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王紹光先生對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議論文章，涉及了知識分子命運和工農命運的話題，還延伸到更早如土地改革這樣的政治運動。這些對以往政治運動的議論，以“歷史的邏輯”之概念，以知識分子和工農的對立為議論出發(fā)點。那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長期來占統(tǒng)治地位的思維方式。讀完以后，感覺這樣的討論思路和中國的制度改革，其實是兩個不同系統(tǒng)的思路在行走，相互之間要對話都很困難。

　　說到底，這只是法治社會和人治社會的分野。

　　在法治社會中，人都是公民，立法必須維護人的“自然權利”，如生命的權利，平等的權利，人身自由的權利等等。沒有犯罪的人，應該是有人身安全的，有工作權利的。執(zhí)政者不能隨心所欲地安放罪名，不能“立法”禁止言論，不能“立法”任意殺人。也就是說，法治社會不可任意建立違背自然法的所謂法律。在人治社會中，當政者擁有絕對的從上到下的權力，這樣的權力超越一切，沒有法律依據可以建立所謂法律來剝奪他人，甚至剝奪生命。我們國家有過一段人治的歷史，其受害者遠非局限在所謂地富反壞、知識分子群體。人治的社會規(guī)則下，由于罪與非罪的界線是任意的，因此，所有的公民都是不安全的，只是根據不同的政治需要，在不同時期，打擊的對象不同罷了。對中國社會本來就薄弱的法治底子，產生第一個毀滅性打擊的，就是土地改革對合法擁有土地者的非法剝奪、非法人身傷害甚至虐殺，這樣的處理能夠大規(guī)模推廣，就是打著關心農民命運的旗幟。給人帶來的假象是，這樣的非法剝奪是有社會局限的，只是針對富人�？墒牵�容許“群眾暴力”顛覆法律，以人治替代法治，最終被傷害的不僅是土地擁有者，還有農民本身。

　　這不是空泛的理論，是真實發(fā)生的歷史。土改時期，北大文、史、哲三系的絕大多數師生都去江西，和很少幾個地方干部一起，組成了中南地區(qū)土改工作第十二團。北大教授樂黛云回憶說：“我們......突然掌握了近十萬農村人口的命運，甚至有了生死予奪的大權。我們當然只有絕對服從上級命令，絕對按照《土改手冊》的條條框框行事。我被派為一個擁有四千多人口的大村的土改工作組組長，我當時不過十九歲，……當時正值大反‘和平土改’，上級指示：要把地主階級打翻在地，踏上一萬只腳，農民才能翻身。我們村已經按《手冊》劃出了八個‘地主’，上級還是認為不夠徹底；
直接領導我們的、當地的一位副縣長……終于親自出馬，突然帶了幾個民兵，來到我們村，宣布第二天開大會，八個地主統(tǒng)統(tǒng)就地槍決。我爭辯說，《手冊》規(guī)定只有罪大惡極的惡霸地主才判死刑，他說我們這里情況特殊，不這樣，群眾就發(fā)動不起來，又告誡我要站穩(wěn)立場。我無話可說�！逼渲幸粋�是“在上海做了一輩子裁縫的一個老頭，他孤寡一人，省吃儉用，攢一點錢就在家鄉(xiāng)置地，攢到一九四九年這一生死界限（土改以這一年占有的土地為標準劃階級），剛好比‘小土地出租者’所能擁有的土地多了十余畝！這個裁縫并無劣跡，還常為家鄉(xiāng)做些善事，正派老百姓都為他說情，但我們只能‘按照規(guī)章辦事’�！保ㄒ�自樂黛云回憶錄《絕色霜楓》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開始推行這樣的律令，就是區(qū)分公民為不同身份，開始以身份定罪，以政治觀點定罪，而不是以是否觸犯法治社會的罪行標準來定罪，直到家庭出身也可以是一種有罪身份。這種做法推行開來，就是要建立起全新觀念，摧毀法治社會的原則。推行的方式，是宣稱這種對少數的非法打擊，是對大多數人，即帶有政治認定的"革命人民"有利、對工農有利。追求道德滿足是大多數人的天性，尤其是多數知識分子的秉性，于是大家接受公民之不平等，接受“工農身份”的道德含金量和政治含金量，更愿意表現自己是工農的同情者。土改法在表面上看，是一個對農民有利、分田分地的立法。從法治社會的常識來看，是一個違背自然法的非法立法，抹去了“法與非法”、“罪與非罪”的界線。雖然有一部分是在威嚇之下沉默，可是，更多的知識分子和他們的高層代表人物，在道德感的感召下，也寧可背棄對法治的堅持，放棄常識，“站到工農大眾、人民大眾一邊”。被放棄的常識是如此之簡單：被告有權接受公平審判，無罪者不可虐殺。

　　樂黛云回憶說，帶領北大土改團的副團長，后來的北大中文系黨總支書記，在土改運動中開導她，“‘土改’的依據是‘剝削量’，‘剝削量’夠數，我們就有義務為被剝削者討還血債。至于‘量’多一點或少一點，那只是偶然，不可能改變事情的實質。恩格斯教導我們：‘認識必然就是自由’……認識到這一點，你就不會有任何歉疚而得到心靈的自由。”這種討論方式，就是離開法治社會常識的討論：避開法律的罪與非罪，只有敵我之分，而“敵人”的確定是任意的。接受土改，是社會的一個本質轉變。此后，社會完全切換到另外一套語系中。土改運動確立了“運動”的特殊方式。要發(fā)起什么運動，誰成為運動對象，全由運動發(fā)動者決定，民眾是完全被動的。

　　人治社會并非沒有“法律”，只是它的“法律”是專權者的“律令”，沒有自然法依據、任意而為。一九五四年憲法第十九條的規(guī)定，“國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時期內剝奪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家的政治權利”，因此全國有兩千多萬地、富、反、壞分子失去公民權。（數字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網站）。這樣的“法律”條文是典型的人治社會的律令。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使用著和“法”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語言：“在依靠群眾實行專政這一根本路線的指導下，……人民群眾能不能制服四類分子，敢不敢把四類分子的絕大多數人管起來進行改造，既是衡量一個地方群眾是否充分發(fā)動，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徹底的主要標志之一，也是衡量這個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貫徹了群眾路線的主要標志�！蹦菚r候全國上上下下聽了，竟然一點不奇怪。這種不奇怪，說明法治觀念完全被從人們頭腦中洗去。

　　接受土改，就必然要接受肅反、鎮(zhèn)反、三反五反，等等。而前面有那么多運動墊底，此后反右運動的發(fā)生，文革的發(fā)生，還有什么可奇怪的。這才叫做歷史的邏輯。大家忘記一個簡單道理：假如法治消失，“壞人”可以被非法認定和懲處，“好人”也可以被非法懲處。法治消失的同時，以政治認定好壞，是沒有標準的。一九五八年，樂黛云在反右運動中“已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極右派，被發(fā)配到京西叢山中一個僻遠的小村落去和地、富、反、壞一起接受‘監(jiān)督勞動’。”而當年開導她的北大土改團的副團長，在新一輪叫做文革的運動中成為“敵人”，被迫自殺。直至二十年后右派平反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仍然沒有醒來。他們強調自己是被冤枉的好人，而并不認為，自己和土改中的地主、和那些地富反壞、肅反鎮(zhèn)反對象完全一樣，只是被侵犯了個人權力的無辜公民。

　　那么，土改后的農民又如何？他們也被“運動”。農民分到手的土地很快在合作化運動中失去。在成立初級社的時候，入社的私人財產，土地和大型農具尚可分紅，到了成立高級社、人民公社運動中，農民的基本私有財產被無償剝奪。假如查看當時同一個記者寫給公開發(fā)行的報紙和報紙內部發(fā)行的參考資料，會發(fā)現，反映出的完全是相反的兩個世界。在報紙上，農民歡欣鼓舞爭相入社；
在寫給領導看的內部參考上，記者們焦慮地寫出農村真相，要求糾正：從實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開始，各地干部普遍吊打農民逼糧，在入社前農民大量宰殺牲口。公社化運動的結果，是由抱著鐵飯碗的公社干部來決定農民可以種什么，不可以種什么，而公社干部自己并不指著地里的莊稼吃飯。農村出現史無前例的局面：不能按照自己意愿種田，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決定留多少糧食活命。隨后大躍進運動導致全國范圍的大饑荒。

　　今日回顧這段歷史，有學者稱，歷史以瘋狂解，是不可能符合實際的。歷史的發(fā)生總有其歷史邏輯。描述歷史只能依據歷史事實，而不是以憑空闡述的“歷史邏輯”來證明“歷史就應該如此發(fā)生”。很可惜的是，我們今天在回顧歷史的時候，甚至還不能向民眾和后代公布全部事實，這就給曲解歷史提供了機會。至于歷史呈現瘋狂與邏輯的不同解讀，根源其實很簡單：這是價值不相交的兩種制度的不同邏輯。從法治社會的角度去看，判為瘋狂的事情，在人治社會來說，卻完全可以是符合邏輯的正常事情。

　　這讓我想起一個故事。中國文革結束前一年，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去世，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帶領西班牙，在一年之內順利開始體制轉型。不久，他接到他的老朋友，鄰國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打來的電話。哈桑國王指責西班牙的報紙刊登了有關他的負面消息，然后說，“你一定會讓你的報紙住嘴的，是不是？”西班牙國王事后說，我怎么也解釋不清，西班牙報紙不是“我的報紙”；
他說什么也不會相信，我無權令報紙住嘴，我沒法對哈桑國王說明白：這是民主社會，它就是這樣運作的。

　　今天我們有幸看到，中國歷史正在顯示的邏輯是：人治的制度必然要改革，必然要轉變成法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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