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譯研究，或翻譯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或研究領域，其崛起的標志是1976年在比利時魯汶舉行的國際翻譯研討會。從那以來，這一研究領域便越來越朝著一門成熟的獨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方向發(fā)展。但是翻譯學這一術語尚未在國際翻譯研究領域內得到廣泛的承認。本文試圖從文化的視角對這一仍存在著很大爭議的概念進行理論建構或重建。雖然翻譯學這一術語并沒有像其他獨立的學科那樣在大學的課程中得到廣泛的認可，但它卻已經廣為翻譯研究者所使用。因此有必要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對翻譯學進行重新定位。在作者看來，翻譯學作為一門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都十分相關的“邊緣性”學科，至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得到研究：對比語言學，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但是翻譯學并不單單隸屬于上述任何一個學科門類。它應該有自己的對象和研究領地以及基本的方法論：將所有關涉翻譯和闡釋理論與實踐的現(xiàn)象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它的方法論也應當是多元的：既是審美的、批判的同時也是經驗的、科學的。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翻譯學的作用也將日益顯示出來。

　　關鍵詞:翻譯研究；
翻譯學；
德里達；
全球化；
學科

　　在當今的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界，隨著上世紀90年代出現(xiàn)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似乎對文學和文化研究者越來越有吸引力了。1 顯然，翻譯研究或翻譯學作為1976年崛起的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其標志是在魯汶舉行的國際翻譯研討會。由此可見，它迄今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歷程。人們也許會問道，翻譯學已經成了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門類中的一個成熟的學科了嗎？它已經成功地與它過去所依附的對比語言學或比較文學真正分道揚鑣了嗎？在全球化的時代，面對人文社會科學所受到的各種挑戰(zhàn)，翻譯研究或翻譯學的未來前景如何？如此等等。要較為圓滿地回答上述這些問題，我們至少應當有兩個前提：首先應當具有一種全球的視野，也即我們應當超越襲來已久的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定勢；
其次應當具有一種理論視角，因為長期以來，翻譯研究被人們認為是缺乏理論的一個領域，所以我們應當借助于理論的力量來考察并分析各種翻譯現(xiàn)象，并對這一術語或學科進行理論化。2

　　翻譯學的合法化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通過學者們的共同努力，翻譯研究確實正在朝著一門獨立的成熟的人文社會科學分支學科的方向發(fā)展。盡管道勒拉普（Cay Dollerup）以及由他主編的刊物《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自90年代初以來一直在致力于推進這門學科的進展，但是翻譯學（translatology）這一術語仍未能在國際翻譯研究領域內得到廣泛的認可。3 這一刊物的中國影印版的發(fā)行自然對這一術語以及這門學科的普及作了很大的貢獻，但要從根本上使大家都承認這一學科，恐怕還須從理論上入手。4 本文的目的就是從文化的視角提供作者對這一仍存在著很大爭議的概念進行理論建構或重建。實際上，有些學者已經認識到，應該對翻譯研究或翻譯學這門科學的學科在當今學術版圖上的位置進行重新定位了。盡管翻譯學這一術語迄今尚未像其他學科那樣在大學的課程設置中得到廣泛的認可，但它已經廣為翻譯研究者使用了，特別是歐洲和中國的翻譯研究從一開始就頻繁地使用這一術語，而且翻譯學的學科地位也至少得到了初步的認可。

　　毫無疑問，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翻譯學應當有自己的對象和研究領地以及基本的方法論。實際上，既然翻譯學將所有翻譯和闡釋實踐和理論現(xiàn)象都當作自己的研究對象，那么它就已經具備成為一門學科的基本條件了。它的方法論因而也就應該是多元的：既是審美的、批判的（主要是指向文學翻譯），同時也是經驗的、科學的（主要指向科學文獻的翻譯）。也即它可以在三個相關的學科領域內以跨學科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對比語言學，比較文學以及文化研究，但它絕不單單屬于上述任何一個學科，盡管它過去曾經分別屬于上述三個學科。隨著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翻譯學的功能將愈益明顯地顯示出來。

　　盡管翻譯研究在中國飛速發(fā)展，內地和香港的不少高校都建立了翻譯學院或翻譯系，5但相當一部分高校學生和教師仍然對翻譯與翻譯研究或翻譯學之間的關系搞不清楚。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重新闡述一下翻譯學與翻譯實踐的關系。眾所周知，翻譯自人類開始交往起就存在了，西方人對翻譯的興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世紀的西塞羅，而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則更早，因為中國后來的佛經翻譯曾經在歷史上產生過較大的影響，一直是國際翻譯學界人們談論的一個話題。從傳統(tǒng)的語言學角度來看，我們也許可以說翻譯意為將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或者說以語言為媒介將一種意義形式轉換為另一種意義形式。既然學者們大多認為翻譯有不同的種類，因而翻譯研究也就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層次進行。在蘇托沃斯（Shuttleworth）和科維（Cowie）看來，“翻譯通常以隱喻的形式顯示其特征，而且一直被比作玩一種把戲或繪制一幅地圖”（181）。他們的這種描述有幾分道理，但并不全面深刻。當代學者對翻譯的研究曾經在大部分情況下在對比語言學(contrastive linguistics)或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領域內進行，但在最近幾年，情況則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隨著翻譯研究的誕生，翻譯越來越得到來自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視角的關注和考察。它從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闡釋學、女性主義以及文化研究等領域引進了新的理論和方法，取得了相當長足的進展。

　　由此可見，翻譯研究或翻譯學無疑已經取得了諸多令人矚目的成就，吸引了眾多的哲學家、語言學家、文學理論家和文化研究學者，甚至包括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也開始關注翻譯和翻譯研究了。在過去的幾十年里，越來越多的學者們呼喚一門獨立的翻譯學科的誕生，也即它應當同時獨立于對比語言學或比較文學。但是，作為一門學科，翻譯研究始終受到其他人文社會科學中傳統(tǒng)的“正統(tǒng)”學科的挑戰(zhàn)，甚至受到打壓。由于許多翻譯者，特別是文學翻譯者，一貫主張翻譯是一門藝術，或者說一種具有再創(chuàng)造性質的藝術，因而翻譯理論便自然而然地被認為應當建基于這樣一種藝術實踐中獲取的經驗之上。由此而推論，從事翻譯研究充其量只是總結翻譯實踐的一些經驗，并無理論可言。但是另一些學者則希望維護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翻譯研究的正當?shù)匚�，它所受到的尊重應當和文學研究或藝術史等學科一樣。既然文學創(chuàng)作需要有自己的理論，作為再創(chuàng)造的翻譯為什么就沒有理論呢？既然文學理論已經越來越與哲學、心理學、人類學以及其他眾多人文學科相關聯(lián)并日益變得自滿自足，翻譯理論為什么就一定要依附于翻譯實踐呢？它難道不能像文學理論那樣成為一種元批評話語嗎？

　　另一個趨勢是，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翻譯研究越來越接近文化研究。實際上，在筆者看來，翻譯研究應當成為文化研究之廣闊領地的一個分支學科領域(Wang: 2004))。因此，我們首先應該區(qū)分翻譯的概念與翻譯學概念的不同：前者訴諸一種由綜合知識和經常的練習支撐的實踐性技藝，后者本身則是一門學術分支學科，或者說是一門以深入的理論和經驗研究為特征的人文知識分支學科。盡管翻譯理論應該能夠指導翻譯實踐，但是隨著這門學科的日臻成熟，它已經變得越來越自滿自足，越來越遠離翻譯實踐。它對實踐的指導往往不是居于技術層面地，而更是居于思想和原則層面地。也即一種翻譯理論的提出往往能夠改變人們對某種既定的翻譯標準的看法，導致一種新的翻譯實踐模式的誕生。在當今時代，隨著文化全球化現(xiàn)象的日益明顯，在許多人看來，翻譯將變得越來越無用，因為世界文化正變得越來越具有趨同性，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從互聯(lián)網上獲取英文信息。然而，只要人類還用不同的語言進行交流，翻譯就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些學者，特別是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覺·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1998)，便呼吁翻譯研究中出現(xiàn)一種“文化的轉向”（cultural turn），而文化研究中也應該相應地出現(xiàn)一種“翻譯的轉向”（translation turn）。在他們看來，在全球化的時代，翻譯仍將占據(jù)人類知識領域的重要位置，并且在未來的年月里繼續(xù)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因此傳統(tǒng)的基于對比語言學所下的翻譯的定義應當改變，翻譯的內涵應該擴大，也即應該從純粹字面意義的轉述變?yōu)槲幕�的翻譯和闡釋。由此可見，翻譯的歷史任務不是輕了，而是更重了。與之相應的就是，翻譯研究或翻譯學所應該承載的任務也更加重要和必不可少了。

　　翻譯的再界定和翻譯學的建構

　　盡管不同的翻譯理論家對翻譯的定義及功能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筆者看來，翻譯畢竟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交流都是不可缺少的。試想，如果沒有翻譯的中介，來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人們只能被彼此隔絕，老死不相往來，尤其是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更是如此。當然，在當今各種交流手段中，語言是第一位的，而翻譯就是通過語言的媒介將意義從一種語言轉變?yōu)榱硪环N語言的技藝。但是翻譯學研究者又是如何提出自己的理想的同時也是最為確當?shù)姆�譯的呢？這個問題自從翻譯開始存在以來就一直為人們所爭論不休。幾乎所有的翻譯者都試圖接近原文的意義，所有的翻譯理論家都試圖發(fā)展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并且對翻譯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發(fā)現(xiàn)，要想進入“忠實”（faithfulness）這一境地確實是難之又難的，因為由于眾多的原因，源語中的意義是不可能在目的語中得到絕對忠實的表達的，任何忠實都只能是相對的，其中一個突出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因素。因此有些翻譯研究者便力圖發(fā)現(xiàn)某種折中辦法來解決“忠實”的問題。近幾十年里的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尤金·奈達提出的“動態(tài)對應”（dynamic equivalence）的概念，他從語言學的角度提出，譯者“旨在完成表達的自然性，并試圖將接受者與在自己的文化語境中相關聯(lián)的行為模式聯(lián)系起來”(Nida 159)。顯然，在奈達看來，完全的對應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因此他便試圖發(fā)現(xiàn)一種相對確當?shù)姆椒▉碓佻F(xiàn)源語中的意義，而表達在目的語種的意義實際上達到的正是這種“動態(tài)對應”的境地，因為他很明白，這是譯者自身的能動作用所使然。確實，當代文化學派的翻譯研究大都受到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以及后來的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影響。如果我們承認，本雅明的那篇探討譯者的任務的挑戰(zhàn)性論文(1968) 預示了當代翻譯研究中的解構方法的話，那么德里達的嘗試則為一種具有解構思想的翻譯之合法性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鋪平了道路。

　　本雅明和德里達在翻譯學上的一個貢獻就是解構了所謂的“忠實”，也即解構了所謂的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按照德里達的翻譯理論，任何譯者都無法確認自己是否已經掌握了真理（忠實）；
他所能達到的只能是接近了真理（忠實）。同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任何真理都是相對的，無數(shù)相對真理之河才能成為絕對真理。依循德里達對翻譯的解構式研究，另一些文化翻譯理論家，如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1974)、霍米·巴巴（Homi Bhabha）(1994)以及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 也都在各自的翻譯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解構策略，而愛德溫·根茨勒（Edwin Gentzler）(2000)則試圖拓寬當代翻譯研究的跨學科理論視野。上述理論家對翻譯學的推進性貢獻在于：斯皮瓦克在為自己翻譯的德里達《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一書撰寫的長長的“譯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中開辟了一種從后結構主義的視角來和翻譯和闡釋理論著作的新方法；
巴巴的“文化翻譯”（cultural translation）概念則預示了一種視野廣闊的多學科研究翻譯的方法，并從后殖民的理論視角重新建構和定位了（民族）文化；
而韋努蒂的“異化”（foreignization）和“歸化”（domestication）概念則指明了兩個相互對立的文學和文化翻譯方向，并且更加突出了譯者的主體性和能動作用。所謂文化精神的再現(xiàn)應該是最高境界的“忠實”，每一代的翻譯者都試圖在接近這一理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也許正是不同時代的譯者總是要花很多時間重譯文學名著以便滿足不同時代的讀者大眾的基本需求的原因所在。然而，從文化和闡釋學的角度來看，翻譯也可以被視為一種闡釋和再現(xiàn)的手段，這尤其體現(xiàn)于文學翻譯中。

　　既然文化翻譯在我們的理論爭鳴中更容易引起爭議，我們首先從奈達的翻譯理論開始討論，因為他在中國的語境下影響很大，并經常被人們引證。從今天的視角來看，奈達的理論仍然是居于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層面上，盡管他多少也涉及到了文化的某些方面。但是探討確當?shù)姆�譯（relevant translation）的最近一個例子可以在德里達于1998年所作的一次演講中見到。他在那里所討論的翻譯已經不是傳統(tǒng)的語言學層面上的“逐字逐句”（word for word）的翻譯，而更是文化層面上的“按照意義的”（sense for sense）的翻譯或闡釋。德里達也和另一些后結構主義者一樣，并不相信任何絕對確當?shù)姆�譯的合法性和本真性，因為在他眼里，任何事物都是相對于另一些事物而存在的。因而他以及他的闡釋者們便認為，所謂“確當?shù)姆�譯”這個概念絕不是指“理論中的新鮮事物，即使它始終引發(fā)各種不同的構想，尤其在最近幾百年里是如此”(轉引自Venuti 2001: 170)。雖然絕對“確當?shù)姆�譯”是不可能達到的，但是如果譯者們努力去嘗試的話，仍可以獲得一種相對“確當?shù)姆�譯”。在他的理論探險中，人們實際上已經看到了翻譯焦點的轉移：從純粹語言學層面上的字面意義的翻譯轉到了能動的文化闡釋和再現(xiàn)。因此在德里達看來，翻譯既在語言學的層面上產生功能，同時也在文化的層面上產生功能（同上175），而后者更對當代翻譯學研究者有著誘惑力。

　　一般說來，字面翻譯對于忠實地再現(xiàn)科學文獻的意義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在當今時代，這一點完全可以由經過計算機更新的機器翻譯來取代。然而，在文學翻譯中，最難做到并且最容易引起爭議的莫過于再現(xiàn)隱于本文字里行間甚至字面之背后的含義。文學作品通常隱含著豐富多意的文化和審美意蘊，這一點如果譯者僅拘泥于語言字面上的表面忠實是根本無法譯出其意義的。因此對于優(yōu)秀的譯者來說，原文精神和風格上的忠實要大大勝于字面和句法上的忠實。在談到翻譯之于文學經典構成和重構的作用時，我們很容易發(fā)現(xiàn)，優(yōu)秀的翻譯會大大地幫助建構新的經典，而拙劣的翻譯則會把本來在源語中屬于經典的作品破壞進而成為目的語中的非經典。因而有必要在一個新的語境下對翻譯進行重新定義，因為隨著文化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們認識到，翻譯與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在一個廣闊的文化研究語境下從事翻譯研究，因為翻譯至少涉及了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

　　現(xiàn)在再來討論德里達。按照一種理想的翻譯之標準，德里達指出，“任何翻譯的策略都不可能決定性地依附于一種文本效果、主題、文化話語、意識形態(tài)或制度。這樣的依附性在譯者出自其中的文化和政治情景中是偶然的。這些字面直譯的策略實際上在翻譯史上始終被用于相反的作用”(引自Venuti 2001:172)。所以，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人們最需要的首先應當是理解異域文化的微妙含義以便和來自那些文化傳統(tǒng)的人們進行最為有效的交流。這樣，對德里達來說，“一種確當?shù)姆�譯就是‘好的’翻譯，也即一種人們所期待的那種翻譯，總之，一種履行了其職責、為自己的受益而增光、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或義務的譯文，同時也在接受者的語言中為原文銘刻上了比較準確的對應詞，所使用的語言是最正確的，最貼切的，最中肯的，最恰到好處的，最適宜的，最直截了當?shù)模�最無歧義的，最地道的，等等”(Derrida: 177)。

盡管德里達試圖為何為確當?shù)姆�譯或最好的翻譯提出一個準則，但他實際上卻表明，這樣一種準則本身也是不確定的，并且有著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余地。

　　在討論翻譯的不同方面時，我們立刻會想到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所提出的著名的翻譯三要素：語際（interlinguistic）翻譯，語內（intralinguistic）翻譯以及語符（intersemiotic）翻譯 (Jakobson 1959)。他在界定翻譯時所提出的形式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向是十分明顯的。但是在當前這個全球化的語境下，我們還應當加上另一個要素：跨文化（intercultural）翻譯，這一點在全球化研究中已經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既然全球化已經使得民族和文化身份變得模糊和混雜，它同時也使得翻譯學的學科身份變得模糊和混雜了，使其成為一個具有跨學科特征并居于多學科之間的臨界的“邊緣”學科。這一學科領域內的學者們都認識到，翻譯在今天的意義上應當既是語言學層面上的意義轉述，同時又是文化層面上的文化闡釋和再現(xiàn)，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越來越得到強調。但是在今天的語境下，翻譯首先應當轉變其功能：從簡單的語言字面意義的解釋過渡到文化層面上的意義闡釋和再現(xiàn)。前者的功能可以由機器翻譯來取代，后者則只能由人來完成，因為只有人才能最為恰當?shù)匕盐瘴幕�的微妙含義并加以確當?shù)谋磉_和再現(xiàn)。

　　文化研究中的“翻譯學轉向”再識

　　在全球化的時代，正如馬丁所描述的，在一個“電子時代的地球村里，通過信息和傳播技術的中介，新的社會和文化組織的范型正在出現(xiàn)”(Martin 11-12)。這樣一個信息社會濃縮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時空概念，使得人們可以更為直接和更為便捷地進行交流。全球化在文化上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導致了世界語言體系的“重新繪圖”（remapping）以及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布：原先廣為人們所用的語言將變得更為流行，原先強勢的文化變得更為強大；
原先很少為人所使用的語言或者消亡或者處于垂死的狀態(tài)中，原先處于弱勢的文化將變得更為微弱并更帶有“殖民化”的色彩�，F(xiàn)舉英語為例。在全球化的時代，英語的功能正在變得越來越突出：所有的科學論文要想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就必須用英文撰寫發(fā)表在國際刊物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寧愿用英語和外國人進行交流，而不能用本國語言進行交流。這樣一來，英語在一個全球信息社會正扮演著越來越不可或缺的角色。人們不禁會這樣問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在學英語，翻譯還有什么用？實際情況恰恰與其相反，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盡管許多人都在學習英語并直接用英語進行交流，但翻譯仍顯得越來越有必要，因為人們需要更加有效地、排除誤解地進行交流，因而對翻譯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時科學家也不想讓自己的科學發(fā)現(xiàn)被歪曲或表達不恰當，因此他們需要高手來修改潤色他們的論文。他們仍迫切地需要才能出眾的翻譯以便產生出確當?shù)淖g文，不僅在字面上準確地表達他們論文的要旨，而且也能將其中的深刻微妙的文化意蘊闡發(fā)并表達出來。

　　顯然，全球化的法則已經使得世界人口的大多數(shù)被邊緣化了，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直接受益于全球化。經濟全球化也導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的，尤其是美國的文化正在將其價值觀念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因此一些非英語國家的人們十分擔心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將面臨的“殖民化”之可能。在這方面，翻譯曾經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F(xiàn)舉中國為例。在上個世紀，大規(guī)模的文學和文化翻譯將西方的學術思想引進了中國，加速了中國的文化現(xiàn)代性進程。但到了上世紀末，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fā)展，中國政府決定在文化上也塑造一個大國的形象，也即中國的和平崛起并不對周邊國家構成任何威脅，中國自身也在經歷一個“脫貧困化”（de-povertizing）和“去第三世界化”（de-third-worldizing）的過程。大量的資金投入用于在世界范圍內建立數(shù)百個“孔子學院”，以便普及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因此在當今中國，翻譯的重點已不再是外譯中，而更應當轉向中譯外，也即通過文化翻譯的強有力手段把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精品翻譯成世界上的主要語言，尤其是英語，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精神為世人所知。因而翻譯在此再次顯示出其突出的實用功能和政治功能，而不僅僅是語言上的交流之功能。

　　也許人們會問，既然全球化時代的文化正變得越來越趨同，那么翻譯的功能又體現(xiàn)在何處？實際上，全球化的影響表現(xiàn)在兩個極致：從西方旅行到東方，同時也從東方旅行到西方。辯證地說來，全球化造就了不同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之間的聯(lián)系，例如身份、社會關系甚至包括制度，而且這些聯(lián)系又必須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中 (Jameson 1998)。在全球化的時代，“所有的身份都無可還原地變得混雜了，不可避免地要再現(xiàn)所表達出來的景致”(Spivak 1999: 155)，但是新的身份也可以在新的文化語境中得到建構和重構。在這方面，翻譯肯定能為重新建構文化身份作出重要的貢獻。此外，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民族之間的交流也越來越借助于信息的溝通，在這其中，語言，或更確切地說，英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翻譯便顯得更加必不可少，因為它不僅有著交際的功能，而且也有著文化交流和政治策略的功能。它已經遠遠地走出了轉述字面意義的表層，因而對翻譯的研究就應當更加重視其文化的方面。

　　在今天的“地球村”里，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翻譯的中介而實現(xiàn)的，因此在全球化的時代，無論文學和其他精英文化形式多么萎縮，翻譯仍將在人們的文化知識生活以及日常交流中占據(jù)重要的地位。

　　考慮到上述各種因素，我們翻譯研究者已經認識到，應該抓住這一有利的時機對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翻譯研究或翻譯學進行重新定位。雖然翻譯學尚未像其他獨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那樣在大學的課程設置中得到普遍的認可，但這一術語已經在翻譯研究者中廣泛地得到使用，特別是歐洲和中國的翻譯研究學者更是頻繁地用它來描述對翻譯現(xiàn)象的審美的或經驗的研究。它在翻譯實踐的基礎上形成，但并不一定要用來指導具體的翻譯實踐，因為它是一個有著自己的研究領地、研究對象和方法論的自足的學科。它不僅對翻譯實踐有所貢獻，更重要的是，它還將對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的整體建構有所作為。

　　在紀念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誕生三十周年之際，我們不禁想到對翻譯學進行理論化的必要性，因為這是一門成熟的學科的基本要求。十多年前，在呼喚翻譯研究獨立于比較文學學科時，蘇珊·巴斯奈特(1993) 語氣堅定地指出：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氣數(shù)已盡。婦女研究、后殖民理論以及文化研究中的跨文化著述已經從總體上改變了文學研究的面目。我們從現(xiàn)在起應當把翻譯研究看作一門主干學科，而把比較文學當作一個有價值但卻是輔助性的研究領域 (Bassnett 161)。

　　我們雖然不一定贊同巴斯奈特這種厚此薄彼的作法，但也不得不承認，在過去的十多年里，當代翻譯研究領域內確實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翻譯研究或翻譯學現(xiàn)在被人們理解為“指涉一門關于翻譯的研究的學科，包括文學和非文學翻譯，各種類型的口譯以及配音和字母翻譯的研究”(Baker: 277)。但是時至今日，這一領域內的學者仍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討翻譯學的合法性以及其理論架構。筆者認為，翻譯學應當被看作是一門獨立于對比語言學和比較文學等任何學科領域的自滿自足的學科。我們有眾多的學術期刊和著作作為其基礎，大學的課程設置中也有翻譯教學的計劃，因此翻譯研究正變得越來越成熟。同樣，翻譯學自有其獨特的特征，因此如果我們考慮到其語言學的方面、其審美的和文化的含義以及研究的實證性的話，我們便無法僅僅將其劃定在人文學科內，當然也無法僅僅將其定位在社會科學內，因為它還有著文化闡釋和再現(xiàn)的功能，而且翻譯首先應當是一個文化問題。這樣看來，翻譯學便應當被看作是如同符號學、人類學甚至心理學那樣的一門處于臨界狀態(tài)的邊緣學科，因為它與自然科學 (例如機器翻譯、新的翻譯軟件開發(fā)、計算機語言，等)、社會科學（例如翻譯譯文的經驗研究、不同譯本的語言學分析等）和人文科學（例如文學翻譯的審美欣賞、同一經典文本的不同譯文的比較研究等）都有著諸多關系。所有這些都應當作為建立一門獨立學科的必要基礎。

　　由此可見，作為一門長期處于邊緣位置的獨立的學科，翻譯學應當有自己的對象和研究領地以及方法論。具體說來，它的研究應當在下面三個層次上進行。

　　1. 在比較文學的層面上進行研究。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當翻譯研究被壓抑到邊緣時，一大批比較文學學者，如勒弗菲爾、巴斯奈特、朗伯特、根茨勒、歐陽楨等，率先從比較文學的視角來研究翻譯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往往超越了歐美文學之間的比較，進入了東西方文學比較的跨文化的高層次，翻譯只是他們從事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研究的一個切入點，但結果他們在翻譯研究領域內的影響大大超過了在比較文學界的影響。這至少說明在翻譯研究這塊剛剛得到開墾的“處女地”上仍有著廣闊的發(fā)展空間。他們在實踐和理論上的探索為翻譯學從邊緣向中心運動進而消解單一的中心之嘗試鋪平了道路，其最終目的在于促使翻譯學早日擺脫比較文學的陰影而逐步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2. 在語言學的層面致力于翻譯文本的對比和分析。如果我們認為上述第一個層次以研究者的能動闡釋和審美再現(xiàn)為特征的話，那么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則強調經驗性和科學性，并以語料分析的縝密性為其特色。這一方向的研究者往往試圖通過基于語料庫的分析和其他具有實證性的資料來證明這一學科的科學性。這一研究方向近似社會科學的實證性和經驗性研究，很少對譯文進行審美價值判斷。他們所探討的問題，正如本雅明所言，試圖證明，應該返回主宰翻譯法則并涉及可譯性問題的原文，因為翻譯只是一種形式(Benjamin 1968: 69)。

　　3. 在跨文化的層次上進行研究，或者說納入廣義的文化研究大語境之下進行研究，在這里，翻譯研究實際上是文化研究之下的傳媒研究的一部分，因為語言也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因而翻譯的傳播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同樣，在這樣一個廣闊的語境中，翻譯學的研究既是理論性的，同時又有著研究者的批判性和闡釋性觀點。確實，文化研究以反機構、反理論甚至反解釋而著稱，但是文化研究學者的實踐卻恰恰證明了這種研究是由各種后現(xiàn)代理論支撐的，正是這些后現(xiàn)代理論解放了長期被壓抑在邊緣的話語、亞文化以及亞文學文類。因此，翻譯研究完全可以被當作廣義的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并且可以從后者中汲取和借鑒方法論。

　　十多年前，當翻譯研究處于危機之境地和“語言的囚籠”中時，巴斯奈特和勒弗菲爾大膽地呼喚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這不僅使得這門新崛起的學科走出困境，而且也為研究者指明了一個新的視角，翻譯學正是從中走出并一直沿著文化的方向發(fā)展的。正如根茨勒在討論早期的翻譯研究時所總結的，“翻譯研究一開始就號召暫緩嘗試對翻譯理論下定義，同時試圖首先更多地了解翻譯的步驟。翻譯研究學者并不企圖解決意義的性質的哲學問題，而是關注意義是如何旅行的。這一新興研究領域的一個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堅持對各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敞開大門：使文學研究者和邏輯學者合作研究，使語言學家合哲學家一起合作研究”（Gentzler 78）。這無疑對當時的翻譯研究來說是正確的，但是在三十年之后，翻譯研究發(fā)展興盛的今天，仍不對之加以理論化，未免就有些失當了。當前，曾一度興盛德文化研究陷入了獨語的危機境地，一些具有遠見卓識的西方學者，如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佳亞特里·斯皮瓦克以及凱·道勒拉普等，已經盡了很大的努力來消解當代文化研究中的英語中心主義思維模式。6 巴斯奈特和勒弗菲爾 (2000)曾試圖呼喚文化研究中出現(xiàn)“翻譯的轉向”（translation turn），但是由于巴斯奈特缺乏東方文化的背景，勒弗菲爾雖然關注中國的文化和翻譯研究，但他畢竟不通曉中文，再加之他的英年早逝，這一理論建構便無法完成。鑒于現(xiàn)在翻譯學的日益成熟，并率先在中國得到長足的發(fā)展，我們完全有能力向國際學術界宣告，文化研究中的翻譯學轉向應當由中國學者來提出。7因為，經過近三十年的對外開放，我們已經引進了幾乎所有的西方理論，并且一直沉溺于消費理論的狀態(tài)中，現(xiàn)在，應該是讓我們這個文化大國轉向的時候了：從一個理論消費(theory consuming)的國家轉向一個理論出產(theory producing)的國家。難道我們不能率先在翻譯學領域內有所突破嗎？

　　Theorizing Translatology: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Wang N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studies, or translatology, as an emergent research approach rising in the year 1976 with the Leuven conference as its landmark, has been going toward a more and more mature and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both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ut the term translatology has so far not yet largely been legitimized by international translation scholarship. The present essay tries to offer the author’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r reconstruction of this controversial concept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Although the term translatology has not yet been universally recognized as legitimate as other independent disciplines in the university curricula,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among translation scholars. Thus it is high time to relocate translatology in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landscap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o the author, translatology, as a “marginal” discipline related to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 could be studied on three levels: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But it does not belong to any of the above disciplines. It should have its own object and domain of research as well as its major methodology: with all the phenomena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practice and theory as its research objects. Its methodology should be pluralistic: both aesthetic and critical as well as empirical and scientific. Along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ology will manifest itself more and more conspicuou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translatology; Derrida; globalization; discipline.

　　注 釋

　　1. 盡管按照根茨勒的說法，翻譯研究在美國發(fā)展得極其緩慢，遠遠落后于歐洲或中國，但在近幾年里，一些文學和文化研究者，例如斯皮瓦克、戴維·戴姆拉什等，已經開始以極大的熱情關注這一新興的學科。他們自2005年9月以來已經舉行了兩次關于翻譯和世界文學方面的國際研討會。

　　2. 實際上，翻譯也引起了其他學科學者們的強烈興趣，例如社會學和國際政治等領域內的學者也關注文化的翻譯。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和揚·阿特·肖爾特（Jan Aart Scholte）在主編《全球化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時，就邀請筆者加入編委會，并撰寫一個比較長的條目“翻譯”（translation），試圖凸現(xiàn)翻譯在全球化時代的作用。該百科全書將于2006年底由路特利支出版社出版。

　　3.《視角：翻譯學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是目前國際翻譯研究刊物中唯一一家以“翻譯學”冠名的刊物。

　　4. 為了讓中國的讀者能夠及時地了解國際翻譯學領域內的最新進展，清華大學出版社于2003年起，每年影印出版一卷國際翻譯研究的權威刊物《視角：翻譯學研究》合訂本。目前已出版三卷，每卷的印數(shù)都在四千冊以上。

　　5. 建立了翻譯學院的中國高校包括北京外國語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中山大學等；
建立了翻譯系的高校則包括四川大學，河北大學，香港嶺南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等。

　　6. 應該承認，這幾位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和語言是真的感興趣，并有所涉獵。例如，年近八十的米勒曾公開宣稱，“假如我年輕二十歲的話，我一定要從學習中文開始”（If I were 20 years younger, I would start from very beginning to learn the Chinese language.）；
斯皮瓦克則自從2002年以來就一直以一個普通學員的身份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的中文班聽課，并能簡單地用漢語進行日常交流。道勒拉普則是極少數(shù)對中國的翻譯研究如此感興趣的國際刊物主編之一，他主編的《視角：翻譯學研究》發(fā)表的中國學者的論文最多，因而對中國的翻譯研究或翻譯學的發(fā)展成熟進而走向世界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7. 這方面參閱拙作，《翻譯的文化建構和文化研究中的翻譯學轉向》，載《中國翻譯》2005年第6期。

　　參 考 文 獻

　　[1]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 Baker, Mona.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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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assnett, Susan &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0.

　　[5]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A]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1968, 69-82.

　　[6] Derrida, Jacque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J]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74-200.

　　[7] 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9]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A] On Translation, ed. Reuben Brower, Cambridge, Mass., 1959, 232-239.

　　[10] Jameson, Fredric. “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Philosophical Issue.” [A]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eds. Jameson and Masao Miyoshi.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Martin, J. William.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M]. Hampshire: Aslib Gow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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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pivak, Gayati Chakrovorty. “Translator’s Preface,”[A] to Of Grammatology by Jacques Derrid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15] Spivak, Gayati Chakrovorty.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M]. Cambridge, Mas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6]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5.

　　[17] Venuti, Lawrence.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8.

　　[18] Venuti, Lawrence. “Introduction” to Derrida’s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J] Critical Inquiry, Vol. 27, No. 2 (Winter 2001), 169-173.

　　[19] Wang, Ning. Translation as Cultural ‘(De)Colonization’[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Vol 10, 2002(4):283-92.

　　[20] Wang, Ning.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M].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21] 王寧. 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 [M], 北京:中華書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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