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元主義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權的問題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治哲學界最熱門的話題。所謂文化多元主義政治，概括地說，是關于少數民族、“賤民”群體和女性主義對于承認的需求的政治話語。在冷戰(zhàn)結束后，種族、性別、民族—國家等問題以前所未有的尖銳程度凸現(xiàn)出來。這些在后冷戰(zhàn)時代出現(xiàn)的與傳統(tǒng)的民族解放運動、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的語境截然不同的問題使得在以權利自由主義形式出現(xiàn)的新老自由主義理論和當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別及民族主義問題以及民主法制國家內部以“尋求自主性”為標記的社會運動（包括分離主義運動）之間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戰(zhàn)結束以后在西班牙、蘇格蘭、印度和其他許多地區(qū)出現(xiàn)的分離主義運動與傳統(tǒng)的民族主義存在根本區(qū)別，這些運動與其說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不如說是族群主義(ethnicism)的表現(xiàn)。具體討論可參汪暉為所編《文化與公共性》所撰的導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社群主義的重鎮(zhèn)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認的政治”和批判理論的主將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正是在敏銳地感受到這些問題對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構成嚴重挑戰(zhàn)的情況下加入到這場爭論中來的。

　　有意思的是，盡管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極自由觀念遭到社群主義的激烈批評（姑且不論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維柯與赫爾德的傳統(tǒng)，批判“世界公民主義”(cosmopolitanism)，承認并且尊重個人的民族、社群、文化、傳統(tǒng)和語言的歸屬感，從而使其以價值（文化）多元論為基礎的自由民族主義思想成為90年代甚囂塵上的文化多元主義政治的重要精神資源。

　　雖然泰勒和哈貝馬斯的理論并不能被涵蓋在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吁求之中，從自由民族主義經承認的政治到憲法愛國主義的內在演進脈絡仍然構成了文化多元主義境遇中的政治論證發(fā)展的主線。

　　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的立論依據是其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對西方啟蒙和現(xiàn)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價值一元論和文化一元論訴求的批判以及對價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約性和不同文化與文明的多樣性及其不可通約性的不懈論證，（注：參見顧昕，《柏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
甘陽，《柏林與“后自由主義”》，載《讀書》，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論先驅則是赫爾德把各種文明、文化表現(xiàn)出來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義的突出表現(xiàn)的“反啟蒙主義”。

　　赫爾德拒絕把理性的標準作為衡量每一個社會的惟一標準，他要求根據每個社會“自身的內部標準”對該社會作出判斷。在赫爾德看來，“文化的多樣性”表明，通過共同的語言，通過歷史的記憶、習慣、傳統(tǒng)、情感等紐帶而歸屬于某個社群，是人類的根本需要，并構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爾德和柏林看來，抽象的個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個人觀念的世界公民主義是空洞的。群體認同和民族認同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對柏林來說，個人的幸福不能與所屬的共同文化形式分離開來，因為他們所選擇的對象、追求的幸福均由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構成，這些文化形式破損的程度也是與個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適應的。而能夠使我們在歸屬問題上的各種選擇成為可能的，是自由，特別是柏林所謂消極自由。正是柏林這種強調歸屬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構成其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的直接理論前提。

　　在已屆82歲高齡時所作的名為《兩種民族主義概念》的訪談中，（注：此文中譯載于《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該處。）柏林對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和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進行了區(qū)分。所謂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在思想上表現(xiàn)為種族主義、大國或大民族沙文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各種宗教的原教旨主義、排外主義、文化帝國主義等等，在政治上表現(xiàn)為德國納粹主義、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伊朗的神權政治等等，“進攻性的民族主義，在捍衛(wèi)自身文化的同時，對其他文化及其承擔者輕則拒斥、壓制，重則必欲毀滅而后快�！保ㄗⅲ簠⒁婎欔浚�《柏林與自由民族主義思想》，載《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
甘陽，《柏林與“后自由主義”》，載《讀書》，1998年第4期。）

　　非進攻性的民族主義，柏林指的就是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針對那種認為赫爾德的民族主義是第三帝國的思想資源的觀點，柏林指出，赫爾德不講種族，也不講血統(tǒng)，而只談鄉(xiāng)土、語言、共同記憶和習俗。根據赫爾德，每一群體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習俗與生活方式，一種看事和行為的態(tài)度。這些之所以有價值，純粹只因為它們屬于這個集體所有。赫爾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樣性，認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認為赫爾德所說的毫無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點在于文化自決。

　　針對“文化自決的抱負怎會轉變成為民族主義的侵略行為？”的質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對民族主義的精妙闡述，他追隨席勒對民族文化就像“壓彎的細枝”這種觀點所作的解釋，把受傷的民族精神比喻為壓彎的細枝，它可能會因外在的壓力過大而被最終折斷，但是如果樹枝的韌性極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緩，樹枝就會以極大的力量反彈。民族自尊迸發(fā)的時候，時常是專橫中帶著侵略性的。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病態(tài)性發(fā)展正是對文化帝國主義的反動。

　　在回答“什么樣的政治體制可能適合這文化自決的新時代，同時又能維護自由，也許還能遏制流血？”的問題時，柏林坦率地承認，文化自決而沒有政治架構，這正是當前的問題。盡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經濟的統(tǒng)一又有文化的多樣是可能的事，一個現(xiàn)代民族，如果能夠有良好的政治體制，再加上一些好的運氣，其歸屬的需要是能夠同個人自由平安相處的。但在現(xiàn)實政治層面，許多民族的悲劇卻在于，其政治憲政體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不能使自由和歸屬的價值結合在一起�！俺浞譂M足的國家民族具有相當程度的統(tǒng)一性，其他國家民族保持適意程度的多樣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終設想，但他沒有討論在什么樣的政治體制中，自由主義能夠同民族主義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顧兼容；
他也沒有討論，在現(xiàn)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處的情形中，我們能夠發(fā)現(xiàn)什么共同的東西，尤其是制度層面的因素。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詮釋者約翰·格雷的話來說，柏林思想的“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在接受了為批判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強調的多元論觀點以及他們贊同的對特殊文化保持忠誠的正當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來的人類理性和道德統(tǒng)一性的范圍和限制加以具體化的問題�！保ㄗⅲ焊窭祝�《柏林》P.103，昆侖出版社，1999。）在某種意義上，堪稱柏林傳人的泰勒結合魁北京分離運動個案所提出的“承認的政治”正是沿著這一方向作出的進一步努力。

　　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個以法語居民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這個集體目標為由對魁北克居民施加了某種限制，例如規(guī)定非法語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語學校就讀，擁有50名以上雇員的企業(yè)必須使用法語，以及規(guī)定不用法語鑒署的商業(yè)文件無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權利憲章增加了一個條款，承認魁北克為“特殊社會”，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使其集體目標合法化。

　　這里產生的問題是，一方面，對于許多加拿大英語居民來說，一個支持某種集體目標的政治社會，對于憲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權利條款是一個威脅。因為支持某個民族群體的集體目標很可能會限制個人的行為從而侵犯他們的權利，即使不至于踐踏個人權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種司法權管轄的公民都屬于能從該司法權受益的民族群體，這樣做也可能被認為是內在歧視性的。另一方面，對于魁北克政府來說，在魁北克保存和發(fā)展法語文化是件不證自明的好事，政治社會不能在以下兩種人之間保持中立，一種人贊成保存我們祖先的文化，另一種人為追求自我發(fā)展的個人目標不惜割斷與傳統(tǒng)的聯(lián)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給予集體目標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傾向于選擇一種不同的自由社會模式，按照他們的觀點，我們可以用一種好生活的概念來組織社會，同時又并不因此而歧視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

　　泰勒的“承認的政治”就是為了揭示這一當今重大政治問題的哲學價值，在無視差異的同質性要求和差異政治之間建立一種平衡。

　　把觀念史分析方法運用到魁北克個案，泰勒深刻地闡發(fā)了平等的承認之中表現(xiàn)出的普遍主義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異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兩種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聯(lián)系的形態(tài)之間的內在緊張。前者是伴隨著從榮譽到尊嚴的轉移而來的，這種政治強調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嚴，其內容是權利和資格的平等化，這項原則最近贏得的最大勝利是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
后者是從現(xiàn)代認同觀念中發(fā)展出來的，它要求承認個人或群體獨特的認同，這種認同正在被占據統(tǒng)治地位或多數人的認同所忽視、掩蓋和同化。

　　這兩種政治的內在聯(lián)系在于支撐著差異政治的基礎正是一種普遍平等的原則。差異政治譴責任何形式的歧視，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尋味的是，差異性要求本身并不能被普遍主義的尊嚴政治完全吸收，因為“它要求我們承認并給以地位的是注定不能分享的東西。換言之，我們承認每個人的獨特性，只是對某種普遍存在的情況——人人皆有其認同——給以適當的承認。普遍的要求推動了對于特殊性的承認�！保ㄗⅲ篊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據董之林、陳燕谷譯文，原載《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

　　但是，雖然這兩種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卻是相互沖突的，“一種觀點認為，平等尊重的原則要求我們忽視人與人之間的差異，這種見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為我們都是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們應當承認甚至鼓勵特殊性。前者指責后者違背了非歧視性原則。后者對前者的指責是，它將人們強行納入一個對他們來說是虛假的同質性模式之中，從而否定了他們獨特的認同”。（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據董之林、陳燕谷譯文，原載《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義把無視差異的普遍主義看作是非歧視性的，而差異政治則認為“無視差異”的自由主義本身僅僅是某種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種冒充普遍主義的特殊主義。

　　泰勒的方案包含了這樣的兩重性：一方面，他把差異政治看作是從平等尊嚴的規(guī)范中派生出來的，認為承認的必要性在于能否真正貫徹平等的原則，這構成了對無視差異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義的批評；
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價值作為一個假設或邏輯起點，實際上是強調承認的政治必須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進行，（注：參見汪暉為所編《文化與公共性》所撰的導論。）從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實質性判斷和強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種族中心主義。

　　那么，就與權利自由主義的關系而言，究竟應當如何來把握泰勒推薦的“第三條道路”的性質？考察一下哈貝馬斯在《民主法治國家的承認斗爭》一文中對泰勒理論的批評將會有益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哈貝馬斯認為，只要正確地解釋權利理論，就會發(fā)現(xiàn)它不但對于不平等的社會生活條件不是無動于衷，就是對于文化差異同樣也不是置若罔聞。在哈貝馬斯看來，泰勒僅僅從個人的平等權利的法律保護的角度來理解權利自由主義，從而就與程序性自由主義忽視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樣，把自律概念一分為二，而沒有考慮到，“法律的受眾(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獲得（康德意義上的）自律，就應當能夠把自己視為法律的制定者；
而根據所制定的法律，他們又都是私法主體�！保ㄗⅲ篔.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譯見《文化與公共性》，P.342.）事實上，根據現(xiàn)代憲政的理性觀念，個體的主觀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設定為權利人（法人）概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此，現(xiàn)代法律所保障的雖然是獲得國家認可的主體間的承認關系，由此產生的權利確保的卻是永遠處于個體狀態(tài)的法律主體的完整性。而一旦賦予主體法人一種主體間的認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釋所造成的盲目性，“個人，包括法人，只有經過社會化，才能充分地個體化。由此可見，一種得到正確領會的權利理論所要求的承認政治應當維護個體在建構其認同的生活語境中的完整性。這點無需任何對立模式來從另一種規(guī)范角度對個體主義類型法律體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堅定不移地把法律體系付諸實現(xiàn)�！保ㄗⅲ篔.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譯見《文化與公共性》，PP.343-4.）

　　如果說哈貝馬斯在《民主法治國家的承隊斗爭》一文中對泰勒的批評過于抽象（這種抽象性是與他沒有在該文中詳盡闡述其立場相關的），那么在作為《事實與有效性》英譯本的附錄發(fā)表的《公民身份與民族認同》一文中則把他倡導的所謂憲法愛國主義的豐富內涵全面地展示了出來。

　　三

　　憲法愛國主義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貝馬斯的憲政觀中是一體兩面的東西，前者要解決現(xiàn)代國家統(tǒng)一的價值規(guī)范問題，后者則是不但能夠置換民族性并賦予價值規(guī)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認同標準，而且能夠連接公民的動機和態(tài)度從而保證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穩(wěn)定支持的動力資源。

　　盡管哈貝馬斯的憲法愛國主義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但兩德統(tǒng)一、歐洲聯(lián)盟以及移民與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貝馬斯倡導和推展憲法愛國主義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說前者是其理論思考的直接解媒，那么后兩者則是其憲政觀中內含的基本原則的運用對象。

　　首先，憲法是多元社會中表達形式的共識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義的事實和確保公民權利的任務決定了民族國家層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種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亞共同體之間的“公分母”，又是該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體現(xiàn)，哈貝馬斯把這個層次上的共同體稱作“法的共同體”。對哈貝馬斯來說，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個法的共同體即立憲民主國家中，不同的倫理生活共同體可以在同一個其核心為普遍主義原則的現(xiàn)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處，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構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賴的是以共同的善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來強制的動機和意圖的和諧背景的支持，這種公民身份的共和主義模式提醒我們，受憲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對這樣的人們才是有價值的，他們習慣于政治自由，適應于積極自決實踐的‘我們’視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須被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

　　其次，在確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識又培育多元社會共存感的立憲愛國主義的公分母或共同標準的論題之后，哈貝馬斯把其憲政觀的視野進一步拓展到歐洲一體化的范圍中來。在這里他關注的焦點是民主和資本主義的關系。

　　哈貝馬斯認為，民主立憲國家和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線性的。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使得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緊張關系又以另一種形式表現(xiàn)了出來，這不但是由于民主過程迄今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內運作的，政治公共領域是以民族為單位的，而且因為其內涵是“朝向歐洲共同善的職責的意識”的“歐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問題尚在未定之數。具體來說，從歐洲一體化進程看，超民族水準的數量不斷增長的決策正在一個逐漸增長的程度上影響越來越多的人，而由于迄今為止公民的決策是在民族國家的水準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響歐洲決策的問題上擁有發(fā)言權的機會似乎微乎其微。經濟律則變成一種獨立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則僅僅局限在民族國家的水準上，這一事實削弱了公民的地位并和與這種地位相聯(lián)系的共和主義要求相矛盾。很顯然，由于傳統(tǒng)的（歐洲）民族國家太小，不足以應付歐洲一體化乃至全球化經濟，因此應當聯(lián)合在更大的政治單元之中。而一個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夠的合法性，就必須包括基本的社會整合；
所需要的整合基礎不僅是借助于形成公共討論（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主要成分）而實現(xiàn)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會權利，即以政治為基礎的福利制度。（注：參見希爾貝克(Gunnar Skirbekk)，《評哈貝馬斯的〈后民族的格局〉》，載《二十一世紀》，1999年4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從這一角度，哈貝馬斯把歐洲統(tǒng)一的事業(yè)看作是資產階級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xù)，對資產階級歷史局限性的超越是這種突破的題中應有之義。一百多年以前，以實施人權和民主為主要職能的民族國家框架，使得一種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會整合成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面臨的任務則是以“進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圍內繼續(xù)這項任務。（注：參見童世駿，《政治文化與現(xiàn)代社會的集體認同——讀哈貝馬斯近著兩種》，出處同上。）

　　最后，移民和避難問題加劇了立憲民主的普遍主義原則和保護已經建立起來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義要求之間的緊張關系。如果說，在兩德統(tǒng)一境遇中提出的憲法愛國主義主要針對的除了主張以德意志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作為民族認同基礎的民族主義，還有后來在兩德統(tǒng)一時表現(xiàn)出來的所謂“德國馬克的民族主義”的話，那么，哈貝馬斯的憲政觀在移民問題上所要反對的則是所謂富裕的沙文主義。

　　一方面，關于移民政策的辯論不應只涉及西歐的經濟體系吸收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應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觀點要求我們無偏私地對待移民問題，不但從富裕地區(qū)的居民的角度，而且從尋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尋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難而且是自由的有尊嚴的生活。在這里，哈貝馬斯援引羅爾斯的“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進行論證，對移民權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從互競的思慮得到辯護，即避免社會沖突和將會嚴重地危及社會的公共秩序或經濟再生產的負擔的需要才能使嚴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當性。

　　相對于社群主義從保護特定生活形式的種族—文化內涵的角度對自由移民權利施加規(guī)范性限制的特殊主義的論證，哈貝馬斯的普遍主義認為，同樣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認同并非依賴于作為整體的種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賴植根于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則。的確，自決的民主權利包括保護形成公民身份權利的具體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權利，但它并不包括對一種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權利。

　　在刻畫了這樣一幅誘人的圖景之后，哈貝馬斯充滿信心地預言，隨著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國大革命的情境中所夢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漸變成政治現(xiàn)實：“即使我們在完全實現(xiàn)這一目標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義的條件亦不再僅僅是一個海市蜃樓。至少，國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個統(tǒng)一體，其輪廓已經隱約可見了�！保ㄗⅲ篔.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

　　四

　　如果說，柏林的自由主義和多元論之間的緊張關系消解了為自由主義尋找普遍正當的理由的努力，從而自由主義最好被理解為將自我選擇的活動視為最重要的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哈貝馬斯則試圖在捍衛(wèi)普遍主義（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義（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時把立憲民主的普遍原則與成為這種原則的動源并賦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聯(lián)系起來�！皯椃ǖ脑瓌t，只有當它們置身于由公民構成的民族的歷史情境之中，從而與公民的動機和意圖建立聯(lián)系，才會在社會實踐中具有形式，并成為動態(tài)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聯(lián)合體這個策劃的推動力量。”（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貝馬斯強調，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憲法為結晶的。每個民族文化都根據其獨特的歷史而形成對同一些、也體現(xiàn)于其他共和主義憲法中的原則——如人民主權和人權——的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解。這種與特定的亞文化、亞群體——包括主流文化與主流群體——相分離的政治文化與羅爾斯所謂“重疊的一致”非常近似而與泰勒更加實質性的共和主義論題拉開了距離。問題的實質在于，“自由主義的價值論是個體價值自決，并通過程序主義的公共理性秩序來平衡價值沖突，而非由首級政治制度一視同仁地（平等）對待優(yōu)質品和劣質品、善與惡、好與壞”。（注：劉小楓，《自由主義，抑或文化民族主義的現(xiàn)代性？》，載《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P.79.）這一點無論對于柏林強調歸屬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啟蒙主義的自由主義還是對羅爾斯主張與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學說脫離的所謂“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學的”自由主義都是適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義的“文化現(xiàn)代性理論”以及過分拘泥于魁北克分離運動個案所造成的近視性不但使其“共和主義論題”沒有洞察到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聯(lián)系僅僅是一種帶有歷史偶然性的聯(lián)系而不是一種概念的聯(lián)系，而且使其“承認的政治”沒有能夠充分估價“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層次必須同亞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鑄成的認同相脫鉤”（注：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轉引自注(12)所及童世駿文。）的重大意 義，后者不但是傳統(tǒng)自由主義政治論證的精髓，而且構成了哈貝馬斯在兩德統(tǒng)一、歐洲聯(lián)盟、移民與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導所謂“憲法愛國主義”的重要理論前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哈貝馬斯把政治文化當作“做成”現(xiàn)代集體認同的關鍵，并把現(xiàn)代社會中同其他文化價值相分離的政治價值領域當作某種既予的東西的“與政治物相關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區(qū)別開來，后者不但為正確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關系鋪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們有足夠的余地來設想超越民族國家邊界而形成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而不僅僅是一種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從而為像歐洲聯(lián)盟這樣超民族的集體認同提供基礎。（注：參見童世駿，《政治文化與現(xiàn)代社會的集體認同——讀哈貝馬斯近著兩種》，出處同上。）

　　哈貝馬斯清醒地意識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約束力顯然弱于在各民族國家內部近一兩個世紀所發(fā)展起來的國家公民互助，而成為歐洲統(tǒng)一進程瓶頸的欠缺正是缺乏對世界公民互助意識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貝馬斯的同齡人、德裔英籍社會學家達倫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會仍然局限在民族的邊界之內，它就必然與排他的態(tài)度、措施和規(guī)則相結合，而排他的態(tài)度、措施和規(guī)則是違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礎之上的社會本身的原則的。只有當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建立公民社會的歷史任務才算完成�！保ㄗⅲ哼_倫多夫，《現(xiàn)代社會沖突》，P.6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會的理想上與達倫多夫一樣同屬康德信徒的哈貝馬斯則堅稱，如果我們不想回到作為“古老帝國中的政治上無能為力的農業(yè)人口的典型特征”的宿命論，我們就必須把握復雜社會的民主自我調控的思想，“為什么那種偉大的、在歷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識和王朝意識上升為國家意識和民主意識的抽象力不能被繼續(xù)發(fā)揚光大呢？”（注：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譯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哈貝馬斯提出了“繼續(xù)進展的現(xiàn)代性還是被繼續(xù)引導的現(xiàn)代性”這樣的問題，他援引烏爾里希·貝克(UlrichBeck)和安東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種現(xiàn)代性”和“反思的現(xiàn)代性”這一觀念，并認為吉登斯所謂“如果現(xiàn)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盡頭”以及“我們并未進入后現(xiàn)代時代，而是走近這樣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現(xiàn)代性的結果所產生的影響比迄今任何時候都更徹底、更普遍”這兩句話應當這樣理解：（注：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譯載《全球化與政治》，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一方面，現(xiàn)代社會無法再把社會再生產的后果—它表現(xiàn)為系統(tǒng)化地生產出來的風險—外化，即不能再把這些后果轉嫁給其他國家和社會，轉嫁給子孫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
另一方面，現(xiàn)代社會可以動用的外部資源越來越少，它必須日益依靠自己來再生產其基本條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響意義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價保持在社會可承受的限度內”的意義上，在解決現(xiàn)代性的后果問題需要依靠現(xiàn)代性本身的能力的意義上，哈貝馬斯才把現(xiàn)代性稱作“未完成的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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