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稍加注意就會發(fā)現，我國稅收制度平均每10年左右就要經歷一次大的變革，它們發(fā)生在1953、1963、1973、1983和1994年和2003年。其中，1994年的改革被公認為最具有突破性的意義，因為經過改革，我國初步建立起以所得稅、流轉稅為主體，其他稅種輔助配合的復合稅制體系，提高了“兩個比重”，并為公共財政體制的創(chuàng)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最新一輪的稅制改革提出的指導思想是“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兩個比重”即提升財政收入總量已經不是它的重點，以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兩法合并”和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化為標志，我國稅制開始了最為艱巨的一輪改革，其目標，是初步建立一個適應市場經濟發(fā)展需要的、以體現公平稅負為基本特征的現代稅制體系。

　　實際上，在啟動兩法合并的時刻起，我們就跨進了稅制改革的“敏感期”，或者如有人所稱的“深水區(qū)”，不管什么“區(qū)”，其間所經歷的曲折困難都是可以預料的，因為那本來就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這一輪稅制改革的重點目標是兩法合并和增值稅的雙重“攻關”，如今，我們已經成功地“攻克”了其中的一個，下一個“堡壘”在等著我們，這就是以增值稅“轉型”為主要內容的新的稅制改革，應該在2008年前后完成。這樣，本輪稅制改革雖然拉的時間比較長，但考慮到其艱巨性和巨大的難度，五年時間左右完成應該是比較正常的。

　　我們在闖過一道又一道“關口”，也就一步比一步更接近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稅制，全部構建過程應該在2015年前后基本完成，到那時，一個與市場經濟基本適應的、與其他市場化國家稅收體制基本“接軌”的、比較成熟完善的現代稅制體系將在我國初步形成。當然，這只是我本人根據我國稅制改革的時間規(guī)律所作的一種估計，并未進行嚴謹的科學論證。

　　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進行了兩年多，農業(yè)稅被提前取消、增值稅轉型在東北試點、個人所得稅和消費稅等作了若干調整，如今又基本完成了“兩法合并”的重要改革，但總體而言，我國稅制與當初的預期目標相比還有一定的距離。表現在：

　　宏觀稅負水平居高不下。盡管許多專家一再表示，于國外相比，我國的宏觀稅負并不高，但許多企業(yè)感覺負擔卻比較重，其原因在于稅外負擔沉重，如果按照加上各項政府收費和名目繁多的制度外收費的“寬口徑”計算，企業(yè)的實際稅負要重得多。目前我國宏觀邊際稅負水平（即新增稅收收入占新增GDP的百分比）達到30%以上，遠超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這還僅僅涉及稅收，未把數量同樣巨大的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算上，如果全部計入在內的話會更高。很難想象，如果民眾對稅收負擔有話語權和參與決策權的話，怎能容忍宏觀邊際稅負水平維持在這么高的水平上。

　　人民納稅行為的實質是購買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公共服務和公共品當然多多益善，但在社會財富既定的情況下，政府拿得太多則人民可支配的財富就會減少，而政府使用資源的效率又天然地低于個人和企業(yè)，因而，政府加于人民身上的稅負就應該有一定的限度，這種限度來自于議會的授權范圍和制約，而合理的稅制本身也應具有一定的自我約束機能。

　　間接稅與直接稅的比例不合理。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直接稅的比重有所上升，而間接稅的比重有所下降。內外資企業(yè)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從2001年的19.2%提高到2005年的24.6%，而國內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yè)稅等流轉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從2001年的58.6%下降到2005年的53.7%，這是一個比較令人高興的變化，但總體來說，間接稅比重高、直接稅比重低的舊有格局并未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由于流轉稅所占比重過大，所謂“雙主體”的稅制模式實際上并未真正形成，直接稅的宏觀調控作用當然也就極為有限。

　　稅收負擔公平性的欠缺。直接稅收入比重過低，尤其是來自所得稅類的收入比重過低，必然會影響稅制公平效應的發(fā)揮。雖然“兩法合并”有效地推進了我國稅制向著稅負公平的方向邁進，但這還還遠遠不夠，從整個稅制體系來看，稅負不公平的問題依然嚴重。如稅收優(yōu)惠政策過多過濫、城鄉(xiāng)實行兩套稅制、稅率、稅收優(yōu)惠和費用扣除標準不同等，導致不同地區(qū)、不同所有制企業(yè)稅收負擔存在較大差異，不符合國民待遇原則，也不利于企業(yè)之間開展公平競爭。

　　稅種設置不盡合理。表現為：增值稅與營業(yè)稅并存，影響了增值稅抵扣鏈條的完整性，也加大了這兩個稅種的征管難度；
生產型增值稅不僅無法徹底消除重復征稅的弊端，而且抑制科技進步；
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偏小，調節(jié)力度不足；
個人所得稅與企業(yè)所得稅之間存在重復課稅和避稅漏洞；
個人所得稅采用分項計征模式，稅率和費用扣除方法不盡合理，加之征收管理薄弱，難以充分發(fā)揮對個人收入的調節(jié)作用。此外，還存在地方稅制度不完善、中央稅與地方稅的劃分不夠合理等問題。

　　稅制的欠缺之處就是下一步稅制改革的著力所在。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稅制改革將具體體現在政府稅收政策的哪些方面呢？

　　第一，將加快增值稅轉型的步伐。這是我國近期內最主要、最急切的改革，也是可與“兩法合并”相提并論的一項改革。東北的增值稅轉型試點，是在8個行業(yè)中，企業(yè)新增機器設備投資應繳納的增值稅可以從年度應納稅額實現的增長中享受抵扣優(yōu)惠。當初明確改革試點的期限是兩年，到去年7月就已到期，下一步，增值稅轉型在東北三省一市的改革試點是轉向中部地區(qū)繼續(xù)試點下去，還是盡快在全國鋪開實施，是一個需要盡快決斷的問題。顯然，大多數企業(yè)是歡迎這樣的稅制改革的，盡快全面推開應該是可行的。

　　直感上，增值稅轉型的難度要低于“兩法合并”。這樣認為的理由，一是廣大企業(yè)歡迎、支持，特別是不像“兩法合并”那樣面對著比較大的來自外資企業(yè)的阻力；
二是東北試點過程中沒有發(fā)現明顯難以改正的缺陷，沒有發(fā)現將其推廣至全國的障礙因素；
三是積累的經驗具有寶貴的實踐價值，為大面積推廣奠定了基礎，而且試點過后即在全國鋪開也符合慣例；
四是增值稅轉型的主要困難主要還是源于政府對財政減收過大的顧慮�？紤]到東北改革試點財政損失40億，把它推向全國政府所要支付改革成本不過700億元左右，這個壓力財政應該是可以承受。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持續(xù)高增長，去年又增加20%以上，可以說，目前一兩年內應該是增值稅改革的最佳時機，最好不要輕易錯過。

　　增值稅改革本來就有不適宜進行試點的問題，更不宜試點起來沒個完。因為一部分地區(qū)試點，而另一部分不試點，將會導致增值稅抵扣鏈條發(fā)生斷裂，誘使部分企業(yè)將從非試點區(qū)遷往試點區(qū)，人為地加大企業(yè)成本并導致產業(yè)布局的混亂。即使在試點地區(qū)，某些企業(yè)集團的下屬企業(yè)有的享受抵扣，有的不享受抵扣，也很容易造成各種形式的避稅、騙稅行為的滋生，人為加大稅收征管的難度。

　　我國宏觀經濟目前比較“熱”，而增值稅轉型縮小了稅基,具有減收效應，所以有人認為現在不是加快增值稅改革步伐的好時機。應看到，目前我國經濟的“熱”主要是政府自己造成的，政府在實行以減稅為基本特征的稅制改革的同時，按道理說，應該同時縮減自己的財政投資，以形成比較均衡的政策效應。但近年來地方各級政府對GDP的熱情始終不減，大中型市政建設工程不斷，固定資產投資規(guī)模居高不下。因此，管住政府自己花錢的“沖動”，減少政府財政的“擴張效應”，相信經濟過熱的問題也就不那么尖銳了。

　　這樣看，增值稅改革的條件應該說已經都具備了，那就沒有必要久拖不決，現在是只欠東風，年內至遲明年初全面推開應該是明智的選擇。

　　第二，將制定更多的和更恰當的激勵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的政策。根據稅收促進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的需要，結合當前我國科技稅收政策措施的現狀以及借鑒國外的經驗，應該調整和完善我國高新技術產業(yè)稅收政策，包括加快研究和制定鼓勵企業(yè)自主研制、開發(fā)和推行高新技術的稅收政策、鼓勵非高新技術企業(yè)在高新技術方面的自主開發(fā)等，同時，還應加大對傳統(tǒng)產業(yè)高技術化的稅收優(yōu)惠力度，以提高傳統(tǒng)產業(yè)的技術水平，加快傳統(tǒng)產業(yè)高技術化的步伐。

　　第三，將進一步完善激勵和保護中小企業(yè)的稅收政策。目前我國的稅收政策在總體上并沒有把支持中小企業(yè)的發(fā)展提到應有的戰(zhàn)略高度，主要表現在：政策缺乏系統(tǒng)性和規(guī)范性；
優(yōu)惠方式單一、范圍窄，間接優(yōu)惠少；
稅收優(yōu)惠主要集中在企業(yè)所得稅方面，涉及的稅種太少，限制了稅收對中小企業(yè)的調控范圍和調控力度�？梢钥紤]采取以下支持中小企業(yè)發(fā)展的稅收政策：一是完善現行增值稅制，改進小規(guī)模納稅人的征管制度，維護中小企業(yè)的合法權益；
二是在“兩法合并”的過程中，輔助制定一些保護、扶持中小企業(yè)的稅收政策和措施；
三是優(yōu)化對中小企業(yè)的稅收服務體系，減輕中小企業(yè)納稅的履行成本等。

　　適當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具有減稅的效應，等于政府少收而企業(yè)多留，即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宏觀和微觀兩方面的稅負水平，也可使稅收產生激勵經濟效率的效用。

　　第四，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已取得一定的進展，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式已由企事業(yè)單位自行提取、管理，轉變?yōu)樯鐣�化征繳和管理，這對于深化國企改革、消除勞動力合理流動的障礙，維護社會穩(wěn)定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目前社保費的征繳仍存在不少問題，需進一步改革。為體現公平原則、強制性和規(guī)范性、降低征收成本，改社會保障費為稅，建立社會保障稅制度勢在必行。從國際上看，社會保障稅是以納稅人的工資和薪金所得作為征稅對象的一種稅收，是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實現公平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政府只是“過路財神”，專款專用，起一種代為征收、保管、使用的作用。同時，社會保障稅作為直接稅的主力稅種，還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直接稅的比重，有利于稅制結構的優(yōu)化。

　　第五，清理收費，簡并稅種，建立以財產稅和行為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體系。燃油稅和房產稅和土地增值稅等稅種合并而成的物業(yè)稅，經多方論證, 理論上已不存在問題，出臺已無懸念，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其中的物業(yè)稅不僅是個直接稅的范疇，而且也是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要進一步完善分稅制，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收入分配更為規(guī)范。

　　應加注意的是，目前企業(yè)的總體負擔已經較重，增加任何財政收入都應通過規(guī)范政府收入的途徑來解決,不應再隨意增加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對于企業(yè)來說，應特別關注政府稅制改革的每一個動向，這一輪以減稅為基本特征的稅制改革，重點將劃定在國內自主創(chuàng)新的高科技領域、新農村建設和節(jié)能、環(huán)保型產業(yè)等方面，你的投資機會將在這些領域產生。

　　總之，隨著改革不斷深入,我國稅制已陷入任何微小的變動都將牽涉眾多利益格局調整的境地，因此，稅制改革要突破膠著狀態(tài)并取得實效,就必須擯棄1994年稅改遵循的“保持原稅負”的原則,改變“基數加增長”的分配模式,將增強企業(yè)競爭力、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作為重新設計稅制改革模式的原則。

　　這也許是我國今后稅制改革應遵循的唯一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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