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平民主義”

　　作為“人民領袖”的毛澤東，他有著很強烈的“平民主義”意識，這種“平民主義”意識集中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親民”和平等。

　　首先，“平民主義”使毛澤東具有一種中國歷代農民領袖所共有的“親民”形象，只不過毛的這種“親民”與封建社會傳統(tǒng)的“親民”在性質、內容和表現(xiàn)形式方面都有很大區(qū)別。毛澤東的“親民”思想結合進了一些近代人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內容，特別是與歷史唯物主義相結合，就突破了傳統(tǒng)的“民以載君”、把君民關系視作父子關系的專制主義的認識框架，上升到“歷史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動力”的人民至上的民粹主義層面。以前人民是工具，現(xiàn)在人民成了目的；
以前人民是權力的接受者，現(xiàn)在人民成了權力的“施與者”�？傊�，出身農民，領導了一輩子農民運動，打了一輩子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戰(zhàn)爭，并且對其中有了產業(yè)工人成分的現(xiàn)代“人民”的作用有了相當?shù)恼J識的毛澤東，對人民與權力基礎、對人民的支持與執(zhí)政者的執(zhí)政合法性、以及對人民的認同與否與執(zhí)政者的執(zhí)政地位穩(wěn)固與否之間的聯(lián)系，有著比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更深刻、更實際、更理性的認識。這就使得毛澤東的“親民”思想上升為一種全新的“親民”思想。這種“親民”思想使毛澤東對傷民、害民行為更痛恨，在鏟除這種行為方面做得更加無情，更加徹底。

　　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全新的“親民”思想，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共領袖能夠成功地使自己從官僚機構和官僚階層中相對分離出來，得到他那個時代的人民的真正擁戴。

　　也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以“親民”為表象的“平民主義”，一旦奪得了政權并坐穩(wěn)了天下，“親民”思想立即就演繹為“愛民”行為，用“替人民說話”，“為人民辦事”這樣簡單直白的語言通俗而又明確無誤地表達出來的行為要求，成為毛澤東時期對各級官員提出的起碼的為官準則。因為至少在認知上，這時的國家已經是共產黨的國家，人民也已經成了共產黨的人民，黨、國家、官員、人民已經融為了一體，這時，愛民即是愛己！作為最高領導人，這時的毛澤東在很多時候扮演了“青天”、“救星”的角色，在很多事情上，他給人的印象都是在“為民請命”。

　　由于有了這樣的認知，毛澤東還真的是愛民如愛子，甚至很多時候可以說愛民勝過愛子。正因為如此，他對貪官污吏特別痛恨。因為貪官污吏“傷民”、“害民”，與民爭利，與國爭利，客觀上破壞了國家的基礎，敗壞了共產黨的形象，動搖了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人們對毛澤東多有議論，并有著各式各樣的結論，但是，對毛澤東是一位真正用“大愛”覆蓋了“小愛”、用廣博之愛克服了狹隘之愛的“人民領袖”這一點則基本認同。

　　在中國歷史上，明白“民為邦本”這種“大道理”的“明君”并不鮮見。帝王愛民如子，為民請命的佳話多有流傳。不應該認為這些都是訛傳。這種“家天下”和“親民”、“愛民”，其實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殊機制，正是由于這種特殊機制，才使得中國封建王權能夠為民眾所擁戴，并且這種擁戴完全不需要法律的維護，它成了中華民族的一種文化特質，從而成了中國社會對人的一種起碼的道德要求�！爸摇迸旁诹恕靶ⅰ钡那懊�，所以，“忠”是至高無上的。正是由于有了這種特殊的機制，中國封建社會才能在“動搖——鞏固——再動搖——再鞏固”的循環(huán)中長存。

　　百姓“忠君”的前提是百姓認為君王是“明君”，而“愛民”是“明君”最重要的表現(xiàn)，君不愛民則是“昏君”，而“昏君”是可以不忠的�？梢娋S持“愛民”形象多麼重要！

　　中外封建社會都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教訓：大多數(shù)時候，君臣皆好，則國家必好；
君臣皆壞，則國家必壞；
君好臣壞，則國家可好可壞；
君壞臣好，則國家絕不會好。這樣的教訓在中國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中國封建社會綿延二千余年，表現(xiàn)為一種“超穩(wěn)定形態(tài)”，其“明君”機制功不可沒。

　　毛澤東所具有的“愛民”、“親民”這樣的崇高的道義形象，也是使他能不斷地發(fā)動群眾，并擊敗所有政治對手的最重要、最厲害的原因。正是這種形象使毛澤東的地位在人民心目中上升到了一種神話般的境界，達到了這樣的境界，其地位和權威甚至已經不再需要任何“世俗”力量——比如法律、暴力等等——的支持了。每每看到毛澤東一經現(xiàn)身出現(xiàn)的那種人們歡呼、騰躍的場景，看到男男女女飽含熱淚仰望著毛的那一張張虔誠的臉，看到許多人因見到毛澤東而激動得窒息、昏厥，看到一些人由于與毛握過手甚至長達月余時間手不沾水，看到中共九大上毛澤東一篇短短的開幕詞就數(shù)十次被“萬歲”的歡呼聲打斷……看到這一切，誰還能相信人世間還有什麼力量能撼動毛澤東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其次，毛澤東的“親民”，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對平等的倡導和追求。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及其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這種“愛民”形象需要進一步完善和鞏固，他們向全體人民許諾會帶來理想而又完美的社會，同時盡可能令人信服地向人民描繪未來社會的美好情景。實際上，毛澤東一代領袖自己就由衷地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能建成這樣的社會，所以在行動上不斷地、一波又一波地發(fā)起向著未來美好社會的“沖擊”。雖然這些“沖擊”從來沒有成功，并且現(xiàn)實離“美好社會”似乎還越來越遠，但是人民對毛澤東“親民”“愛民”的出發(fā)點并不懷疑，毛澤東一代領導人的“親民”“愛民”形象反而更加真實、感人。

　　這樣的結果使人很難理解。按常理，屢屢失信于民，并且還（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做下了種種“傷民”之事的執(zhí)政者，要想長期保住自己的執(zhí)政地位是很難的，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不僅保住了執(zhí)政地位，而且威望不減，其奧妙何在呢？我認為，這其中，關鍵的關鍵就在于，毛澤東及其領導層在人民面前保持了一個平等的形象。毛澤東不僅倡導平等，而且也成功地使人民群眾相信，他們這樣的領導人，不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與廣大人民群眾都是平等的！在中共向人民所描繪的未來社會中，除了種種物質方面的優(yōu)越外，其政治、社會和倫理方面的特點就是——平等！戰(zhàn)場上，只要軍官在前，士兵就不會后退；
艱難困苦之時，領袖的生活也沒有好到哪兒去，這就足以使人民忍饑耐寒而少有怨言。在前法制社會，至少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對現(xiàn)狀有一個大體“平等”的認知，是統(tǒng)治者維持政權穩(wěn)固、民眾保持心理平衡和社會實現(xiàn)安定和諧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

　　毛澤東對人民說，此前的所有社會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統(tǒng)治者都是制造不平等的。中共的目標，首先就是要創(chuàng)造一個平等的社會。在毛澤東的時代，“新社會了，人人平等了”這樣的話語是人們最常聽到的話語之一。而后來的所謂“分工不同”，“為人民服務”，“公仆”等等概念，都是從“平等”這一概念派生出來的。

　　中共的平等思想非常妥帖地迎合了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小農那種“均貧富、等貴賤”的絕對平均主義心態(tài)和中國傳統(tǒng)社會留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國經驗。

　　毛澤東的“愛民”思想通過“平等”這樣的現(xiàn)代語言得到刷新和更加廣泛的張揚，由于“平等”理念并不僅僅限于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停留而不斷地被用于指導實踐，我們因此說毛澤東對“平等”的追求是一種真實的追求。這方面，反官僚主義和反干部特權就是“平等”理念付諸實踐的重要體現(xiàn)。從反官僚主義和反干部特權的具體行動中，人民看到，毛澤東宣傳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和騙取民心的謊言，而是共產黨人發(fā)自內心的、實實在在的、并且一直在實踐上努力想要實現(xiàn)的目標。所以，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也是出自內心的真正擁護。

　　所以有人說，毛澤東真正厲害的地方在于哪怕不能真正做到，也要使人們真正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實行的“官兵一致”，“上下同欲”。

　　反官僚主義

　　實事求是地講，在毛澤東時代，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貫穿始終的。

　　中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時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會——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強執(zhí)政黨的黨風建設，要注意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這些顯然都是針對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當時確實在部分領導干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上已經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官僚主義、搞特權等等問題。所以，中共八大很嚴肅地指出了這方面的問題。加之這一年波蘭、匈牙利都發(fā)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事件。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認為，應該按照“放”的方針，自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改正執(zhí)政黨內存在的種種缺點和錯誤，以改善黨群、干群關系，鞏固執(zhí)政地位。于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發(fā)動鳴放，搞開門整風，要人民群眾給黨和官員提意見。

　　八大之后不久，中共就開始了整風運動。這場運動的初期，矛頭所向是官僚體制，特別是領導干部，直接沖擊的是建國后由官員們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運動的初衷是反官僚主義，要糾正各級官員的“不正之風”，整掉執(zhí)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東西，使之能更好地擔負起領導任務。

　　1964年初開始的“四清”運動，更是一場直接針對干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義、反干部特殊化的運動。

　　“四清”運動一開始是“小四清”，即：請賬目、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主要是要糾正基層干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鋪張浪費、多吃多占和貪污盜竊行為，以整頓干部作風。后來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其主要針對性就更明顯，那就是各級領導干部。

　　與“四清”運動同時進行的“五反”運動（“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其矛頭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針對領導干部的。

　　所以，可以說，建國后在毛澤東的時期，對干部作風問題一直是抓住不放的，并且也是抓得很緊、管得很嚴的，當然，成效也是很顯著的。所以，毛澤東時代，可以說“治官”有術，“吏治”也還清明。

　　毛澤東時期反官僚主義的一次重要升級，就是“反修防修”問題的提出。也就是說，毛澤東關于反修防修的考慮，最初還是出自于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義和反特權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黨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這個層面上。

　　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必須實現(xiàn)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為了保證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能真正實現(xiàn)，就必須建立全面的公有制，因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才能真正實現(xiàn)公正分配，從而實現(xiàn)經濟上的平等，而只有經濟上實現(xiàn)了平等，才可能實現(xiàn)真正的政治方面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

　　這其實體現(xiàn)了毛澤東對新中國政治建設的一個戰(zhàn)略思考。

　　毛澤東根據(jù)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統(tǒng)治經驗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訴求，特別不愿意看到在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又出現(xiàn)貧富差距和“官”欺壓民的狀況。而中共要想得到廣大人民的真正擁護，使自己的執(zhí)政地位永不動搖，自己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就一定要實現(xiàn)政治平等和經濟公正。

　　“反修防修”問題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澤東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義的任務。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變化》一文中寫道：“在共產黨內部，有各種人。有馬克思主義者，是大多數(shù)。有一部分人有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義或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思想。這些人比較危險�！�

　　當然，這時還只是在一般意義上談修正主義，但目光已經放在了共產黨內部。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后，中國共產黨對“修正主義”問題作了專門研究，并提出了若干結論性看法。其中有三點對中共的決策從而也就對中國后來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一，蘇聯(lián)“變修”了�！疤K聯(lián)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xiàn)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九評”中的語言）；
其二，“修正主義”的根源是“高薪階層和農村富裕階層”；
其三，中國應“反修防修”。

　　“大躍進”后的經濟困難，首先和直接的表現(xiàn)就是市場供應嚴重不足，于是出現(xiàn)了一些干部利用掌握的各種權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問題，這被毛澤東看成是基層領導“變質”的表現(xiàn)。當然，問題還表現(xiàn)在其他一些方面，這就是當時概括的所謂“五風”。

　　這一切，其中特別是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的變化使毛澤東感到憂心忡忡，而干部的變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義，是特權。從以下所舉的一個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在這方面的不安和焦慮。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點的農機部長陳正人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其中匯報了他在蹲點中產生的切身感受。

　　陳正人在報告中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jiān)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fā)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官僚主義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fā)現(xiàn)，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過去我們也曾不斷檢討領導上的官僚主義，但是，究竟官僚主義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從這一次比較認真地開始蹲點才逐漸明白過來的。我開始體會到，一個鞏固的社會主義企業(yè)建設的過程，只能是堅決實行無產階級不斷革命的過程，也是企業(yè)中的黨和工人階級不斷實現(xiàn)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過程。”

　　毛澤東在陳正人的報告上批到：“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的對象，革命對象。”

　　這里，毛澤東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經濟學讀書談話》中曾經提出過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階層”，在“九評”中，提出過“特權階級”，后來又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去世前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資產階級”。這些概念，所指應該是一致的。

　　毛澤東本人毫不掩飾他對“官僚主義”的反感和厭惡。他曾說過：“鉆進我們隊伍里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兇惡極，……對這些人得有個處理，罪大惡極的，也要殺幾個。因為對這樣的人，完全不捕、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保ā睹珴蓶|選集》第五卷，第453頁）“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脫離群眾。”（毛澤東：《1967年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qū)時的重要講話》，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俗話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毛澤東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對官僚主義的憤怒也沒有半點減弱，對官僚主義的抨擊也還是那麼尖刻、銳利：“民主革命勝利后，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麼呢？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參閱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骸兜谌�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fā)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第256頁）

　　毛澤東對領導層中出現(xiàn)的官僚主義的現(xiàn)象十分擔心，他越來越堅定地相信，這種官僚主義發(fā)展下去，必然會使黨變修，國變色，人民的江山喪失，勞動群眾又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為國家的發(fā)展，為人民的幸福，為他和中共畢生奮斗、付出了巨大犧牲的事業(yè)，為共產主義信仰，一定要把這場與官僚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這是“繼續(xù)革命”，“不斷革命”，它的意義和重要性不亞于民主革命。為此，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

　　“文化大革命”與反官僚主義

　　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他認為，我們的黨里、政府里、軍隊里混進了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毛澤東的頭腦中，資本主義就是私有制，就是剝削，而資產階級，就是剝削者，就是富人。他認為，國家、黨，面臨變質——即變修——即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毛澤東1967年2月8日在一次談話中把這個問題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fā)動廣大群眾來揭發(fā)我們的黑暗面�！边@種形式現(xiàn)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揪“走資派”，后來發(fā)展到凡是官員，無論大小，都被不同程度的“揪斗”。當然，越大的“官”，揪斗得越厲害（最大的如國家主席劉少奇，可以說是被揪斗死的）。

　　毛澤東自己對這種情況有一個解釋，他說：“大官們壓人，但是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保�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傳部�。骸兜谌�次理論討論會的五個發(fā)言材料》，轉引自蕭延中：《毛澤東晚年政治倫理描述》，見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澤東》）可見，毛澤東認為，官員們的被“揪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在1967年的幾次談話中，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官僚主義這一點講得再清楚不過了。比如，9月30日，他在北京會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的時候講到：“中國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還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統(tǒng)統(tǒng)干得好，還搞文化大革命干什麼？正是有個黑暗面，要改變。”（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第1507頁）。10月12日，毛澤東在接見同一個代表團時又談到了同一個話題，他說：“這是一次審查干部的好機會。”他還講到：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干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保ㄍ�上書，第1509頁）。

　　所以，不管對“文化大革命”怎麼評價，都不可否認，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毛澤東發(fā)動這場運動的動機之一。之所以要反官僚主義、反特權，目的還是要鞏固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使黨、國家永不改變毛澤東心目中的“革命本色”。聯(lián)系到毛澤東在延安與黃炎培先生那一席關于如何保持共產黨“革命”本質的深刻、鐫永的談話，應該認為，反官僚主義、反特權是毛澤東從早到晚、貫穿一生、始終都在的一個思想。

　　“文化大革命”在反官僚主義方面的啟示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是反官僚主義，反干部特權，乃至反腐敗。許多學者都有這樣的認同，并且認為“文化大革命”在這方面有著積極意義。這方面有幾種觀點值得向大家介紹，大致整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種觀點認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私有制消滅以后（在中國，也就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階級存在的條件就消失了，階級區(qū)別和階級矛盾也就消失了，階級對抗自然也就消失了。不過，馬克思并沒有消滅私有制的現(xiàn)實經歷，這個結論是馬克思理論推導的結果。毛澤東依據(jù)現(xiàn)實社會主義的實際情況，修改了馬克思的這一結論。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之后，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階級斗爭還會存在，原因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階級”即“官僚主義者階級”。這個“新階級”是那些與工人階級和農民相對立的官僚群體，他們不僅擁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形成了“官官相護”的集團性體制效應，腐敗就是這種體制的結果和表征之一�！拔母铩庇辛Φ卮驌袅恕靶码A級”即“官僚主義者階級”，防止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化”和變型，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發(fā)展。

　　再有一種觀點認為，“文革”的作用就是用強力打碎了“制度凝固”，幾乎徹底消滅了具有極強壟斷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才使后來的改革有了“政治空間”。也就是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得以實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中國幾乎不存在愿意拼死捍衛(wèi)現(xiàn)行制度的壟斷性的既得利益集團，也不存在對現(xiàn)行體制有著支撐作用的、絕對強勢、高度一致的政治階層。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和領導層，要麼分崩離析、土崩瓦解，要麼受到嚴重打擊，元氣大傷！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文革”，就不可能有后來的改革開放。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國家還存在的情況下，社會必然分為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而統(tǒng)治者壟斷權力，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從而必然與民爭利，與國爭利，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實際上是由無數(shù)個形形色色的分利聯(lián)盟組成的，而掌握權力的分利聯(lián)盟是最強勢的分利聯(lián)盟。社會如果不想在分利聯(lián)盟的爭斗中停滯，甚至同歸于盡，就需要不斷地調整、改組和整合。而政治上的、主要針對統(tǒng)治集團的調整、改組和整頓是關鍵。通過整頓，打破原有的分利聯(lián)盟，再形成新的分利聯(lián)盟，這樣使社會由于分利不均而產生的矛盾得到相對緩解。新的分利聯(lián)盟的形成需要時間。新的分利聯(lián)盟完全形成所需要時間與兩次調整、改組和整頓的間隔時間大體一致。在民主制國家，這樣的調整、改組和整頓叫“大選”，大選就是一次大調整、大改組、大整頓，也是政治方面的一次“總洗牌”。然后是“發(fā)牌”，“出牌”，再“洗牌”……循環(huán)往復，井然有序。在這樣的循環(huán)中，基本抑制了利益集團的無限膨脹，使國家的資源分配能夠保證大體上公正，或者即使不公正，也能維持在多數(shù)人心理承受的底線之上。

　　而社會主義國家，一黨執(zhí)政，沒有大選。這個問題怎樣解決？毛澤東的發(fā)明是以“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作為整頓方式。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整頓，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瓦解原有的分利聯(lián)盟，使政治重現(xiàn)清明，使公正再降人間。當然，這并不能杜絕既得利益集團和分利聯(lián)盟的重新形成，所以，毛澤東提出，像“文革”這樣的運動要進行多次。而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既得利益集團和分利聯(lián)盟的重新形成大致需要多少時間，毛澤東根據(jù)自己的政治經驗和對中國古今政治、特別是對中共這個黨的了解，估計這個時間周期大約為七到八年。所以他提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以后再來一次！也就是說，七到八年，是毛澤東在深悟了中國現(xiàn)實政治之后，總結出來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建立和分利聯(lián)盟的組成通常需要的大致時間。這樣，當代中國的政治震蕩周期，大致也是七到八年時間，不過這樣的震蕩并沒有固定的表現(xiàn)形式，其強烈程度從而破壞程度也要視由于既得利益集團和分利聯(lián)盟“爭利”和“作惡”的程度而導致的社會矛盾的尖銳和激化程度而定。

　　另外，在一黨制下怎樣實現(xiàn)對執(zhí)政黨的有效的監(jiān)督和制約，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沒有解決好。毛澤東時期，領導層對此可以說是想盡了辦法，措施也比眼下的反腐敗嚴厲得多，甚至到了寧可錯整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地步（“四清運動”），結果仍然收效甚微。最后發(fā)動了“文化大革命”，意圖之一是想依靠群眾來實現(xiàn)對官吏的監(jiān)督，用群眾運動的方法來對官僚主義進行整治，就這一點來看，“文化大革命”收到的效果是很明顯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實際上是處于一種無規(guī)則的“準多黨制”狀態(tài)，它的客觀朝向不是要制約權力，而是要消滅權力。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大小小的“當權派”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受到了如同在地獄里一般的煎熬，凡作過“惡”的，多數(shù)還是有真心的“懺悔”，別的 “惡官”，即使沒有“懺悔”，也有真心的后悔。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因為群眾運動是一種無序行為，它與法制化和制度化的現(xiàn)代社會管理原則是相悖的，以亂治亂，結果走向了無政府主義這個極端；
“縱民治官”，結果民變成了“暴民”；
終致天下大亂，“官”活不下去，人民自己也掉進了地獄。雖然如此，“文化大革命”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啟示：不能對執(zhí)政黨自己監(jiān)督和制約自己抱太大的期望（毛澤東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沒有反對黨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是設立一個獨立的專門機構來承擔這項至關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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