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初,我抵達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擔任訪問學者；
經(jīng)王浩介紹，理查•羅蒂為我的邀請人。羅蒂是該系唯一兼治美國哲學和歐陸哲學的教授，正符合我的訪問研究需要。我與羅蒂見面后，中午他請我在“玫瑰園”教師餐廳午餐。飯后我們沿花園散步。當時抵美一周左右，身上穿著1982年國內(nèi)的西裝，我卻敢于用broken 英文在此大學者面前大談我對當下西方哲學的批評意見。后來羅蒂于1985年訪華，我去機場迎接的路上，他主動提到了我初進辦公室就和他談對他的哲學觀的看法，給他印象深刻。既然以羅蒂為“準導師”，我在閱讀了他的著作后，很想與他積極溝通。如何估量他的哲學立場，以及由此進而深化對美國一般哲學趨向的認識，成為我初到美國時的主要興趣之一。在系里舉辦歡送羅蒂的party上，結識了正在普林斯頓研究院擔任客座研究員的查理•泰勒，他對來自中國的哲學界人士很感興趣，遂邀我隔天去研究院餐廳午餐，同桌有剛訪問過中國的研究院院長吉爾茲。我那時對兩位北美學界名人了解并不多，除談論中國哲學現(xiàn)狀外，主要向加拿大哲學家泰勒討教對羅蒂哲學的看法。我當時認為，泰勒比羅蒂更精通歐陸哲學。泰勒配合我對羅蒂哲學觀的質(zhì)疑，重復了他對羅蒂的批評。25年過去了，我當時初到西方，那里了解西方學界的“規(guī)矩”和深淺。而他們也不過把我當作可以與中國哲學界溝通的一個“媒介”而已。如今羅蒂過世，作為羅蒂其人其學的中國最初引介人，本應撰寫一篇回憶文和評論文，以為這位曾稱我為“老友”的美國思想家做一初步思想總結。然而，偏偏是這位與我公私兩方面一度過從較多的美國大哲學家，部分地因“心理原因”，競使我一時難于擬文暢論，也只有留諸他日彌補了。

　　5月份到普林斯頓后遇到先我而來的蘭州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徐女士。徐君出身中西女中，英文口語頗佳，并為美學愛好者，與賀麟教授關系密切。羅蒂曾為她爭取到半年美方基金。1983年3月，羅蒂曾安派我與她在美西哲學大會的一個小會上擔任主講，我的講題是“現(xiàn)代西方哲學在中國”（徐君講中國的西方哲學史研究）。徐君不久歸國后并曾在我家暫住，以繼續(xù)其調(diào)往哲學所的努力，賀麟似乎為其主要推薦人。徐君曾向賀介紹過羅蒂，并曾商議約羅蒂來華訪問而未果。1984年我回國后不久，社科院外事活動政策有所變革，開放了國外學者自費訪問的辦法，鼓勵中外學術交流。我遂推薦羅蒂來訪。院所批準了羅蒂夫婦自費來訪計劃。羅蒂欣然接收條件，夫婦倆于是作為現(xiàn)代外國哲學研究室負責招待的客人，于1985年夏到達北京。我作為負責接待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制定了接待計劃，包括安排羅蒂會見打算會晤的中國學者，主要是錢鐘書和賀麟。錢婉拒了會晤，在給我的覆信中謙稱自己“失去了向羅蒂請教的機會”，賀麟作為與羅蒂有過間接通信聯(lián)系的友人，答應參加我們安排的一些活動。在準備接待的過程中，我也問訊了國內(nèi)有關羅蒂名著《哲學和自然之鏡》的組譯情況。在傳說的若干翻譯計劃中，徐君承譯的部分試稿，已由賀麟推薦到商務去了。我于是詢問徐君是否準備完成此項工作。徐君馬上提出希望與我合譯的要求。我當即婉拒，因為我不習慣與人合譯。而且我心目中當然也知道，無論徐君還是賀麟都并不真正了解羅蒂理論細節(jié)。但是，按照我的處世原則，我當然尊重任何譯者的意愿。雖然為了羅蒂考慮，我本來也應該判斷一下譯者的學術條件。不過，最初我的確沒有承擔此項工作的意思，只是打算告知羅蒂國內(nèi)誰在準備翻譯該書而已。隨著與羅蒂夫婦接觸漸多并了解到他們對此事的關切，以及了解到國內(nèi)哲學界對羅蒂思想興趣漸增的事實，我對此書中譯工作的關心也有所增加。不過在我自己研究項目已頗為擁擠的日程表中，本來是沒有承擔此書譯事的余地的。后來經(jīng)我向商務進一步了解情況后得悉，徐君的譯稿不合要求，這樣此書的翻譯就沒有落實下來。我于是再次問訊徐君意見，徐君告如我不同意合譯，她也只好放棄了。同時，羅蒂夫人在進一步了解了情況之后，也懇切希望我承擔翻譯。在此情況下，我遂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哲學組聯(lián)系好，承擔了此書的翻譯工作。

　　在京接待羅蒂夫婦過程中，除我參與陪同的幾次外，還安排了徐君單獨陪同學術活動（似乎是去北大那次）。羅蒂主講那天，由我擔任翻譯（我預先譯出稿子后，按段讀譯，因我并無即席翻譯的能力），賀麟出席了講演會。同時我特別安排了羅蒂夫婦往訪賀麟夫婦的節(jié)目，以提供他們增加私人友誼的機會。賀麟是美國留學生，又是哲學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當然應當邀請他參加相關活動。但是接待工作則與賀麟所在的西方哲學史室無關。當時我卻感覺到，賀對此事的理解有些混淆，因為他對我說：是他最早企圖邀請羅蒂的。我答稱，他和徐君以西方哲學室名義提出的邀請計劃沒有成功，該計劃并未實行，此次羅蒂訪華是我們現(xiàn)外室安排的，羅蒂是我室的客人；
當然，羅蒂也是我的專業(yè)對口（現(xiàn)代西方哲學）同行、是我作為訪問學者的邀請人。如果他因徐君之介紹對羅蒂有興趣，完全可以單獨與羅蒂交往，此次在京亦會給予各種方便。但這一切并非因為他和徐君一年前試圖邀請未成功而具有某種以非正規(guī)方式介入接待的“權利”。況且，我漸漸了解到，他似乎也并無什么多參與學術交流的意愿，而只是想以某種方式表示他在參與“主持”接待工作，具體來說，則是希望徐君代表他正式參加接待任務。我在向科研處反映此提議后，遭到拒絕，因為徐君并非哲學所人員。但我因了解徐君與羅蒂的不一般關系以及她曾通過賀麟打算邀請羅蒂的背景，仍然認為應該以半私人方式增加他們聯(lián)系的機會。（我當時私忖也許他們有什么合作計劃打算和羅蒂單獨商議，如確，大可以單獨通信聯(lián)系。當然作為負責安排來訪節(jié)目者之一，我也會給予任何打算和羅蒂單獨見面的人以接觸機會。如有人要求他寫推薦信、邀請信等等。在北京和上海都如此。有好幾位青年就是這樣日后與羅蒂建立了較緊密的學術聯(lián)系紐帶。賀麟和徐本來認識羅蒂，似乎并不須通過他室的交流計劃來增加彼此聯(lián)系。）

　　在此情況下，突然發(fā)生了戲劇性一幕。某日上午，賀麟到所參加學術委員會的評級工作。我因訪美兩年錯過了上次高研職稱評定，這次正好補評。賀麟叫人要我去會議室談話。賀見我后，一反往常的客氣態(tài)度，以“嚴肅”口氣對我交待了兩點：1。“今后，羅蒂走到哪里，徐也就到哪里”（這是他的原話，因風格特別，我遂牢牢記�。�；
2。要求我和徐君合譯《哲學和自然之鏡》，理由是因徐君已動手翻譯了。我聽后，按我的脾氣，本來可能不顧輩份而立即加以駁斥，因為最令人厭惡的就是利用職權來表達某種“脅迫意圖”，何況如此無禮的要求！但那次我到底克制了情緒，知道事出有因，他們把羅蒂來訪一事看成了與自己的“權益”相關。況且羅蒂也的確希望與中國名哲學家交往，盡管老一輩留學學者的知識已經(jīng)全然老化。但是他們的資歷在，聲望在，知識分子一方面受到打壓，另一方面也按照級別被長期供養(yǎng)著。這些老知識分子無不以此官方認定的級別為傲。（如果先被高抬，并已習慣于新階層中的特權地位〔49年前則難以享此特權，請讀者記住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發(fā)展史上的這個“矛盾特點”〕，之后又被“打翻在地”，就會特別受不了，“情緒后遺癥”會特別嚴重。而此過程的前、后件之間的關聯(lián)，則少為人提及。）有趣的是：1。為什么賀不直接向所領導商議，然后由所領導交待我執(zhí)行？2。學術委員會主任不算所領導，賀的行政職務是室主任，但他用含混的身份與我個人交涉，不知道是以私誼還是以公務？而以公以私，他都并不具備條件與我談此事。我直接的情緒反應是：杜老如在位，你能如此言行么？（家父在任何類似情況中會有此類言行么？）但是，賀的言行的確有“合理”的一面，他的學委會主任銜及其當天的角色，在此時此刻恰可成為此次談話的必要“前提”（或context）。我主觀上感覺到此“前提”的存在（希望這只是一個巧合，而不是有意安排的“巧合”。但我有理由在當時須充分估計“一切可能性”。那些后來想方設法讓我不得升級者如果能連起碼的“高研”都讓我無得，我的國外學術交流機會必然進一步大減。身處此境，能不慎乎�。�，只因為：1。杜老不在其位了（如果杜任之仍然是室主任，我敢斷定，賀就決不會顯露出此類積極性了）；
2。賀的態(tài)度突然變化。3。評級會馬上開始。我想到職稱評議馬上開始，假如他突然說出：“他連大學還沒畢業(yè)，還是再考驗一段時間吧”，必定會得到不少人附和，而杜任之不在，誰會替我說話呢？。我的利害感馬上助我克制了情緒，轉而設法折衷解決。于是首先再次重申，只要所里同意，徐君當然可以參加任何活動，但他應當和所領導談，而不是和我這個執(zhí)行者談（賀以學術委員會主任之尊，不向所領導建言，而以私人方式找我安排，這種“走小道”的方法選擇之“姿態(tài)學”含義，確實也使我不快）；
關于合譯，我當然照舊拒絕，并只好不客氣地說，徐君并非哲學出身，羅蒂該書涉及的大量現(xiàn)代分析哲學內(nèi)容更是徐君較少了解的，不可能僅因英文口語好就有條件承擔翻譯。但是，作為彌補，我提議由我以賀麟名義代為撰寫序言一篇。不想賀聽畢馬上同意，并轉慍為喜。一場“危機”也隨之化解。我的“代價”不過是寫一篇文章而已，不想對方竟然馬上接受了。結果倒是“委屈”了徐君。我又表示同意在譯序中提到幾位（似乎南北一共有三位宣稱已開始譯此書）試譯過此名著稿子的名字，以介紹他們已做出的努力。（后來我在譯序中提到的幾個名字均被甘陽自行刪除了）。

　　如果沒有此次談話，我不僅不會主動安排此代寫序言之事（雖然羅蒂、出版社都會愿意有賀序。），也不會主動歡迎賀序。因為我一清二楚，賀麟和當時哲學所的老專家們對現(xiàn)代哲學理路了解十分有限�，F(xiàn)代哲學書刊也是相當多看不懂的。但是如果需要有一篇名人序，我倒也寧肯由我自己代寫（為此倒也需感謝賀沒有安排別人為他寫此序）。我關心的是內(nèi)容的適當性。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矛盾”身份，使他們有時不免言行失宜。正是這個曾經(jīng)使他們吃盡苦頭的舊系統(tǒng)，也是把他們一下子從49年前的普通知識分子“拔高”到等級制度高層的根源。他們也因此提拔而有了高人一等的意識。加以意識形態(tài)管制趨嚴，中央地區(qū)的高級人文知識分子突然成為壟斷資訊的“獨享者”。地位、名氣、資源的特權享有身份，是舊時期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生存史上的另外一個側面。

　　賀麟為家父舊識。我自協(xié)助杜任之編寫《現(xiàn)代著名哲學家述評》以來，多次因工作關系訪問一些老專家，特別是賀麟和洪謙。一次賀曾問我究竟該如何評價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因為他在翻譯《精神現(xiàn)象學》時曾經(jīng)提到過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當然，他關心的不僅是“唯物唯心”問題，而是在新時期到來后，應該如何調(diào)整先前的知識性判斷。他并送我一冊他的49年前有關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講演集再版。我后來同意為他撰寫序言后，也考慮到可以把他當作中國的美國哲學研究代表，以促進中美哲學繼續(xù)交流。這樣我還是認真替他寫了這篇序。一年后，該書出版（我將該書從社科轉到三聯(lián)，條件是一年內(nèi)出版。三聯(lián)基本做到了）賀麟序文并受到三聯(lián)叢書主編甘陽的稱贊。三聯(lián)雖然知道序言為我所寫，還是對此序言付給了特優(yōu)稿費。賀麟收到稿費后，由夫人給我往辦公室來電話，說賀先生打算把此稿費轉給我。我推辭之后，他們也就收下了。自然，（故事的另一面是）我也知道，羅蒂本人也非常希望增加一篇以賀麟為名義的序言。羅蒂是一位特別重視知名度的哲學家。在知我以一日數(shù)千字定稿速度趕譯此書時，時在柏林國際科學研究所客座一年的羅蒂告我，他已主動向研究所推薦了我。不久我通過德國符號學界的關系到達柏林后，最終卻并未獲得該研究所邀請。但是我在德國符號學、漢學、哲學等領域獨立找到了學術研究項目，開始了人生另一個學術階段。從此以后，我和羅蒂夫婦的學術與家庭友誼繼續(xù)，而學術思想方面卻漸行漸遠。1993年我按照德國研究計劃訪問美國時，曾在羅蒂所在的弗吉尼亞大學附近的家中小住。來美前羅蒂曾問我可否在哲學系做一講演，我說愿講符號學。他猶豫道：此處無人關心符號學。后來在他家中臥室小書架上發(fā)現(xiàn)了幾本符號學書籍（主要是艾柯的），我于是反問道；
你也研究符號學？他對此問未答一語，我頗感詫異。當然，在美國，人們說的符號學和我所說的符號學相當不一樣。我們甚至于可以說，對于符號學，美國人的氣質(zhì)似乎不大能投入。美國實用主義性格，其實與符號學式思維距離甚大，雖然他們有由皮爾士、莫理斯、西比奧克等代表的美國符號學學派。

　　大約在1997年初夏的德國，羅蒂夫人某晚突然要我坦言對名氣不斷增長的其夫羅蒂哲學的看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結果我的“坦言”遂使得瑪麗最終確信我與羅蒂的實質(zhì)學術聯(lián)系難以維持了（西方人不懂得“朱陸異同”之意，更不懂得“諍友”之深意）。美國教授怎么可能積極支持學術上的“非我族類”呢？（瑪麗與我談話的目的是想客觀估計一下，羅蒂究竟有無可能為我在美進行推薦。希望我與其夫在學術上靠攏以維持彼此的“歷史性”友誼，不時溢于言表）十分巧合，我在灣區(qū)落腳后不久，羅蒂即遷至斯坦福大學，與我可謂“近鄰”，其后“因相互需要”他還安排我為名義上的訪問學者一年（無資助而有借書證），但他從未再邀請我去他的家中做客（他不僅了解到彼此思想的差距，也對我們之間的“尷尬關系”感到猶豫：“中國學界知道李為羅蒂名著譯者，而李個人的思想?yún)s是另外一套”）。瑪麗對此關系的變化了然于心，她只有不斷向我表示非常愿意為我提供改善英文論文的幫助，如果某編輯部在要求論文被native speaker潤色的話（我因與羅蒂關系后來尷尬，而不大情愿多依賴羅蒂夫人的善意。甚至于當初拒絕了她多次表示打算義務為我改兩卷英文書稿的建議。幸好后來我爭取到了一筆英文編輯費，解決了英文著作出版問題。巧的是，在波鴻大學哲學系任教的那位美籍改稿人，也是羅蒂早先的學生。后來經(jīng)我推薦，羅蒂從荷蘭來波鴻講演時，即由其擔任翻譯）如今賀麟和羅蒂均已先后作古。而有關哲學家究竟該如何“做哲學”和如何待人接物的問題，卻不時仍會浮現(xiàn)心頭。

　　當我決定代賀麟教授撰寫序言后，“腦筋”換了一檔，開始從如何通過此書的出版以促進中美哲學和人文學術交流的角度來規(guī)劃譯事。這樣，有哲學名流賀麟的大名，肯定會增加此譯本的影響力。那么，當初如果沒有賀麟在評級會當天的“召見”，我是否也會愿意有他這樣一篇文章加入呢？前面已說，肯定不會！首先，他以及當時哲學所的一些老研究員，對新學新知了解甚少。我當然也深知中國學界的“封建主義”傳統(tǒng)：不問真才實學，只問知名度和資歷，結果官定的“老專家”，不懂也算懂。無“加持”的后進之輩，則懂也算不懂（舊時期的這種學術封建主義，到頭來損害的是上層人自己，因為各級上層人士的就學子弟〔他們的前程肯定更富機會〕，從小就也得為此系統(tǒng)化的名實不符之資訊歪曲制度，浪費大量“自己人”的青春時間。傳說當初捷克一些高官偷偷將子弟送到被管制的現(xiàn)象學家處學文史。這是另一種“特權”的反諷式享用）。但是，我這么一個性格的人會買這個賬么？除了學術上和實用上無此必要外，我當時是否因?qū)�這些“大學者”懷有某種崇拜心理而希望借助他們的名氣風范呢？也不會。因為幾十年來我對中國老知識分子的言行舉止看得太多了，可以說對他們“失望透頂”。特別是“哲學家”。哲學家本來應該是民族和時代的前導和精神支柱，結果，百年來，他們做了些什么？（至于那些不務本業(yè)，避重就輕，將“以政養(yǎng)學”當作“公共知識分子”者，則是現(xiàn)代民族知識分子生態(tài)中的另一道風景線！）當然不僅中國，外國亦然。最讓人失望的知識分子往往就是一些哲學家（實際上是“哲學話語運作者”而已）。

　　實際上，羅蒂學術在我當時的項目次序表上是比較靠后的。進單位后的幾年來也漸漸看慣一些老知識分子多心安理得地借助年輕人來“發(fā)揮余熱”（早年失教的年輕人也配合不遺余力。這就是80年代學術人際關系的形態(tài)，此歷史性學術形態(tài)，結果大大影響了其后學術界的格局和方向）。如果是出于同事情誼而伸援手，我并非落后于人者。而變相“施壓”，則是另一回事。新舊時期交替的80年代，其實這類現(xiàn)象也是自然的。當然，按照當時“哲學所風格”，這當然也是“小事一樁”。對于當時哲學所的尊貴人大代表研究員來說，如此“小節(jié)”又算得了什么？這就是學人之間的行事風格區(qū)別。有對常人不重要、而對哲學家卻極重要的事情：心跡之端。外在行為選擇及其“口實”，并不一定都重要。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不重要？為什么孔子要說“戒之在得”呢？這個“得”字，亦大有關乎學術方向，讀者知否？再說一遍（不必因有人蓄意攻擊億往敘實宗旨而避言心術真實）：人己之間的態(tài)度學，這才是今日仁學的要義。幾十年來，不分在上者還是在下者，由于生存于同一系統(tǒng)中，也就難以避免染有此舊時期系統(tǒng)的“共性”，這并不會因為你在某次運動中偶然處于“攻人位”、在某次運動中又偶然處于“被攻位”，就會在分享此共性的機會方面有所不同。雖然在同一舊時期的hierarchy 中各人位勢高低不同，而同“屬于”此“歷史社會hierarchy”，則是無法泯除的客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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