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蹆热萏嵋�］本文分析了美國對東亞一體化的關切與認知，探討了美國將可能采取的政策與對策。作者認為，一項明智而有遠見的美國政策應該是鼓勵和支持東亞的一體化，而東亞國家也應在推進區(qū)域合作的同時，考慮和照顧美國的合理關切，發(fā)展與美國的互利合作，誘導和鼓勵美國在東亞合作中發(fā)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

　�。坳P鍵詞］美國 東亞 一體化

　　隨著東亞一體化的發(fā)展和深化，特別是建設東亞共同體這一目標的提出，美國朝野對東亞一體化進程的興趣和關注也在上升。毫無疑問，作為在東亞有著重大的現(xiàn)實利益和巨大影響力的域外國家，美國是影響東亞合作進程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本文要探討的是，美國是如何看待東亞一體化的，其主要關切是什么？華盛頓已經和將要采取哪些措施來應對東亞這一意義深遠的發(fā)展趨勢？美國應如何明智地面對東亞一體化，東亞國家又應如何在推進區(qū)域合作的進程中處理好至關重要的美國因素？

　　關切與看法

　　美國看待東亞一體化的出發(fā)點，是這一進程將如何影響美國在本地區(qū)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利益。從結構層面看，美國在本地區(qū)的利益是通過保持美國對地區(qū)事務的主導權來實現(xiàn)的，而美國的主導地位又是通過特定的地區(qū)安排而賴以保證的。在安全上，美國長期保持在本地區(qū)的“輪轂－輪輻"式雙邊安全同盟，并在冷戰(zhàn)結束后對一些同盟關系進行了調整和強化。在經濟上，美國試圖通過亞太經合組織（APEC）來推進亞太地區(qū)的一體化，構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地區(qū)經濟秩序。此外，美國還力求使亞太地區(qū)的一體化與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相聯(lián)系，以反映美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所主張和維護的理念與規(guī)范。

　　從這樣的基本立場出發(fā)，美國對東亞一體化的首要關切是它的性質和發(fā)展方向。[1]例如，東亞共同體將導向較少包容性甚至排他性的地區(qū)集團還是更加開放、更具包容性的地區(qū)安排？它將是典型的“清談俱樂部"還是功能性的地區(qū)主義架構？從上世紀美國對馬來西亞領導人馬哈蒂爾提出的“東亞經濟核心"的態(tài)度即可看出，美國對不包括它在內的地區(qū)合作模式甚為反感。另一方面，美國對冷戰(zhàn)結束后亞洲多邊主義努力也看法不佳，認為由于過分強調成員間的共識和最低共同標準，這些多邊機制進展太緩慢，難以解決本地區(qū)迫切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問題。因此，美國希望東亞一體化的制度建構既是開放的和包容性的，又具有較強的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次，誰將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發(fā)揮領導作用？美國心目中的理想人選是日本。盡管在上個世紀90年代華盛頓對東京構建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經濟圈十分警惕，但時移勢易，隨著日美經濟關系的變化和政治與安全紐帶的加強，美國認為日本領導東亞一體化最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華盛頓也明白，由于日本與亞洲鄰國關系欠佳，加之在中國崛起背景下日本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東京已無力執(zhí)東亞一體化之牛耳。華盛頓最擔心的是中國成為東亞合作的領導者，不僅由于中國的地區(qū)合作理念與美國的偏好存在距離，而且也因為中國的影響力將因之進一步上升，而美國的影響力則遭到削弱。由此一來，美國似乎更看好東盟繼續(xù)主導地區(qū)一體化進程。

　　第三，東亞合作架構是否包括美國？美國雖然不是地理意義上的東亞國家，但鑒于其在東亞的重大利益和影響力，華盛頓對一個不包括美國在內的地區(qū)架構本能地感到不適。但是另一方面，美國也認識到，盡管東亞國家都希望跨太平洋關系是活躍而開放的，但即使是像日本這樣的盟友也對美國加入東亞峰會感到猶豫，擔心美國的加入將不可避免地導致華盛頓主導東亞合作的議程，就象美國在APEC中的角色那樣。另一方面，一些東亞峰會成員國出于牽制中國的考慮，又希望對是否最終邀請美國加入持開放的態(tài)度，而美國對成為東亞峰會觀察員身份表現(xiàn)出的興趣，意味著這將是美國參與該架構的最終可能的安排。

　　第四，東亞一體化與本地區(qū)現(xiàn)存的其他多邊安排的關系。美國尤其關心的是，擬議的東亞共同體是否會削弱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盟地區(qū)論壇等多邊機制。這些機制不僅是泛太平洋的（即包括美國在內），而且美國也在其中有重要的影響力，因此盡管這些機制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華盛頓也常常對此嘖有煩言，但仍視之為推進美國在本地區(qū)政策目標的有益的工具。正如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希爾（Christopher Hill）2006年5月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講中強調的那樣，亞太經合組織和東盟地區(qū)論壇是美國與亞洲和東南亞關系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2]此外，華盛頓還在意的是，東亞共同體是否愿意采納美國所主張的理念和規(guī)范，尤其是在反恐、防擴散以及促進自由而開放的市場方面。

　　第五，東亞一體化是否會削弱美國在本地區(qū)的雙邊同盟結構？雙邊同盟和前沿軍事存在是美國在冷戰(zhàn)期間形成的地區(qū)安全政策的支柱，華盛頓并沒有因為冷戰(zhàn)的終結而放棄這些重要的安全資產，而是對其作出重要調整以適應新的安全形勢，服務于美國在本地區(qū)的新的安全戰(zhàn)略目標。2005年7月，上海合作組織阿斯塔那峰會發(fā)表宣言要求美國確定從中亞撤軍的時間表，這使美國對亞洲地區(qū)多邊機制提高了警覺，擔心其中一些安排會影響美國在本地區(qū)的安全同盟關系和軍事存在。雖然東亞地區(qū)一體化主要是在經濟領域，但也會逐漸導向更多的安全合作，即使這些合作主要是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它還是有可能對美國主導的雙邊安全同盟體系產生某種影響。

　　盡管對東亞合作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擔心，美國的分析家也在東亞看到了一系列讓美國感到放心的基本事實和發(fā)展趨勢。他們深信，在可預見的將來，美國將是東亞不可或缺的力量。經濟上，美國仍是吸納東亞終端產品的最大的市場，是東亞外來投資的重要來源。安全上，美國的前沿軍事存在和雙邊安全同盟仍是地區(qū)安全的重要保障。即使是在非傳統(tǒng)安全合作方面，區(qū)域內國家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或能力問題，無法在必要時推動集體行動或投資于能力建設，而美國既有實施大規(guī)模海運和空運的能力，又與大多數(shù)東亞國家保持良好關系，能夠也愿意為本地區(qū)提供安全上的公共產品。在這個意義上，東亞合作并不意味著本地區(qū)可以告別美國的領導作用。[3]

　　不僅如此，美國還可以以不同方式或借助不同手段對東亞一體化進程施加影響，使之符合美國的利益。例如，美國不一定要親自參與東亞一體化的制度建構，但要確保這一制度建構符合美國的價值和利益。因此，華盛頓可以鼓勵和要求其亞洲盟友如日本、印度主張東亞合作的制度建設要反映開放、良治和法制的規(guī)范。在日本等國的堅持下，2005年12月首屆東亞峰會發(fā)表的《吉隆坡宣言》中強調，東亞峰會“將是一個開放、包容、透明和外向型的論壇，"將“推動加強全球性的規(guī)范和國際公認的價值觀"，[4]這無疑使美國在缺席此次會議的遺憾中又感到一絲欣慰。此外，美國的分析家認為，東亞各國在推動多邊合作的同時，也在謀求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追求相對收益，這意味著東亞一體化進程中合作與競爭并存。在他們看來，一些國家對中國“坐大"的擔心導致他們主張將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納入東亞峰會，類似的“均勢"行為也反映在其他的地區(qū)合作框架中。這無疑為美國提供了機會，可以利用一些國家提防中國的心理和“均勢"行為牽制中國，阻止中國主導東亞合作和在東亞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

　　政策與對策

　　對于東亞一體化的制度建構，美國的基本態(tài)度經歷了一個微妙的變化過程。2004年8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L. Powell）在談到擬議中的東亞共同體時表示，美國不認為有此必要。他還警告說，雖然主權國家有這樣做的自由，但它們的行動不應損害美國同亞洲朋友間的“良好而牢固的關系"。[5]鮑威爾的評論反映出美國對東亞國家謀求新的地區(qū)一體化架構的警惕。不過，隨著2005年12月第一屆東亞峰會的召開，美國的態(tài)度似乎也變得更加現(xiàn)實。2006年1月，美國APEC高官麥克爾·麥克拉克（Michael Michalak）就亞洲的一體化進程發(fā)表評論稱，美國不認為“10＋3"或東亞峰會會損害美國的利益，美國也不需要參加亞洲國家之間舉行的每一次會議和對話，但是麥克拉克強調泛太平洋伙伴關系和機構的重要性。[6]2006年5月，助理國務卿希爾更明確表示，亞洲國家希望加強他們自己的地區(qū)架構，就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地區(qū)集團所做的那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種一體化的制度建構的努力是亞洲內部發(fā)展著的經濟與金融一體化的反映，這并不令人意外。美國對此表示歡迎。[7]盡管美國的態(tài)度越來越務實，由于東亞一體化的目標和路徑尚不明朗，美國對這一進程仍在觀望和評估，其基本政策尚未完全定型。目前看來，根據(jù)美國在本地區(qū)的利益和政策偏好，結合美國思想庫的政策建議，可以對美國的政策態(tài)勢作出如下判斷，即：對東亞一體化表示理解甚至謹慎的有條件的支持，同時積極應對，以確保美國在本地區(qū)的利益和影響不被削弱。

　　從對策層面看，美國首先會謀求鞏固和擴展其在本地區(qū)的安全聯(lián)系。[8]雙邊安全同盟是美國長期以來在東亞安全投資的核心，也是美國推進其利益和對地區(qū)事務發(fā)揮影響的重要途徑。華盛頓將繼續(xù)強化與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的同盟關系，拓展與印度的伙伴關系，并試圖將這些雙邊安全關系聯(lián)系起來，組成以美國為核心的地區(qū)安全網絡，從而增強美國對地區(qū)安全事務的影響力，更好地牽制和平衡崛起中的中國。事實上，“構造一個亞洲版‘北約"來應付中國，一直是美國政府尤其是新保守主義政府的構想，"[9]而布什政府業(yè)已在這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2007年3月，日本和澳大利亞簽署《日澳安全保障聯(lián)合宣言》，《宣言》表示，日本和澳大利亞將在涉及雙方共同戰(zhàn)略利益的事務上加強合作與協(xié)商，包括定期舉行“二加二"外長以及國防部長會談。由于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的同盟關系，這就意味著以美國為核心的亞太地區(qū)三方安全聯(lián)盟的形成。華盛頓接下來將試圖把印度納入其中，組成亞太地區(qū)四國安全聯(lián)盟。

　　經濟上，重振亞太經合組織，加強在該組織框架內的合作，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qū)（FTAAP）的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qū)的主張最先由APEC工商咨詢理事會在2004年APEC領導人會議前提出，其基本設想是，通過APEC成員締結自由貿易協(xié)議，建立一個把太平洋周邊經濟體整合起來的自由貿易區(qū)，并改革APEC非強制性原則，使之成為一個約束性機制。[10]2006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前夕，美國表示出對討論亞太自由貿易協(xié)議問題的興趣。布什總統(tǒng)在會前訪問新加坡發(fā)表演講時稱，在亞太經合組織范圍內實現(xiàn)自由貿易協(xié)議的主意“值得認真考慮"。他強調說，亞太經合組織是本地區(qū)首要的經濟論壇，擁有在太平洋地區(qū)擴展自由貿易和機會的巨大潛力，美國將致力于使APEC成為推動太平洋地區(qū)經濟增長的更強有力的組織。[11]面對東亞一體化的深入發(fā)展，美國將越來越強調亞太經濟合作。如果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qū)的主張能夠被采納，APEC的發(fā)展將獲得新的動力，并有望扭轉近年來APEC成員熱衷于推動雙邊和次區(qū)域合作的勢頭。對美國來說，這將減輕東亞一體化對APEC發(fā)展產生的負面效應，使美國重新獲得在亞太經濟合作中的主導地位。

　　與此同時，美國正在并將繼續(xù)通過雙邊努力謀求加強與東亞聯(lián)系的紐帶。與有關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安排是其中一項重要舉措。美國與其他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xié)定往往既有經濟動機，也有政治和戰(zhàn)略動機。前者主要指增加貿易額、改善貿易條件和促進投資，后者則包括推行競爭性自由化戰(zhàn)略，塑造地緣政治，影響簽約國的政策制定，鞏固和提升盟友關系等。[12]近年來，美國加快了與本地區(qū)有關國家之間締結自由貿易協(xié)定的步伐，“從一定意義上講，這也是美國針對東亞區(qū)域經濟一體化動向所采取的未雨綢繆之舉。"[13]2007年4月，美國和韓國經過10個月的談判，達成了自由貿易協(xié)定。對華盛頓來說，這項協(xié)定有著重要的經濟和政治、戰(zhàn)略意義。韓國是世界第10大經濟體和美國的第7大貿易伙伴，該自由貿易協(xié)定的實施可望顯著提升美國在韓國的貿易和投資，因此美方認為美韓自由貿易協(xié)定是自1992年達成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以來商業(yè)意義最重大的協(xié)議。不僅如此，在東亞經濟一體化深入發(fā)展的背景下，該協(xié)定還有助于鞏固美國在東亞的戰(zhàn)略經濟地位。此外，在美韓安全同盟關系近年來因雙方在對朝政策上的分歧而日漸疏遠之際，達成這樣一個雙邊自由貿易安排也將有助于鞏固和拓展美韓伙伴關系。[14]到目前為止，美國已與澳大利亞、新加坡和韓國締結了自由貿易協(xié)定，與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自貿協(xié)定也正在談判或考慮之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接下來最重要的問題是能否與日本達成一項自由貿易協(xié)定。2007年2月美國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fā)表的《美日同盟》研究報告建議，美日應宣布盡快就達成一項全面的自由貿易協(xié)定開始談判。該報告稱，這樣一個自貿協(xié)定將大幅增加美國在日本的投資，在亞太地區(qū)市場經濟網絡中發(fā)揮核心作用，并將給亞太共同體的成員帶來巨大的政治和戰(zhàn)略利益。[15]

　　發(fā)展與東盟的伙伴關系是美國強化與亞洲特別是東亞聯(lián)系紐帶的另一重大舉措。美國長期以來與東南亞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上的聯(lián)系，但是近年來反恐和伊拉克戰(zhàn)爭分散了美國對東盟地區(qū)事務的關注，一些東盟國家也對美國的反恐政策和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感到不滿，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下降。與此同時，中國自新世紀初以來加強了與東盟國家的政治和經濟聯(lián)系的紐帶，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顯著上升。這一局面使華盛頓感到不安。布什政府從第二任期始著手加強與東盟的關系。2005年11月，在韓國釜山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領導人會議期間，布什總統(tǒng)與東盟7國領導人發(fā)表了《關于增進東盟－美國伙伴關系的聯(lián)合聲明》。用美國助理國務卿希爾的話說，這一伙伴關系的目標就是要使美國－東盟關系機制化，為其在21世紀的持續(xù)和發(fā)展奠定基礎。[16]2006年7月，美國與東盟簽署了《實施增進東盟－美國伙伴關系的行動計劃》，該計劃為美國與東盟在2006－2011年間在政治安全、經濟和社會文化等領域開展合作提供了藍圖。在政治安全方面，雙方探討未來舉行美國－東盟首腦會議的可能性；
加強在安全領域的對話；
通過信息共享、人員培訓等提升雙方在航海安全、環(huán)境保護和海事安全等海洋安全合作，密切雙方在打擊海盜、走私等方面的合作，深化和擴大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領域的合作。在經濟合作方面，繼續(xù)實施美國提出的《東盟企業(yè)倡議》，盡早完成《美國－東盟貿易投資框架協(xié)議》，建立加強美國－東盟貿易投資流動機制，定期舉行美國－東盟經濟部長級磋商會議。在社會和發(fā)展領域，雙方將加強在災害管理和應急方面的合作，美國將向東盟提供技術、資金和人員培訓等支持；
加強在防治艾滋病、非典和禽流感等傳染病方面的合作；
促進雙方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等等。[17]美國希望這一系列舉措將有助于提升其在東南亞的影響力，牽制中國在該地區(qū)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

　　面對東亞尋求新的一體化架構的努力，美國將嘗試從兩方面來施加影響。一是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東亞峰會的活動。這樣美國即使不是東亞峰會的正式成員，至少也沒有被完全排除在外。美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峰會的活動，不僅可以更好地掌握這一機制的發(fā)展動向，而且美國的代表置身于東亞峰會的議事大廳這一事實本身就可以有效地阻止峰會朝著美國不歡迎的方向發(fā)展。此外，美國的一些思想庫人士還建議行政當局與國會磋商，探討美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可能性，以為美國成為東亞峰會的正式一員鋪平道路。另一方面，美國將通過倡導和強調“有原則的多邊主義"來影響東亞合作的日程和價值規(guī)范，鼓勵日本等盟友在這一進程中推動在民主制度建設、良治和法制方面的更大的合作。[18]

　　最后，美國將繼續(xù)推動針對特定的地區(qū)問題的多邊機制，如針對朝核問題的六方會談、針對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防擴散倡議"、針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的“亞太清潔發(fā)展與氣候伙伴關系"等。一些美國學者還提出要在亞洲建立“7國財長會議"，以加強美國與本地區(qū)主要經濟體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合作。美國偏好這種功能性的多邊合作機制，主要是因為其制度建構的要求和成本較低，易于運作，有較強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促進美國在本地區(qū)政策目標的簡便易行的工具。此外，通過推進在功能性領域的合作，美國無疑可以保持甚至擴大其在地區(qū)事務中的影響力，并對東亞一體化起到某種牽制作用。

　　美國與東亞：謀求雙贏

　　東亞的一體化是冷戰(zhàn)結束后本地區(qū)發(fā)生的最重要的變化，這一進程將對地區(qū)格局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會深刻地影響到美國與東亞關系的發(fā)展。美國與東亞如何在這一過程中積極互動，達到雙贏，將是太平洋兩岸共同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

　　對美國來說，在觀念層面，要認識到東亞的一體化乃是不可避免的發(fā)展趨勢。東亞內部越來越密切的經濟聯(lián)系是一體化的最主要的動力。同時，在世界經濟區(qū)域化發(fā)展的大背景下，東亞國家也迫切需要通過地區(qū)整合以提升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更好地維護本地區(qū)成員的經濟利益。不僅如此，隨著東亞經濟力量的增強，東亞的整合也將提升本地區(qū)在世界政治舞臺上的地位，而目前東亞在世界政治中的發(fā)言權是與其日益上升的經濟地位不相稱的。從二次大戰(zhàn)以來東亞的發(fā)展軌跡看，從上世紀50－60年代以民族國家建設為中心，到70－90年代的經濟起飛，再到亞洲金融危機后的一體化建設，東亞的整合乃是本地區(qū)合乎邏輯的發(fā)展。用美國著名學者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話說，“無論美國喜歡與否，東亞國家有著加強正式的多邊經濟合作的強烈驅動力。"[19]

　　在利益層面，美國的關切主要體現(xiàn)在3個方面，即東亞一體化是否會導致美國的邊緣化，是否會導致中國在本地區(qū)影響力的強化，以及是否會導致亞太經合組織的弱化。在第一個問題上，顯而易見的是，雖然美國不是東亞國家，難以直接參與東亞的一體化進程，成為東亞共同體的一員，但鑒于美國與東亞深厚的政治、經濟和安全聯(lián)系，美國將繼續(xù)是本地區(qū)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美國廣泛地參與東亞地區(qū)事務是不可避免的，在某些問題領域甚至是必需的。同時，東亞共同體建設的開放性也意味著美國與東亞關系整體上仍有很大的發(fā)展空間。東亞國家間經濟關系的加深，在政治和安全領域合作的加強，地區(qū)合作機制的發(fā)展，不可避免會削弱他們傳統(tǒng)上對美國的依賴，降低美國在地區(qū)事務上的影響力，但只要美國以建設性的方式與東亞交往，就不必擔心被邊緣化。對于第二個問題，正確的視角是將崛起的中國放在東亞一體化的大背景中，而不是將東亞的一體化置于正在崛起的中國的陰影之下，換句話說，是“東亞的中國"，而不是“中國的東亞"。中國積極參與和推動地區(qū)合作固然會提升她在地區(qū)事務中的影響力，但這同時也使中國更深地置身于地區(qū)合作的網絡，更多地依賴與其他地區(qū)成員的合作關系。最終的可能是，東亞復雜的相互依存使崛起的中國成為地區(qū)力量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最后一個問題上，華盛頓應該明白，雖然亞洲金融危機和APEC在進一步自由化問題上缺乏共識導致東亞國家轉向本地區(qū)的合作，但這并不意味著亞太經合組織已壽終正寢。如果APEC能夠重新確定一個更加現(xiàn)實的議程，它仍然可以在促進泛太平洋經濟合作方面發(fā)揮其獨特作用。實際上，應該把東亞一體化和亞太經濟合作看作兩個部分重疊的圓，而不是通向截然相反方向的兩條跑道。例如，一些東亞合作的嘗試獲得成功后，可以稍后在APEC內推廣，而重新獲得活力的APEC框架內的合作也將推動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在這個意義上，東亞合作和APEC可以是相互促進的。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東亞合作問題上，一項明智而有遠見的美國政策應該是鼓勵和支持東亞的一體化。正如兩位熟諳東亞事務的美國前外交官莫頓·阿布拉莫維茨（Morton Abramowitz）和斯蒂芬·博斯沃思(Stephen Bosworth)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可以遲緩東亞的一體化進程，甚至能使這一進程泡湯，但這樣做是錯誤的。美國也不應該試圖擠進東亞的地區(qū)組合中去，或告訴東亞哪些國家應被包括在這一進程中。美國應該強有力地支持東亞更加深入的地區(qū)合作，包括最終創(chuàng)立東亞共同體。他們相信，東亞更大程度的聯(lián)合將促進美國的利益。[20]從東亞的角度看，美國完全可以在本地區(qū)一體化建設中發(fā)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如鼓勵東亞國家以東亞方式進行共同體建設，幫助東亞現(xiàn)有機制相互補充、相互豐富，加強與東亞國家在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的功能性合作，支持東盟在東亞共同體建設中的主導作用，等等。[21]

　　對東亞來說，能否在一體化過程中妥善應對美國因素關系到地區(qū)合作能否順利進行。處理美國因素的指導思想應該是：考慮和照顧美國的合理關切，發(fā)展與美國的互利合作，誘導和鼓勵美國在東亞合作中發(fā)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具體來說，做好以下3方面至關重要。

　　首先應保持東亞合作的開放性。首屆東亞峰會發(fā)表的《吉隆坡宣言》指出，“東亞峰會將是一個開放、包容、透明和外向型的論壇。"[22]中國總理溫家寶也在首屆峰會的講話中強調，“中國支持東亞合作保持透明和開放。中國反對搞封閉的、排他的和針對任何特定一方的東亞合作。"[23]從操作層面看，美國固然不能在結構上成為東亞共同體的一員，但卻可以參與在諸多功能性領域的合作，如能源合作，非傳統(tǒng)安全合作，東北亞合作安全機制建設等等。這些合作既保持了東亞合作的開放性，又有助于增強地區(qū)合作的效果，使東亞和美國達到雙贏。

　　其次是重振APEC。2001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第九次非正式會議提出，要為APEC在新世紀的發(fā)展確定一個新的政策框架，拓展ＡＰＥＣ的未來發(fā)展前景�，F(xiàn)在當務之急是拓展APEC的合作領域，以及在廣泛的共識基礎上制定一個更加務實的合作日程。東亞國家保持對推進APEC框架內的廣泛合作的興趣至關重要。唯其如此，才能使美國感覺到，東亞一體化的發(fā)展并不一定要以犧牲泛太平洋合作為代價。

　　最后，應探索建立美國與東亞合作進程的某種制度化聯(lián)系，以減輕美國對被排除在外的擔心，鼓勵美國為東亞合作發(fā)揮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美國以觀察員方式參與東亞峰會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另一種可能是東亞峰會與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沒有加入峰會的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建立“對話伙伴"關系。此外，鑒于東亞共同體建設的主渠道是“10＋3"，也可以考慮邀請美國等其他亞太國家成為這一合作機制的觀察員或對話伙伴。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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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關于美國對東亞一體化的關切與認知，本文主要參考以下文獻：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6; Ralph Cossa, “Evolving U.S. Views on the Future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of Asia," working papers, The Future Architecture of Asi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SIS, November 15-17, 2006.

　　[2] Christopher Hill,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Remarks to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ingapore, May 22,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6646.htm

　　[3] 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6, p. 8.

　　[4] “關于東亞峰會的吉隆坡宣言 "，2005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gcydyhz/9thdmzrh/t230070.htm

　　[5] Colin L.(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Powell, “Roundtable with Japanese Journalists," Washington, DC

　　August 12, 200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former/powell/remarks/35204.htm

　　[6] Michael Michalak, U.S. Senior Official for APEC, “Remarks a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Monetary Affairs, " Tokyo, Japan, January 25,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0355.htm

　　[7] Christopher Hill,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Remarks to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ingapore, May 22,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6646.htm

　　[8] 關于美國可能的對策，本文主要參考了以下文獻：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6.

　　[9] 鄭永年，“理性回應亞洲版‘北約""，《環(huán)球時報》2007年3月21日第11版。

　　[10] 蔡鵬鴻，“亞太自由貿易區(qū)對APEC機制化進程的影響"，《世界經濟研究》2005年第2期。

　　[11]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National Singapore University, November 16,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76071.htm

　　[12] 宋國友，“試析美國的區(qū)域貿易協(xié)定政策"，《現(xiàn)代國際關系》2003年第12期，第50－51頁。

　　[13] 韓志強，“東亞區(qū)域合作中的美國因素"，《國際問題研究》2004年第3期，第39頁。

　　[14] “美韓自由貿易協(xié)定有助于促進合作"，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美國參考》，2007年6月13日。Http://usinfo.state.gov/utils/mgckprintpage.html

　　[15]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S.-Japan Alliance: Getting Asia Right through 2020. CSIS, February 2007, p. 18.

　　[16] Christopher Hill, “The U.S. and Southeast Asia," Remarks to the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Singapore, May 22, 2006. http://www.state.gov/p/eap/rls/rm/66646.htm

　　[17] “Plan of Action to Implement the ASEAN-U.S. Enhanced Partnership," http://www.asean-us-partnership.org/pdf/Plan_of_Action_for_ASEAN_US_Enhanced_Partnership.pdf

　　[18] The Stanley Foundation a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Building an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Architecture for Asia," Policy Dialogue Brief (The Stanley Foundation), November 2006, pp. 8-9.

　　[19] Francis Fukuyama, “Re-Envisioning Asi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 Vol. 84, No. 1, p. 86.

　　[20]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Chasing the Sun: Rethinking East Asian Policy, New York: The Century Foundation Press, 2006, pp. 135-136. 眼下他們的觀點雖非主流，但卻不是唯一的，參看Joshua Kurlantzick, “Pax Asia-Pacifica? East Asian Inte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7, Vol. 30, No. 3, pp. 74-75.

　　[21] 秦亞青，“東亞共同體建設進程和美國的作用"，《外交評論》2005年第6期，第28頁。

　　[22] “關于東亞峰會的吉隆坡宣言 "，2005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gcydyhz/9thdmzrh/t230070.htm

　　[23] “堅持開放包容，實現(xiàn)互利共贏——溫家寶總理在首屆東亞峰會上的講話"，2005年12月14日，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gcydyhz/9thdmzrh/t230073.htm

　　吳心伯，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院長，美國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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