出來的。

　　關乎自由主義社會理論言述支撐點的這兩個方面，均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嚴厲批判。就社會契約論講，馬克思主義著重揭示這種論說對于歷史而言的"虛偽性"。這注定了二者談論問題的起點差異。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拒絕從什么是社會這類問題開始解答社會問題。認為"從什么是社會、什么是進步等問題開始，就等于是從末尾開始。"從這一基本立場出發(fā)，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的歷史批判比之于社會的創(chuàng)生解釋，要來得緊要。而社會的原初假設也不如社會的存在情形，對解釋社會的運行，來得更為必須。因此，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把自己的關注點轉移到一部社會史的基本存在狀態(tài)上面。從而在這里奠立了自己理論的基點。"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社會歷史貫穿的是階級與階級之間斗爭的線索，而不是通過達成契約尋求合作的歷史。一部階級斗爭的人類社會史，其基本的演變情形就是被統(tǒng)治階級反抗統(tǒng)治階級的延續(xù)史。故而，對于特定的社會而言，只有與這一社會相適應的國家統(tǒng)治形式，而沒有一個普適的國家統(tǒng)治形式或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模式。這一推論可以分為四步：起點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作用導致階級的產生，統(tǒng)治階級就是那些占有另外階級勞動的集團，一旦統(tǒng)治階級占有了別的集團即被統(tǒng)治階級的勞動，他們就會通過兩種方式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政治上的暴力統(tǒng)治與思想上的欺騙麻醉。他們絕對不會自愿退出歷史舞臺。因此，代表進步的被統(tǒng)治階級起來革命就有了充分的歷史與現實理由。從歷史角度講，革命總是新生產力的載體向舊的、落后的生產關系的載體的宣戰(zhàn)，因此，"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是歷史發(fā)展的偉大動力"。而且，由于統(tǒng)治階級是以國家機器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因此，"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陳舊的政治上層建筑，暴力也就成為新社會的助產婆。將這種歷史觀延伸至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主義得出結論，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都是維護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工具。所以，代表歷史前途的無產階級，應當起來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通過對資產階級社會理論家關于國家與社會的二元預設的歷史批判，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的互適性。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歷史哲學。與上述立場相比較，兩者的對立性質是顯而易見的。從關于社會起源的起點差異開始，到社會運行的狀態(tài)區(qū)別，再到追求的理想（或健全）社會的結果不同終結，二者都不在同一論域采取對話姿態(tài)。

　　就二者言述的對壘關系的形成講，自由主義的言述在時間上早起，馬克思主義是以批判家的姿態(tài)出現的。平實地看，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在評價上應當作兩面觀。首先，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之作為社會理論言述，具有顯而易見的正當性。無疑，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論并不是一個歷史陳述。它是一個為了解釋社會如何可能與如何形成的理論假設。因此，當馬克思主義將之放置到歷史的框架中，其虛擬性就暴露無遺。同時，自由主義注重的是社會如何順暢運行的問題，因此，將自己的關注放在合法統(tǒng)治的形式上面就是合理的。而馬克思主義關注的是社會如何在沖突中進步的問題，因此，它將聚焦點放到了社會沖突問題上面。以解釋合法統(tǒng)治言，自由主義的理論有效性較強。以解釋革命性的合法性重建講，馬克思主義就比自由主義來得深刻有力。但是在其次，我們就不能不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批判之作為傳統(tǒng)社會主義實踐形式，則具有不可否認的缺陷性。在此，需要指出，批判的理論合理性并不意味著批判的現實合理性。馬克思主義對自由主義的理論批判合理性在于它指出了自由主義理論預設的缺陷。而馬克思主義將批判的現實出路指引向社會主義時，它恰恰沒有解決這種社會運行形式的基本問題：當社會主義社會成型的條件具備之后，社會主義社會的運行方式究竟是怎樣？革命崇拜與直接民主的聯姻，使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批判落得一個非制度化的結局。使得試圖兌現它所描述的社會理想的廣泛行動遭到嚴重的挫折。

　　 　　分析起來，對壘雙方只是圍繞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的一個方面展開論說的，即作為解釋現代社會沖突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在進行論述。這種缺失，要由批判者負主要責任。因為，自由主義的理論陳述，主要的是在這一關系預設的另一個層面。即作為解釋社會運行的分析框架的國家與社會假設。這一理論預設，解決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支點。自由主義的成功，在它說明了社會建設的可能性。馬克思主義的成功，在它說明了革命性的社會轉變的必然性。兩者是建構與解構的關系。而在現代社會的運行視野內，如何建構的問題，比怎么解構的問題自然緊要。就此而言，解讀現代社會，還沒有一個超越國家與社會分析框架的替代思路。盡管這一思路有著不容否認的局限性。

　　就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言，國家作為一種高度組織起來的權力系統(tǒng)，與社會作為一種相對渙散的存在，兩者的關系中間，有著一種保證后者如何可以有一個獨立地盤的緊迫問題。這是國家--權力能夠在社會--權利的監(jiān)督與制約之下，良好運作的起碼條件。因此，圍繞社會支點與國家控制問題，有著在四個維度上區(qū)分而出的兩種態(tài)度，值得我們予以高度重視：

　　其一，是自由至上還是控制優(yōu)先的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社會自治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提出，關系到國家權力是以保證公民自由、還是以對社會進行強力控制為目的的問題。社會沒有自由的空間，意味著國家權力可以任意濫用。社會沒有自治的可能，國家權力就必然是侵蝕性的、全能性的。這樣，一個國家的狀態(tài)就必然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tài)，一個社會的狀態(tài)就必然不是一個健全的狀態(tài)。

　　其二，是個人優(yōu)位還是集體導向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如何可以杜絕極權的問題。這里的選擇，不是一個社會中要不要考慮個人與集體的兼容性的問題。在具體的意義上，個人總是在一定集體中的個人，集體也總是由具體的個人組成的。但是，在以個人還是集體作為考慮社會基本價值取向的時候，以集體作為出發(fā)點和歸宿點，必然走向抽象集體，抹殺掉個人價值與人的尊嚴�，F代歷史上一切以集體（或國家）為名義來約束個人自由與社會自治的行動，都是一場悲劇。

　　其三，是以法統(tǒng)治（法治）還是依法統(tǒng)治（法制）的問題，這是一個權力是否能夠得到有效限制的問題。Theruleoflaw與Therulebylaw是兩種完全區(qū)別的統(tǒng)治方式。前者強調權力的限度，強調權利的保護，強調法律下的自由，強調良性的社會秩序。后者強調權力的優(yōu)先，強調對民眾的限制，強調法律下的臣服，強調強控性的社會安定。前者，并不單純強調嚴密的法網，而更強調源自公民內心的以守法而得自由的自覺。后者，則單純注重密布的法網，認定法律的高壓功能對于社會控制的絕對重要性。但是，這常常卻構成一種反諷，"國家愈糟，法網愈密"。

　　其四，是伸張正義還是保護特權的問題，這乃是一個權利的公平分享問題。對于一個現代社會而言，伸張正義還是保護特權的問題，不是一個政治聲明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政治期望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制度的選擇問題。人們也許眷念那種在政治聲明中許諾正義的制度。但是，恰恰在這種制度中，特權從來就是觸目驚心的。人們或許留念那種在政治期望中表達正義的制度設計。但是，恰恰在這種制度的實踐中，以權謀私是最為普遍的現象。只有以社會正義本身為制度目的，并且不是刻意為自己的制度涂脂抹粉的自由主義的憲政制度運行中，社會正義才是現實地可以期望的。

　　進一步追索下去，我們就不能不問，為了形成一個健康的社會格局，在將國家與社會進行適度分割的情況下，社會如何是可以自我維持而不被國家吞噬的？社會在自我維持的基礎上，還可以與國家抗衡，從而成為國家權力正常運作的壓力？換言之，健全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支點究竟是自由主義、還是傳統(tǒng)社會主義？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中國問題"之源

　　把自由主義與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坐實一些說，就是一個關乎"中國問題"解釋的爭論。

　　我們迎面要相對的問題就是，究竟什么是"中國問題"。這不是一個簡單就可以打發(fā)掉的問題。需要從不同的側面來回答。從問題存在的具體所指上講，"中國問題"就是一個國內結構性腐敗與國際的全球化處境問題。從中國的現代變遷上講，就是一個現代國家與社會機制的建立問題。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講，則是一個選擇什么"主義"來支撐改革開放運動繼續(xù)進行下去的問題。

　　僅就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分析"中國問題"，我們可以發(fā)現，"中國問題"的產生，既與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實際存在的問題相關聯，也與我們敘述"中國問題"的兩種方式相聯系。從后者講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是因為，我們敘述"中國問題"的方式，其實已經暗含著我們解釋"中國問題"發(fā)生原因的思路。敘述"中國問題"的兩種方式，大致可以說是現象描述的與追根究源的。前者以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切切眷念之情，來看待"中國問題"的發(fā)生。在他們的理解中，當代嚴重的社會問題之所以出現的原因，就在于我們放棄了可以更好地解決社會發(fā)展問題的意識形態(tài)--社會主義。而錯誤地選擇了不能解決發(fā)展中的社會問題，并且在西方國家已經證明不可行的意識形態(tài)--自由主義或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tài)。他們的陳述充滿憤恨不平，訴諸激情的力量。在描述一系列令人同樣憤怒的社會不公現象之后，將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偏好直接與社會主義掛起鉤來。他們的思路顯然是：從現象描述直接推出應當選擇何種意識形態(tài)的結論。因此，他們的陳述雖然貌似復雜，其實簡單：解決社會不公只有靠社會主義。以為私有制辯護的某種意識形態(tài)來對付社會化大生產過程產生的問題，是行不通的。這是典型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自我論證方式。致于追究"中國問題"產生根源的人士，則不愿意將中國問題的指陳與解釋，滯留在令人憤怒的表面問題上面。在承認"中國問題"發(fā)生的復雜因果關系的基礎上，他們主張訴諸理性，分析客觀情形。先面對"真問題"，然后再確認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主義"或意識形態(tài)，究竟應當是什么的問題。這種思路，不以研究者自己的某種心理傾向或價值訴求為導向。而以實際問題及其可行的解決方法為指針。最為關鍵的是，這種思路不以情緒來左右自己的分析，而冷靜得近乎嚴酷地看待"中國問題"。從而，能夠保證真透入問題，將與問題關聯著的"主義"凸顯出來。即使凸顯出的這一主義與自己的價值偏好有出入，也在所不惜。

　　依照這一思路追究"中國問題"的源頭，可以得出一個"中國問題"發(fā)生的最根源性的結論：那就是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改革的對抗性關系，已經成為"中國問題"之所以是問題叢生，而且難以解決的總根源。

　　這種對抗性關系，具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按照社會進程要求的意識形態(tài)而言的互適關系來講的現有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進程所處的對抗性關系。這是"死的要拖住活的"的對抗性關系。二是按照維持既有社會體制慣性，符合社會進程要求的意識形態(tài)與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所處的對抗性關系。這是"活的要掙脫死的"的對抗性關系。

　　就前者言，其實，從前面的簡述可以看出，不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認為一個社會應當有與自己需要相一致的意識形態(tài)。自由主義揭示了自由主義之作為意識形態(tài)與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社會的互適性，馬克思主義揭示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二者的辨證關系。這是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某種形式上的一致性。從這個特定的意義上講，按照當代中國社會發(fā)展狀態(tài)來說，原有的意識形態(tài)早已經不適應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需要了。但是，這一意識形態(tài)還頑強地在社會急劇的變遷過程中，發(fā)揮著某種人為性的作用。于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便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發(fā)展所要求的意識形態(tài)處于對抗狀態(tài)。或者說是正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與改革開放便必然處于一種對抗性關系的狀態(tài)。導致這種對抗性關系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中國現代政治實踐的那筆歷史遺產，還沒有得到很好的清理。在政治上，我們的嚴格控制局面，還沒有改觀。在思想上，我們的一統(tǒng)格局還沒有打破。在此情形中，過去的意識形態(tài)究竟適應還是不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是一個理論的禁區(qū)。過去的政治遺產，怎么對待的問題，還是一個關乎在政治舞臺上行動的人們自身的前途與命運的敏感問題。從早期指導改革開放的兩論到晚近的"不爭論"，較為明白地表現出這一點。這是為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保留地盤的一種不失明智的做法。

　　以后者論，改革開放的現實進程，已經表明，她自身對新的意識形態(tài)的需求，已經到了一個非滿足不可，否則就會制約改革開放以及社會經濟、政治發(fā)展健康進行的地步。與此同時，新的意識形態(tài)為自己鳴鑼開道，也到了一個怎么也不能忽視其存在的程度了。這是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就前一方面來講，以改革開放命名的"現代"中國社會運動已經走過了20余年的歷程，在某種限度之內的策略性改革與舊的意識形態(tài)的互適性，已經達到了一個互適的極限。形成中的新社會形態(tài)要求新的意識形態(tài)來支撐。而且，這種要求來自兩個方向：一是官方的，一是民間的。前者是在小心翼翼的統(tǒng)治情形下，被動的要求一種于自己的順利統(tǒng)治有利的新意識形態(tài)。"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提出，正是這一要求的反映。后者則是自覺到新的意識形態(tài)對于新興社會形態(tài)的必要性。在"轉型社會"的名義下探討的社會理論問題，可以視為這種自覺的反映。而九十年代民間學術界對于"左"、"右"問題的爭論，亦是這種自覺的反映。但是，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與這兩種新意識形態(tài)的需求，處在對抗的狀態(tài)之中：以前者言，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代言者頑強地抗拒改革者對于新意識形態(tài)建構的探討。以后者論，來自權力者和自視為體制外的一些人士對于民間的意識形態(tài)探求，合力打壓。從而，強化了原有意識形態(tài)對于新的意識形態(tài)探求二者間的對壘性質。而且，原有意識形態(tài)背后的權力機制所發(fā)揮的作用，使得來自內部與外部的新意識形態(tài)探求，處于一種逼仄的狀態(tài)之中。兩者之間的緊張，常常顯現為一種社會運行的收放失度現象。改革開放空間的某種縮小或緊逼，反映了這種對抗的負面影響。但是，從新的意識形態(tài)本身的出現來講，卻由于他自身是適應了社會運行的內在需要，而表現出另類的頑強性。先是在經濟學領域中，這種表達借助于經濟學家診斷停頓的經濟發(fā)展問題，而有了"顯山露水"的機會。這一出現的方式，其實也顯現了新意識形態(tài)出現的特殊性，由于它與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處于"天然的"對抗狀態(tài)，因此，只有在它表現出利于解決現實困難的情形下，它才可能獲得些微生存空間。后來，經濟學家們的探求遇到了橫亙在他們面前的政治學問題，這樣，來自政治學界的聲音才有機會發(fā)表出來。于是，自由主義浮出了水面。然而，新意識形態(tài)與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對抗關系，這時也就到了"攤牌"的階段。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與權力的結盟，再次顯示出它的力量。顯然，在關系到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出路問題上，意識形態(tài)的對抗性關系是一個難解的結。一切有違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經濟探求，現在都遇上了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對其合法性甚至正當性的審查，不管這種探求是來自官方的還是民間的，是理論的還是實踐的。而審查官則是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舊派與新派的辯護士們。

　　作為一種"現代"現象，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運動之間具有的對抗性關系，在中國還只是一種時代現象。但是，在中國社會，它也是一種可以從歷史的角度分析的現象。還是在古代社會，古典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與民間社會的基本觀念，便處于一種不說對抗，起碼也是松弛的關系狀態(tài)之中。這就埋下了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運行處于對抗關系的歷史之根。我們的古典社會乃是一個二元結構的社會。這一社會的基本態(tài)勢，就是依據某種意識形態(tài)進行統(tǒng)治的社會上層，與依據日常生活節(jié)奏而活命的大眾，形成一個相互脫離的二元社會。這一社會結構的維持，在意識形態(tài)上依賴于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的觀念脫鉤。假設下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的界限有可能打通的話，那么就有可能出現兩種情況：其一，上層社會要將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下貫到下層社會，這就會與下層社會的日常觀念相沖突。其二，下層社會要想將自己的日常觀念上升為全社會的普適觀念，即由非意識形態(tài)的生活理念變而為意識形態(tài)。于是，原來二元的政治--生活理念就會有一個一元整合的問題。二者間的潛在沖突就會凸顯于社會運動的表面。恰巧中國的"現代"運動，成為了這種矛盾凸顯的契機。

　　在中國特殊的現代狀態(tài)中，由于兩個機緣，造成了源自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對于全社會的垂直控制。從而，使得古典的二元社會可能沖突的雙方（上層社會顯在的意識形態(tài)與民間社會潛在的意識形態(tài)），變成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以橫空駕凌的方式，全方位地制約社會的單純局面。一個機緣是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的社會動員問題。原來中國社會乃是一個非現代的文化--"國家"。因此，在古典階段，它在一種二元結構中，也可以順暢運作。而且由于沒有外來的巨大壓力，也即是說這種壓力要么可以忽略不計，要么被中華文化的強大融合力所同化，社會沒有遭遇一個必須以全社會的整體力量來對付的危機局面。但是，到了"現代"的門檻上，中國社會的慣性運作機制已經不能再發(fā)揮其剩余作用了。古典的文化--國家面對現代的民族--國家的挑戰(zhàn)。內在的社會資源顯得嚴重的匱乏。因此，社會資源的全面動員，便成為組織起民族--國家的起碼條件。這樣，原來渙散的社會，注定沒有可能成為這種動員的力量。而原來的組織系統(tǒng)--古典國家，倒反而成為重新組織、動員社會力量應付危機、重建國家的基礎。國家對社會的優(yōu)勢便由此形成。這就奠定了統(tǒng)治者的意識形態(tài)占據所有意識形態(tài)空間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之作為唯一的統(tǒng)治合法性辯護依據的基礎。社會重組的活性因素就此顯得短缺。另一個機緣是上個世紀初到世紀末的全能主義政治定位。這種定位其實是前述社會--國家格局變化的必然結果。晚清政治變革的曲折，就是它的變革定位出了問題。古典國家機制的運作所要求的全能控制，一旦遇上社會自組的變化，一方面，它就必然發(fā)生紊亂；
另一方面，它也就只能以自己原來的基本定位與運作方式來應付局面，方才可以免除傾覆的眼前危機。古典國家的控制功能演變而為現代門檻上的國家維持功能。以維持為目的的國家機器，必然以對消解這種維持的因素，加以毫不憐惜的打壓。這種格局到了民國和人民共和國時期前三十年，也沒有根本的改變。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單一支撐局面，也就成為難以突破的邁向"現代"的障礙。

　　從結果上來看這種局面的影響，一方面，這影響了有效的社會整合。從理論上講，社會整合的方式有二，一是由國家權力的強行下貫，使得社會服從于一個權力意志，從而達到整合社會各種力量，并使之得到統(tǒng)一。這樣的整合，是一種收效最快的整合。它尤其對于后起現代國家的社會整合顯得更為有效。因為，后起國家在經歷新舊交替的時候，容易產生社會紊亂。由國家力量來整合社會，可以保證特定的秩序。另一種整合則是社會各個力量通過一個時期的互動，達成某種均勢，進而形成某種妥協(xié)，使得社會力量朝著一定方向運作。這種整合方式的收效緩慢一些。但是，這種整合方式最符合社會持續(xù)發(fā)展的需要。不至于在整合之后留下社會創(chuàng)傷，以致于埋下社會分裂的危機。顯然，中國現代門檻上的社會整合方式是前者。它是一種以見效快為目的的整合方式。因此，它留下的整合余留問題是相當之多的。另一方面，這種整合方式沒有打破古典中國的社會整合的格局。仍然使得社會被割裂為二：由意識形態(tài)引導的、目標明確的上層社會或國家，由生活常識指引的、自在自得的下層社會。只是與古典時期不同的是，上層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可以下貫到基層社會。問題只是出在下層社會對之抱以一種陽奉陰違的態(tài)度。二元社會的結構從顯見的結構變成隱性的結構。這意味著，現代意識形態(tài)的整合過程遠沒有結束。

　　而且，由于在改革的進程中，我們采取了策略性的改革進路，現代意識形態(tài)問題的遮蔽與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格局的膠合作用，強化了上述局面。

　　因此可以說，僅就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講，"中國問題"乃是一個日積月累，而且積重難返的問題。不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加以通盤的解決，問題就仍然會是問題。任何痛切的指陳或深度的追究，都會失去其顯示意義的可能性。

　　自由民主，或社會民主

　　于是，到了這一步，問題的癥結就顯豁了。既然我們不能不面對意識形態(tài)選擇的問題，我們可以選擇的意識形態(tài)有哪些，就是一個現實問題。

　　其實，雖說現代西方各種意識形態(tài)都在中國演示過，但就當下情形講，我們可以選擇的意識形態(tài)方案，只有兩個：這就是自由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方案。在西方語境中，這兩種方案，原本不是對立中擇一的。而且，在一定意義上，作為對僵化、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一種修正性反思，社會民主主義可以視為是對自由主義的一種靠攏。愈近當代，社會民主主義對自由主義的這種靠攏，愈益明顯。但是，在中國情形中，兩者的關系則有所不同。在中國，自由民主主義乃是一種奠立現代社會基本價值的意識形態(tài)，以及奠立一種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平臺的指導思想。它是一種全新的、足以引導中國改革開放向縱深發(fā)展，進而克服改革瓶頸問題的意識形態(tài)。而借助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與制度來表達的某種改變改革思路的思想，則將其意圖定位在為社會主義的正當性辯護上面。這種定位，無疑顯示了中國語境中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意識形態(tài)言述的對立性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需要強調的是，即使是將西方意義上的社會民主主義拿來作為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tài)選擇方案，也是要對之抱以警惕的。因為，當著社會民主主義缺乏自由主義的制度平臺時，對其的橫移，會使我們冒完全喪失為社會民主主義提供制度基礎的危險。社會民主主義在此情形下，只能蛻變?yōu)閭鹘y(tǒng)的社會主義運作形式。

　　面對這兩種方案的沖突性的選擇，就要求我們做到兩個方面的預先拒絕。一方面，拒絕傳統(tǒng)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使其從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舞臺上退席。這樣，以求避免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借尸還魂，讓我們重復蘇聯大清洗和我國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噩夢。另一方面，拒絕以任何名義的傷害公民自由與權力，濫用公共權力的行動，也拒絕任何以這類行動的存在來論證自由民主主義之不可行的理論企圖。因為，只有自由主義的制度要求，才能夠杜絕這類社會現象的存在，將其限制到一個人們能夠容忍的限度內。假如將這種要求懸置起來，而聲稱一種更優(yōu)越的制度，那就是在編織政治童話。

　　當然，在兩種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選擇，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政治運動過程。遠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立場申明可以解決的。而在理論上可以做的，首先就是要說明，這兩種可選擇的意識形態(tài)所涉及到的三種意識形態(tài)觀念的差異--這就是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三元關系的省思。在此可以提出兩個問題：其一，在思想要素上，它們是完全區(qū)別還是有所交叉？其二，在理論類型上，它們是兼容的關系還是互斥的關系？

　　盡管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但是作為一個實際影響社會政治運動的理論問題，它首先在實踐中顯示出二者的理論差異及其實際后果的不同。就此而言，我們首先就要從實踐上來啟動理論說明。從實踐上講，自由民主的可行性乃是一個由西方現代歷史進程所充分證明了的政治事實。在此，有兩種情形值得提出：一是沒有自由的民主，只能落到由希特勒登臺式的民主；
二是只講自由不談民主，會失去捍衛(wèi)自由的廣泛社會基礎。自由與民主的聯姻，乃是西方社會現代運動最可寶貴的經驗。但是，在自由與民主聯姻的過程中，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實踐鉤聯關系，也確立了起來。并逐漸溢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軌道，形成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因此，從西方經驗來分析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與理論可能性，就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先從實踐上看社會民主主義，我可以覺察到，它有著嚴重的實踐障礙，這是因為：

　　從總的方面來說，社會民主主義乃是完全的政治實用主義，因而它只是一種隨機應變的產物。按照勃蘭特的說法，實踐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民主黨是"一個沒有世界觀的黨"。因此，社會民主主義起碼不具有以某種基本價值體系為軸心的理論嚴整性。它只能是一種依附性的、服務于權力要求的意識形態(tài)。它依附于自由主義，也許可能收到所謂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平等之效。假如它依附于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制度平臺，它就只會蛻變?yōu)榧瘷嗌踔翗O權主義。后者在實踐上的危險，大致在西方歷史上還沒有存在過。因為在西方，社會民主主義依附的始終是自由主義。但是在中國的可能實踐，后者卻是一種極其可能的走向。因為它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表達，一開始就想脫離自由主義的價值與制度約束，而有一種與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天然親合力。

　　而當我們將關于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的理論說明轉移到它的現實實踐邏輯上看問題時，我們就會發(fā)現，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邏輯總是體現為這樣的衍生軌跡：首先從分配正義出發(fā)，強調平等的享有社會財富，從而在國家統(tǒng)治的方式上必然走向福利國家。社會的普遍福利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提供給人們最具有誘惑力的東西。但是，從福利國家的實踐上分析，這種國家福利實際上早就陷入了難以克服的困境。

　　福利國家的困境很多。但是，以西方學者對福利國家困境的研究來看，下述幾個方面是最為突出的。首先是"福利國家后座力"即稅收的問題。在這個方面，由于福利國家必然要求高稅收，以求維持社會的高福利。但事與愿違，由于高稅收與納稅人的高收入期望相沖突，使得"地下經濟"泛濫，稅入流失嚴重，進而導致福利費用沒有保障。其次，福利國家面臨選擇利益模式的難題，這即是一個效率與公平的兩難問題。當福利國家將公平問題作為社會政策的首要問題的時候，效率問題必然出現。因為，前者以平等為原則，后者以差別為原則。平等作為優(yōu)先原則，就會以再分配為動力，這樣就得從能夠更多地提供公共產品的部門抽取分額，忽略差別便成為基礎。差別的忽略，便使得高效率的生產部門降低生產積極性，從而影響效率的提升。再次，福利國家出現了工作倫理的問題。由于有良好的社會福利可以享受，勤勞工作與優(yōu)裕生活之間的正比關系被打破，因此努力工作的的動力便顯得不足了。人們的工作愿望處于一種逐漸衰退的狀態(tài)。又次，福利國家的社會沖突加劇。這種沖突，并不是一種完全付諸暴力的規(guī)模性沖突。而是各種原來承擔著不同社會功能的組織或機構，在福利國家的情形中，失去了自身的存在必要性，而與表現出全能國家性質的福利國家發(fā)生功能上的沖突。如傳統(tǒng)上充當慈善組織功能的天主教教會對自己在公共福利中的角色的維護問題，就與政府在慈善方面的介入有了沖突。最后，福利國家的建立，增加了政府統(tǒng)治的難度問題。這種統(tǒng)治的難度，一方面表現為政府政策調整的難度加大了。另一方面，則表現為政府的"無法統(tǒng)治"。前者通常體現為政府試圖削減福利開支而用于生產開支的政策調整時，不僅不能得到公眾的贊同，而且造成社會的不安定。后者通常體現為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以維持福利為要務，不能以持續(xù)發(fā)展為制定政策的基本導向。政府的統(tǒng)治能力因為政府的超規(guī)模擴大，而難以有效應付復雜且急劇變化的社會需要，故因其運作困難而使其統(tǒng)治能力局部地喪失了。就這些方面可以證明，社會民主主義的實踐功能幾乎可以說是走入了死胡同。這是當代社會民主主義向自由主義偏移的內在動力。

　　將實踐問題轉換到理論問題上講，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對自己理論的論證力度也不在一個檔次上。自由主義，既是一套哲學價值系統(tǒng)，又是一套制度安排。在前者，它作出了從本體論、認識論到倫理學的系統(tǒng)論證。在后者，自由主義在論證自由與民主的關系，即自己的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關聯性上，也從政治理念到制度平臺再到社會秩序，都作了仔細論證。簡單地講，自由民主理論的論證力度，可以從它對自由與正義作為自由主義的兩個理論支點，與作為現代國家制度的兩翼的雙線論證上得到證明。它就此解決了如何統(tǒng)治與誰來統(tǒng)治的雙重難題。

　　相比之下，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力度就顯得不足。這可以從論證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兩個方面得到證明。一方面，從論證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家那里，可以看出此點。僅從英國來看，世紀初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如拉斯基，與世紀末的社會民主主義辯護士吉登斯，同樣都是想為秉行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英國工黨提供理論支持。但是，拉斯基卻是扭轉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方向的一個人。他的"同意革命論"為社會民主主義轉向更為傾向自由主義的制度安排思路，鋪平了道路。而作為當代英國工黨思想領袖的吉登斯，雖然也以"超越左右"為祈求，試圖找到所謂"第三條道路"。其實，吉登斯也不過是羞澀地承認了自由主義的制度程序與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的協(xié)調。他們在理論上缺乏一以貫之的邏輯，更缺乏理論上的原創(chuàng)性。他們的超越祈求，常常不過是給社會民主黨提出的一些實際政治對策而已。另一方面，從社會民主黨政治領袖的理論思考與行動方案來看，也可以發(fā)現社會民主主義的蒼白。假如說早期的伯恩斯坦還只是期望以社會民主主義指導如何奪取政治統(tǒng)治權的話，那么，從七十年代執(zhí)政的勃蘭特、帕爾梅所倡導的"自由、公正、團結"，到九十年代掌權的布萊爾誦念的"平等、機會、責任、社區(qū)"的行動宗旨，則表現了社會民主主義之作為政治政策的老套的策略化進路。而他們采取的以"稅收"為中心的政策調整，之作為政治家的實際操作，也沒有超出"危機中福利國家"的統(tǒng)治方略。"第三條道路"的調和主義的蒼白，不僅表現在理論上，也表現在實踐上。我們殊難期望九十年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實踐，可以開辟出一條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新路來。

　　在比較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狀態(tài)之后，我們可以進一步比較二者的可行性與可靠性。這種比較得從二者的特點出發(fā)。誠如薩托利所說，自由主義民主的基本特點是"以自由求平等"，而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特點是"以平等求自由"。應當說，二者的理論支點是相近的，都是以自由與平等作為基本訴求。但是，追究二者的可行性，則就大為不同了。以前者言，從自由可以推出平等。就后者論，從平等則推不出自由。因為，為每一個人的自由辯護，意味著人人都平等地享有自由。而首先為平等辯護，意味著為平等而不惜傷害部分人的權利，自由就失去了它的生存土壤。在此，只有以自由為前提追求平等，平等才是可靠的。這樣，才能避免強加的平等，與國家借助所謂平等舉措構造全能國家或極權國家的可能性。換言之，除非以自由主義為基礎，期于平等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不可以期望的，遑論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方案。

　　從對西方國家兩種意識形態(tài)的實踐與理論致思上面落實下來，則還是一個中國關懷問題。當代中國的改革，已經發(fā)展到一個關乎改革全盤的歷史定位如何確立的關鍵時刻（criticalmoment）。當此關頭，最緊要的問題是：是滿足于解除既有意識形態(tài)的困境？還是尋求中國社會長治久安之道？就前者來講，中心問題是為傳統(tǒng)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辯護。這種辯護，從意識形態(tài)上借助的主要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但是，誠如前面指出的，在中國，由于社會民主主義缺乏自由主義的保駕護航，它只能蛻變?yōu)闉閭鹘y(tǒng)社會主義辯護。就此而言，與傳統(tǒng)社會主義的正當性問題與合法性問題的疏離，成為我們合理地為改革開放進行歷史定位的前提。如此斷言，不僅是因為以社會民主來痛斥改革弊病，有著通向吁求"極權主義民主"的危險。而且，也是因為這樣會模糊我們?yōu)榻∪�的現代制度尋求可靠基礎的視野。

　　以后者而言，中心問題則是探詢一個最適應當代中國持續(xù)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支撐的理路--這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理論上的實踐適應性與意識形態(tài)實踐上的理論支持性雙重、雙向滿足的復雜問題。其實，這就是一個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深化改革的緊要關頭能否體現其效用性的問題。所謂意識形態(tài)在理論上的實踐適應性，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能否在理論上建構起與中國本土需要相適應的"本土化"話語系統(tǒng)的問題。也即是能否走出西方語境的自由主義言述，避免橫移，而與中國的改革需求形成一個理論與實踐相互彌補的關系的問題。所謂意識形態(tài)在實踐上的理論支持性問題，實際上也就是一個自由主義理論能否為進行中的改革提供深化思路，而且平穩(wěn)地為社會的健全化提供理論動力的問題。這是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缺少任何一個方面，自由主義的中國效用都無法得到人們的認可。

　　這一驗證過程將是漫長的。但是，從結論性的角度講，自由主義所提供的社會運行方案是傳統(tǒng)社會主義改革的唯一出路。中國面向現代的改革運動也只能定位于此。雖然從構成因素上講，自由主義的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方案可以有要素上的綜合可能。但是，從基本價值與制度設計的整體性上講，除開自由主義的方案以外，沒有任何方案可以作為一個替代。亦如薩托利所講的"要么是自由主義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摒棄了自由主義的民主，真正能看到的不過是這個詞而已，也就是用作修辭手段的民主，因為杜撰出來的人民支持，可以贊助最橫暴的奴役。""只要自由主義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聲明，而是一個"現代"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哲學結論。緣何中國面向現代的改革只能定位于自由主義的社會運行方案呢？簡單地講，原因有三：其一，它為一個尚未完全確立起現代基本價值的社會提供了一套價值系統(tǒng)。其二，它為一個缺乏現代制度供給的國家提供了健全的制度平臺。其三，它為一個摸索了幾近百年，但尚未建立起現代社會秩序的國度，提供了一套現成可以參照的秩序建構方案。就此而言，由于任何聲稱的優(yōu)越于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都未能提供系統(tǒng)的替代方案，因而，他們的聲稱就只能是一種腦力游戲，而不可能是一種社會運行的現實可期許思路。

　　當然，從實用性的角度講，對于中國而言，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的方案或許具有現實的可期許性質。從現行意識形態(tài)的重構講，從當下執(zhí)政者的體面出路言，從大眾對于生活的期望與改革陣痛的忍受上分析，都可以支持這一"體面"的選擇。也都會有現實的支持。但是，這仍然只是在策略性層次上看問題。限度是明顯的�；蛟S，改革的成敗也就在這里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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