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經(jīng)過激烈變革尤其是劇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會大動蕩、大破壞，而收取變革、革命所帶來的社會進步之實效，洵屬社會進步之理想途徑，無疑值得鼓吹和追求。但若以近代中國為例來指責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 “過激”、以此反對“激進主義”，則有違史實甚矣！“激進主義”的危害確易為許多“正義在手仇恨在胸”之士所忽略，所以提醒人們對其抱以應有的警惕當然大有意義，但想以如此簡單、主觀的歷史解讀來消解“激進主義”，則不啻是南轅北轍，不僅無裨于事，甚或有害。因此，與其指責近代中國的“激進”，不如冷靜客觀地分析究竟是誰“激進”、這段歷史何以“激進”，方能對癥下藥。

　　從太平天國之后，中國近代社會變革的動力不斷“下移”。今日認為十分“溫和”的“洋務運動”，在發(fā)軔之時卻被強大的保守勢力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與今日全盤西化的指責一樣嚴重)，曾遇到今人難以想象、難以理解的巨大阻力。以現(xiàn)代大機器生產(chǎn)來造槍炮船艦、通電話電報，明明是統(tǒng)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必不可少的措施，卻遇到統(tǒng)治階級中冥頑不化者以“夷夏綱�！边@類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合法性的強烈反對，即視其為“激進”。因此，是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得一定權(quán)力的漢族地方官員，而不是滿族中央朝廷，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要動力。

　　當洋務的發(fā)展將體制變革作為歷史的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權(quán)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員、而是統(tǒng)治階級中的最下層，即功名不高的“讀書人”成為變革的主要動力，發(fā)動戊戌維新運動，變革的動力再次下移。當時的“讀書人”雖是統(tǒng)治階級中的低層，但仍是“體制內(nèi)”的階層，并不希望革命。有趣的是，戊戌變法現(xiàn)在總被指為“激進”，而清政府在短短幾年后，即八國聯(lián)軍血洗北京之后才被動實行的“新政”、“立憲”，其變革范圍已大大超過戊戌變法，現(xiàn)在卻往往被推為改良的典范。如維新時期根本未敢提出廢科舉，只是提出改革考試內(nèi)容，以“策論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卻遭到了強烈反對。但在幾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卻不得不把幾千年的科舉制徹底廢除。

　　在政治改革方面，維新所做的也不過是減汰冗員、裁撤機構(gòu)，設(shè)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沒有頒布關(guān)于定憲法或開議會的諭旨。當譚嗣同、林旭等進入為軍機處后，想提出開議院的主張，康有為以舊黨力量過大而制止。這些都說明了戊戌變法實際是非常溫和的。然而，清政府卻以十分極端、激進的手段來對待如此溫和的變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究竟是維新派“激進”，還是保守派“極端”，不是一清二楚嗎？當清政府連“體制內(nèi)”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們推向“體制外”時，社會變革的動力便又一次往下移，“體制外”的社會下層如留學生、會黨便不可避免地成為變革的主要動力。這樣，一場社會革命便難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這些年來幾乎成為 “激進”的代名詞，但人們似乎忘記，被尊為“辛亥之父”的孫中山并非一開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設(shè)法通過王韜上書李鴻章，想走改良路線。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憲”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斷”，主要在于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動的、并且一拖再拖。

　　本來，在1898年戊戌維新時，清政府尚有一定的變革主動權(quán)。但它卻拒絕改革，喪失了一次難得的機會。只是在經(jīng)歷了兩年后的“庚子巨變”這種大流血之后，它才在內(nèi)外交迫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地開始“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緒的名義頒下諭旨，表示愿意“變法”，當然仍強調(diào)“不易者三綱五�！�。不過為時已晚，形勢已經(jīng)劇變，尤其是經(jīng)歷了庚子流血的巨變，它的統(tǒng)治的合法性開始遭到普遍的懷疑。由一個合法性遭到嚴重質(zhì)疑的政府來領(lǐng)導對社會各階層利益進行調(diào)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確有些勉為其難。更重要的是，在幾年之后，再做這些已遠遠不夠，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妥讓。但清政府對此似乎并無察覺，各項亟需的、能緩和各種尖銳矛盾的“新政”的主要內(nèi)容卻一拖再拖、遲遲不肯出臺。此時，局限于行政方面的新政已無濟于事，人們開始提出“立憲”的要求。到1904年，不少重臣都半公開主張開國會，提出應“仿英、德、日本之制，定為立憲政體之國”。

　　1906年9月1日，清廷終于發(fā)布了仿行立憲的上諭，宣布進入預備立憲階段。對此遲來的順應民意之舉，國內(nèi)依然萬眾歡騰，一些大城市甚至張燈結(jié)彩，敲鑼打鼓。學生、市民、紳商集會、游行、演講表示慶賀，“何幸一道光明從海而生，立憲上諭從天而降，試問凡我同舟，何等慶幸！”人們自發(fā)撰寫的《歡迎立憲歌》表達了對朝廷的熱愛尊崇和對必然帶來暴力革命的反對：“大清立憲，大皇帝萬歲萬萬歲！光緒三十二年秋，歡聲動地球�！薄昂推礁母锒紵o苦，立憲在君主。”“紛紛革命頸流血，無非蠻動力。一人坐定大風潮，立憲及今朝。”

　　然而，清廷并不珍視此時對它來說極其珍貴的民情民意。在立憲原則上，清廷認為日本憲法強調(diào) “君主大權(quán)”，最合己意，也就是說，以日本為“典范”的意義主要在于“皇權(quán)”依然至高無上。所以清政府為“準備立憲”而成立的“憲政編查館”著意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對日本憲法和行政制度進行解釋的著作，并負責起草了1908年的著名的《憲法大綱》，共23條。其中第一、二兩條差不多是直接從1889年“明治憲法”的第一、三兩條中翻譯過來的：“大清皇帝統(tǒng)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嚴，不可侵犯”。這23條中有14條是關(guān)于“君上大權(quán)”的，對權(quán)力的壟斷甚至超過了日本的“明治憲法”。對此，激進派和革命派以及溫和的立憲派都極表反對，認為其“偏重于命令權(quán)”，“專制之余風未泯”，“最足假以文飾其專制”，并警告清廷若要 “出其狡猾陰險之手段，假欽定憲法之名，頒空文數(shù)十條以愚吾民”，必“動搖國本而傷君民之感情”。在實際預備立憲過程中，清廷總以條件不具備一再拖延，溫和的立憲派終于也認識到 “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開始號召 “人民與之爭者，宜與爭實事，而不與爭空文”。從1907年起，立憲派就發(fā)起和平請愿，要求開國會，而地方士紳和商界首領(lǐng)對“開國會”的要求更甚。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fā)動了四次大規(guī)模的國會請愿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盡管“開國會”的呼聲越來越響，一浪高過一浪，清廷就是毫不妥協(xié)，不愿讓出點滴權(quán)力，拒不開國會，拒不立憲，反而采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zhèn)壓立憲運動。清政府確已不堪救藥，對各種警勸充耳不聞，一意孤行，仍要大權(quán)獨攬，結(jié)果便是眾叛親離，真正“動搖國本”，最終垮臺。

　　就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清廷利令智昏地出臺了一個壟斷權(quán)力的“皇族內(nèi)閣”。這個內(nèi)閣由13人組成，其中9名為滿人，漢人只有4名；
而在這9名滿人中竟有7名為皇族成員，因此人們將此稱為“皇族內(nèi)閣”。這種“組閣”完全違背了皇族成員不能入閣當國務大臣的基本原則，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只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愿放棄一丁點權(quán)力的真實面目。此舉實無異于自掘墳墓，結(jié)果使作為其統(tǒng)治基礎(chǔ)的士紳階層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

　　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變革，經(jīng)濟政策也搖擺不定，主要是對民營經(jīng)濟的政策時緊時松，經(jīng)常大幅度搖擺。就在1911年5月推出人心失盡的“皇族內(nèi)閣”之時，它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將原本股份制的民營鐵路收歸國有。為了保衛(wèi)自己的產(chǎn)權(quán)，以紳商為主的幾省股民自然要發(fā)起“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風潮相對最為激烈，最后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lǐng)一開始堅持的是毫不過激的“文明爭路”，他們刊發(fā)光緒牌位和以前諭旨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兩句話，令各家各戶張貼，還要設(shè)案焚香。凡此種種，不可謂不文明、不溫和、不理性、不克制、不合理、不合法。但是，清政府還是在9月初逮捕了領(lǐng)導保路的紳商首領(lǐng)，隨后在成都開槍打死30余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愿者！這究竟是紳商“過激”還是清政府“過激”？與一個月后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臺又有何因果聯(lián)系？史實彰彰，何須多言。

　　正是清政府的冥頑不化，政治上拒絕改革，經(jīng)濟上搖擺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從來溫和謹慎的士紳商董都開始遠離它、拋棄它，進而反對它。昔日所謂“縉紳之家”比今日所謂“中產(chǎn)階級”還要“多產(chǎn)”，因此更加接近、貼近、親近統(tǒng)治者，更加禱盼和平穩(wěn)定，更加溫良恭儉讓，他們尚且態(tài)度大變，又怎能指責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推翻清王朝是“激進”呢？武昌起義時，孫中山遠在美國科羅拉多，事先并無預聞，第二天才從美國報紙上得知此事，這也從一側(cè)面說明清王朝的轟然坍塌實因其統(tǒng)治基礎(chǔ)已經(jīng)根本動搖。換句話說，是清政府的顢頇與極端頑固，最后“造就”了辛亥革命的“激進”�？v觀晚清歷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時候，清廷總是拒不變革；
直到時機已逝、完全喪失操控能力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改革愈遲，所付出的“利息”也將愈大。但清廷對此似乎毫無認識，它總是在下一個階段才做原本是上一個階段應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點讓步和妥協(xié)，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完全喪失了變革的主動權(quán)，始終是被形勢推著走。這樣，它后來便不得不為此付出更高的代價，直到完全破產(chǎn)。

　　“改革”是當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態(tài)度妥協(xié)的結(jié)果，只要有一方堅持不妥協(xié)，就無法“改革”，社會矛盾必然以不是“堅決鎮(zhèn)壓”就是“激烈革命”一類的暴力方式解決。一場巨大的社會革命，其實并非革命者的主觀 “激進”造成的。在社會矛盾中，統(tǒng)治者往往居于主導地位，革命往往是由統(tǒng)治者的種種極端觸發(fā)的和造成的。幾乎每個時代、每個社會都會有各種各樣的“激進”思想，但在承平年代開明社會，形形色色的激進思想于民眾之影響者幾希，更掀不起能動蕩社會的大風大浪，只能是屈居一隅的少數(shù)人信念，不足為意。然而，一旦社會腐朽不堪，而統(tǒng)治者又拒絕改革以疏不滿、以緩危機，民眾忍無可忍，最后抱定與汝偕亡之心，則蟄伏已久的激進思想便如狂飆突起，成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此時此刻，惟最激進者最有吸引力，暴力肯定不斷升級，愈演愈烈，最終火焱昆崗，玉石俱焚，然勢已至此，奈何者誰？

　　因此，人們自然向往因而總是稱贊英國革命的平和。但在英國革命時期，正是由于統(tǒng)治者善于妥協(xié)，才使英國革命相對平和�？v觀近代中國歷史，滿清統(tǒng)治者根本沒有英國統(tǒng)治者那種審時度勢的能力、容納各方的明智與氣度，尤其是沒有那種不斷妥協(xié)的精神。歷史說明，近代中國的“激進”其實是清政府的“極端”逼迫出來的。所以，與其指責民眾變革的“激進”，不如批評統(tǒng)治者頑固的“極端”；
與其呼吁民眾不要“激進變革”，不如吁請統(tǒng)治者不要“極端頑固”。恐怕，這才是化解“激進”的最為有效的途徑。經(jīng)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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