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從有關中國社會學發(fā)展全局的五個問題——科學性與價值性、經驗性與理論性、建設性與批判性、傳統(tǒng)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國際性為切入點，分析了當代中國社會學30年來，在這些問題上從不成熟到較為成熟的曲折歷程。這些問題能否正確處理和把握，關系到社會學學科和社會學知識的性質、作用、對待社會的態(tài)度，關系到當代中國社會學能否健康發(fā)展，能否培養(yǎng)出合格的社會學人才，能否實現某種原創(chuàng)的知識創(chuàng)新，能否在國際社會學界占有應有的一席之地，能否在學科和學術的話語權方面做出當代中國社會學家自己的貢獻。要正確把握這些成對的關系，就要真正認識它們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的辯證性，避免片面強調一個方面的極端性；
就要總結和汲取各國和我國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這就進一步要求我們深入掌握馬克思恩格斯在改造黑格爾思想時所闡發(fā)的“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即“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并以之為指導，以我為主地推進當代中國社會學不斷從不成熟走向成熟，從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種幼稚病。

　　關鍵詞：科學性與價值性、經驗性與理論性、建設性與批判性、傳統(tǒng)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國際性

　　1989年，即改革開放10周年之時，關于中國社會學的情況，筆者曾著文做了這樣的分析：

　　經過十年的艱辛創(chuàng)業(yè)與探索，經過十年與我國改革開放的事業(yè)同命運，共呼吸，中國社會學逐步提高了自己的成熟度；
一方面社會學本身在理論上、在實踐中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績，正對我國社會生活發(fā)揮越來越明顯的作用，為我國社會學今后進一步發(fā)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另一方面，它得到社會各界、社會科學各科的廣泛的承認，社會學成為很有吸引力的學科之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社會學也和經濟學等一樣，對改革和開放的事業(yè)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應當承認，這種成熟度還是不高的。社會學在中國成為一門真正成熟的科學，尚需繼以時日，尚有不小的差距。[i]

　　當時，筆者在該文還提出：對于尚處在成長過程中的中國社會學來說，在理論上處理好下述三個關系是至為重要的。這就是：第一，處理好社會學與轉型社會的關系；
第二，處理好社會學內部一些重要的理論關系；
第三，處理好社會學界內部不同學派、不同主張、不同觀點之間的關系。

　　20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學成熟度得到了顯著的提高。由筆者主編的《中國社會學30年（1978-2008）》，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各章對社會學不同領域所取得進展的梳理，有說服力地表明了這一點。這篇總論主要圍繞幾個有關中國社會學發(fā)展全局的重大問題進行必要的分析和梳理，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學在30年中成熟到什么程度，它與前10年相比提高了多少，從而表明它確實日趨成熟了。

　�。ㄒ唬┛茖W性與價值性

　　自中國社會學恢復和重建以來，長期困擾中國社會學的眾多問題中，科學性和價值性的關系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最突出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母題，它涉及到一系列子題：社會學是否是中性的或“價值中立”的學科？社會學是否與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無關的純科學？社會學是否只有科學性沒有人文性？等等。在這些問題上，把不完全正確甚至錯誤的東西，當作不言而喻正確的東西，來加以接受，并作為用來評論他人的觀點是否“科學”的標準，是中國社會學界曾經出現過的不成熟性的表現，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大大改觀了。

　　1，社會學與價值性

　　在1980年代中國，“價值中立”曾被當作不言而喻金科玉律，當作評判懂不懂社會學的試金石。其實，“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與馬克思主義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tài)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把它夸大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普遍的方法論原則，也不能全盤否定，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連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認了。[ii] “價值中立”總體上的根本缺陷是指它把科學與價值截然割裂、排斥一切價值的客觀主義、實證主義傾向，這使它在認識功能和價值功能統(tǒng)一的社會科學中成為不可能實際遵循的東西，也使它陷入了不可擺脫的自我矛盾；
局部合理性是指它包含強調客觀性和科學性的合理因素，但這種合理性是以推向極端的形式存在的。

　　在1980年代中國，“價值中立”不僅被看做普遍的方法論原則，而且被用來規(guī)定整個社會學的性質，于是社會學被說成說一門“價值中立”的學問。其實，世界上本來就找不出來所謂“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早在1960年代，美國米爾斯就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書中批判了以帕森斯為代表的“價值中立社會學”。在1970年代初，《西方社會學即將來臨的危機》一書的作者美國社會學家古爾德納，甚至把“價值中立”的社會學稱為一種神話。吉登斯則在1982年指出：“社會學不可能是一種中性的知識活動，它不能不關心對其研究對象可能產生的實際影響�！盵iii] 筆者在1989年也指出：“有一種意見認為，凡科學不能涉及價值，凡涉及價值就不能是科學。因此持這種意見的人把韋伯所說的“價值無涉”當作不言而喻的真理接受下來，并把科學精神歸結為“價值無涉”的精神。我認為這是不確切的、似是而非的�！盵iv] 稍后1990年，筆者還指出：“社會學定義是客觀性、科學性同價值性的統(tǒng)一”；
“企圖建立的‘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是不可能的，根本做不到的”。[v] 同樣，就我國的情況來說，中國社會學也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社會學。正如筆者在總結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時指出的：“中國社會學是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要而產生、而發(fā)展，目的都是以不同形式為現實服務。這是中國社會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中國，從來沒有那種單純的‘為學術而學術’的社會學。這對兩大系社會學來說均是這樣�！盵vi]

　　“價值中立”和“價值中立社會學”的衰落，除了它們在理論上站不住腳，解釋力越來越弱，還與1960年代以來社會學思潮的變化有關，這就是實證主義思潮的魅力不再，人文主義思潮的逐步增強，因此，作為實證主義思潮產物的“價值中立”和“價值中立社會學”不能不面對越來越強烈的批判。1960年代，除了美國的米爾斯，還有歐洲法蘭克福學派馬爾庫塞等人在1964年召開的紀念韋伯誕辰 100周年大會上發(fā)動的關于“價值中立”的論戰(zhàn)；
在1970-1980年代，繼古爾德納之后，曾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的 M. 英格在《論反文化》一書的前言中直截了當地申明，他“不能‘放逐價值’，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和評論時，也不佯裝騎墻。”[vii] 到1990年代，對“價值中立”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擴展到相鄰學科。一些權威人士，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指出：“研究的客觀性不能僅僅通過試圖排除價值觀念來解決。相反，社會問題的每項研究，無論范圍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價值觀念決定的�！疅o偏見的’社會科學從來就不存在將來也不會有。努力逃避價值觀念是錯誤的，并且注定是徒勞的和破壞性的，價值觀念和我們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們仍然指導我們的工作�！盵viii] 社會政策的資深學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價值立場討論社會政策是沒有意義的事情�！盵ix]

　　由于受到持續(xù)的批判，“價值中立”的影響在國外受到不小的削弱，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事實上，近20年來，從事社會科學理論或哲學研究的學者，很少會再認同實證論的觀點了。社會研究必然會有價值介入這個論點幾乎成為他們的共識�！盵x] 中國社會學在“價值中立“問題上的成熟度的提高，總的來說，與國際社會學界的趨勢是一致的。

　　2，社會學與意識形態(tài)性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消極后果是，人們由于厭惡那時的過度政治化和極端意識形態(tài)化，而導致較為普遍地對一切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厭煩和遠離。西方社會學的“價值中立”正好給了這種較為普遍的情緒以學理的支撐。這是“價值中立”1980年代在中國社會學界以及其他學界盛行的社會原因。

　　其結果是人們“有學理根據”地把社會學與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分離開來，甚至對立起來，形成了這樣一種影響廣泛的“慣性思維定勢”：似乎一涉及政治、一涉及意識形態(tài)，就不再是社會學，不再是學術。所以，“這不過是政治”，“這不過是意識形態(tài)”，成為殺傷力很大的話語，用來否定不合自己口味的觀點和理論，用來認同符合自己口味的東西，甚至用來判定誰是真正的社會學家，用來造成一種排他性的不正常學術氛圍，名之為“社會認可”。這種慣性思維定勢、這種充滿貶義的話語，至今還影響著一些教師和青年學子。

　　但是，事實一再表明，主張價值中立的的人，價值性往往是非常強的，字里行間時時露出他自己堅決反對和深惡痛絕所謂種種價值，給我們提供了提倡價值中立的人價值并不中立、甚至很不中立的例子。

　　為什么這樣？道理并不復雜。這是因為，一個生活在現實社會中的人，不可能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tài)。因此，結果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在選擇、奉行符合自己胃口的價值、政治、意識形態(tài)。這里選擇是一種價值，不選擇也是一種價值。聲稱沒有價值似乎顯得很“清高”，很有“良心”，實際上，清高就是一種價值，良心同樣是一種價值。所以主張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tài)的人，一定要在邏輯上、在實踐上陷入悖論或自相矛盾。邏輯上的矛盾是主張擺脫一切價值，卻選擇某種價值，結論與前提矛盾；
實踐上的矛盾是主張價值中立，實際價值并不中立，言行矛盾。

　　吉登斯2007年底中國廣州講學之行，應該給那些認為社會學能夠擺脫價值、擺脫政治、擺脫意識形態(tài)的人一些啟發(fā)。據網上報道，吉登斯自稱經歷過學術上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只想語出驚人、在學界出頭”，此后，他開始意識到寫別人看不懂的書“不靠譜”，社會學家“不該只呆在大學這個象牙塔里埋頭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論去啟發(fā)大眾。因此在過去的15年間，吉登斯開始介入政治，他建議中國的社會學家也應該走到“廣闊的天地”中去，將理論付諸實踐中，否則，經不起實踐考驗的理論，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說服力。“社會學家不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變世界。”[xi] 難道能說由于吉登斯介入政治——在我看來應該說是深度地介入政治，他就不是、不再是社會學家了嗎？

　　在社會主義低潮的背景下，擺脫一切價值、一切政治，一切意識形態(tài)，其實際結果往往是擺脫社會主義價值、社會主義政治、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往往是西方價值、西方政治、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乘虛而入。所謂的“非價值化”、“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tài)化”，正是西方推行他們那一套價值、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遮眼布和擋箭牌，他們要“非”的是社會主義價值、政治、意識形態(tài)，讓你的社會陷入根本目標的失范，價值觀的失范，意識形態(tài)的失范，抽掉你社會的精神支柱，讓你的社會成為一個沒有脊梁骨的社會。他們這一套在前蘇聯(lián)、東歐得手過，但是在中國不那么容易。在這里我們也可以體會到，十七大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深遠意義。

　　中國社會學以“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為自己的深層理念，繼承先輩服務現實、服務社會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表明它不可能成為“價值中立”的社會學。中國社會學要研究、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諧社區(qū)的建設，要研究改善民生的社會政策，表明它不可能脫離社會主義政治。中國社會學要研究探索把社會公平正義落實到社會制度和社區(qū)制度的方方面面，表明它不可能脫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

現在該是結束那種認為社會學能夠擺脫價值、擺脫政治、擺脫意識形態(tài)的幼稚病的時候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該是澄清那種貶低社會主義價值、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種種錯誤觀點的時候了。

　　3，社會學與人文性

　　在費孝通先生看來，中國社會學尚未充分成熟，根本的一點在于過分重視科學性，而忽略人文性或沒有擴展到人文性�？茖W性和人文性的統(tǒng)一，并真正達到人文性這一層次，是中國社會學成熟的必經之路。

　　這是費孝通先生在其“社會學傳統(tǒng)界限擴展論”中提出來的，是他逝世前對中國社會學發(fā)展和拓展所做的又一重大貢獻。他在肯定“社會學是具有‘科學’和‘人文’雙重性格的科學”的大前提下指出：社會學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由科學性決定的“工具性”，“社會學的人文性，決定了社會學應該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關于‘人’、‘群體’、‘社會’、‘文化’、‘歷史’等基本問題，為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奠定一個更為堅實的認識基礎。” 費老認為：“‘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等，很多都是我們社會學至今還難以直接研究的東西，但這些因素，常常是我們真正理解中國社會的關鍵，也蘊含著建立一個美好的、優(yōu)質的現代社會的人文價值。社會學的研究，應該達到這一個層次，不達到這個層次，不是一個成熟的“學”(science)。[xii]

　　這一理論的提出，可以看作是費老對世界社會學反思、重建的潮流所做的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回應，它的意義絲毫不亞于他以前提出的“差序格局”論、小城鎮(zhèn)理論、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論等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梢赃@樣說，為了國強民富，孜孜不倦地探討中國風格的社會學理論，是費老學術生生涯的追求，也是他學術生命的實質[xiii]。費老達到的這一境界，毫無疑問應該看做是中國社會學日趨成熟的一種標志。

　　費老的觀點，在把社會學當作經驗科學、以某種新面目出現的實證社會學實際上占主流地位的中國社會學界，具有振聾發(fā)聵的作用。一些人不了解，過去費老針對當時的情況強調科學性和實證風格，是有時代的理由的，而把費老誤解為僅僅為是科學主義的，實證風格的�，F在他又針對新的情況強調了社會學的人文性，更是有的放矢的。費老提出的觀點正在迫使許多人重新進行思考。隨著和諧社會和科學發(fā)展觀的提出，費老的觀點會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ǘ�）經驗性和理論性

　　社會學的實證主義思潮，不僅把科學性和價值性割裂開來，片面地強調科學性，否認價值性，而且也把經驗性和理論性對立起來，只認經驗性，否認理論性。實證主義的著名口號“拒斥形而上學”，就把價值性和理論性都當作“形而上學”拒斥掉了。

　　這一點，最明顯地表現在著名美國社會學理論評論家喬納森·特納所著的《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一書中。該書提出了一個包含“三個拒斥”的思想，這就是拒斥哲學、拒斥元理論、拒斥社會學理論，他說：

　　“思辨理論的框架本身并非是解釋具體事件的理論，而是解釋一個理論必須提出的基本問題�！薄拔艺J為思辨理論通常沉陷于重大的哲學問題，而使理論的建立停滯不前。我想，曠日持久的哲學問題將存在下去，因為它們是無法解決的�！� “更重要的結論是：大量的社會學理論事實上是思辨理論的活動”[xiv]

　　從這些評論中，可以歸結出特納的基本觀點是：第一，思辯理論是對“理論必須提出的基本問題”進行解釋的理論，也就是說，思辨理論是元性質的理論；
第二，這類元理論通常陷于“無法解決的”“哲學問題”，理論的研究因而也就“停滯不前”；
第三，“大量的”“社會學理論”是這種元理論，即哲學“思辯理論的活動”，不是社會學理論。根據特納的邏輯，不僅對哲學的思辯理論予以拒斥，而且將闡釋社會學基本問題的理論（即元理論）當作了哲學的思辯理論予以拒斥，進而將“大量的”“社會學理論”歸結為了哲學的思辯活動，予以拒斥。這三個拒斥是特納社會學實證主義立場表現。這本早在1980年代翻譯成中文的書，在普及西方社會學理論方面起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把他主張的拒斥理論性的實證主義思潮帶給了讀者。

　　事實上，正如筆者指出的：任何有價值的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包括宏觀的、中觀的、微觀的，都是這樣那樣從大量的現實經驗事實材料中概括出來的，否則只能是蒼白的。反過來說，經驗研究盡管是基礎，但僅僅停留在經驗上，還不是理論。所以，輕視理論、理論研究同輕視經驗、經驗研究一樣，都是片面的、錯誤的；
經驗研究和理論研究必須保持平衡，相互促進，相互得益。兩者的關系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xv] 正確處理經驗性與理論性的關系，也是對中國社會學真正成熟的一種考驗。

　　必須注意的是，實證主義社會學思潮對中國社會學的影響不能低估。中國社會學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失衡的根子，就在于這種思潮的負面影響。正如有學者正確指出的：中國社會學在快速發(fā)展中出現了明顯的理論滯后現象。其表現是：一方面，大量的經驗研究缺乏深入的理論思考或明確的理論前提，以致許多課題重復開展，缺乏學術的積累性和遞進性；
另一方面，簡單運用西方實證社會學理論，很多經驗研究往往是對某些西方實證社會學理論的粗淺證明，對處于深刻變遷中的中國社會生活的解釋常常流于表層。[xvi]

　　輕視理論思維或理論建設的原因，首先是從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開始，受美國社會學的影響太大。長期以來，美國社會學陷入了我稱之為“強勢社會學中實證主義困境”這樣一種不利態(tài)勢。這種強勢社會學中的弱勢，突出地表現在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失去了平衡，這與美國的實用主義“有用即真理”傳統(tǒng)有著密切的關系，形成對實證主義思潮的追求和癖好�？梢哉J為，理論與實證的失衡是世界社會學中心開始重新向歐洲轉移的根本原因。美國人自己也很早意識到這個困境，甚至說得更嚴重，叫作“危機”。米爾斯、古爾德納的一些著作，可以說都是在批判這種困境。默頓“中程理論”對美國社會學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進一步推進了美國社會學的實證研究。另一方面，進一步造成了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失衡，制約美國大社會學家的產生。所以，應當對美國社會學采取分析的態(tài)度，正確認識它的優(yōu)勢和弱點。實證研究或經驗研究當然是必要的，美國社會學在實證研究的方法方面、在學科的規(guī)范化方面，等等，是有優(yōu)勢的，應該學習和借鑒的。但是實證過度，理論和實證失衡，是不可取的。正確認識美國社會學，接受它的教訓，減少盲目性，增加科學性，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要否定美國社會學。當前，中國社會學中的實證主義范式雖然還沒有發(fā)展到美國社會學那樣“危機”的程度，但如不未雨綢繆，后果也將是十分嚴重的。

　　當然，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美國社會學也發(fā)生了意想不到的深刻變化，不僅在實證傳統(tǒng)中發(fā)展出一些內容和形式都十分新穎的新學科，如新經濟社會學、網絡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組織社會學、新理性選擇理論等等，而且還形成了一些反對美國實證主義傳統(tǒng)的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傾向的新學科，如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學、詹明信的文化社會學、羅蒂的新實用主義社群理論、福山的 社會信任理論等等。更不用說歐洲社會學了。自20 世紀 60 、 70 年代以來，國外社會學已經發(fā)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變化。在歐洲出現了一大批像福柯、布迪厄、哈貝馬斯、布希亞、鮑曼和吉登斯等人一樣具有強烈人文主義傾向的社會學家，他們的思想觀念已經遠遠地突破了傳統(tǒng)社會學的界限，他們給出的理論概括是在傳統(tǒng)社會學構架中無法理解的理論創(chuàng)新。[xvii]

　　美國社會學當前所面臨的危機和中國社會學所可能面臨的危機，提出了這么一個問題：即在當前形勢下，社會學知識如何創(chuàng)新的問題。筆者認為，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知識演進的軸心和根本線索，是社會學發(fā)展的基本問題和元問題。在當前社會學面臨危機的條件下，要實現社會學知識的創(chuàng)新，必須抓住這個既是根本的前沿問題、又是我國社會快速轉型中的焦點問題，進行理論和實證結合的研究，走出一條既不同于美國社會學，又不同于歐洲社會學，但又吸取歐美社會學各自強勢的學術路子來。

　�。ㄈ�）建設性與批判性

　　建設性和批判性的關系，涉及中國社會學和社會學者對待中國社會、社會現象的取向問題、態(tài)度問題，涉及中國社會學正確發(fā)揮自己的社會功能、實現自己崇高使命的問題。建設性和批判性是互補的、相互促進的，在這兩方面都是不能走極端的。這個問題也同樣考驗著中國社會學的成熟性。筆者在2007年中國社會學長沙年會上所做的主題報告，提出了“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這一命題，正是為了把這兩者結合起來。

　　所謂“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指我們社會學對社會現象的分析研究要有這樣一種精神或態(tài)度，即通過反思批判這樣一種理性思維活動，實事求是地肯定該肯定的東西，否定該否定的東西，并根據這種分析提出積極的建設性的改進意見和方案，以增促社會進步，減少社會代價。這種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是肯定和否定的辯證統(tǒng)一，它既不贊同“否定一切”的顛覆性或毀滅性的變味批判，又不贊同“肯定一切”的無反思批判的盲從態(tài)度。這里，反思和批判并用，是想強調兩者的某種相對區(qū)別，反思主要是對我們人和人類自己的反思、檢討；
批判主要是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審視。人和人類，社會現實，既有真善美的一面，又有假丑惡的一面，需要通過反思批判，來發(fā)揚光大前者，抑制減縮后者。[xviii]

　　提出這個命題，主要原因有：第一，這是由作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中國社會學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社會學的基本性質決定的。它是一種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社會學，總體上屬于建設維護型的社會學，這與它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情況不一樣，那時它總體上屬于一種革命批判型的社會學。早在1985年，我在英國留學進修社會學和現代西方哲學回國后發(fā)表的第一篇社會學文章[xix]就提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有兩種形態(tài)的觀點，即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是革命批判型的社會學，對我們自己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維護建設型社會學。我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社會學，作為維護建設性的社會學，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社會學的本性使然，是理所當然的。

　　第二，這是由中國社會學實際情況決定的。在后現代解構思潮否定性、極端性的影響下，我國社會科學各個學界都有一些學者著重破壞而拒絕維護、強調摧毀而失于創(chuàng)建，使得批判性精神發(fā)生了嚴重的傾斜，褪變?yōu)榱艘环N抨擊性的儀式，進而固化了非理性的思維方式，釀成了一種影響極深的消極的社會習性。這些情況告訴我們，我們學者對社會、對青年學子是負有重大責任的。我認為， 學者的學術責任是理性地思考，而不是感情用事。學者的根本責任是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而不是相反。學者的社會責任之一，是推進健康的社會心態(tài)和思潮，引導不甚健康的社會心態(tài)和思潮，而不是去迎合不甚健康的東西。這樣的迎合，可以取得廉價的贊美，可以熱鬧一陣，但是經不起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我的一位朋友說得好：學者不能只解構不建構，只務虛不務實，只求異不求真。這些情況也提醒我們的青年學子——他們是中國社會學的未來的希望，只有增強建設性的反思批判精神，他們才能茁壯成長為對國家對社會對中國社會學有所貢獻的社會學者和社會工作者，成就自己的事業(yè)，前途無量。

第三，這是總結前兩個世紀的經驗教訓決定的。最近，我們從四個維度研究了19世紀、20世紀的學術思潮。這四個維度就是作為主體和歷史型塑者的“大寫的人”，作為現代知識體系的成型標志的“大寫的理性”，作為普遍歷史模型的確立象征的“大寫的歷史”，以及作為不同政治主張升華的“大寫的意識形態(tài)”。我們的分析研究表明，19世紀“大寫建構”具有片面性，而20世紀“大寫解構”則具有極端性，當進入21世紀的時候，人類的思維正處在一個歷史的大彎道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在21世紀應該如何站在新的起點上，如何超越上兩個世紀。我們認為，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是避免19世紀“大寫建構”片面性和20世紀“大寫解構”極端性的康莊大道。[xx]現在，轉型中的中國社會，越是接近這個新起點的時候，越要承接從上游奔騰而下的各種思潮的沖擊力。當代中國成為各種思潮的匯集點。這是我們現在就感受到的。只有持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才能正確對待我們必須面對的各種思潮。

　�。ㄋ模﹤鹘y(tǒng)性與現代性

　　“傳統(tǒng)和現代”與社會學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歷史看，對傳統(tǒng)和現代關系的理解，在古典時期，是社會學創(chuàng)始人和實際奠基人創(chuàng)建社會學立論的重大根據之一，在現代和當代，它們仍然是沒有那位社會學家能夠避開的重大課題之一。從理論看，傳統(tǒng)和現代、傳統(tǒng)社會和現代社會成為社會學分析的兩種理想類型，具有很強的方法論意義。傳統(tǒng)和現代，又是廣義社會轉型論的核心概念。類似地，要理解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含義，也離不開這兩個基本概念。同時，“傳統(tǒng)和現代”，又是一個充滿歧見的領域，對何謂傳統(tǒng)，何謂現代，如何理解兩者的關系，都有不同觀點，并連帶產生出一系列其它問題的分歧。所有這些，也使正確把握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成為考驗中國社會學成熟性的重要標志。

　　現在，對傳統(tǒng)和現代的認識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認識到現代或現代性是成長的，而傳統(tǒng)是被發(fā)明的，簡要地說，就是“現代的成長”與“傳統(tǒng)的（被）發(fā)明”，以及兩者的不可分割性。這只要看看傳統(tǒng)與過去、與現在、與將來的關系就清楚了。第一，傳統(tǒng)是保留在現代人的記憶中、話語中、行動中的那一部分過去，因而是對現在仍然起著作用的那一部分過去；
第二，傳統(tǒng)是被現代人從過去之中精選出來的，由于現代人的選擇這部分過去才得以留存下來，因而它同樣是現代生活的一部分；
第三，由于現代人的反復實踐和應用，這些留存的過去獲得了傳統(tǒng)的意義，影響、制約某一地區(qū)、某一群體的社會成員及其家庭的行為和生活。這種傳統(tǒng)往往以該群體的亞文化的方式、習俗的方式出現；
第四，現代人通過對過去“重構”或“新構”的方式生產出傳統(tǒng)，而這是一個集體的和社會的行動過程。這種“重構”或“新構”可以有不同的指向，不同的指向會對現在，甚至未來產生不同的影響。所以，傳統(tǒng)源于過去，是“活著的過去”，是能夠“活到”現在的那一部分過去。而作為活著的過去，傳統(tǒng)也是“現在”，甚至會是“未來”，因為它們往往會蘊生出更為長久的社會趨勢。

　　從上述觀點，可以知道，所謂社會轉型，廣義地說就是社會不斷從傳統(tǒng)走向現代，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而在走向更加現代和更新現代的變遷過程中又不斷產生自己相應的新傳統(tǒng)和更新的傳統(tǒng)；
也可以了解，現代性的基本含義之一，就是“現代的成長”與“傳統(tǒng)的（被）發(fā)明”的有機統(tǒng)一。

　　新布達佩斯學派伊亞爾、塞勒尼、唐恩斯利等人主張的狹義轉型論或所謂“新古典社會學”，把傳統(tǒng)向現代轉變的研究視為已經過時而一筆勾銷，代之以從現代向現代的轉變這個新議題。這種對傳統(tǒng)與現代的割裂，在理論上和現實上都是說不過去的。這也正是我們主張的廣義轉型論與他們的重大理論分歧之一，也是他們的重大理論缺陷之一。

這一點也迫使我們探討現代性進程中的傳統(tǒng)與現代的關系，應對這種學術挑戰(zhàn)，對他們進行學術剖析。

　�。ㄎ澹┍就列耘c國際性

　　中國社會學界自1979年恢復和重建以來，就有一個共同的體會，這就是：學術發(fā)展也和整個國家的發(fā)展一樣，不能閉關自守，一定要走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或者說，本土化和與國際化相結合的道路，否則，學術就要永遠落后，中國社會學在世界的社會學格局中的弱勢地位也難以改變。本土性與國際性相結合，同樣是中國社會學走向成熟不可回避的課題。

　　1，本土性與國際性相結合

　　所謂本土性或本土化，主要是指中國社會學首先必須立足于中國的社會實際，特別是抓住當前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機遇，去調查、去研究、去概括、去總結，并要深入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學史，從中國豐富的社會思想資料中，從中國悠久的優(yōu)秀學術傳統(tǒng)中吸取養(yǎng)料。這就是中國社會學的本土性或本土化的主要含義。這樣的中國社會學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國特色。

　　所謂國際性或國際化，主要是指中國社會學要自覺學習、借鑒歐美強勢社會學的精華，使自己能夠用世界的眼光，從整個人類實踐的高度來解釋中國社會和建構中國的社會學理論，從而使自己真正成為世界社會學不可缺少的一支，逐步培養(yǎng)和提高同國際社會學界平等對話的能力和實力，并在改變學科和學術的話語權一直由西方壟斷的局面方面做出中國社會學家自己的貢獻。這就是中國社會學國際化的主要含義。這樣的中國社會學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認的國際性，能夠為世界社會學貢獻自己獨有的一份。

　　無論是社會學的本土化還是國際化，都離不開本國學者主體意識不斷增強。這也是我們前輩社會學家給我們提供的一條基本經驗：沒有主體意識，就既沒有社會學中國化，也更談不上國際化。現在的問題是，確實存在一種與主體意識相對立的“邊陲思維”，即那種對歐美社會學照抄照搬、亦步亦趨還自以為站在學術前沿，而對本國社會學及其歷史則采取看不起甚至虛無主義態(tài)度的思維。這種“邊陲思維”，是不成熟的表現，也是阻礙社會學中國化和國際化結合的，更是與中國正在從地區(qū)性大國走向全球性大國的背景不適應的。

　　只有沿著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的方向進行艱苦的探索，理論創(chuàng)新才有可能，某種具有原創(chuàng)意義的新進展也才會出現。

　　2，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的繼續(xù)

　　中國社會學在自己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走過了曲折的道路。在這曲折的過程中，它無時無刻、自覺不自覺地在處理著與中國社會現實、與中國學術傳統(tǒng)特別是中國歷來的社會思想、與外國社會學和社會思想的關系，并且正是在這種處理中實現了并且還在實現著自己的創(chuàng)新作用和具有自己的中國特色的。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社會學百年的發(fā)展軌跡，可以簡明地概括為四句話，這就是“立足現實，開發(fā)傳統(tǒng)，借鑒國外，創(chuàng)造特色”。[xxi]所謂立足現實，就是中國社會學把現實的中國社會作為自己的立足點、出發(fā)點和歸宿點。所謂開發(fā)傳統(tǒng)，就是中國社會學注意吸取幾千年歷史上豐富的社會思想，特別是關于社會治亂興衰的思想，以此來觀察現實的中國社會，并對西方傳入的社會學給以帶有中國特色的解釋。社會學的中國化，首先當然是立足現實，同時也是與開發(fā)傳統(tǒng)分不開的。所謂借鑒外國，就是中國社會學界注意借鑒國外社會學，其中包括歐洲、美國和日本的一些理論和方法。所謂創(chuàng)造特色，就是在立足現實、開發(fā)傳統(tǒng)和借鑒外國的基礎上，中國社會學進行自己的創(chuàng)造。這里，“立足現實，開發(fā)傳統(tǒng)、借鑒國外，創(chuàng)造特色”，是統(tǒng)一的整體，不能相互分割。缺少其中之一，就會這樣那樣影響中國社會學的健康發(fā)展和成熟。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其實就是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xù)和繼承。這里，本土化著重說的是“立足現實，開發(fā)傳統(tǒng)”，國際化著重說的是“借鑒國外”。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著重說的是“創(chuàng)造特色”。因此，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不僅有歷史的導向，而且有現實的走向，還有未來的取向。

　　3，頂天立地與兩維視野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可以有多種表達，如本土特質與世界眼光相結合，如“建構本土特色”與“超越本土特色”相結合等等。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通俗地說，還可體現為一種精神境界，這就是頂天立地精神。筆者不久前指出：中國社會學要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有兩條特別重要：第一是站在國際社會學的前沿，把握社會學理論、方法、歷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新趨勢；
第二是深入到我國社會快速轉型的實踐，特別是在社會重心下移的今天，深入到基層的社區(qū)建設的實際，把握住制度創(chuàng)新的脈絡。這就是說，當代中國社會學要取得實質性的發(fā)展必須有一種“頂天立地”的精神。這里“頂天”，就是要追求前沿，要有世界眼光；
“立地”，就是要深入基層，要有草根精神。頂天立地，就是要把追求前沿與深入基層結合起來，把世界眼光與草根精神結合起來。這里，無論“頂天”和“立地”，都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來指導。[xxii] 頂天立地把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具體化和通俗化了。

　　本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學理地說，更可體現為一種有方法論意義的視野，這就是兩維視野或雙側分析。在“實踐結構論”中我們曾指出，社會實踐的結構性變化包含著兩種力量，具有兩個維度，這就是第一，現代性全球化的長波進程所代表的力量和維度，第二，本土社會轉型的特殊脈動所代表的力量和維度。我們曾經指出，當今世界的每一項重大的動態(tài)變化之中，都包含著這兩個維度也即這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說，那些左右著社會生活的重要動態(tài)變化，那些影響我們個人生活的復雜癥候，都離不開這兩股力量，是這兩股力量相互扭合所產生的一系列現實效果。這兩個維度所發(fā)生的作用、所產生的效果，我們稱之為“二維效應”。對于上述客觀的兩種力量、兩個維度、“二維效應”展開社會學分析，我們稱之為“雙側分析”，而它們作為社會學視野或視角，我們稱之為“二維視野”或“二維視角”。[xxiii]

　　用這種兩維視野來分析中國經驗，我們就能知道，“中國經驗”或“本土經驗”，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總結，才有價值和意義；
只有用世界眼光加以提煉，才能運用和推廣�！爸挥斜就粱�，才能國際化”，其前提是有世界眼光。不能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是狹隘的、單極思維的本土化，是沒有前途的，只有立足本土、又超越本土的本土化，才是真正的、兩維視野的本土化，是有廣闊前景的。而世界眼光也只有不斷用本土經驗加以豐富、充實，不斷對本土經驗進行概括、提煉，才能成為不斷激活本土經驗的新的靈感，不斷提供分析本土經驗的新的視角[xxiv]。

　　總之，中國社會學要不斷增強自己的主體意識，把本土性與國際性、本土特質和世界眼光結合起來，沿著前輩開辟的“立足現實，開發(fā)傳統(tǒng)，借鑒國外，創(chuàng)造特色”的軌跡，以頂天立地的精神，創(chuàng)造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

　　小結

　　上述對科學性與價值性、經驗性與理論性、建設性與批判性、傳統(tǒng)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國際性的正確把握，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因此，我們對中國社會學成熟性的追求也不會停止。因為停止追求，意味著正確把握會這樣那樣讓位于片面把握、錯誤把握。

　　要正確把握上述這些關系，要避免走極端，片面強調一個方面，錯誤就不可避免。它們既有“非此即彼”的一面，又有“亦此亦彼”的一面，這就是這些成對范疇的辯證性。忽視這些成對范疇的辨證本性，中國社會學就不可能健康成長，不斷走向成熟。同樣，我們在處理社會學的基本問題和元問題——個人和社會關系問題時，在處理這一問題的豐富多彩的展開形式（即社會基本問題的設問形式）——個人自由和社會秩序、個人行動與社會結構、權益自主與權力規(guī)范、個人私欲與社會公益、個人個性與社會準則、自主行動與公共制導，以及這些設問形式在當代的豐富表現。如意義與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與系統(tǒng)（哈貝馬斯）、慣習與場域（布迪厄）、肉體與權力（�？拢┑鹊�，都不能忽視它們的辯證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黑格爾那里挽救了那種打破二元對立的辯證法的“合理內核”。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指出：這樣一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方面就恢復了。恩格斯把黑格爾“認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稱為“一個偉大的基本思想”。按照這一偉大的基本思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人們對于還在不斷流行的舊形而上學所不能克服的對立，即真理和謬誤、善和惡、必然和偶然之間的對立也不再敬畏了”[xxv]。

　　讓我們以上述偉大的基本思想為指導，力求正確把握科學性與價值性、經驗性與理論性、建設性與批判性、傳統(tǒng)性與現代性、本土性與國際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推進中國社會學不斷從不成熟走向成熟，從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力求避免各種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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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杭生，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華中師范大學兼職教授。

　　[i]鄭杭生：《中國社會學年鑒1979-1989》，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4-25頁。

　　[ii]鄭杭生：《究竟如何看待“價值中立”？》載《社會科學研究》（成都）2000年第1期。又見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3頁。

　　[iii]吉登斯：批判的社會學導論<序言>，上海世紀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iv]鄭杭生：《中國社會學年鑒1979-1989》，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5-26頁。

　　[v]鄭杭生：《我的社會學定義》，此文寫作于1990年11月，發(fā)表《社會科學研究》1991年第4期，《社會學研究》1991年第5期。又見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49頁。

　　[vi] 鄭杭生：《中國社會學百年的軌跡》，載《東南學術》1999年第5期。又見鄭杭生《中國特色社會學理論的探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0頁。

　　[vii] Milton Yinger: 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4.

　　[viii] 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經濟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頁。

　　[ix] 蒂特姆斯：《社會制裁十講》，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5頁。

　　[x] 阮新邦：《批判詮釋論與社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序第3頁。

　　[xi]何莉君：《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廣州訪問記》《“吉登斯與現代社會理論”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舉行》，

　　http://www.sociologyol.org/shehuixuedongtai/xinwengonggao/xinwengonggaoliebiao/2007-12-09/4041.html

　　[xii]費孝通：《“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tǒng)界限》，《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3期，第5-16頁。

　　[xiii] 鄭杭生：《費孝通對中國社會學的巨大貢獻》，載《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又見鄭杭生：《減縮代價與增促進步》，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5月第33-41頁，

　　[xiv] 喬納森·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13頁。

　　[xv] 鄭杭生：《當代中國理論社會學面臨的創(chuàng)新任務》，載《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7年第1期。

　　[xvi]參見劉少杰：《中國社會調查的理論前提》，《社會學研究》2000/4。

　　[xvii] 鄭杭生《當代中國理論社會學面臨的創(chuàng)新任務》，載《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7年第1期。

　　[xviii] 鄭杭生：《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與中國社會學美好明天》。這一篇主題講演在《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發(fā)表時，改名為《論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

　　[xix] 鄭杭生：《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tài)》，《光明日報》，1985年7月29日。

　　[xx] 參見楊敏、鄭杭生：《依然在路上：穿越歷史大彎道的個人與社會》，載《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7年第3期；
又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又參見：鄭杭生：《論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

　　[xxi] “立足現實，開發(fā)傳統(tǒng)、借鑒國外，創(chuàng)造特色”這一提法，在拙著《中國社會學百年軌跡》在《東南學術》，1999年第5期發(fā)表時，曾表述為“立足現實，弘揚傳統(tǒng)、借鑒國外，創(chuàng)造特色”，后來將其中的“弘揚傳統(tǒng)”改為“開發(fā)傳統(tǒng)”。

　　[xxii] 鄭杭生：《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社區(qū)建設——對社區(qū)建設的一種社會學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07年第6期。

　　[xxiii] 鄭杭生 楊敏：《社會實踐結構性巨變對理論創(chuàng)新的積極作用》，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

　　[xxiv] 同上。

　　[xxv]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44頁。

　　本文原載于《江蘇社會科學》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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