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生有無數(shù)個傳奇的故事，其中顯著的一個是：作為20世紀國際公認的大軍事家，以“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為座右銘，他戎馬半生，指揮過震驚世界的“三大戰(zhàn)役”，但卻不曾像戰(zhàn)士那樣真正地模過槍！與此相關(guān)的是，天眷奇才，在槍林彈雨的戰(zhàn)爭博弈中，這位中共最高軍事指揮官，竟然沒有受過一丁點外傷，似乎子彈總與是他擦肩而過，呼嘯著遠遠離而去。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對其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說：“我這輩子沒有希望了，我快見上帝了，…… 我準備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辦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說的戰(zhàn)爭中的危險，把我身邊的衛(wèi)士炸死，血濺到我身上，可是炸彈就是沒打到我�！�… 好多次。在長征路上也有一次，過了大渡河，遇上飛機轟炸，把我的衛(wèi)士長炸死，這次血倒沒有濺到我身上�！盵1] 但是對于毛澤東來說，還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質(zhì)足以讓人再次震驚，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辭能力！

　　按亞里士多德在著名的《修辭學》中的說法，所謂“修辭學”就是“一種旨在征服人心的政治辯論藝術(shù)”，其中包括“信譽”（ethos）、“情感”（pathos）和“邏輯”（logos）三種手段�！靶抛u”是說演說者自身所具有的人格魅力，通過自己使聽眾認為它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
“情感”是指演說者調(diào)動聽眾感情，因為“人在愉悅中所得出的判斷”會“自己說服自己”；
“邏輯”則要“對所談?wù)擃}恰當運用論證手段，從實質(zhì)或形式上證明論點的正確”。[2]英國劍橋政治思想史學派的掌門人、英國皇家欽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教授認為，在具體歷史語境中展現(xiàn)出的“政治修辭藝術(shù)”，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極其關(guān)鍵的內(nèi)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學術(shù)界譽為一場“政治思想史的革命”。[3] 換言之，在更具“經(jīng)常性”的政治過程中，真正產(chǎn)生支配性生影響的“筆桿子”，絕不亞于“槍桿子”。

　　由于修辭的效果往往體現(xiàn)在隨機的口語中，所以我們毋寧直接引毛澤東演說的原始記錄稿。雖然這樣的稿件可能與經(jīng)過編纂的“定稿”存在一定差距，特別是要擔當有失“準確性”的風險，但我們認為它可能更能體現(xiàn)毛澤東的原始語意和自然風格。

　　凡是與毛澤東直接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風趣的語言和詼諧比喻所震驚。有時往往一句玩笑，他就能使艱深的理論直滲人心，甚至徹底把你的腦子給“洗”了。友人曾告訴我一個故事：延安時期，曾作為紅軍四方面軍一員的許世友將軍，因受到不公待遇曾串通幾位同僚準備“叛逃”。毛澤東得知此事后，既沒“抓捕”，也沒 “懲罰”，只是把許世友請到他的窯洞里“密談”了幾個小時。從此，這位誰也不買賬的“和尚將軍”竟死心塌地地跟隨毛澤東干了一輩子，直至毛澤東去世后也沒絲毫改變。友人考我這個所謂“專家”：“我特別想知道，毛澤東究竟在窯洞里根許世友都‘說’了些什么？他究竟用什么‘高招’約束了一匹‘野馬’并左右了他的終生？”對此，我啞口無言，但立即意識到一個重要的研究領(lǐng)域：政治修辭學！林彪元帥有句名言，“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quán)靠這兩桿子！”[4] 毛許關(guān)系的故事，或許是對林彪語錄的最好詮釋。

　　沒有上過大學的毛澤東確有一種本領(lǐng)，就是能把極其“深奧”的專業(yè)術(shù)語轉(zhuǎn)化為異常淺顯的“農(nóng)民語言”。例如，什么叫“dialectic”（辯證法）? 該詞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間的對話”，好復(fù)雜的一個舶來品“大詞”。但在毛澤東嘴里，“辯證法”會把你給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解釋“什么是辯證法”時說：

　　“人的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觀察實踐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賦的，是后來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見人，看見狗�！�… 問三歲的小孩子，你媽媽是狗還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這里頭有同一性，有個別性，就是個別與普遍的對立統(tǒng)一，這就是辯證法�！盵5]

　　1958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同一個會上第三次講話，再次解釋了“辯證法”。他說：

　　“中國人把結(jié)婚叫做紅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國人很懂得辯證法的。結(jié)婚可以生小孩，母親分裂出小孩來，是個突變，是喜事。一個人分裂出三個、兩個，甚至十個八個，像航空母艦一樣�！�… 新事物的發(fā)生、變化、滅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開個追悼會，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覺得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shè)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6]

　　在中國共產(chǎn)黨文獻的政治語言中，“左”和“右”是一對敏感的字眼，并沒有嚴格的“學術(shù)”定義，在一定程度上要視實際的語境而定。毛澤東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作總結(jié)發(fā)言，一語道破，“直譯”主題：

　　“什么叫‘左’傾？什么叫右傾？事物在時間、空間（特別是時間）中運動，人們觀察事物如果不合實際情況，看過了叫‘左’，看不到叫右。例如合作化大發(fā)展的條件成熟了，不去大發(fā)展，就右了；
明年一年要全國達到百分之八十，就‘左’了。中國有句老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是說要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達到目的。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是‘左’了；
過了九個月不準出來，是右了�！盵7]

　　毛澤東不僅不會說“官話”，而且對那種言之無物的“假、大、空”厭惡至極。特別是那些未經(jīng)修飾的講話記錄稿，更是鮮明地體現(xiàn)出他話語權(quán)力所產(chǎn)生的巨大吸引力和沖擊力。例如，同樣是要強調(diào)“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毛澤東的表達則是“羊肉”、“板鴨”和“火腿”：

　　“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云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羊肉、鴨子應(yīng)當更好吃，才能體現(xiàn)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在洋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8]

　　就是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了如果社會主義優(yōu)越性發(fā)揮不出來，那么，就有可能被“開除球籍”的名言。他說：“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jù)說是有優(yōu)越性，結(jié)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什么樣子？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盵9]

　　批評“大躍進”時期刮“共產(chǎn)風”的危害時，他要求地方干部要做到“三不叫”：

　　“死牛之風，應(yīng)該算過去了，不要再重復(fù)。牛也要講衣食住，要有人管。作價入社與否，總之，不要死牛。中國共產(chǎn)黨如果有本領(lǐng)，今后不要發(fā)生死牛之風了。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豬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10]

　　毛澤東深知“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道理，常說：“人民就像水一樣的，打比方，領(lǐng)導者從各級小組長起一直到我們這些同志，就是像游水的人一樣，不要離開水，不要逆那個水，你要順那個水，順著水性。不要去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不要和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犯錯誤的時候要好好講，他不聽，你就等一下，有了機會再講，就是不要脫離他。等于我們游水不要脫離水，不要逆水，要順著水性�！盵11]

　　在黨的公開會議上，毛澤東“報告”仍然是這種風格。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共作了6次講話，其主要思想主旨是糾“左”。他認為平均主義的毛病不在農(nóng)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腦子里的“共產(chǎn)主義”定義為“公開搶”。毛澤東有些激動地說：

　　“斯大林對農(nóng)民竭澤而漁，現(xiàn)在即此毛病，理由是反保守主義，反本位主義，我就支持這些主義。…… 我相當支持瞞產(chǎn)私分，除貪污破壞以外，是正當權(quán)利�！� “生產(chǎn)隊，生產(chǎn)小隊，普遍瞞產(chǎn)私分，深藏秘窖，站崗放哨，保護他們自己的產(chǎn)品。反過來批評公社和上級的平均主義、搶產(chǎn)主義，寫一個條子，普遍過斗拿走。我以為生產(chǎn)隊、生產(chǎn)小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產(chǎn)的嘛，馬克思百年前講過‘多勞多得’，他懂得馬克思主義�！薄耙粋�是瞞產(chǎn)私分，一個是勞動力外逃，一個是麿洋工，一個是糧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贊成，這樣做非常正確。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抵制，河南分配給農(nóng)民30％，瞞產(chǎn)私分15％，共45％，否則就過不了生活，這是保衛(wèi)他們的神圣權(quán)利，極為正確。還反對人家本位主義，相反應(yīng)該批評我們的冒險主義。真正本位主義，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險主義。錢交給公社不交隊，他們抵制，這不叫本位主義。給他錢。他不繳，才是本位主義�！� “豬只有一條，你有他就沒有，用無償搞共產(chǎn)主義不行�！薄爸饕�是解決這個問題，共產(chǎn)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chǎn)，實際上是搶產(chǎn)�！�… 舊社會叫做‘賊’，紅幫叫做‘搶’，青幫叫做‘偷’。搶和偷，在名詞上叫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地主叫經(jīng)濟剝削，資本家叫剩余勞動，也就是剩余價值�！�… 現(xiàn)在一點代價也不給，有一點就拿走�！�… 群眾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進行神經(jīng)戰(zhàn)，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你框農(nóng)民，就看出你沒有辦法，什么叫共產(chǎn)主義，還不是公開搶�！盵12]

　　在講道“基礎(chǔ)工業(yè)”在中國國家發(fā)展中的地位時，毛澤東用“身體”作比�！皟蓚�拳頭，一個屁股。農(nóng)業(yè)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wěn)。屁股就是基礎(chǔ)工業(yè)�！盵13]談及“干部鍛煉”，他要“放火燒身”：“放火燒身，可不容易；
我們每個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內(nèi)�！�…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個五年計劃里頭，至少放兩次火。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里頭一鍛煉，不是就好了嗎？”[14]后來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發(fā)展？）為“火燒”、“油炸”和“噴氣式”。提倡“鼓足干勁”，毛澤東號召“向細菌學習”：“有一種微生物叫細菌，它雖小，但是在某點上來說，他比人厲害。它不講迷信，干勁十足，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無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誰，它要鉆進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體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來什么人都不算數(shù)。它的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強嗎？”[15]在強調(diào)發(fā)揚“民族風格”時，毛澤東宣稱要制造“中國的概念香腸”：“有些東西還要民族風格，……如干部下放，軍官當兵，五項并舉，螞蟻啃骨頭，是中國香腸，不出口，自己吃�！盵16]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毛澤東講究修辭的“氣勢”，形成了霸氣天成的“毛式語體”。他反對照搬照抄的“鸚鵡”態(tài)度，對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張修正：“規(guī)章制度從蘇聯(lián)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lián)的警衛(wèi)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后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其他各部都有規(guī)章制度問題，搬蘇聯(lián)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guī)章制度束縛生產(chǎn)力，制造浪費，制造官僚主義�！薄鞍�，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這個道理沒有運用到經(jīng)濟建設(shè)上。”[17] 強調(diào)要“硬著頭皮”、“挺直腰桿”，“站著說話”。1957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對某些新聞報道的“技術(shù)”極其不滿，喝斥為“賈桂作風”。他說：“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shù)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時蘇聯(lián)的精神壓力，馬列主義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yīng)該平等待人�！盵18]

　　美國著名政治心理學家羅伯特·J·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甚至認為，從毛澤東的語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種“直面死亡的絕對化傾向”，一種一往無前的挑戰(zhàn)精神。[19] 如毛澤東說：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nèi)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班房、受點整也難說�！盵20]

　　眾所周知，對于欺壓老百姓的官僚主義，毛澤東痛恨至極。反映在政治修辭中就形成了具有濃厚民粹主義的話語結(jié)構(gòu)“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xiàn)象。如果大多數(shù)干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那末這少數(shù)干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孔龃蠊俪燥�，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除官氣，要在干部中掃除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nóng)民也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就要服從他們。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從你。再說一遍，要是大多數(shù)干部掃掉了官氣，剩下來的人就是有官氣，也容易掃掉了，因為他們孤立了。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chǎn)主義精神。能夠做到這一點，防止大國沙文主義，就有可能了。如果我們大多數(shù)干部特別是領(lǐng)導干部，以科學的態(tài)度，以謙虛的態(tài)度，是正確的謙虛態(tài)度而不是虛偽的謙虛態(tài)度待人，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大國沙文主義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現(xiàn)了也不可怕�！盵21]

　　毛澤東的“自己評價”也是政治修辭之極品。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經(jīng)反復(fù)思考，給江青寫了一封他自己稱之為“黑話”的信，這是毛澤東罕見的自我觀察的“政治鏡像”。信中說：

　　“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F(xiàn)在經(jīng)他（林彪）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幫，他從洛陽走到成皋，嘆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jīng)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梢娚駳馐�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后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后兩句，正是指我�！� [22]

　　當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經(jīng)歷了一個“語言學轉(zhuǎn)向”，途經(jīng)“解釋學轉(zhuǎn)向”之后，現(xiàn)在則進入了一個“修辭學轉(zhuǎn)向”。或許毛澤東不曾想到，在他在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僅還活著，而且進入到了國際學術(shù)研究的最前沿。

　　注釋：

　　[1]《毛主席1965年1月9日同斯諾的談話》，這里引用的是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

　　[2]參閱：龔文庠《說服學的源起和發(fā)展趨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3]參閱：凱瑞·帕羅內(nèi)《昆廷·斯金納思想研究：歷史·政治·修辭》，李宏圖、胡傳勝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4]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 。

　　[5]《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17日)》，會議記錄稿。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199頁。）

　　[6]《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20日)》，會議記錄稿。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204頁。）

　　[7]《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的總結(jié)（1955年9月）》，會議記錄稿。

　　[8]《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yù)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8月30日）》，會議記錄稿。

　　[9]《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頁。

　　[10]《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的總結(jié)（1955年9月）》，會議記錄稿。

　　[11]《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8日）》，會議記錄稿。

　　[12]《在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會議記錄稿。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5頁。

　　[13]《在第三個五年計劃上的指示（1964年6月6日）》，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版。

　　[14]《在上海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8日）》，會議記錄稿。

　　[15]《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會議記錄稿。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206頁。

　　[16]《與毛遠新的談話（1964年3月）》，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北京版。

　　[17]《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9日）》，會議記錄稿。

　　[18]《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10日）》，會議記錄稿。

　　[19]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pp. 65-66.

　　[20]《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1957年3月8 日)》，會議記錄稿。

　　[21]《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第三次講話(1958年5月20日)》，會議記錄稿。

　　[2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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