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世聯(lián)：世紀風潮中的一部小說一一兼論《紅樓夢》研究何以成為“紅學”
發(fā)布時間:2020-06-08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紅學與20世紀之間的“與”不是一般的連接詞，因為紅學不只是一般意義上對《紅樓夢》的研究、評論，而且是20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氣氛中建構之“學”。不但19世紀沒有紅學，21世紀有關《紅樓夢》的研究也不會是20世紀式的“紅學”。
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20世紀的開始。80年來，有關“五四”的解釋，使它本來的多聲復義及幽微隱蔽愈益清楚地呈現(xiàn)出來。但無論如何，“科學”與“民主”作為“五四”的公開旗幟和實際主題，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當然，兩大主題的命運是不同的，簡單地說，科學高歌猛進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無疑是因為政治斗爭被置放在壓倒一切的地位上。49年以后，社會生活的主題長期受政治操控，政治全能取代科學主義規(guī)范著全部文化意識。
基于此一背景，本文認為，《紅樓夢》研究之成為人文學術領域的一個顯赫學科，是20世紀科學和政治兩種強勢話語的建構，紅學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癥候之一。
1、科學方法與紅學建立
清季以來，中國學術中新添三門顯學：甲骨學、敦煌學和紅學。前二學的誕生與考古發(fā)現(xiàn)及敦煌重現(xiàn)有關，它們涉及的內容關系整個中國文化史，紅學則復雜一些�！都t樓夢》只是一部小說，對它的種種研究和評論本應屬于古典文學甚至就是明清文學的課題之一。然而，它在20世紀成了一門“顯學”，不但論著極多，從業(yè)者甚眾，且流派紛呈，新論迭出，足以與古代的“（文）選學”前后輝映。
晚清的光緒年間，“紅學”一詞就頗為盛行，不過那只是一種開玩笑的“諢名”，而非一門學者們嚴肅研究的學問。潘重規(guī)認為：“我認為自從民國6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頭記索隱》一書，引起和胡適之先生的論戰(zhàn)。胡先生寫的《紅樓夢考證》，的確和清儒治學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經(jīng)論戰(zhàn)以后，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因此不斷地搜求新材料，發(fā)掘新問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所以我認為真正的紅學，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保�1）此一論斷基本得到學界認可。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出版于1917年，由于該書得到當時諸多議論的配合，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賦予一向不被學術界認真重視的《紅樓夢》以重大內容，所以極大地提高了這部小說的價值和影響。但其《索隱》一書卻并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1921年，胡適發(fā)表《紅樓夢考證》，公然向蔡提出論戰(zhàn)：“我為什么要考證《紅樓夢》？在消極的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孓民一般人的謬說。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證據(jù)而后信。”（2）“謬說”或許過于嚴厲，但在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取向之中，胡對蔡的批評卻有充分的根據(jù)。綜合其大量論述來看，胡的紅樓考證有三個意圖：
第一，打破附會的紅學。
在胡之前，盛行于紅學領域的還有多種紅樓評點，如王雪香的《擴花主人批序》、《紅樓夢總評》、《紅樓夢分評》，姚燮的《紅樓夢綱領》、張新的《妙復軒評石頭記》等等，他們仿照金圣嘆、毛宗崗等人的方法，就《紅樓夢》的人物、章法、義理等作就事論事、加圈加點的評論。這些評點當然良莠不齊，迂腐荒唐之處甚多。但胡卻無意以他們?yōu)榘凶�，原因是這些評點屬于個人體會和閱讀方法，是與否都沒有太大的意義。而索隱派意義遠為重要，不但早在乾隆59年就出現(xiàn)了有關紅樓本事的種種猜測，此后又不絕如縷，以至于受過現(xiàn)代西方美學訓練、在中國知識界地位極高的蔡元培也熱情參與，到1922年，《索隱》一書已印行六次。而且索隱涉及到對《紅樓夢》性質的判斷和對《紅樓夢》意義的解釋，在胡之前，《紅樓夢》的性質與公眾形象，基本上是由索隱派塑造的。
《紅樓夢》的本事究竟是什么？賈寶玉等究竟影射何人之類問題，索隱派并無統(tǒng)一說法。影響較大的有“清世祖和與董鄂妃”論、“明珠家事”論以及蔡元培的“政治小說”三說。對前兩說，胡主要以歷史事實批駁。他據(jù)明史專家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書指出“小宛比清世祖年長一輩，斷無入宮邀寵之理”；
“明珠家事”說也有年齡上的問題，比如納蘭成德死時，明珠正處極盛時期，決不能說看到賈府興亡的賈寶玉是影納蘭成德。蔡的《索隱》不再認定一家一戶，而是認為小說是“康熙朝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慮觸文網(wǎng)，又欲別開生面，特于本書以上加以數(shù)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3）蔡在索隱時博雅審慎，所論內涵小說的性質（政治小說）、作者動機（排滿立場）、作品結構（多種層次），不但比具體指實某家某事更為通達，且其紅學觀也很難輕易否定。惟其如此，蔡才成為胡批評索隱派的重點。胡首先不同意蔡的方法：“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后引《紅樓夢》中的情節(jié)來配合。……我總覺得他這部書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4）既然是猜謎，就不能以真事與小說不符的方法來反駁，“這個謎，除了做謎的人自己，是沒有人猜得中的�！焙鷱娬{《紅樓夢》不可能是這樣的謎：“假使做《紅樓夢》的人當日真?zhèn)�用王熙鳳來影余國柱，真?zhèn)�想著‘王即柱字偏旁之省，── 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假使他真如此思想，他豈不真成了一個大笨伯了嗎？他費了那么大的氣力，到底只做了‘國’字和‘柱’字的一小部分；
還有這兩個字的其余部分和那最重要的‘余’字，都不曾做到謎面里面去！這樣做的謎，可不是笨謎嗎？用麒麟來影‘其年’的‘其’，‘迦陵’的‘陵’；
用三姑娘來影‘乾學’的‘乾’：假使真有這種影射法，都是同樣的笨謎！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這么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5）
像蔡元培這樣明智通達的人，在紅樓索隱中都有這樣的謬誤，胡當然可以斷言：“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路。……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作，時代、版本等等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里的情節(jié)。他們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6）問題不只在于結論，而在于方法。
第二，建立科學的紅學。
胡考證紅樓的直接目標是要“把《紅樓夢》研究引上正當?shù)能壍溃捍蚱茝那胺N種穿鑿附會的‘紅學’，創(chuàng)造科學方法的《紅樓夢》研究。”（7）具體言之，“我們只須根據(jù)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本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范圍�！保�8）紅學的方法就是運用我們力所能及搜集到的材料，參考互證，然后抽出一些比較的最近情理的結論。
關于作者。此前只有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曹寅之子“雪芹撰《紅樓夢》”一說。胡從此出發(fā)，在俞平伯和顧頡剛的幫助下，查找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譜》、《曹楝亭全集》等書，得知曹家祖三代都做過“江寧織造”，四次接駕，“天恩祖德，錦衣紈绔”，倍極榮華富貴，與《紅樓夢》中的賈府相似。從新得的楊鐘羲的《雪橋詩話》中，知道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
從《八旗詩抄》和《八旗文經(jīng)》等書選收的敦誠、敦敏的詩中，知道曹雪芹晚年窮困潦倒、縱情詩酒的頹境。再證之以《紅樓夢》開卷的“作者自云”中“將真事隱去”諸語及第十六回王熙鳳等談論皇帝南巡之事，曹家世系及命運與賈家世系及命運的的吻合等等，認為“《紅樓夢》是一部真事隱去的自敘，里面甄、賈兩個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
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保�9）
關于版本。胡當時所見只有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和八十回的“戚本”三種，他認為“戚本大概是乾隆時代無數(shù)展轉傳抄本之中幸而保存的一種”，并由此推斷《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乾隆56年后才有百二十回。從俞樾的《小浮梅閑話》等書提供的材料的中，胡考出“高鶚續(xù)書”的結論。
自敘傳、曹作高續(xù)說是胡適從作者及版本的考證中得出的主要結論，俞平伯、顧頡剛對“自傳說”既有認同也有保留，對曹作高續(xù)則完全贊同。與胡重在歷史材料的考證不同，俞重在《紅樓夢》前后文本的對勘，顧介于兩者之間�！斑m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發(fā)現(xiàn)；
但我和平伯都沒有找著歷史上的材料，所以專在《紅樓夢》本文上用力，尤注意的是高鶚的續(xù)書�！保�10）俞的重要性在于，胡提出高鶚續(xù)書的根據(jù)是“戚本”的參照和俞樾的旁證，“證據(jù)固然重要，總不如內容的研究更可以證明后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做的�！保�11）俞著《紅樓夢辨》，始終圍繞著一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文本，一方面辨?zhèn)�，辨證高續(xù)是否符合曹雪芹的本意；
另一方面是存真，考察前八十回中有什么可以商討的，后四十回中有什么遺文佚事可以搜輯：“我處處去尋找前后的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來攻擊四十回，使補作與原作不可調和，不能兩立。我們若承認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就不能同時承認后四十回也是他做的�！保�12）
“新紅學”之所以是科學的，不在于結論而在于方法。方法就是從作者生平和版本的材料中推出結論，就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jié)。本來，蔡的索隱也是重證據(jù)的，元春、寶蟾等人因為證據(jù)不夠，蔡就沒有輕易斷言她們的本事。但胡認為，對于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證據(jù)”只能是能夠考定作者、時代、版本的證據(jù)，而不能是隨便引來穿鑿附會的證據(jù)，離開了作者的生平，“古往今來無數(shù)萬有名的人，那個不可以化男成女是大觀園里去，又何止朱竹宅、徐健庵、高士奇、湯斌等人呢？”不能先有成見再去找證據(jù)，“我很盼望讀《紅樓夢》的人把向來的成見暫時丟開，大家揩揩眼鏡來評判我們的證據(jù)是否可靠，我們對于證據(jù)的解釋是否不錯�！保�13）
第三，傳播科學的方法。胡反復強調，他考證《紅樓夢》的動機不只在于催生紅學，而是宣傳一種科學方法�！拔业膸资f字的小說考證，都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實例來教人怎樣思想�！薄霸谶@些文字里，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tài)度，一點科學方法�？茖W精神在于尋找事實，尋求真理�？茖W態(tài)度在于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著證據(jù)走�？茖W方法只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jù)，只可懸而不斷；
證據(jù)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奉為定論。”（14）考證《紅樓夢》在廣泛的意義上只是他應用科學方法研究古典的試驗，新紅學可以成為現(xiàn)代人文學科的示范。
就反對索隱派而言，胡的出擊是有力的，但他不可能終結紅學索隱。一方面，《紅樓夢考證》發(fā)表后，索隱派一度陷入困境，從此也不再是談論紅樓的主流。另一方面，索隱派并未繳械投降。蔡在《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胡適作了回應，堅持認為自己的索隱是有原則、重證據(jù)的，即使不確，也不能否認全部索隱。作者、版本問題固然重要，但索隱也即“情節(jié)考證”并非不重要，中國文學歷來有此傳統(tǒng)，猜謎是“中國文人的習慣”。最后，蔡還反擊了自傳說，“書中既云真事隱去，并非僅隱去真姓名，則不得以書中所敘之事為真�！保�15）1927年，蔡又在為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考證》寫的序中堅持已說：“此類考據(jù)，本不易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xù)研求，方以多歧為貴，不取茍同也。先生不贊成胡適之君以此書為曹雪芹自述生平之說，余所贊同�！保�16）壽鵬飛之后，紅學索隱仍不絕如縷，重要著作有1934年景梅九的《紅樓夢真諦》、1959年潘重規(guī)的《紅樓夢新解》、1972年杜世杰的《紅樓夢原理》、1980年趙同的《紅樓猜謎》、1984年李知其的《紅樓夢謎》等，他們都與蔡元培一樣強調小說的民族感情和政治傾向。
就創(chuàng)立新紅學而言，胡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新紅學的一些主要結論，曹雪芹是作者，迄今仍是較能使人心安理得的判斷；
自傳說雖然有包括俞平伯、顧頡剛等人的種種懷疑和否定，但長期支配著紅學研究；
曹作高續(xù)則直到1959年“夢稿本”出世后才受到質疑；
新紅學得以建立的方法即考證，迄今仍是紅學的基本方法之一。胡適晚年說：“我對《紅樓夢》的最大貢獻，就是從前用�？�、訓詁考據(jù)來漢經(jīng)學、史學的，也可以用在小說上�！保�17）用這種方法胡打破了近百年中有關紅樓的種種猜測附會之論，破除了索隱派的種種迷霧，第一次把紅樓帶到正當?shù)膶W術研究的軌道。從此后的紅學發(fā)展來看，考證不但可以用在紅學上，而且差不多就是紅學唯一的方法。幸運的是，從作者到文本，《紅樓夢》確實有許多問題需要考證，而不時發(fā)現(xiàn)的一些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又使考證得以可能。比如早期抄本的出現(xiàn)，曹雪芹家世材料的發(fā)現(xiàn)，使紅學考證數(shù)十年香火而不墜。只要有問題、有材料，新紅學考證就可維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宣傳科學方法而言，胡取得了最大的成功。顧頡剛說：“適之先生第一個從曹家的事實上斷定這書是作者的自述，使人把秘奇的觀念變成了平凡；
又從版本是考定這書是未完之作而經(jīng)后人補綴的，使人把向來看作一貫的東西匆忙地打成了兩橛。我讀完之后，又深切地領受歷史研究的方法�！保�18）后來在給俞平伯的《紅樓夢辯》寫序時，顧又提到：“我希望大家看著這舊紅學的打倒，新紅學的成立，從此悟得一個研究學問的方法，知道從前人做學問，所謂方法實不成為方法，所以根基不堅，為之百年而不足者，毀之一旦而有余�，F(xiàn)在既有正確的科學方法可以應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少；
我們正應當善保這一點便宜，趕緊把舊方法丟了，用新方法駕馭實際的材料，使得噓氣結成的仙山樓閣做了磚石砌成的奇?zhèn)ソㄖ��！保?9）顧是當局者，以他為主的“整理國故”的工作一直得到胡的鼓舞，但他的評價并不雜有個人感情。1943年8開始，上海的《學術界》曾把胡、俞、顧有關紅學的通信輯為《考證紅樓夢三家書簡》分期連載，編者的按語中說：“這三個人，于考證工作進行之際，相互討論商榷，極為密切。其書翰往來，數(shù)不在少。我們可在這些書翰中，見出三家治學論證的方法，其重要性，有過于考證之結果者。”現(xiàn)代新儒家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力熊十力是對鄙視紅學考證的人，對胡這方面的貢獻卻有一個客觀的說明：“在五四運動前后，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方法，此甚要緊。又陵先生雖首譯名學，而其文字未能普及遍。適之銳意宣揚，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邏輯。視清末民初，文章之習，顯然大變�！保�20）以至于不但郭沫若等3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要批判他，1949年后還需要專門一個運動來清算他的“主觀唯心主義”。
所以，無論是在胡的主觀構想還是在學術發(fā)展的意義上，新紅學的起源和根本都在“科學方法”四個字。除了其悲劇性結局外，胡對《紅樓夢》評價不高。在立意革新文學時，他以平民的立場推崇古代白話小說。《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以《紅樓夢》等小說為中國“文學正宗”，為“吾國第一流小說”�！督ㄔO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以自身體驗設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么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等書學來的嗎？”（21）但具體到《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胡從未推崇，“我寫了幾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一句贊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22）1960年他給蘇雪林寫信時說：“在那些滿州新舊王孫與漢軍紈绔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雖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以及當時整個的中國文學背景，都沒有可以讓他發(fā)展和修養(yǎng)文學的機會。在那一個淺陋而人人自命風流才士的背景里，《紅樓夢》的見解與文學技術當然都不會高明到那兒去�！摹都t樓夢》，依據(jù)我們現(xiàn)在發(fā)見的可靠資料來看，是隨寫隨抄去換錢買糧過活的，不但全書沒有寫完，前八十回還有幾回顯然‘未成而芹逝矣’，我當然同意你說‘原本《紅樓夢》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保�23）在與高陽的信中又說：“我常說，《紅樓夢》在思想見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比不上《海上花》，也比不上《儒林外史》，──可以說，還比不上《老殘游記》�！保�24）
但恰恰是通過胡的考證，《紅樓夢》的地位在現(xiàn)代中國冉冉上升，紅學成為其他學科可以仿效的典范學科，令學界人士競相鉆研。這正是“科學方法”的魅力。胡認為，提高像《紅樓夢》這樣的小說的地位，重要的不是美學、文學上的贊揚，而是把它提升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我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初期，便不厭其煩地指出這些小說的文學價值。但是只稱贊它們的優(yōu)點，不但不是給予這些名著應得的光榮底唯一的方式，同時也是個沒有效率的方式。要給予它們在中國文學上的就有的地位，我們還應該采取更有實效的方式。我建議我們推崇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對它們做一種合乎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研究，也是就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們要對這些名著作嚴格的版本�？�，和批判性的歷史探討──也就是搜尋它們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訂出最好的本子來。如果可能的話，我們要找出這些名著作者的歷史背景和傳記資料來。這種工作是給予這些小說名著現(xiàn)代學術榮譽的方式；
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研究的主題，與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史學平起平坐。”（25）經(jīng)、史、小說無論有多大的不同，但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或材料，卻是平等的。像《紅樓夢》這樣的白話小說，即使它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文學杰作，卻應當是嚴肅學問的對象。新紅學把長期受到貶抑和輕視的小說提高了與經(jīng)學、史學等傳統(tǒng)學術主題平等的地位，不但改變了學術研究的對象和范圍，也改變了傳統(tǒng)學術的重心，推進了現(xiàn)代學術的轉型。這可以說是胡適新紅學的主要意義。
然而，胡的新紅學可商討之處甚多。首先，它的主要觀點即“自傳說”能否成立就很困難�！白詡髡f”要求曹家與賈家的事跡的大體一致，紅學要能夠把賈家還原為曹家。胡本人沒有完成這一還原，他說的“最重要的證據(jù)”，即曹雪芹的歷史與賈寶玉的歷史的相似，也因有關曹雪芹的身世材料的缺乏而無法證實。此后的紅學家們做了大量研究，并在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中達到最大限度，但正如余英時指出的：“經(jīng)過五、六十年的考證，《紅樓夢》中的人物在曹家及其親戚中有痕跡可考的最多不過百分之一、二，而且紅學家之間對書中某人相當于歷史上某人意見仍極為分歧，……至于書中的事跡，今天能考證為確有所本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從一般的考證標準看，我們實在沒有理由說《紅樓夢》是‘曹家的真實事跡’。”（26）“紅學考證經(jīng)過了無數(shù)學者的五、六十年的長期努力，差不多已翻遍了故宮檔案和康雍乾三朝的文集（特別是旗人的作品），但是，我們平心靜氣地估計一下，所謂‘還原’的工作究竟完成了幾分之幾呢？這幾十年來紅學進展主要只是曹學的進展，在這一方面，成就的確驚人。然而，就曹學而言，進步主要也是限于曹寅和他和子侄輩；
對于曹雪芹，我們的知識依然非常貧乏，甚至他的生卒年歲也還在莫衷一是的階段，若要以曹學成績配合著《紅樓夢》的所謂‘真事還原’的工作來說，我們的展望則更為暗淡�！保�27）作為新紅學范式的“自傳說”要充分得到證實是不可能的。
當然，一家一姓的材料容易散失，況且曹雪芹的家世已經(jīng)徹底敗落。問題是，即使考出賈家就是曹家，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學的任務也遠遠沒有完成。小說只是小說，無論我們如何承認《紅樓夢》與曹家有多密切的關系，我們也不能把《紅樓夢》看作是曹雪芹身世的實錄和翻版。胡不是不懂文學，不是不能欣賞《紅樓夢》的美學價值。與此前的王國維一樣，他從來都是欣賞悲劇的：“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幸粌蓚�例外的文學家，要想打破這個團圓的迷信，如《石頭記》的林黛玉不與賈寶玉團圓………做書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顛倒是非，便是生離死別，他卻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偏要說善惡分明，報應昭彰。他閉著眼睛不看天下的悲劇慘劇，老實寫天工的顛倒慘酷。他只圖說一個紙上的大快人心。這便是說謊的文學。更進一層說，團圓快樂的文學讀完了，至多不過使人覺得一種滿意的觀念，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引人到徹底的覺悟，決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頭記》寫林黛玉和賈寶玉一個死了，一個出家做和尚去了，這種不滿意的結果方才可以使人傷心感嘆，使人覺悟家庭專制的罪惡，使人對于人生問題和家族社會問題發(fā)生一種反省。若是這一對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緣’，團圓完聚，事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這一 部大書呢？這一部書還有什么‘余味’ ‘余味’可說呢？”（28）
但為什么，胡的新紅學沒有把注意力集中在《紅樓夢》的“余味”上呢？第一，考證的價值與生命力是由索隱派賦予的，考證與索隱的相對立而存在。蔡的“康熙朝政治小說”論以及其他索隱者的“反清復明”論至大無外，他們根本不可能另編一套明清抗清史來配合《紅樓夢》人物和情節(jié)，只能在小說和歷史之間斷進行附會。胡看出索隱的根本缺陷，但其“自傳說”仍然認為小說背后有“本事”，只是把索隱派的民族血淚史換為曹家的衰敗史；
他只是從方法上質疑索派的“猜謎”，卻沒有看出索隱派的根本錯誤在于化小說為紀實，新紅學是對舊紅學的“反模仿”。從而，科學的紅學仍然是史學�！八摹詡髡f’本是相對于‘反清復明’的舊說而來，雖收宣傳之效而立意已偏�！保�29）偏就偏在不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牟宗三指出：“胡先生的考證雖比較合理，然究竟是考證工作，與文學批評不可同日而語。他所對付的是紅學家的索隱，所以他的問題還是那紅學家圈子中的問題，不是文學批評家圈子中的問題�！保�30）紅學是建立了，但《紅樓夢》卻從此遠離了文學。
第二，這與胡對“科學方法”的理解有關。從來源看，其“科學方法”就是杜威的實驗主義，胡把它概括和簡化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假設”要求的是一種懷疑精神，這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調，但胡從未對科學假設的性質作深入的解釋。假設無論是對是錯，都必須是“夠資格的假設”。提出有意義的假設與驗證假設的過程密切相關，每一個真問題都內在地預設了它的求解方向。只講“大膽”，易使人產(chǎn)生越大膽越好的錯覺�？茖W史上有許多假設雖然大膽發(fā)揚了懷疑精神，卻并不能成為夠資格的假設，因此沒有促進科學發(fā)展。比較起來，“小心求證”更符合科學精神，胡本人的實踐也更重在這一方面，“有一分證據(jù)，說一分話”。但它只涉及科學方法上的歸納法，只與地質學、植物分類之類科學有關，像數(shù)學、物理學、化學等理論性的自然科學，其突破與創(chuàng)新與歸納法關系很少。胡晚年回憶：他與丁文江都“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而赫氏恰好把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天文學都歸入“歷史的科學”一類，“翻成中國話，這就是‘考據(jù)’的方法�！保�31）至少，在要證據(jù)這一方面，傳統(tǒng)考據(jù)與其“科學方法”是一致的。“在傳統(tǒng)的‘考據(jù)學’、‘校勘學’、‘音韻學’里面，都有科學的法則存乎其間；
他們之間所用的治學法則，都有其相通之處�！紦�(jù)’或‘考證’的意義便是‘有證據(jù)的探討’。我說有證據(jù)的探討一直就是中國傳統(tǒng)的治學方法；
這也是一切歷史科學的治學方法，例如研究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天文物理學等等都是一樣的。”（32）考證就是“科學方法”，《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其中能夠成為考證對象的，也只有作者身世和版本演變等“材料”性質的東西。
嚴格地說，“科學方法”之于胡不只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主義”：科學能夠知道任何可以認知的事物，科學的本質不在它研究的主題，而在于它的方法。從這個立場出發(fā)，就會把一切學問和研究都化約為方法，化約為考證，把一切人文作品、審美對象都化約為材料�！拔覍τ谛≌f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保�33）性格、情景、美感、意義之類當然不是材料，紅學研究的科學化，是化文學為史學和文獻學，取消文學的審美層面。客觀地說，文學美學的“科學化”遠遠落在自然研究的后面，以至于19世紀、20世紀的許多理論家都做過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科學化”會不會導致對文學的審美價值和特性的否定，卻是現(xiàn)代思想極為警惕的。在胡考證《紅樓夢》的前后，以雅各布遜、什克洛夫斯基為首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們，也在進行建立文學科學的嘗試。不同于胡適，他們尋找的不方法而是對象，即文學作品之為文學的“文學性”。他們認為正是對象（文學性）及其定義方法，保證了文學科學的統(tǒng)一性�！拔膶W性”以其與非文學的差異為存在方式，具體地說就是文學以什么“手段”或“技巧”使“素材”成為文學。雅各布遜斷言：“如果文學科學想要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它就必須把‘手段’看作它的唯一的主角�！保�34）同樣是使文學研究科學化的努力，但對象的統(tǒng)一性意在發(fā)現(xiàn)文學的特殊性，而方法的統(tǒng)一性卻不承認文學的特殊性。
從而，考證在使紅學科學化的同時又因為小說畢竟不只是材料而導致對《紅樓夢》的誤讀，最終自我設限，束縛了紅學的發(fā)展。1925年，俞平伯發(fā)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原著中“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的觀點，并由此提出兩個重要原則：第一，必須區(qū)分文學與歷史：“……似乎不曾確定自敘傳與自敘傳的文學的區(qū)別；
換句話說，無異不分析歷史與歷史小說的界線。這種顯而易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可喻孩提的差別相，而我在當時，竟以忽略而攪混了。本來說《紅樓夢》是自敘傳的文學或小說則可，說就是作者的自敘傳或小史則不可。我一面明知《紅樓夢》非信史，而一面偏要當它作信史似的看。這個理由，在今日的我追想，真覺得索解無從�！庇徇�從文學的性質入手，指出文藝雖然決定于作者的生活經(jīng)驗，但作品卻又決非作者經(jīng)驗的重現(xiàn)。因為沒有區(qū)分文學與歷史，考證派紅學與它要攻擊并取代的索隱派紅學并無本質的不同，兩種方法都不能掌握這部文學作品：“昔人以猜謎法讀它，我們以考據(jù)癖氣讀它，都覺得可憐而可笑。這種奢侈的創(chuàng)造物是役使一切而不役于一切的，既不能用它來寫朝章國故，亦不能借此來寫自己的生平。”第二，必須區(qū)分文學與科學：“小說只是小說，文學只是文學，既不當誤認做一部歷史，亦不當誤認做一篇科學的論文。對于文藝，除掉鑒賞以外，不妨做一種研究；
但這研究，不當成為歷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對象既非歷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趣味的研究既沒有特殊的妙法，則何以區(qū)別于其他？我說，這種研究其對象與方法都不是固定的。如果你把研究釋為求得固定的知識，則它或本不成為研究，即說是在那邊鬧著玩亦可�！保�35）要區(qū)分文學與史學、文學與科學，就紅學而言，就必須放棄“自傳說”這一新紅學的中心觀念。
俞平伯發(fā)現(xiàn)了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文學的局限�！都t樓夢》要成為科學，必須具有客觀的知識性和可以討論的公共性；
但《紅樓夢》又是文學小說，不可能完全化約為可以中性處置的材料。學者個人可以從事考證或文學鑒賞，但紅學本身卻不能以考證來范圍。其實，胡雖未明說，但他實際上也遇到此一問題。一方面，胡對高續(xù)評價不高，認為它與曹雪芹構想有許多差距，最突出的是寶玉的結局，本來小說一開始就明說“一技無成，半生潦倒”，又說“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豈有“蘭桂齊芳”之理？而“懸崖撒手”怎么能理解成“出家成仙”？還以嘲諷的語調說：“高鄂補《紅樓夢》時，正當他中舉人之后，還沒中進士。如果他補《紅樓夢》在乾隆60年之后，賈寶玉大概非中進士不可了！”（36）另一方面，當1921年胡在亞東圖書館的支持下重新整理《紅樓夢》時，他選中恰恰是以有高續(xù)的程甲本。因為它畢竟保留了悲劇性結局：“我們平心而論，高鶚補的40回，比不上前80回，也仍然有不可埋沒的好處。他寫司棋之死，寫鴛鴦之死，寫妙玉的遭劫，寫鳳姐的死，寫襲人的嫁，都是很有精采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這些人都寫作悲劇的下場。還有那最重要‘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鶚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寶玉出家，作一個大悲劇的結局，打破中國小說的團圓迷夢。這一點悲劇的眼光，那許多續(xù)《紅樓夢》和補《紅樓夢》的人，哪一人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從棺材里扶出來，重新配給寶玉？那一個不是想做一部‘團圓’的《紅樓夢》么？我們這樣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鶚的補本了�！保�37）從考證上說，高續(xù)已不再是曹雪芹的自傳，但從文學上說，高續(xù)保留了悲劇結局，胡本人沒有把這一矛盾展開論述。
文學不是史學，一定把文學問題全部劃為史學問題，新紅學就難免像索隱派那樣猜謎。如果只是考出《紅樓夢》的作者及其身世，只是考出曹作高續(xù)，新紅學對索隱派就沒有多大破壞性，索隱屬于蔡元培所說的“情節(jié)考證”，與考證作者、時代、版本等等并不矛盾。如果只是提出“自傳說”，與索隱也無根本性沖突。只不過索隱派說《紅樓夢》是多人多事的影射，胡說是曹雪芹家世的自敘。胡針對蔡元培說：“因為不知道曹家的歷史，故人都不信此書為曹雪芹把真事隱去的自敘傳。”（38）但嚴格來講，知道曹家歷史與相信《紅樓夢》是自傳之間還是有距離的，一定要建立聯(lián)系，就必須把小說的人物、情節(jié)之類與曹家故實一一對照落實，這與索隱已無實質區(qū)別。胡本人不感到這一雷同，但俞平伯的態(tài)度一開始就有些猶豫�！都t樓夢辨》把“自傳”的意義具體化為三層含義：為感嘆自己身世而作、為情場懺悔而作、為十二釵作本傳，已經(jīng)是對“自傳說”的廣義理解。而且，即使是維護《紅樓夢》是作者“自寓身世”一說，俞也與胡不同。1921年，俞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從本書的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為最明確的事實�！保�39）但因為沒有曹雪芹本人的材料，無法證明賈寶玉即是曹雪芹。假如沒有別的證明曹雪芹是作者，或以后發(fā)現(xiàn)曹雪芹與賈寶玉性格不同，俞寧愿承認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更嚴重的是，《紅樓夢辨》出版后不久，俞的立場就發(fā)生了明顯改變。1930年的《〈紅樓夢討論集〉序》中，俞已經(jīng)在新紅學內部展開嚴厲的自我檢討：“索隱而求之過深，惑矣，考證而求之過深亦未始不惑�！都t樓》原非純粹之寫實小說，小說縱寫實，終與傳記文學有別。……吾非謂書中無作者之平生寓焉，然不當處處以此求之，處處以此求之必不通，不通而勉強求其通，則鑿矣。以之笑索隱，則五十步與百步耳，吾正恐來者之笑吾輩�！保�40）總之，小說取材于親身經(jīng)歷因而有自傳的成分或性質是一回事，說小說就是自傳是另一回事。1925年他告訴人們：“我恭恭謹謹?shù)卣f，我新近發(fā)現(xiàn)了《紅樓夢》是一部小說。”（41）俞平伯發(fā)表此論的前后，批評“自傳說”的文章頻頻出現(xiàn)，重要如黃乃秋的《評胡適〈紅樓夢考證〉》一文，就指出“自傳說”“大背于小說之原理”，因為“《紅樓》為已經(jīng)剪裁之人生”、“《紅樓》為超時空性之人生”、“《紅樓》為契合名理之人生”、“《紅樓》為已經(jīng)渲染之人生�！保�42）
為什么這些清醒的、也是屬于文學常識的觀念沒有改變“自傳說”，沒有改變以考證治紅學的主流？原因只在“科學方法”四字。1923年胡就發(fā)現(xiàn)：“這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
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tài)度。那個名詞就是‘科學’�！保�43）胡本人就是造成科學無上尊嚴地位的重要人物�！拔逅摹睍r期的“科學”概念主要不是與實驗科學、技術聯(lián)系在一起的概念，而是一種價值論意義上的“科學精神”、“科學方法”�？茖W的權威雖早已確立，但正如嚴復所說：“今之學者，為西人之政論易，為西人之科學難�！保�44）尊西固是時尚，但純西方意義上的科學卻沒有多少人能做。當科學由具體的數(shù)理化轉化為相對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后，人們就可以不必實際從事那較難的“科學”，只須運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的學問，即可同屬于有無上地位的“科學”。這就是胡說的：“學問是平等的。發(fā)明一個字的古義，與發(fā)現(xiàn)一顆恒星，都是一大功績�！保�45）所以，新文化運動的高潮過后，它的領袖人物以胡適為代表不是致力于自然科學研究，甚至也不是轉向文學翻譯或創(chuàng)作，而是回過頭去從事國故整理。其在思想史上的意義需要專門討論，但就他們本身而言，并不感到這是倒退。隨著1923年“科玄論戰(zhàn)”的開場，傳統(tǒng)考據(jù)是不是科學方法的問題被提了出來，張東蓀就表示反對。但在“五四”之后的一段時期，人文社會研究中真正取得成績的，恰恰是學術積累深厚、學者容易上手的國學考證。此后，科學概念進一步分化演變，自然成為科學的主體，但由于人文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充分探討，所以考證也仍然在文史領域長期保持著基礎性的地位，在“規(guī)律論”的政治話語盛行的時代，它還被認為是學術性的象征和保證�？傊�，科學的強勢話語建立了、也維持了紅學的基本模式。
2、政治運動與紅學普及
盡管《紅樓夢》具有豐厚的人文內涵、詩化的藝術情境乃至復雜的思想意義，在文化和審美價值上確實比《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高出一層，但它仍然是小說，是一般文人可以隨意談論的對象。胡適開創(chuàng)的新紅學要求對與小說有關的一切進行歷史考證，而像曹家故實、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當專門的課題，不是任何學人都可以輕易問津的。新紅學提升了紅學的地位和水準，卻也使紅學越來越精英化了。無論如何，紅學只是一門專業(yè)學術，談紅容易，研究紅學卻不容易。但49年后，《紅樓夢》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一度還出現(xiàn)了不少業(yè)余紅學家、“工農(nóng)兵紅學家”。相對49年以前紅學主要是一些精英學者的專業(yè)研究而言，49年后的紅學具有普及性特點。
這一切首先與毛澤東有關。當代中國的兩門顯學“紅學”與“魯（迅）學”，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毛提倡的“紅樓夢要讀五遍”、“讀點魯迅”是主要原因�？梢栽O想，如果毛以同樣的態(tài)度談論屈原，很有可能會出現(xiàn)“屈學”。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順口念出“折戟沉沙鐵未消”一句，杜牧的詩馬上就傳遍全國。這就是他的影響力，何況是兩度被他選中作為政治運動主題的《紅樓夢》？
毛最早讀《紅樓夢》是在長沙第一師范讀書時，井岡山時期他和賀子珍談過林黛玉，延安時代也對茅盾表達過自己的紅學見解。49年后他搜集了20種《紅樓夢》的各種版本。1952年，俞平伯的《紅樓夢辯》改名《紅樓夢研究》由棠棣出版社新版，毛讀過后的反應，有不滿和欣賞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毛對該書批了若干問號，對《作者的態(tài)度》、《〈紅樓夢〉底風格》兩章中感嘆身世、情場懺悔等觀點明顯表示不贊成�！懊珴蓶|讀俞平伯這本書，是在李、藍文章發(fā)表之前，或之后，還得而知。但這并不重要。無論在此前還是此后，他把《紅樓夢》當作社會歷史乃至階級斗爭典型反映的思路是明確和一貫的，和‘新紅學’不是一路，對這部小說的評價也比‘新紅學’高得多。李希凡、藍翎的文章一出來，引起他的重視，誘發(fā)他的興趣，博得他的叫好，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保�46）另一種說法是：“據(jù)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后，還把統(tǒng)戰(zhàn)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后來便把俞后補為全國人大代表�！保�47）孰是孰非，還須進一步考究。
毛對新紅學的評價比對索隱派高，直到1964年他還認為：“《紅樓夢》寫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紅學的到現(xiàn)在還沒有搞清楚，可見問題之難。……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保�48）所以他開始對俞著有較高評價是極有可能的。但毛歷來要求文藝為政治服務，注重從社會歷史的角度觀察文藝現(xiàn)象，早在1938年，毛就在延安“魯藝”的演講中說《紅樓夢》有極豐富的社會史料，所以就文學的一般觀念而言，李、藍的文章顯然更與毛一致，何況李、藍的文章都引用了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語錄來批判俞平伯的主觀唯心主義。加深毛的印象甚至激動毛的情緒的是，李、藍“兩個青年團員”的文章恰恰又受到毛一貫厭惡的“大人物”的阻攔，這令他不能容忍了。
從1954年運動開始的當代紅學，有兩個層次，一是旨在建立新的意識形態(tài)的思想改造工程之一，二是以新的文藝理論重新解釋《紅樓夢》。
政治制度、經(jīng)濟基礎變革之后，思想文化等意識形態(tài)領域也要隨之變化，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更是毛澤東改造中國的內在要求。對毛來說，意識形態(tài)的革命甚至可以先于、重要于基礎層面的革命。1948年中共稱胡適是國民黨“罪大惡極的幫兇”之一，49年后認為胡適與蔣介石“一文一武”是人民的公敵。李、藍文章發(fā)表后如何為毛所發(fā)現(xiàn)并以此作為批判“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的契機，這一過程需要檔案材料的公開才能清楚，也許正是因為俞平伯紅學研究與胡適的關系。但即使沒有李、藍的文章，清算胡適的運動也肯定要展開。1954年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和俞過不去，也不只局限于《紅樓夢》研究及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而是要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學術文化的各個領域，徹底清除胡適及一切舊思想的影響，確立馬克思主義的統(tǒng)治地位。為了保證運動達到預期目的，中央正式成立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人組成的委員會，這個主要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黨的文化官員組成的級別不高的委員會主要在前臺活動，真正掌握運動的是毛澤東。與此同時，中宣部精心設計了一個運動方案，確定了九個題目，包括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中國哲學史》、文學思想、《中國文學史》、考證在史學中的作用、《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及其產(chǎn)生的社會背景、《紅樓夢》的研究著作。一方面發(fā)動全國學者大規(guī)模參戰(zhàn)，另一方面分工寫作，每一個題目都是專門人員批判。差不多是責任到人。
這是不是夸張了？一點也不，在毛看來，這是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任務。1955年2月，陸定一在省市宣傳部長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重要部署：從現(xiàn)在起，我們要進行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即以大約八年的時間，展開一個全國性的思想運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批判資產(chǎn)階級的唯心主義思想，使全國五百萬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shù)懂得什么是唯心主義，什么是唯物主義。
1955年3月1日，中央發(fā)出《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其中說：“沒有這個思想戰(zhàn)線上的勝利，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就會嚴重受阻�！保�49）
由于批俞是為了批胡，所以與后來歷次被批判的主角比起來，俞個人還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不但毛澤東在信中說：“俞平伯這一類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的態(tài)度”；
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中宣部內部會議上甚至具體地說：“俞平伯可以不作檢討，要堅持他的思想也有他的自由，不能就因此給他減薪或把他扣起來。”（50）郭沫若、周揚后來在批判發(fā)言中也附帶地說了“開展學術的自由討論”、“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誰都有權利，根據(jù)真理來作是非的判斷”之類的話。但由于什么是真理是由毛澤東的最高指示來欽定的，而且運動的性質被定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chǎn)階級與資產(chǎn)階級的斗爭，俞哪里還能堅持自己的錯誤？運動當然不會真的像毛、林公開說的那樣溫和，各種批判會上調門很高，李、藍甚至在《走什么樣的路》一文中把有關《紅樓夢》的討論說成“是過渡時期復雜的階級斗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俞不得不在急風暴雨中作了檢討，此后一度“交游寥落似晨星”，以至于1986年，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胡繩在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的紀念會上承認：“1954年下半年因《紅樓夢》研究而對他進行政治圍攻，是不正確的�！薄�1954年的那種做法既傷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學術與藝術的發(fā)展�！边@當然是事實，但如果考慮到從批胡風到批“四條漢子”，只要是毛澤東親自發(fā)動的文化批判運動，被批判者都沒有好下場，不但不再有發(fā)表文章、從事學術工作的權利，有的甚至生命不保，那么可以說與歷次受害者相比，俞的命運又確實太好了。只兩年時間，中央領導人就為他在政治上平反；
1956年評職稱，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高級領導人的同意，俞被評為一級研究員，不久對給他配了助手校勘《紅樓夢》。因禍得福的是，由于有了這一次運動的經(jīng)驗，此后的多次運動基本上沒有俞的事。1957年“鳴放”期間他和其他老先生勸那些青年學生：“我們老頭都不這么說，你們怎么這樣說？你們一些話出格了，我們老頭說不出來�！保�51）
俞平伯經(jīng)受了運動的洗禮，紅學也經(jīng)歷了轉型。1949年以后，包括《紅樓夢》在內的一切中外文學作品都要經(jīng)歷一個重新評價的過程，新的標準是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但文學作品的社會政治價值又是難以確定的。王瑤曾介紹介紹說49年后的古典文學研究的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白居易、杜甫、《水滸》為代表，第二階段以李白、陶淵明、《紅樓夢》為代表。在前一階段中，盡管大家理解的深度仍有不同，但那些作品的人民性是可以從字面上找到的，因此爭論就不多；
雖然很多問題也并未真正解決。目前似乎正到了第二階段，這些作家和作品大家也以為是一定要肯定的，但對如何肯定就很有紛歧了；
因為這些作品中的人民性的表現(xiàn)是復雜的和曲折的，需要作具體的和細致的分析，因此直到現(xiàn)在似乎還仍在討論階段�！保�52）白居易、杜甫、《水滸》要或反映人間疾苦或表現(xiàn)底層造反，與新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完全一致；
但李白、陶淵明、《紅樓夢》這些既不能否定，但又沒有確定的人民性、政治性的作品該如何估定？
如何評價《紅樓夢》是學術界的事，政治人物關心的是如何改變整個學術思想，不同的目的之所以焦聚于《紅樓夢》，是因為運動要達到目的就必須找一個具體的靶子、要有一個突破口。據(jù)林默涵說：“現(xiàn)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底胡適；
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如果不找一個具體對象，只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大家也不注意�，F(xiàn)在具體提出《紅樓夢》的研究來，斗爭就可展開了。”（53）周揚后來也特意指出李、藍“不是抽象地提出問題，而是抓著了一個具體的對象，執(zhí)行了尖銳的批評的任務。”（54）這是一種政治智慧，并非人人都能理解。時任《中國青年》雜志總編的韋君宜就覺得：“俞平伯的說法，那種瑣碎的考證，完全不符合我們當時的‘馬列主義’習慣，本是不言而喻的�？墒牵奈恼聟s頗有給我們這些長期浸淫于自造的‘馬列主義’大潮中的人們一點新奇之感至少可以娛耳目悅心性吧，害處也不會大。
一一說真格的，誰不會用那點簡單的‘馬列主義’批判他？……我只覺得李、藍兩位真是運氣好。他們兩位只是把這人人都能看到、人人都寫得出的問題寫了一下。別人之所以不寫，有的是覺得俞平伯反正是資產(chǎn)階級人物，不值得跟他講馬列主義。有的人是覺得俞的著作只是解放前留下來的幾個小冊子，并非在解放后向共產(chǎn)黨大張旗鼓地挑戰(zhàn)，何必那樣對待人家？”（55）批俞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要抓一個“典型”。
從而，盡管評論54年運動主要不是紅學史的論題，但它畢竟圍繞紅學研究展開，并且運動的主旨之一是建立文學研究的新話語，所以它對紅學的影響就極其深創(chuàng)。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最能解釋古典的、非無產(chǎn)階級創(chuàng)作的，是恩格斯在談到巴爾札克時說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對作家世界觀的勝利，它說明產(chǎn)生于過去時代的作品可以具有進步意義。這就是李、藍的根據(jù)：“要正確地評價《紅樓夢》的現(xiàn)實意義，不能單純地從書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作者的世界觀的落后因素，以及他對某些問題的態(tài)度來作片面的論斷，而應該從作者所表現(xiàn)的藝術形象的真實性的深度來探討這一問題。”（56）“《紅樓夢》之所以能在創(chuàng)作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就在于曹雪芹的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和世界中的落后因素并不完全一致�！保�57）創(chuàng)作方法勝利論的關鍵是作品真實反映了社會現(xiàn)實，這種反映在作品中的客觀內容可以超越作者世界觀的局限而揭示現(xiàn)實的本質。封建時代的社會本質，按毛澤東的一慣說法，就是地主官僚對人民的壓迫剝削以及人民群眾的反抗�！白髡吒羁痰亟沂境龇饨ㄉ鐣纳顑热�，并進而涉及到封建制度的全部問題。作者真實地描寫了這個階級生活的基本特點：殘酷的剝削，無情的統(tǒng)治，偽裝的道學面孔，荒淫無恥的心靈。這些暴露和批判的本身有著充分的人民性。人們借此了解了封建官僚地主階級的本質，認識了封建社會的真實面貌，引起強烈的憎恨，并進而全面否定了這丑惡的現(xiàn)實。”（58）
以敘述故事和描寫人物為特性的小說為什么能負載這么多的政治內容？恩格斯的現(xiàn)實主義論還有一條叫“典型論”，即文學人物的普遍概括性。塑造典型是現(xiàn)實主義不同于自然主義的根本特點，《紅樓夢》只寫了一個賈府的罪惡與衰亡，但它概括了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本質。李、藍以此反對局限于一家一姓的“自傳說”：“造成《紅樓夢研究》這些錯誤的根本原因，是俞平伯先生對于《紅樓夢》所持的自然主義的主觀的見解。但是，這種把《紅樓夢》作為一部自然主義來評價，而抽掉了它的豐富的社會內容的見解，無非是重復了胡適的濫調。……都是否認《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杰作，否認《紅樓夢》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會的人的悲劇，進而肯定《紅樓夢》是個別家庭和個別人的悲劇，把《紅樓夢》歪曲成一部自然主義的寫生作品�！保�59）給李、藍提供批判靶子的是，胡適曾說“《紅樓夢》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杰作”，俞平伯也說過“《紅樓夢》底目的是自傳，行文底手段是寫生”。但其實，胡的本意是說《紅樓夢》不是寫帝王英雄而是寫的平常人生，俞的“寫生”是強調其生動寫實，都不是貶義詞。
李、藍文章始終根據(jù)毛澤東對封建社會的論斷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強調《紅樓夢》反映的社會內容與階級斗爭，堅決否認《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或如通常理解的愛情小說。“《紅樓夢》出現(xiàn)在清代帝國的乾嘉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現(xiàn)象。乾隆時代正是清王朝行將衰敗的前奏曲。在這一巨變中注定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不可避免的死亡命運。這‘惡兆’首先是由腐朽的封建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崩潰開始。曹雪芹就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這個時代的轉換中崩潰了……他從自己的家庭遭遇和親身生活體驗中，已經(jīng)預感到本階級滅亡的的歷史命運。他將這種預感和封建統(tǒng)治集團內部崩潰的活生生的現(xiàn)實，以完整的藝術形象體現(xiàn)在《紅樓夢》中，把封建官僚階層內部腐朽透頂?shù)纳钫鎸嵉乇┞冻鰜�，表現(xiàn)出它的必然原因。作者用這幅生動的典型的現(xiàn)實生活畫面勾畫出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歷史命運。盡管這是一首挽歌，也絲毫未減低它的價值�！保�60）與胡適等不同，李、藍因為《紅樓夢》的社會意義和歷史價值而對它評價極高，《紅樓夢》不是康熙朝政治，更不是曹雪芹的自傳，而“是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毛澤東對這一句加了密密的圈點，并從此形成了把《紅樓夢》當歷史來讀的思路。
在政治權力的支持下，“斗爭論”紅學觀戰(zhàn)勝了新紅學，并被推演到任何一種古典文學作品的評論之中。但奇怪的是，“斗爭論”并沒有埋葬“自傳說”，新紅學的許多命題并未完全被運動的暴風雨蕩滌。關于“自傳”說，周汝昌當時就以魯迅為支援委婉地肯定了“實錄自敘傳”，他的《紅樓夢新證》認為曹雪芹的七代祖考和三代姻親都與這部小說息息相關，把曹家與賈家直接聯(lián)系起來。不同于胡適、俞平伯的是，周認為“自傳說”非但沒有降低小說的政治價值，相反是把小說與政治更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把紅樓夢的研究由與社會政治結合引向與社會政治分家的道路，卻不是我的目標；
恰恰相反，我正是想在自己的學識理論的有限水平上，努力尋找著紅樓夢的社會政治意義，把紅樓夢與社會政治更緊密地結合起來看問題�！保�61）如果曹雪芹的家世與康雍乾三朝的宮廷權力之爭緊密相關，小說的政治性不就得到論證？此外吳恩裕稱《紅樓夢》是“自傳體”小說，劉大杰說它是“自傳性質的小說”等等，都在寬泛的意義上肯定了胡適的一些觀點。
相比之下，考證受到更為寬容的對待。周揚當時就說得明白：俞平伯的考證，“不是為了在事實的基礎上對作品作全面的、歷史的、科學的考察，而是醉心于個別無關重要的細節(jié)，使讀者對作品處不到正確的完整的概念�！睂嶋H了貶低了小說的客觀內容�！拔覀儾⒉皇且话愕胤磳紦�(jù)工作，相反，我們需要真正科學的考據(jù)工作關于作者生平，創(chuàng)作過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zhèn)蔚目甲C，都是需要，但這種考據(jù)工作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不是目的。”（62）考證是基礎不是目的，這種說法不過是重復了俞平伯：“整理古書工作的基礎應該是�？薄Ｐ？惫ぷ鳑]有做好，其他工作都即如筑室沙上，不能堅牢�！保�63）而且周劃定的考據(jù)范圍，恰與胡適一致。當然區(qū)別是有的，考證是“基礎”，“基礎”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周揚以及批評考證的人所持的，考證只是基礎，重要的是思想藝術的評論；
另一種是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者所持的，考證是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任何評論都談不上。由于雙方都不否認這個“基礎”，且學術有分工，研究“基礎”的人并不一定都要走向“目的”。所以即使在運動中，仍然有相當多的老學者如吳恩裕、浦江清等維護考證的必要，以至陸定一在向中央報告時還說：“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學研究者在發(fā)言中為俞平伯的考據(jù)勞績辯護，主要是擔心自己今后的考證工作會不被重視。關于這一點，我們在發(fā)言中適當?shù)刈髁私忉��！保?4）運動高潮過后，任何考證都可以在提供材料、為研究作基礎的口號下展開，俞仍然可以整理《紅樓夢》的各種版本，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等完成的也仍然是考證方面的成果，后來還由紅學延伸出一個“曹學”，并成為80年代以后紅學的主體。
本文認為，胡適的中心觀念“自傳說”并不是新紅學體系中最重要的內容，以作者及版本為中心和考證方法才是新紅學的主導觀念。胡適說過：“我在這篇文章里，處處想撇開一切先入的成見；
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jù)的目的；
處處尊重證據(jù)，證證據(jù)做向導。引我到相當?shù)慕Y論上去。我的結論也許有錯誤的，──自從我第一次發(fā)表這篇《考證》以來，我已經(jīng)改正了無數(shù)大錯誤了，──也許有將來發(fā)見新證據(jù)后即須改正的�！保�65）紅學之成為科學，靠的不是“自傳說”，而是它的科學方法。但“自傳說”與“科學方法”又難以剝離，顧頡剛、俞平伯早就對“自傳說”存疑。54年以后，除極少數(shù)學者外，一般已不再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了。但縱觀大量的紅學考證，潛在地還是以“自傳說”為前提，否則很多考證、特別是關于“曹學”的考證就與紅無關。胡適是從考證中得出“自傳說”的，但后來的學者把這一程序顛倒過來，以隱含的“自傳說”來支撐考證，把清史研究當作紅學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乾嘉考證的繁榮有其特定的文化政策背景，考慮到政治化時代的特殊環(huán)境，可以說當時紅學考證是一場學術保衛(wèi)戰(zhàn)。如果沒有那些由潛在的“自傳說”支撐的考證成果，當代紅學除了很好地完成了政治宣傳之外，其學術價值是很難高估的。當那些用馬克思主義常識寫成的大量論著已成昨日黃花時，惟有那些考證性論著值得一讀，它們也許不是紅學更不是文學論著，但至少是清史或中國文化史論著。
紅學考證在54年后實際上是得到默認的，但其前提，是在觀念上接受“斗爭論”。只要承認小說充滿現(xiàn)實社會內容和和階級斗爭，承認《紅樓夢》是政治歷史小說，考證就可以獲得一定的生存權和有限的學術空間。如果說胡適帶給紅學的是科學方法、歷史考證，那么，毛澤東賦予紅學的則是社會內容和政治觀念，他們共同之處都是把《紅樓夢》當作歷史材料。
如果這一判斷是合理的，那么，可以認為，僅就紅學本身而言，1954年的運動沒有多大必要。胡適沒有否定曹家的政治關系，繼起的考證大家周汝昌更是用證據(jù)來說明《紅樓夢》的政治相關性。更重要的是，經(jīng)過1949到1950年的“政治學習”、經(jīng)過1951年9月開始的“思想改造”，像俞平伯這樣的舊學者都已完成了政治立場與文藝思想的基本轉換。在寫于54年運動之前的三篇文章《〈紅樓夢〉簡說》、《我們怎樣讀〈紅樓夢〉》、《〈紅樓夢〉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中，俞已經(jīng)在調整自己以適應變化了的政治環(huán)境，三文都首先強調《紅樓夢》是真實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暴露封建家庭的罪惡與婚姻的不自由的現(xiàn)實主義作品，都引用了恩格斯關于世界與創(chuàng)作方法相矛盾的一段話。其結論與李、藍文章大體一致：“《紅樓夢》在中國小說中，是一部空前偉大的作品。它的高度藝術性已久已被一百多年來的每一個讀者肯定了。但它的偉大不僅僅在于它的結構的龐大嚴整，人物的典型生動語言的流利傳神等藝術方面的成就上；
更重要的則在于它有著決定這些藝術性成功的高度思想性。它是以一個愛情悲劇為線索來寫出一個封建大家庭的由盛而衰的經(jīng)過的，從而真實地刻劃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黑暗和罪惡，成為反映封建社會的一面最忠實的鏡子，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現(xiàn)實主義的巨著�！保�66）俞本來《紅樓夢》的評價也不高：“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地們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中國一切底文學一一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類文學底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溆靡嗖贿^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閑書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學之林。”（67）但在1950年的《〈紅樓夢〉研究》中，上述文字被刪去了。顯然，無論是解釋還是評價，即使沒有54年的運動，俞也會走向李、藍的模式。盡管老人說新話總有些不順口，時髦話遮不住舊觀念。
正像胡適的紅樓考證主要是為了宣傳他的科學方法一樣，54年運動的主要目的也不是《紅樓夢》而是改造整個學術文化領域。對紅學這個學科來說，疾風暴雨式的運動功過參半。政治運動實際上破壞了對它的學術研究，新話語實質上毛澤東政治理論和現(xiàn)實主義文學理論的常識性普及，對《紅樓夢》的思想意義鮮有真切的闡釋，甚至在文風上也千篇一律。馮至當時就指出：“很多文章是公式化的，以為把下邊的這套公式在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頭上一套，便可以解決問題。（一）作者生平；
（二）作品內容；
（三）作品的人民性（從書中找出一兩段描寫勞動人民的，便算是人民性）；
（四）現(xiàn)實主義精神（有時把描寫逼真就認為是現(xiàn)實主義精神）；
（五）結論。如果書中有什么落后思想，不加分析，只說是‘受時代局限’，把這一公式到處套，不不解決問題的�！保�68）54年以后大部分紅學文章，實質上都是在這部小說中發(fā)掘與權力相配合的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不但學術價值甚少，而且很快就不堪卒讀。
然而，運動的特點就是它的全民普及性。“全國解放后《紅樓夢》一下引起那么廣泛的注意，吸引那么多的研究者，不能不認為與1954年的批判運動有直接關系�！保�69）一本研究古小說的著作被最高領袖點名批評，對它的批判又關系到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誰能不對這部小說刮目相看？運動使各種紅學著作成為暢銷書。1958年，俞校注的《紅樓夢》出版，到1962年，印數(shù)已達14萬部，《毛澤東選集》才印了5萬部。（70）在1963年那么困難的情況下，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俞平伯一本近600頁的《紅樓夢八十回校字記》。此前只有少數(shù)學者才能見到的孤本秘籍也開始影印出版。紅學如此顯赫，紅學家也就令人向往。何其芳本非紅學中人，“1953年2月到文學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我打算研究中國文學史。當時正準備紀念屈原，我就從研究他開始，寫出了我的第一篇關于我國古典文學的論文。接著研究宋玉，但沒有寫文章，后來又研究《詩經(jīng)》。歷時數(shù)月，還沒有把它的面貌和問題弄清楚，《紅樓夢》研究批判就開始了。緊接著是批判胡適和胡風的運動。以后，我的研究計劃改為研究清初的小說，寫出了關于《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的論文�！保�71）幾乎全國所有的古典文學研究者都參加了54年的運動，紅學從此獲得了在新體制下的通行證而成為老學者們的最佳選擇，并為新一代所向往。1957年“鳴放”期間，中國人民大學有一個著名的學生林希翎，因其激烈的批評聲音而被劃為右派，如果不是這個下場，她很可能是一個紅學新秀�！八久唤辛窒ｔ�，因為在批判《紅樓夢》研究中，她羨慕毛主席表揚了李希凡和藍翎兩個青年，才改成了這個名字。她本是法律系的學生，但隨后研究紅樓夢并寫出了頗有見地的文章。”（72）運動動員了當代第一代紅學家。完全可以說，政治運動在學術文化領域和社會精英層面中普及了《紅樓夢》。
但在毛澤東看來，《紅樓夢》的政治潛能僅靠一次批判運動是不能充分發(fā)掘出來的。54年他只是認同李、藍的文章，此后就不斷就《紅樓夢》和紅學發(fā)言。1973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紅樓夢》是思想和藝術結合得最好的一部古典小說，提議干部要多讀幾遍，并批評了認為《紅樓夢》主要是寫愛情的膚淺看法，明確指出《紅樓夢》是寫階級斗爭的，談情是為了打掩護。建國以來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紅樓夢》的還不多。這一講話直接啟動了1974年“評紅”運動。類似的觀點毛此前多次提到，為什么只有在1973年才形成“評紅”運動，其來龍去脈迄今仍不清楚。可以確認的，一是毛澤東《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發(fā)表20周年；
二是如御用喉舌梁效在《批判資產(chǎn)階級不�！分姓f的是為了“推動當前批林批孔的斗爭”。無論如何，“評紅”是1974年中國政治文化生活的主題之一，這一年，全國各報刊就發(fā)表有關文章319篇。
新一輪“評紅”的特點是，此時的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像54年那樣由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的“學術界”或“古典文學研究界”，運動沒有具體的批判對象。因而運動也就不像1954年那樣主要在學術文化界進行，而是擴展到各行各業(yè)，是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
理所當然地，“評紅”不但與學術無關，而且是“文革”破壞學術研究的一個環(huán)節(jié)。它標準文章是階級斗爭、政治掛帥的宣傳品，比54年的文章更不具有學術性。但這場仍然有它的吊詭。正如1954年的運動不是為了普及《紅樓夢》和俞平伯的著作，但客觀上擴大了《紅樓夢》與俞平伯的影響力一樣，1973年的“評紅”運動是全民普及《紅樓夢》的運動。當時的中國基本無學術文化可言，學術機關被解散，高等學校只招收工農(nóng)兵學員；
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在“五七干�！眲趧痈脑�；
除魯迅、浩然及一些工農(nóng)兵創(chuàng)作外，全國沒有一家出版社出版古典文學或外國文學，完全可以說是萬馬齊喑、一片荒蕪，但也正因此�！霸u紅”因此超出發(fā)動者的預期，客觀上給禁若寒蟬、一無可為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從事文史的老學者們從事學術工作的一個小小的機會。劉夢溪正確地指出這一事實：“就一部分古典文學工作者來說，在‘四人幫’砸爛傳統(tǒng)、摧殘學術文化的反動政策之下，長期不能從事研究工作，他們趁毛澤東同志肯定《紅樓夢》的機會，通過這部書作點文章，不能說沒有一定寄托的性質�！保�73）比如1974年春，文化部組織人重新校注《紅樓夢》，參與者都認為，“這是離現(xiàn)實遠一點，可以做點學問的好事（事實也證明。凡是參加過這次校注工作的同志，后來在紅學領域中，都有過突出的研究成果）�！保�74）這樣說，不是要肯定“評紅”，而是說它為無可奈何中的文史學者們提供一個唯一的可能：在寫“大批判”文章的同時，他們至少可以以為工農(nóng)兵“評紅”提供資料為由，進行寫一些史料考證。這一年，周汝昌在《文物》雜志第2期上發(fā)表《紅樓夢及曹雪匠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就“文革”前長期爭論的曹雪芹畫像問題發(fā)表看法；
同期雜志還發(fā)表了吳恩裕《曹雪芹佚著及其傳記材料的發(fā)現(xiàn)》一文，論證《廢藝齋集稿》是曹雪芹的佚著。不久，陳毓羆、劉世德著文質疑，胡文彬、周雷再發(fā)表文章隱然支持吳恩裕。由于雙方都感到材料不足，爭論不了了之。當然即使是考證也沒有完全擺脫當時政治語境，比如，在《廢藝齋集稿》的自序中，有編寫此書是“為今之有廢疾而無告者”之語，如此則曹雪芹有同情底層貧民的思想，這就比較容易支持《紅樓夢》的反封建主題。但考證畢竟與宣傳有區(qū)別，在有關佚著問題的討論中，大量涉及的是官制、文字、物價、詩風、天氣等問題，細致入微，具有當時條件下最強的學術性。如果不是“文革”，紅學肯定有更好的發(fā)展形勢；
但如果沒有“評紅”運動，周汝昌、吳恩裕等人連這樣的文章都寫不了。80年代后的紅學權威馮其庸，其紅學生涯就起始于以“洪廣思”為名在《北京日報》1973年11月23日發(fā)表《<紅樓夢>是一部寫階級斗爭的書》一文及次年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階級斗爭的形象歷史一一評〈紅樓夢〉》小冊子。政治運動開辟了“小人物”進入學術社會的道路，但“小人物”終于成為合格的學者，還必須由政治而學術。一度為政治運動搖旗吶喊的“洪廣思”之成為紅學名家的馮其庸，是因為他在寫宣傳文章的同時也開始了學術性的考證。他在《文物》1974年第9期以本名發(fā)表《曹雪芹的時代、家世和創(chuàng)作》一文預示了他此后的紅學考證。事實上，這場運動動員了當代第二代紅學家。除上面提到的外，還有呂啟祥、吳新雷、蔡義江等。
與1954年的運動一樣，有關出版社為了配合“工農(nóng)兵評紅”，在70年代中期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來只有少數(shù)學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成為荒蕪時代惟一的學術風景。當時編印的大量研究資料中，有不少是正在接受批判的紅學名著。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不但出了三輯收有紅學史上主要論著的《紅樓夢參考資料》，還單本翻印了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和《紅樓夢研究》“供研究工作者參考、批判之用”；
一些高等學校內部印刷的“參考資料”中，不少在“批判”的標題下大量選輯“五四”新紅學及“文革”前的文章，使“推薦”入學“工農(nóng)兵學員”們在注經(jīng)和宣傳之外感受到一點學術的流風余韻。
《紅樓夢》與49年以后的中國政治文化的息息相關，這是它普及的關鍵。但說《紅樓夢》是政治小說卻并非是毛澤東的獨創(chuàng)，不但蔡元培力倡此說，持“自傳論”最力的周汝昌也堅主此論。政治始終是20世紀中國的壓力性背景，如果沒有它，一部通常認為是談情說愛的小說又如何能中社會文化生活中如此沸沸揚揚？
3、學術權威與紅學論爭
俞平伯生前最后一篇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是《索隱與自傳說閑評》，其中說：“紅學為渾名實抑含實義。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保�75）此說與潘重規(guī)相似，但俞更強調王、蔡、胡的“師儒”身份：王國維是清末明初學界巨子，蔡元培任過執(zhí)新文化牛耳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他們來“大談”《紅樓夢》，是《紅樓夢》研究成“學”的外緣。20世紀中國是傳統(tǒng)價值系統(tǒng)急劇瓦解、文化領域發(fā)生根本變革的時代，在建立新的價值系統(tǒng)和學科分類之時，文化名人、權威學人介入是《紅樓夢》獲得全社會接受甚至崇拜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文學術有其內在邏輯，但學術名人們的倡導往往能改變一時代的學術趨勢。
除在專業(yè)紅學家和兩次運動中奉命寫批判文章的學者外，20世紀的著名人士造訪紅樓者甚多：
學者：顧頡剛、吳宓、郭紹虞、劉大杰、何其芳、陳覺玄、李玄伯、李辰冬、牟宗三、韓國磐、舒蕪、傅衣凌、啟功、程千帆、周紹良、鄧云鄉(xiāng)、徐恭時、鄧允建、王朝聞、王利器、鄭朝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海外的有周策縱、潘重規(guī)、徐復觀、夏志清、李辰冬、趙岡、余英時、柳存仁、方豪、陳慶浩、李潔華等。
作家：魯迅、胡風、沈從文、林語堂、巴金、茅盾、冰心、吳組緗、周立波、端木蕻良、張愛玲、楊絳、舒蕪、管樺、徐遲、白先勇、高陽、王蒙、劉心武等。
政治及社會活動家：梁啟超、蔡元培、陳獨秀、季新、王昆侖、毛澤東、郭沫若等。甚至林彪也批注過《紅樓夢》，江青也以“半個紅學家”自居。
名人和權威之所以樂此不疲地造訪紅樓，從客觀原因上看，第一，《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具有總結性意義的作品，是古中國可能產(chǎn)生的最好的作品之一，因而是文學鑒賞和研究的最好對象、最佳入口。這就是何其芳說的：“正是由于《紅樓夢》生在封建社會的末期，生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經(jīng)濟和文化都比較繁榮的時期，他所憑借的前人的思想和藝術的積累都十分豐富，他的天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長和發(fā)揮，他的作品里面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才可能那樣多方面，他的作品的現(xiàn)實主義的藝術才可能成熟和杰出，成為我國封建社會的文學的最后一個高峰。……它幾乎可以說對封建社會作了一次總的批判”。（76）如果不計較何其芳文句中經(jīng)濟決定論和封建社會等特殊觀念，那么這也是中國人的一般理解。《紅樓夢》不但包含了詩、詞、曲、賦等傳統(tǒng)文學樣式，而且把這一切都融入對日常生活的敘事這一具有現(xiàn)代性的小說藝術之中。它有古典文學的“意境”，也有現(xiàn)實主義的“典型”，可供任何讀者的閱讀和欣賞，也可以成為各種研究方法的試驗場。
第二，《紅樓夢》包含了中國文化的諸多方面，幾乎任何從事人文學術研究的人，都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自己所需要的東西，也應當從中發(fā)掘與各專業(yè)相關的材料。王希廉《紅樓夢總評》中說：“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對聯(lián)匾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
技藝則琴棋書畫、醫(y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果、畜養(yǎng)禽魚、針黹烹調，巨細無遺；
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jié)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侍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優(yōu)伶、黠奴豪仆、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
事跡則繁華筵宴、奢縱渲淫、操守貪廉、官闈儀制、慶吊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jīng)設壇、貿(mào)易鉆營，事事皆全；
甚至壽終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芍^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保�77）以《紅樓夢》為母題的戲劇、電影、電視劇、繪畫、書法、篆刻、園林、建筑、雕塑、陶瓷、編織、刺繡、服飾、茶藝、宴飲等等，數(shù)十年長盛不衰，已成為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三，紅學有特殊的示范功能�！拔逅摹睍r代紅學研究被胡適等人率先科學化，1954年以后又被徹底地政治化，對20世紀中國學術產(chǎn)生了極為深廣的影響，借助它來闡明一些學術思想，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1980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召開的《紅樓夢》研討會上，唐德剛就以《曹雪芹的文化沖突》為名討論紅樓諸釵是大腳還是小腳的問題，間接引發(fā)了與夏志清的爭論，被稱為“震動海內外的紅樓夢論戰(zhàn)風波”，各報刊爭相報道。其實，早在20年代末，《益世報》、《新民報日刊》、《全民周報》等報紙上就發(fā)表過多篇討論諸釵大小腳的文章。如此一樁小事，只因為與紅樓有關，就學才愛談，讀者愿看。所以周策縱在1972年就認為：“‘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于普遍流傳，家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態(tài)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fā)生遠大的影響。”（78）從紅樓可以找出通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出通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出口，紅學在當代語境地中并不僅僅屬于文學。
第四，紅學有特殊的消遣價值。曹雪芹本已說過：“……竟不若我半世親見的這幾個女子……觀其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奔螒c時的“二知道人”最先發(fā)現(xiàn)了這一點：“曩閱曹雪芹先生《紅樓夢》一書，心口間汩汩然，欲有所吐，輒思秉筆 縷，以手為口，為朋儕譴睡魔。謀生碌碌，無暇及此。幸而一日清閑，北窗臥覺，夢余說夢，意到筆隨，不自知疾癡性之復發(fā)也�！保�79）現(xiàn)代中國風云變幻，知識分子的位置和功能發(fā)生巨大變化，如何從傳統(tǒng)的“士”轉變?yōu)楝F(xiàn)代分工意義的專業(yè)學人，其間有許多糾葛矛盾；
而國家重建的艱難及政治斗爭的暴虐，更加劇了知識分子處境的艱難�！都t樓夢》中男女情愛的心理微瀾、精致的審美品味、幻滅人間的悲劇精神、嚴絲合縫的章法結構甚至暗語諧音等等，都可以成為知識分子任情使才的舞臺。正如俞平伯1930年說的：“夫流傳之短書夥矣，其膾炙人崐口者亦多，如《水滸》如《三國》其尤著者也，然皆不如《紅樓》之異說紛紜，可聚訟而如獄，可匯合而成書者，何耶？喁喁兒女果勝于長槍大戟耶？紅牙低按果勝于鐵板高歌耶？是則是矣，而猶未盡也。蓋其開宗明義之文章儼然懸一問題焉，此與其他小說差有分別，則后人從而討論之，以至于爭執(zhí)而聚訟之，宜也�！保�80）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后，有人寫詩云：“說部荒唐遣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不談新學談紅學，誰是蝸廬考索多。”詩下有注：“都人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jīng)濟；
康梁事敗，談經(jīng)濟者又改談紅學�！保�81）1921年，俞平伯給顧頡剛的信中說：“京事一切沉悶（新華門軍警打傷教職員），更無可道者，不如劇談紅樓夢為消夏神方，因此每一執(zhí)筆必奕奕然若有神助�！保�82）“北京風波”之后的1990年，宗璞讀了王蒙的《紅樓啟示錄》后“有炎炎日午而瑤琴一曲來熏風之感�！保�83）紅學是煩難的學問，治紅學遠遠不是消遣，但讀紅確有避事消遣之意。比如俞平伯的《〈壽怡紅群芳開夜宴〉圖說》一文，討論的是紅學中一個極小的話題，但他由群芳的座位次序說到小說的章法和人物的命運，既是對文本的細讀，也可“聊資談助”。紅學兼有智力游戲與發(fā)抒情性的功能，對名人權威們有相當?shù)奈Α?/p>
紅樓越顯赫，名人和權威就越要往里擠；
名人和權威擠的越多，紅樓就越喧鬧，紅學越成為顯學，以至于一度紅樓擁擠、紅水泛濫。過分擁擠必然導致紅學內部頻繁論爭�！盎仡^看紅學轟轟烈烈，更只是千言萬語盾和矛，無窮無盡的筆墨官司總打不消�！保�84）本來任何學術都是在論爭中發(fā)展的，而紅學論爭卻又因為名人權威過多而形成“大人物”壓制“小人物”的現(xiàn)象，這使得紅學論爭具有一種如何安排學術體制的社會意義。
“小人物”與“大人物”的概念是毛澤東在54年提出的，“小人物”指李、藍兩個“青年團員”，“大人物”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的編者。54年10月28日，袁水拍發(fā)表《質問〈文藝報〉編者》，批評《文藝報》對“名人”、“權威”、“老人”的迷信。在后來的批判中，“大人物”也包括俞平伯這種49年以前已經(jīng)成名的權威學者。紅學評點和索隱因其缺少統(tǒng)一的方法和規(guī)范而很難有什么權威，新紅學以考證為主，考證既需要材料，也需要學問，普通學者兩方面都不具備，權威的形象和地位就特別扎眼。1952年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等論著出版后，“有人寫商榷文章寄到《文藝報》，接到的則是一封退稿信，上面說該書優(yōu)點多于缺點，其中缺點人們自會分清，用不著批評云云。”李、藍文章寄到《文藝報》后，干脆就沒有答復；
當江青找到胡喬木、鄧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要求《人民日報》轉載已在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發(fā)表的李、藍文章時，胡、鄧均沒有答應，理由是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后決定由《文藝報》轉載；
而《文藝報》主編馮雪峰在為此文加寫的“編者按”中，明確地說：“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光明日報》轉載時的編者按也說：“……本文作者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85）袁水拍后來在《質問〈文藝報〉編者》的文章中統(tǒng)計：1954年《文藝報》在19期中共發(fā)文五百多篇，編者加按語的只有13篇，其中12則按語都是支持和贊揚的，只有對李、藍文章是有所保留的。把這種現(xiàn)象說成是“甘心作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俘虜”是扯高了，而且據(jù)李希凡后來說，當時他對馮雪峰印象很好，“他有點像魯迅，很關心青年人的成長�！保�86）但學術領域權威與“小人物”不平等確實有時是令人氣憤的。
俞平伯早就說過，只抱著一部《紅樓夢》是不可能進行紅學研究的。李、藍這樣的小人物可以因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現(xiàn)實主義文藝思想而對《紅樓夢》的社會政治內容發(fā)言，但一涉及到考證，他們也只得承認：“搜集有關的材料是最困難的。最好的或較好的紅樓夢版本和其他古典文學研究材料，我們這些無名的渺小人物自然是到處借不到的�，F(xiàn)在想起來，對于有些大圖書館那一串苛刻的條件和限制，我們還不能不有所憤慨。當時，我們手邊只有一部日本出版的紅樓夢和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這自然是最被那些擁有海內孤本、珍本以及大批資料的專家們所嗤笑的�！保�87）李希凡出名之后到北京圖書館講演時，才得到館長丁志剛奉送的借閱證。但學術訓練非朝夕之功，何況是在“階級斗爭激烈”的時代！此后李主要關注的仍然是《紅樓夢》的政治思想，直到1973年，他還承認，有關《紅樓夢》的具體問題，“誰也沒有俞平伯先生熟悉�！币驗槿鄙僖恍l件和必要的準備，“小人物”的心態(tài)就比較復雜，一方面輕視考證之類的材料性、技術性功夫，或對考證的不屑一顧，或強調考證要服從于正確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另一方面對“大人物”擁有材料感到氣憤。在當時的批判文章，火氣最大、語言最尖刻的就是“小人物”對擁有材料者的批判。比如吳小如就諷刺說：“我們的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們，不仍舊是動輒以‘脂評’、以‘楝亭圖’，以永忠的三首詩，以甲辰抄本《石頭記》等等在讀者面前賣弄玄鬻么？”（88）《人民日報》1954年10月31日發(fā)表的黃肅秋的文章題目就是“反對對古典文學珍貴資料壟斷居奇的惡劣作風”，其中說：“據(jù)我所知，俞平伯先生就是有這種惡劣作風的一個。解放以前的情形且不管它，只說解放以后，大約是去年年底，俞平伯先生居然還寫信，經(jīng)過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向北京大學圖書館提出，不應該把紅樓夢的脂硯齋評本借給別人看�！保�89）紅學資料不少是由個人辛勤搜集的，部分地具有勞動成果的性質，他們理所當然地擁有優(yōu)先使用權，而且即使胡適秘藏甲戌本多年、吳恩裕不希望別人看到他藏的材料等等，他人很難過多地指責他們，但“小人物”的心理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大人物”的主要標志，是長期訓練和積累所形成的解決復雜問題的學養(yǎng)和能力，這也不是“小人物”具有的。茅盾《關于曹雪芹》一文的開頭就說：“世人艷稱，歷來研究莎士比亞的著作，汗牛充棟自成一圖書館。這番話，如果移來稱道曹雪芹及其不配的巨著《紅樓夢》，顯然也是合適的�！保�90）不讀完這個圖書館的相當部分，是很難研究紅學的。49年天翻地覆，人文學術各領域都必須話語更新，惟有在考證領域，權威們可以繼續(xù)保持自己的優(yōu)勢。54年運動中，批評者無論怎樣激烈，也沒有全部否定俞的考證成果，運動之后，俞仍在這方面用功。由于紅學需要考證的問題特別多，這個領域的權威們也就相對神氣。1980年周策縱由美訪華，邀周汝昌談紅。在看潘的詩作之后，周汝昌才靜靜地說：“你詩作到這樣，我們是可以談的了。”（91）周當然沒有說不具備作詩的能力就應該被排除在紅學之外，但顯然認為不是每個人、每個學者都有資格談論《紅樓夢》的。問題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自信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青年人不會望紅樓而卻步，“小人物”對“大人物”由敬畏而生反感是勢在必然。54年運動的過火和偏頗，也與毛澤東善于抓住“小人物”心理有關。無疑的，像俞平伯、周汝昌這樣的“大人物”既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組織安排的，他們的成名之路由冷板凳上消逝的生命鋪就，由顯赫的學術成就來奠定的。但即使如此，“小人物”的發(fā)言權和成長所需要的條件也應當有一定的保護。
54年的運動中，俞平伯、周汝昌、吳恩裕等“大人物”都受到批評，但一旦進入稍微正常一些的狀態(tài)，“大人物”還是余威尚存。李希凡后來控訴：“在紀念曹雪芹二百周年前后，‘新紅學’的考據(jù)學又大肆泛濫起來。俞平伯先生仍然在那里以‘權威’的地位多次宣傳他的看法，而青年們對俞平伯的新的批判，也還是繼續(xù)受到壓制�！保�92）他的證據(jù)是1964年有幾位青年寫文章批評俞平伯《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一文后，“強詞奪理”、“斷章取義”、“歪曲了俞平伯的原意”、“過分簡單化”等詞匯又被一些文學研究專家“祭起來砸向俞平伯新的批評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責成某編輯部同志逐字逐句查對俞平伯原文，多方尋找所謂是否有‘引申’、‘夸大’、‘歪曲’之處，要求作者一改再改，妄圖阻礙批判的進行。直到最后不得不發(fā)表這兩篇 批判文章時，有些人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章的題目上字斟句酌，大費心機。”（93）李所說的兩篇文章，就是高淡云、周淇分別發(fā)表于《文藝報》與《文學評論》上的兩篇《評〈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事實不一定如此，但其義憤之情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只是有權力壓制青年的決不會是早已受到批判的俞平伯，而只能是掌握話語霸權的“領導”。
其實，49年之后的“大人物”已主要不是學術權威。在政治統(tǒng)領一切的時代，學術服務于政治，全部資源都由領導掌握，個人甚至無權自由發(fā)表文章、出版著作，如此還能有什么學術上的“大人物”？這就是韋君宜說的：“把俞平伯說成是不可侵犯的學術權威！有誰 這樣承認過？說馮雪峰完全拜到在俞平伯的腳下。（夢想不到！馮雪峰是作協(xié)副主席，黨內文藝元老。俞平伯何許人？不是解放初期人人都知道的改造對象嗎？）”據(jù)王佩璋在“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介紹，1953年底，俞平伯應《人民中國》之邀寫了《簡論〈紅樓夢〉》一文后，為鄭重起見，把文章寄給了胡喬木，胡“提了許多意見，把文章退還給 俞先生，要他重寫�！焙鷨棠窘^非紅學家權威，只是因為他是政治上的“大人物”，就可以當仁不讓地指揮紅學上的“大人物”。不過在53年，學術權威還沒有完全屈從于政治權威，俞接信后只是讓他的助教王佩璋另寫了一篇。（94）政治權威當然不允許學術權威底氣尚存，54年運動解決了這個問題�！靶∪宋铩崩睢⑺{之所以敢向“大人物”俞平伯挑戰(zhàn)，是因為有“最大人物”的支持，在毛看來，像俞平伯這樣的學術權威是隨時可以被批判、被整肅的“改造對象”。此后的“大人物”，即使不是政治權威至少也得有政治權威的支持。李希凡脫穎而出后，俞平伯嚇得幾年不敢談紅說夢。但依靠政治權威翻身的李希凡也只是權威結構中一個層次，在他之上，還有更大的人物：
1954年作家協(xié)會召開的座談會上，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說李、藍的文章不過是講了“馬克思主義的常識”；
（95）也是在運動期間，何還說：“我們還沒成為他（俞）的俘虜，投降還說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藝術鑒賞還不如俞�！都t樓夢》后四十回讓俞先生來續(xù)的話，比高鶚要好。”（96）
1957年，何批評李、藍用清初的市民思想解釋《紅樓夢》是“老的牽強附會再加上新的教條主義”。（97）
何其芳之上，還有當時的“文藝沙皇”周揚。1954年運動中，周召見“小人物”，“要我們不斷地‘學習’和‘提高’，要我們掌握一兩種外國語，不要當崐土作家’，要我們多找某專家‘切磋’、‘研究’等等”。“小人物”對權威天生有一種敬畏心理，李不但對周揚等人“感謝不盡”，而且“在文藝黑線統(tǒng)治下又受到了資產(chǎn)階級 、修正主義思想的熏陶和腐蝕，更加香臭莫辨了。”結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黨需要我拿起筆進行戰(zhàn)斗的關鍵時刻，我卻被文藝黑線捏著鼻子拉去，做了他們假批判的工具，迷失了革命方向�！保�98）李這里所檢討的是1965年他沒有答應江青要他寫的《海瑞罷官》的文章，結果是江青在柯慶施的支持到上海找到姚文元。但李并未完全被周捏著鼻子走。1964年，李就典型問題批評何其芳：“何其芳同志的發(fā)表他的反批評，是用不著經(jīng)過‘審查’的，而我在1964年6月寫的批評文章，送到了《新建設》雜志，卻必須由周揚‘審查’。文章在周揚那里一壓就是幾個月。我只好請舊中宣部文藝處某負責人向周揚催促對此文的處理，得到的第一個答復是：‘不管何其芳態(tài)度怎么不好，也不許他李希凡態(tài)度不好，文章必須修改。’當時我在氣憤之下，就把此文小樣寄給了江青同志，并給周揚寫了一封信說明，此文已送江青同志。”最后的結局是：李對文章作了修改后由《新建設》雜志發(fā)表，雙方各退一步。（99）
更高的還有中宣部長陸定一。1956年陸發(fā)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著名講話，其中說道：“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藝工作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對他的學術思想上的錯誤加以批判是必要的，當時確有一些批評俞先生的文章是寫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則寫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過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說他把古籍壟斷起來，則是并無根據(jù)的說法。這種情況，我要在這里解釋清楚。”（100）
所有這些，都被李希凡理解為大人物在繼續(xù)壓制“小人物”。“文革”砸爛了崐“閻王殿”中宣部，李終于出了一口惡氣。毛澤東的信公開發(fā)表，李把它放大貼滿家中一面墻。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紅樓夢》，原來由何其芳寫的“代序”被換上了李希凡的序。也是這一年，李為其《紅樓夢評論集》撰寫“三版后記”，專門以“在文學思想戰(zhàn)線上”為標題，一口氣排比了圍繞紅學研究所發(fā)生的“階級斗爭”：
1957年1月，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8年2月，俞平伯校訂、王惜時參校的帶有長篇序言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9年9月，何其芳同志的《論“紅樓夢”》，以“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專刊”的形式，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0年1月，蔣和森同志的《紅樓夢論稿》，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59年11月，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百二十回本《紅樓夢》，經(jīng)過“重加整理”并為了“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思想內容、藝術成就，特商請何其芳同志崐將他所著的《論〈紅樓夢〉》一文節(jié)要壓縮，作為本書的代序”，重新再版。
1960年2月，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了俞平伯編輯的錯誤百出的增訂本《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1961年5月，《文藝報》第5期發(fā)表了俞平伯的《談古為今用》的文章。有人乘機叫嚷：“俞平伯這個名字在《文藝報》上出現(xiàn)，就是一個勝利�！�
1962年4月，捕風捉影的《京華何處大觀園》出籠。于是，成百萬字的關于曹雪芹座年和家世的煩瑣考證，在某些報刊上泛濫成災。
1962年6月，舊中宣部指令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翻印買辦文人胡適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舊文化部某負責人竟然下令保留底本上胡適的《序》、《跋》和印章。在柯慶施同志的堅決反對下，才不得不去掉為些反動貨色，卻又補上俞平伯先生寫的《后記》，對此書的來源既無說明，也無批判。
1963年2月，何其芳同志的《論〈紅樓夢〉》，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
1963年3月，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由原作家出版社再版。
1963年6月，俞平伯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由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同年8月，《文學評論》發(fā)表了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
1964年初，《文藝報》和《文學評論》都收到了青年同志寫的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的文章�！段乃噲蟆肥盏降哪瞧肚斑M了多少？》；
《文學評論》收到那篇原題為《〈紅樓夢〉研究中錯誤傾向的再現(xiàn)》。如我們在“附記”中指出的，這兩篇文章不僅都受到大加刪改，面目全非，而且被改成同一個題目：《評〈紅樓夢中關于“十二釵”的描寫〉。
紅學上的“階級斗爭史”是李希凡當時編纂的，情緒與事實雜揉，90年代他已在《毛澤東與〈紅樓夢〉》等文中作了部分修正。如果不以階級斗爭為綱，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里的關鍵是等級體制下大小人物之爭：“在那時的出版規(guī)格中是分等級的，高一等的名作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不為專家們所承認的不成熟的作品，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01）李希凡之所以能在1973年縱橫揮灑地評說歷史、聲調嚴厲地論說人物，是因為他這時已經(jīng)是“大人物”，他的書已經(jīng)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文章已經(jīng)取代何其芳的《論〈紅樓夢〉》成為新版《紅樓夢》的“序”，而陸定一、周揚、何其芳等已不再享有政治上的保護。政治化時代的“大”“小”之別，不完全取決于學術能力，而取決于政治地位，且“大”“小”之分隨時可以對調。
“文革”以后，“大”“小”人物已不再純粹由政治地位決定，學術成就和貢獻至少理論上是成為“大人物”的要素之一。但“小人物”與“大人物”的矛對峙有時仍很緊張。紅學上的重要資料已經(jīng)公開出版，但重要的學術刊物，必要的學術經(jīng)費等等，卻是由“大人物”操控的�！靶∪宋铩比绻c“大人物”觀點不同，他們之間就極易滋生矛盾。從1991年開始，歐陽健提出程本早于脂本、是《紅樓夢》的真本，脂批脂齋偽托等可能撼動百年紅學的新說后，紅學論爭出現(xiàn)了不僅僅是學術之爭的態(tài)勢。首先是馮其庸等人認為歐陽健是“弄虛作假”、“編假材料”、“非學術和非道德的喧鬧”；
接著，紅學“打假”成為1994年8月的在萊陽召開的“第七屆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和同年10月在武漢召開的“第五次當代紅學研討會”的主題；
還有人評述：《紅樓夢學刊》“連發(fā)多篇文章，對歐陽健先生實行棍棒包抄，堂堂全國性大刊物，竟然連一句獎掖后進的話也看不到！實在有失大家風范！有的權威甚至不屑看歐文一眼，就破口大罵，比惡婆還狠！”“馮其庸在他自己主持編的《紅樓夢學刊》上，親自寫文章，對歐陽健發(fā)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全無學術意味的‘圍剿’。”（102）最后又引起了“第一樁紅學官司”。歐陽健的觀點正確與否還有待時間和材料的檢驗，雙方關系的真相也還未充分顯現(xiàn)，但對馮的批評確已相當激烈。其實，崐與當年李希凡、藍翎比較，歐陽健還不能算是“小人物”，發(fā)表紅學論文時他已年過五十，是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明清小說研究》的主編。但在紅學領域，歐陽健哪能與馮其庸并列？從1978年開始，馮以其《論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曹學敘論》等著述及主編《脂胭齋重評石頭記匯校》、《八家評批紅樓夢》、《曹雪芹家世 紅樓夢文物圖錄》、《紅樓夢大辭典》等重要資料書而成為紅學上的“大人物”，他是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會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紅樓夢學刊》主編。如果馮其庸不首肯，一種紅學新說、一個紅學新人恐怕很難在紅學領域得到承認。這也就難怪，當歐陽健新說與馮不同、又受到馮其庸的輕慢之后，歐陽健等自然地把馮與54年毛澤東批評過的“大人物”聯(lián)系起來而自己則以“小人物”自居。
是學術就得有權威，否則就無法發(fā)展。至于權威是俞平伯、何其芳還是李希凡、馮其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權威從何而來，權威是否確實推進了學術發(fā)展。當代中國的問題在于，一方面我們需要建立權威以維護學術的尊嚴和規(guī)范，另一方面又保護“小人物”的研究條件和話語權利。因為當代中國的學術研究還屬于“計劃體制”，在學術資源、科研經(jīng)費相當有限的情況下，不但擁有學術權力、而且擁有行政權力的“大人物”，特別應當謹慎寬容，特別應當向蔡元培學習。與此同時，受到批評的學者也不宜把學術論爭隨意轉化為“大”“小”人物之爭，少作負氣之語。一句話，“大人物”要謹慎，“小人物”要謙虛，共同致力于學術真理的追求。學術由學者來完成，學術繁榮與否，首先取決于學者素質的高下，“大”“小”學者都得加強自我建設。
20世紀是紅學盛世。新紅學以其科學方法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學科，54年以后的紅學借助政治運動而普及開來，而紅學在其中生成發(fā)展的學術體制又是容易引發(fā)爭論的對立結構。所有這一切，都使得紅學成為20世紀的顯學。回顧歷史，我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科學紅學與政治紅學原來都發(fā)端于“常識”。當胡適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后，馬上告訴我們：“這個見解，本來并沒有什么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不過因《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xiàn)在對于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它有證明的必要了。”（103）李、藍文章發(fā)表后，何其芳認為此文不過是講了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常識”。確實，從文學研究角度看，說小說是作者的自傳，說小說包含著社會歷史內容，都還只是常識，如果說這兩個常識已經(jīng)塑造了20世紀紅學的基本格局的話，那么這正啟示著我們不應小看常識的威力。新的世紀還會有新思潮涌動，政治思想還會影響文學，但像胡適把科學方法引進紅學、毛澤東以政治運動重建古典文學研究并造成巨大影響之類的事件，可以肯定是不會重現(xiàn)了，新世紀的《紅樓夢》研究也可以肯定不會是顯學了。但有關《紅樓夢》的解釋和研究不會也不應消亡，它的前景既不會是科學的，也不會是政治的，而只能是文學的。在這個意義上，21世紀的《紅樓夢》研究有必要引入第三種常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就是俞平伯從2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提醒我們的：《紅樓夢》畢竟是小說！如此，則具有世紀意義的“紅學”將不再存在。
（1）潘重規(guī)：《紅學六十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第1頁。
�。�2）《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94頁。
�。�3）蔡元培：《石頭記索隱》，《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23一124頁。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
�。�4）《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80頁。
�。�5）《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81頁。
�。�6）《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75頁。
�。�7）《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18頁。
（8）《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86頁。
�。�9）《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08頁。
�。�10）顧頡剛：《〈紅樓夢辨〉序》，《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頁。
�。�11《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16頁。
�。�12）《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1頁。
�。�13）《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40頁。
�。�14）《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92頁。
�。�15）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六版自序》，《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122頁。
（16）蔡元培：《〈紅樓夢本事辨正〉序》，《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398頁。
�。�17）《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377頁。
�。�18）顧頡剛：《古史辯自序》，《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73頁輯錄。
�。�19）顧頡剛：《<紅樓夢辨>序》，《俞平伯論紅樓夢》，第79頁。
�。�20）熊十力：《紀念北大五十周年并為林宰平先生祝嘏》，《十力語要初續(xù)》，臺北：樂天出版社，1973年。
（21）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集》（2），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7一48頁。
（22）《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289頁。
�。�23）《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292一293頁。
�。�24）《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290頁。
�。�25）《胡適口述自傳》，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3年，第230頁。
�。�26）余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海外紅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0頁。
�。�27）余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海外紅學論集》，第76─77頁。
�。�28）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胡適文集》（2），第122一123頁。
（29）余英時：《眼前無路想回頭》，《海外紅學論集》，第85頁。
（30）牟宗三：《紅樓夢悲劇之演成》，《紅樓夢研究參考資料選輯》第三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
�。�31）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胡適文集》（7），第461一462頁。
�。�32）《胡適口述自傳》，第187─188頁。
�。�33）《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231頁。
（34）參見杰費遜等：《西方現(xiàn)代文學理論概述與比較》第一章，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
（35）《俞平伯論紅樓夢》，第341一349頁。
�。�36）《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17頁。
�。�37）《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17一118頁。
（38）《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40頁。
�。�39）《俞平伯論紅樓夢》，第21頁。
（40）《俞平伯論紅樓夢》，第360頁。
�。�41）《俞平伯論紅樓夢》，第333頁。
（42）黃乃秋：《評胡適的〈紅樓夢考證〉》，《紅樓夢研究資料選輯》第三輯，同前。
�。�43）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胡適文集》（3），第152頁。
�。�44）嚴復：《論教育書》，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60年，第113頁。
�。�45）胡適：《論國故學》，《胡適文集》（2），第327一328頁。
�。�46）參見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4一325頁。
�。�47）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1頁。
�。�48）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第329一330頁。
�。�49）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2頁。
�。�50）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6頁。
�。�51）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6頁。
�。�52）王瑤：《談古典文學研究工作的現(xiàn)狀》，北京：《文藝報》1954年第23、24期。
�。�53）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2頁。
（54）周揚在1954年10月24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古典文學部舉辦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會議記錄見《文學遺產(chǎn)》第二十九期（1954年11月14日）
�。�55）韋君宜：《思痛錄》，第25一26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
�。�56）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3頁。
�。�57）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6頁。
�。�58）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13頁。
�。�59）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35頁。
（60）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2一3頁。
（61）周汝昌：《我對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的看法》，北京：《人民日報》1954年10月30日。
�。�62）周揚在1954年10月24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古典文學部舉辦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fā)言。
（63）《俞平伯論紅樓夢》，第701頁。
�。�64）引自邊彥軍：《毛澤東論〈紅樓夢〉》，北京：《紅樓夢學刊》1993年第4期。
（65）《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18頁。
（66）《俞平伯論紅樓夢》，第807頁。
�。�67）《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89頁。
（68）馮至在1954年10月24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古典文學部舉辦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會議記錄見《文學遺產(chǎn)》第二十九期（1954年11月14日）。
�。�69）劉夢溪：《紅學三十年》，北京：《文藝研究》1980年第3期。
�。�70）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頁7，同前。陳說似有誤，“據(jù)文化部出版局統(tǒng)計，從1951年到1965年的15年間，《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累計印數(shù)約1000萬部�！保ǚ胶駱校骸懂敶袊霭媸飞咸厥獾囊豁摗�，北京：《出版史研究》第三輯）據(jù)此，1962年的印的《毛選》當不止5萬部。
�。�71）何其芳《〈論紅樓夢〉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72）李新：《反“右派”親歷記》，《中共黨史資料》第67輯，中共黨資料出版社，1998年。
�。�73）劉夢溪：《紅學三十年》，同前。
�。�74）李希凡：《紅樓夢藝術世界》，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第475─476頁。
�。�75）《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143頁。
（76）何其芳：《曹雪芹的貢獻》，北京：《文學評論》1963年第6期。
�。�77）王希廉：《紅樓夢總評》，一粟編：《紅樓夢卷》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49頁。
�。�78）周策縱：《論紅學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海外紅學論集》，第1頁。
�。�79）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紅樓夢卷》第一冊，第83頁。
（80）《俞平伯論紅樓夢》，第359頁。
（81）徐兆瑋詩，見《紅樓夢資料》第二冊，第404頁。
�。�82）《俞平伯論紅樓夢》，第40頁。
�。�83）宗璞：《〈紅樓啟示錄〉序》，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年。
�。�84）周策縱：《紅樓夢外一支 血淚書》，《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8頁。
�。�85）引自陳晉：《文人毛澤東》，第318一324頁。韋君宜對馮雪峰“按語”的理解是：“無非像是自己家的娃娃在外邊罵了別的老年人，自己為了面子關系（統(tǒng)戰(zhàn)關系）總要出來說自己孩子兩句�！保ā端纪翠洝返�25頁）當然，“統(tǒng)戰(zhàn)”的的對象從來都不是凡人百姓。
�。�86）李希凡：《紅樓夢藝術世界》，第391頁。
�。�87）李希凡、藍翎：《誰引導我們到戰(zhàn)斗的路上》，北京：《中國青年報》第22期，1954年11月16日。
�。�88）吳小如：《我所看到的目前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北京：《文藝報》1954年第23、24期。
�。�89）黃肅秋：《反對古典文學珍貴資料壟斷居奇的惡劣作風》，北京：《人民日報》1954年10月31日。
�。�90）茅盾：《關于曹雪芹》，北京：《文藝報》1963年12期。
�。�91）參見周策縱：《〈曹雪芹小傳〉序》，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
�。�92）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305頁。
�。�93）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49一50頁。
�。�94）韋君宜：《思痛錄》，第26頁。王佩璋的介紹見其在1954年10月24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古典文學部舉辦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會議記錄見《文學遺產(chǎn)》第二十九期（1954年11月14日）。
（95）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19頁。
�。�96）引自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4頁。
（97）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177頁。
�。�98）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311頁。由此可見，周揚當時還有革命性與學術統(tǒng)一的思想。
�。�99））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309頁。
�。�100）陸定一：《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北京：《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
�。�101）李希凡、藍翎：《紅樓夢評論集》，第306一307頁。
�。�102）豈凡：《從〈紅樓新辨〉引起的》，貴陽：《紅樓》1996年第4期；
克非：《世紀末“紅學”的尷尬》，廣州：《粵海風》19997年第10期。
�。�103）《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全編》，第194頁。
�。ū疚氖�2001年春為《紅樓夢》一書的修訂本而作，曾分開發(fā)表于一些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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