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文散階的進化在南朝停滯不前，在北朝卻迅速推進。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qū)⑹科帐谖纳⒐購亩怪M化為位階，南朝的“文清武濁”觀念卻阻礙了類似現(xiàn)象的普遍化。魏晉南北朝有兩種“品位分等”：一種是以門第、中正品和“清濁”構(gòu)成的“門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產(chǎn)物；
另一種則是由軍階代表的“官品秩序”，它較富功績制色彩。北朝文散階的進化得益于軍階的“拉動”，這就為唐代文武散階制向官僚政治的回歸奠定了基礎。

　　【關 鍵 詞】南北朝/官階

　　一、南朝散官“階官化”的遲緩

　　官階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級規(guī)劃體現(xiàn)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漢代祿秩等級是從屬于職位的，官員若無職位則無等級可言［1］，這屬于重效率的“職位分等”類型。

魏晉南北朝時官階制卻開始向另一種“品位分等”類型過渡了，最終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階之制。散階又稱“本品”，它減小了因職位變動而造成的地位變動，從而賦予了官員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權(quán)益的穩(wěn)定性。

　　魏晉以降士族政治、門閥特權(quán)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設職”更多地基于“優(yōu)惠考慮”而非“效率考慮”，職事官之外委積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號、散職，一人擁有多種頭銜屢見不鮮。由此而導致的職、官、名號的分離，應該說是官階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個基本原因。不過僅以士族政治來解釋中古散階制的發(fā)達，那仍然是不愜人意的，因為南朝政權(quán)的士族政治更為典型，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廣度和速度。

　　與此期階官化進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諸大夫和東西省散官。文散官階官化的驟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這時候四方云擾、戰(zhàn)火連綿，朝廷為籠絡之計而向?qū)⑹總儚V授散職，毫無吝惜之意。爾朱氏掌權(quán)之時，“欲收軍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2 ］（魏書·卷七五爾朱世隆傳）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濫授，而且還是與將軍號成雙成對兒地“雙授”的，即所謂“皆以將軍而兼散職”。由此，這些散官迅速虛銜化了，成了普遍擁有、且不斷升遷的“階”了。進至北周，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諸大夫以及由東西省散官變化而來的34種散官，演化為一個首尾完備的位階序列。這個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階制的重要環(huán)節(jié)。［3］

　　然而當把目光轉(zhuǎn)向南朝的時候，卻沒能看到類似的發(fā)展。冗官散職的委積濫觴于魏晉，東晉以下的制度發(fā)展，南北兩系分道揚鑣。同是承襲魏晉而來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晉的南朝，其散階化進程卻遲滯不前、步履蹣跚。

　　南朝的諸大夫幾乎始終都僅僅是崇禮、優(yōu)老或安置閑冗之職，比魏晉沒有太大變化�！赌淆R書》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祿勛屬官之下——較之漢魏舊制，依然故我；
且謂：“諸大夫官，皆處舊齒老年�！薄赌淆R書》卷三《武帝紀》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詔：“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 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稍鲑�，詳給見役�！笨梢娭T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書》卷二六《百官上》記梁制：“又有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并無員，以養(yǎng)老疾�！庇米鏖e散之位的散官，與用以標志等級的“本階”，自然還有相當距離。

　　諸大夫中之以“光祿”為名者位望較高，常用于優(yōu)寵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贈官。左右光祿大夫如加“開府”之銜則可置官屬（注：《隋書》卷二六《百官上》：“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yōu)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弊笥夜獾摯蠓蛉缂印伴_府”便置官屬�！赌鲜贰肪硎濉陡盗羵鳌酚小白蠊獾摯蠓蚋保赌鲜贰肪硎拧吨x幾卿傳》有“左光祿長史”，皆是。）。南朝史傳中的官僚銜位，常有“光祿大夫某某”的記法，以此為其代表性官銜。所以其時有“求金紫（金紫光祿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階級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閑冗、甚至政壇失意者了。請看《南史》：

　　蕭惠訓：梁武起兵時以郡相抗，歸降后梁武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蕭琛傳》）

　　王籍，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南史》卷二一《王籍傳》）

　　王楷，人才凡劣，宋時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蘊傳》）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戰(zhàn)敗被宥，終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傳》）

　　垣護之，宋明帝時因聚斂賄貨下獄免官，后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南史》卷二五《垣護之傳》）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傳》）

　　何求，性行詭僻，逃官隱居，后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傳》）

　　徐廣，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廣傳》）

　　顧琛，宋明帝時同逆，兵敗歸降，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顧琛傳》）

　　這樣，太中大夫、中散大夫?qū)κ看蠓虻奈�，想來就不會太大�?/p>

　　江左的諸大夫也具有維系資位的作用，不過它們在普授范圍上，以及虛銜化、序列化程度上，終歸是遠遜于西魏北周的進化水平。同樣，南朝作為加官或起家官的東西省散官如給事中、奉朝請等，也沒有像北朝那樣，在諸大夫的帶動下而被納入散階。至于在職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騎常侍的情況，南朝與北朝一樣屢見不鮮。不過這種加官具有臨時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傳》：“再遷散騎常侍，尋加侍中，……后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薄赌鲜贰肪砣逗侮珎鳌罚骸斑w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傳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边@種反復加授的情況，顯然不同于階官的應具性質(zhì)。

　　北朝文散官“階官化”，得益于它們向?qū)⑹總兊钠帐诤蜑E授；
而在南朝，由武將而獲文授則頗不容易。不少戰(zhàn)功卓著的將領是到年老而須優(yōu)崇之時，方才得到大夫之號的：

　　張興世：宋廢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祿大夫， 常侍如故。順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時年五十九。

（《宋書》卷五十《張興世傳》）

　　朱修之：后墜車折腳，辭尚書，領崇憲太仆，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腳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宋書》卷七六《朱修之傳》）

　　宗愨：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朝直，以為光祿大夫，加金紫。（《宋書》卷七六《宗愨傳》）

　　周盤龍：齊武帝永明中，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zhèn)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笔荒辏�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齊書》卷二九《周盤龍傳》）

　　武將周盤龍年老解職時方得常侍、大夫，其時齊武帝還以“貂蟬”、“兜鍪”為戲，其時對文號、武號之別君臣頗為敏感，很當一回事兒的�！赌淆R書》卷二九《呂安國傳》：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后勿作ｋù袴褶驅(qū)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為朱衣官也！”

　　“以將領見任”的呂安國以終得“文授”為殊寵，可見獲得大夫、常侍，對武將往往是“意外的驚喜”。他殷殷告誡其子勿作“ｋù袴褶驅(qū)使”（注：“ｋù袴褶”即軍裝，參見《晉書·輿服志》、王國維《觀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南齊書札記·單衣”條，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36頁。）， 要努力以文職進身，明不以武職為榮。

　　在北朝魏、周之際，軍號與散官的“雙授”一度成為“時尚”。而同期的南朝雖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蕭子良為光祿大夫、左將軍，到仲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褚彥回為衛(wèi)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等等，但這不過是隨機現(xiàn)象而已，遠不能同北朝的規(guī)模數(shù)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軍號、散官作為位階而不斷同時遷升。

　　散官普授畢竟是一種名號猥濫，散官與將軍號的“雙授”更混淆了文武職類，從制度上說都不正規(guī)，都非“常態(tài)”。為此北齊統(tǒng)治者曾對“雙授”現(xiàn)象力加整飭。［4］南朝政權(quán)比北齊更富“文治”色彩， 其與漢晉制度一脈相承的連續(xù)性，就造成了維系“正規(guī)”與“常態(tài)”的更大慣性。江左更厚重的文官政治傳統(tǒng)，應是抵制散官濫授及“雙授”、阻礙散官階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南北“清濁”觀念之異同

　　但以上解釋，仍未窮盡南朝散階化緩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諸大夫不輕易授予武人，并不僅僅出自維系文官政治的“正規(guī)”和“常態(tài)”的考慮，還在于此期濃厚的“清濁”觀念，在“文武”之間劃開了一道深深鴻溝。

　　學界對中古選官的濃厚“清濁”觀念已論述頗多，人們耳熟能詳。由于士族門閥政治的繁榮，王朝選官開始發(fā)生變態(tài)。一些士族所習慣遷轉(zhuǎn)的官職，逐漸被視為“清官”而為其獨占。諸如“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5］（梁書·卷四九庾於陵傳）、 “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6］（陳書·卷三四文學蔡凝傳）、 “秘書丞天下清官”［7］（南史·卷三一張裕傳附曾孫張率傳）之類， 已經(jīng)形成了相當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職是“清官”來自積習，不但不是行政當局的刻意規(guī)劃，而且君主的“革選”往往也無能為力。散騎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注：《宋書》卷八四《孔覬傳》：“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后職任閑散，用人浙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為近侍，事居規(guī)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凌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置清轍�！榷Ｊ讨x復卑�！庇帧读簳肪矶弧督瘢楱ぃ钌`傳》：“初，天監(jiān)詔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

　　哪些官兒能成為“清官”，當然是有規(guī)律可尋的。首先是要“清貴”，所以相當于君主近侍的黃門郎、散騎郎等很早即成“清選”，以表明門閥身份崇高、位據(jù)切要。其次是要“清閑”，如此才能適應紈绔貴游們尸位素餐、安享榮樂的需要。東宮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馬、太子舍人等等，便是如此。其三，許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職，例如秘書郎、著作郎之類。因為中古門閥從本質(zhì)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經(jīng)史詩文知識是他們“平流進取”的憑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稱清貴；
恪勤匪懈，終滯鄙俗”［5］（梁書·卷三七謝舉·何敬榮傳論）， 文法吏職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書郎初稱清顯，但“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 8］（太平御覽·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興書·太原王錄）；
侍御史雖負監(jiān)察重任，然而“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9 ］（南齊書·卷三二王僧虔傳）。重文輕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見；
以軍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稱為“將種”、“兵家”。因此除了少數(shù)禁衛(wèi)軍校之職，一般說來武職官不在“清官”之列。

　　當然寒人軍士也可能因戰(zhàn)功卓著而獲文職、甚至躋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進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門望高華的標志；
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奮斗、因緣時會而獵得清位，但那與貴游們起家即是“清選”，仍不得相提并論。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難染指，例如秘書郎、著作郎；
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則其“清華”光暈往往隨即減色。士族名流還曾發(fā)出“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的呼吁［5］（梁書·卷四九鐘嶸傳）， 力圖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職，而‘兵戶’‘將家’寒門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進之后，又不論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為之�！辈贿^這時依然“文”高于“武”，并體現(xiàn)在官僚結(jié)銜時以文官居前之上。（注：周一良：《〈南齊書·丘靈鞠傳〉試釋兼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周一良學術(shù)論著自選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不難看到，江左的“清濁”選例更多地體現(xiàn)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閑而輕吏職，重文翰而輕文法，重文官而輕武號。這“清濁”并不符合行政規(guī)律，實際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規(guī)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端鍟肪矶栋俟偕稀罚骸瓣愐懒褐疲喔倪w官，未必即進班秩。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官得微清，則勝于轉(zhuǎn)�！痹谑孔逖壑�，“清濁”的區(qū)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況就很不相同。十六國北朝的政治體制“胡漢雜糅”，這反倒淡化了“正規(guī)”、“常態(tài)”觀念，為制度的各種變異提供了眾多契機。進一步說，江左政權(quán)是文化士族盤踞朝廷，北方政權(quán)則由軍功貴族構(gòu)成了統(tǒng)治中堅，后一形態(tài)更接近于專制官僚政治。（注：在此可以參考黃惠賢先生的一個觀點：北魏初期建立了鮮卑拓跋軍事貴族專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孝文帝結(jié)合胡漢門閥聯(lián)合專政，但任何胡漢大族都不能與皇權(quán)分庭抗禮，因此這不是什么真正的“貴族政治”，而只不過是君主政體下變相的“官僚政治”。黃惠賢：《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4 卷（魏晉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本文所謂“軍功貴族政治”，是就“貴族政治現(xiàn)象”而言的，并不認為北朝政體是“貴族政體”。）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異。因其異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傳統(tǒng)，軍功貴族對“文武”“清濁”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濫，同樣的官位隨隨便便就授給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樣身份的人得到了更顯赫的名號，甚至武人、恩ｘìｎｇ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黃散”、大夫之號，都不算什么希罕事兒。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為散騎常侍，王洛兒以善騎射為散騎常侍，乞伏居以高車部人為散騎常侍，娥清以“累著戰(zhàn)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斛律那ｇｕī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為光祿大夫，等等（注：分見《北史》卷三七《皮豹子傳》，《魏書》卷三四《王洛兒傳》，《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傳》，《北史》卷二五《娥清傳》，《北史》卷五四《斛律金傳》。）。稍稍翻檢《魏書》卷九三《恩ｘìｎｇ倖傳》、卷九四《閹官傳》，則恩ｘìｎｇ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俯拾即得。這在江左華胄看來要大驚小怪、憤憤不平的現(xiàn)象，北魏朝廷卻安之若素，當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書省官，在南朝最為甲族起家之選；
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貴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獨占禁臠。例如秘書監(jiān)伊＠⑤：“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卻行。……（太武）帝賢之，遂拜秘書監(jiān)�！保�10］（北史·卷二五伊＠⑤傳）又如賀若統(tǒng)，“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學，以祖蔭為秘書郎。”［10］（北史·卷六八賀若敦傳）而這已在漢化頗深的孝明帝之朝了�？梢姳蔽旱摹扒鍧帷眳^(qū)分、文武界限，經(jīng)常淡薄如紙。

　　當然，北朝并不是沒有清官、清顯、清華之類觀念。但如加細繹，則北朝“清官”層次其實有三。第一層次是所謂“九流”。自從孝文帝創(chuàng)造了流內(nèi)、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別為“流外七等”，流內(nèi)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層次是所謂“三清”，同在九品之內(nèi)，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異，也有些官職在“九流”之列而不屬“三清”。（注：《魏書》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傳》：元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請從七品下，門下錄事從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內(nèi)，便被視為“清流”。同時“九流”之內(nèi)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別。《魏書》卷七七《辛雄傳》，魏孝明帝時辛雄“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縣令。但《魏書》卷四一《源賀傳》卻說：“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贝淌�、郡守及縣令均在“九流”之內(nèi)，所以都可以視為“清流”。）第三層次，便是某些官職因其特殊的位望而為君臣矚目，由此形成的觀念性、習慣性的“清官”了。

　　通過這三個層次，便能發(fā)現(xiàn)北朝有異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為九卿分出了“三清”，這并不是江左五朝舊例，江左并不在九卿這些行政性官職上糾纏“清濁”。進一步說，盡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說成是“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在職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現(xiàn)”［11］，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點，學者依然指為北魏獨有：“魏晉以來，人分士庶，官有清濁，但是均為習慣使然，未曾見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規(guī)定哪些官是清官”［12］，“以皇權(quán)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規(guī)定（清官）”，“這是魏晉南朝皆不曾見而北魏獨有的現(xiàn)象”［11］。不過從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獨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國的“清資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注：參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之官。謂從流外及視品出身者”；
“清望官：謂內(nèi)外三品已上官，及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左右丞、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書少監(jiān)、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國子司業(yè)”；
“四品巳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謂太子左右諭德……。”又《舊唐書》卷四二《職官一》：“職事官資，則清濁區(qū)分，以次授補。又以三品巳上官，及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書少監(jiān)、國子司業(yè)為清望官。太子左右諭德……為清官�！保６瞥扒骞佟�，想已不會被錯認為“門閥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對官職資望的正式認定。相對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說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職才獲得了榮耀，而不是他個人門第為這個職位增添了“清華”。進而可以推論，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權(quán)、出自法令一點，已與江左那種最典型的士族門閥制度，拉開了相當距離；
在“清官”變遷史上，北魏之制已顯示為江左到唐制的過渡形態(tài)。

　　至于因其特殊位望而為君臣矚目的那類“清官”，北朝仍與南朝不同�？疾煳骸R、周各朝“清顯”、“清華”等語用法，便可知它們每每是指臺省要職。

　　《北齊書》卷四二《崔ｊｉé劼傳》：“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損家代？”是省府要職即是“清華”。袁聿修“以名家子歷任清華”，九歲為州主簿，釋褐太保西ｇé閤祭酒，本州中正、尚書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農(nóng)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長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書、吏部尚書、太常少卿等。［13］（北齊書·卷四二袁聿修傳）又許ｄūｎ惇“久處朝行，歷官清顯”，仕歷則為司徒主簿、殿中尚書、司農(nóng)卿、大理卿、度支尚書、太子少保、少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仆射特進等。［15］（北齊書·卷四三許ｄūｎ惇傳）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職，可以窺知魏齊所謂“清華”雖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較而言，卻更看重其是否權(quán)尊責重、職事切要。

　　眾所周知，南朝貴游不樂臺郎，把擔任侍御史視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之要職都不得青目，所謂“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粱名士猶不樂”［14］（通典·卷二四職官六）�？墒巧袝_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華”、“高選”之列。《魏書》卷十四《元子思傳》：“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庇帧段簳肪砹拧对瓊鳌罚骸凹右陨袝逡挥鐾@�！薄侗饼R書》卷四七《酷吏宋游道傳》：“出州入省，歷忝清資。”按宋游道原為司州從事，文襄帝高澄使為尚書左丞�！侗笔贰肪砣堆ι鱾鳌罚何魑骸傲俳�，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顯，時人榮之�！保ㄗⅲ罕敝苄∩挪肯麓蠓�，相當唐代尚書禮部之膳部郎中�！锻ǖ洹肪矶堵毠傥濉ど挪坷芍小罚骸昂笾茉簧挪看蠓蛞蝗耍嗾骑嬍�，屬大冢宰�！庇直敝芏俟げ坑兄写蠓�、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當隋唐工部諸職�！锻ǖ洹肪矶堵毠傥濉すげ俊分^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書，統(tǒng)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保┥挪俊⒐げ烤鶎偕袝÷��？梢姳背纳袝_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號稱“高選”，不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試錄用之法。孝明帝時，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余人”。［2 ］（魏書·卷八五文苑溫子升傳）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高道穆以“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為言，希求“身隸繡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時他仍其舊貫，“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還曾為此躊躇滿志：“自今以后，當?shù)镁x御史矣！”［ 2］（魏書·卷七七高道穆傳）東魏“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修國史”［13］（北齊書·卷四五文苑李廣傳）。所以史稱：“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保�14］（通典·卷二四職官六·侍御史）學者因而指出，北朝沒有像南朝那樣出現(xiàn)御史臺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門閥歧視的情況。（注：陳琳國：《北魏北齊監(jiān)察制度的變遷》，《北朝研究》1990年總第 3期；
邱永明：《中國監(jiān)察制度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頁。）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則散騎、秘、著，下逮御史、長兼�！保�14］（通典·卷十六選舉四）可見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范疇之內(nèi)。與御史相類，廷尉也號稱“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暉擔任廷尉評，元順云：“朱暉小子，身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2 ］（魏書·卷十九中元順傳）推知廷尉正監(jiān)平及廷尉均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職”而失其“清”。以上與南朝判然有別的情況，都顯示了北朝對政務、法制的重視，進而顯示了對“清濁”的不同理解。

　　《魏書》卷八八《良吏明亮傳》：

　　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笔雷谠唬骸敖褚绖谛匈p，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為辭！”亮曰：“圣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圣明，是以敢啟�！笔雷谠唬骸熬帕髦畠�(nèi)，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眾，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薄猎唬骸罢埜氖谄竭h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后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明亮不樂武號，實在與北魏的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格格不入。宣武帝駁斥他“獨欲乖眾，妄相清濁”，一點兒也沒有委屈他。我頗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將軍”太低，便搬出“清濁”作“請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確宣布“九流之內(nèi)，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濁”之論，這不過是以現(xiàn)實相告而已。北朝勛貴傳記，每有“武藝絕倫，有將帥之略”、“性雄豪，工騎射”、“膂力過人，便習弓馬”語，這與魏晉史傳敘人多“風神夷簡”、“雅有遠韻”，南朝史傳敘人多“詞采遒艷”、“善為文章”，大相徑庭。在北朝還常能看到這樣的議論：“欲求宦達，當資干世之務”，“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經(jīng)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為博士也”，“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yè)乎！”甚至北朝的漢族士族也難免世風熏染，而把“以武達”和“以文通”同等地視為振興家門之途。

　　北魏孝文帝時，工商皂隸“或染清流”一類事情就已時時發(fā)生。宣武帝時，“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于下里，主按舞筆于上臺�！保�2 ］（魏書·卷七八孫紹傳）“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銓核之權(quán)”［14］（通典·卷十四選舉二），宦官、恩ｘìｎｇ倖居然濫廁中正之位，承擔起了“清定門胄，品藻高卑”的莊嚴職責［2 ］（魏書·卷九三恩ｘìｎｇ倖、卷九四閹官傳）。北周制度，便已“選無清濁”。（注：《北史》卷三十《盧愷傳》：“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錮之譖，遂及于此�！薄端鍟肪砥叨缎⒘x陸彥師傳》：“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濁”、“文武”觀念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號向武人普授。北魏“以軍功為給事中”、“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以軍功累至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累以戰(zhàn)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注：分見《魏書》卷七二《路雄傳》，《魏書》卷三八《刁雍傳附刁整傳》，《北史》卷二七《寇儁傳》，《北史》卷二八《源賀傳》，《北史》卷三六《薛辯傳附薛英集傳》，《北史》卷三五《鄭道邕傳》，《北史》卷四九《斛斯椿傳》，《北史》卷四九《賈顯度傳》，《北史》卷五三《金祚傳》。）等現(xiàn)象，史不絕書；
進而到魏末五等大夫、東西省散官向“督將兵吏”們普授、濫授和“雙授”，不過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而已。

　　三、“門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顯示，南朝的“清濁”觀念阻礙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濫授，進而阻礙了文散官的階官化。下面我們再從“雙授”入手，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

　　魏末、北周之時，以將軍號與五等大夫的“雙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認為這個事實，對于文散官的階官化曾構(gòu)成重大推動，并把這種作用名之為“拉動”。魏晉以來，將軍號的“散階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階化”則相對遲緩。不過由于魏末的“雙授”泛濫，諸文散官便與軍號建立了密切的對應關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令軍階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階性質(zhì)傳遞給了與之“雙授”的文散官，將之“拉”入了散階序列的境界。這在北周軍號、散官兩個序列的一一對應關系之中，明白無誤地體現(xiàn)出來了。正是魏末泛濫于時的“雙授”，使軍號得以發(fā)揮強勁的“拉動”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階制度的飛躍。［3］

　　進一步說，軍號序列先于文散官實現(xiàn)了“散階化”，這一事實本身就值得深論。秦漢的將軍本是將領之職，但在漢末它們已有虛銜化的趨勢。世入魏晉，將軍號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獨立于軍職的軍銜階梯。攻戰(zhàn)殺伐離不開將士們效死用命，論功行賞方能令士氣戰(zhàn)力長盛不衰；
瞬息萬變的戰(zhàn)爭時分，還經(jīng)常需要遷黜其品秩而不致變動事任，或變動事任而仍其品秩。這時候更便于靈活處理功過、權(quán)責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顯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賦予更大權(quán)責，遷其軍號即足以褒功；
而在須加責罰、同時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時，貶其軍號是為良法�，F(xiàn)代軍隊依然實行軍銜制一點，也為此提供了有力證明。軍號不僅演化為軍階，而且應用范圍在迅速擴展，還成了地方牧守、領兵都督的位階，中央官僚加軍號者的情況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軍號之發(fā)展為位階，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著功績制的原則，它并不是專意保障士族權(quán)益的品位制度。陳蘇鎮(zhèn)先生對梁武帝軍號改革的有關考察揭示，南朝的軍號面向宗室諸王，更多情況則是武人依賴軍號而發(fā)身遷轉(zhuǎn)；
梁武帝大通年間的軍號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間加置了十六班共160號軍號， 其目的就是拉長寒人武將的仕進之途。［15］日人高橋徹后來也表達了類似看法。［16］士族的高貴地位和特權(quán)標志，主要體現(xiàn)于對文職高官和“清華”諸官的獨占，即令他們占有了軍職和軍號，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晉南北朝是官職日趨分離、“品位分等”分外發(fā)達的時代。不過由上所論，對此期的官僚等級制，還可進而辨析出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品位”：一種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濁觀念和士族門第等等構(gòu)成，另一種則是由將軍號構(gòu)成的軍階序列。盡管它們都體現(xiàn)了“以人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區(qū)分：前者是以人的“門品”為中心的，后者則是以人的“官品”為中心。這里的“官品”一詞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職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祿位。如前所述，軍階具有更多功績制色彩，要更多地服從于軍政考慮，它正是一種由君主操縱而依功加授的祿位，由此就蘊含著使之整齊劃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動力，以便利于中央權(quán)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軍階的階次清晰、嚴整有序的外在形式，與唐代的文武散階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門品”，當然是指士族門閥的傳統(tǒng)門第了，它來自士族積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權(quán)勢。門第、中正品、文武、清濁與官品、官職間錯綜交織的等級對應，乃是一種基于傳習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規(guī)劃，所以只是“散亂”于不同等級、不同機構(gòu)、不同職類之中，而非一個外在的、整齊的位階序列。從“分官設職”的行政規(guī)律觀之，門品與官職的關系是雜亂無章、不成系統(tǒng)的；
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這個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們?nèi)玺~得水、冷暖自知，閉著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對何等門第（如高門、吏門、役門之類）應獲何等中正品級，對文官與武官、實官與散官、朝官與外官、命官與府官等等何“清”何“濁”，該由何起家遷轉(zhuǎn)才算“人門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輕車熟路。質(zhì)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時，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實上就已擁有一種與官職分離的“品位”了，這便是“門品秩序”的本質(zhì)所在。不過對士族門閥來說，他們并無意圖把這種“門品”化為一種“外在”的整齊序列，因為這種更革只能求助于專制權(quán)威才能完成，而且將造成傳統(tǒng)權(quán)益格局的重大變動。

　　在對“門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區(qū)分之后，對篇首所揭疑問——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權(quán)下，文散官的“散階化”反而比北朝緩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直接得益于軍號的強勁“拉動”。正是在這個時候，軍階序列的功績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過“拉動”關系傳遞給了文散官了。確實，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濫授以至“雙授”，都出于對浴血沙場的將士的褒獎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階官化，出于與軍號階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績制性質(zhì)。

　　與之相對，南朝“文清武濁”的鴻溝，既限制著文散官向?qū)⑹科帐谂c濫授，也限制著文武名號的“雙授”。南朝官僚結(jié)銜，文官例在武職之前；
而魏末及北周之“雙授”的結(jié)銜形式，均以“將軍”居“大夫”之前，暗示著武號優(yōu)于文號的情況，從而構(gòu)成對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實上已被組織為“門品秩序”的內(nèi)在部分，與各種清濁、品位的復雜關系攪成了一團兒，軍號想“拉動”這個盤根錯節(jié)的局面，確是力不從心、太過沉重了。假設江左居然發(fā)展一種類似北周、隋唐那種散階序列的話，它反倒可能是個與士族政治分道揚鑣的東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階，較之漢代的祿秩等級，已浸染了濃重的“品位”色彩；
但較之江左“門品秩序”，它卻呈現(xiàn)為一個依序晉升的開放性階梯。這些散階每每被用于“泛階”，但“泛階”畢竟排除了門第尺度，對文武士庶一視同仁。尤其在依勞、依功而授階的時候，這個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縛，明白無誤地顯現(xiàn)出了官僚政治性質(zhì)。

　　至此便可做一總結(jié)、收束全文了。比較南北朝雙方文散官的階官化，南朝一方的進化相對遲緩。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權(quán)直承漢晉，因而保持著較大的制度慣性與惰性，以及維系行政“常態(tài)”和正規(guī)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個至少同樣重要的原因則與士族政治相關。對于魏晉南朝“品位分等”的發(fā)達，士族政治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導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變態(tài)，并無或較少實際職掌、卻更多地用于維系官僚位望權(quán)益的名號、祿位，在職事官之外與日俱增，這就構(gòu)成了“品位分等”得以發(fā)達的溫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體現(xiàn)于“門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門第、中正品、“清濁”觀念與各種官職、班品的復雜關系之中，卻并未服從行政需要，“外化”為清晰整齊的散階序列；
其所造成的“文武”間的深深鴻溝，使北朝向?qū)⑹科帐�、濫授以及與軍號“雙授”的情況，在南朝不易泛濫開來。

　　魏晉以降由將軍號演化而來的軍階，則構(gòu)成了另一種有異于“門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績制性質(zhì)。魏周之際，是在軍號的“拉動”之下文散官才得以進入階官境界的，由此途徑而形成的文散階也具有了嶄新的意義。盡管被納入散階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職閑廩重”的“清官”，但值此時，名位的機柄已掌于專制君主，其予取予奪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
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們不久就獲得了階次清晰、嚴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階，正是繼承北朝這個發(fā)展而來的。唐代散階雖然“一切以門蔭結(jié)品”，但卻依勞考進敘，顯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歸于官僚政治范疇之內(nèi)了。作為一個平行對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從而與江左“清官”大相徑庭。（注：毛漢光先生認為，唐代的清官概念體現(xiàn)了中央集權(quán)制的加強，具有客觀性、一貫性及合理性。參看其《科舉前后（元公600 年±300）清要官形態(tài)之比較研究》， 收入臺灣《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1981年版，歷史考古組分冊，上冊。）

　　五朝政權(quán)中文化士族占盡要津，十六國北朝則由軍功貴族構(gòu)成政權(quán)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傳統(tǒng)，北朝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中軍人具有更高地位，軍政得到了更大重視。軍隊的組織原則與專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親和性，在對集權(quán)制、等級制、法制和功績制的尋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國正是通過軍國主義道路，而成功實現(xiàn)了專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現(xiàn)代世界，由軍人把持的政權(quán)一般也都是獨裁專制政權(quán)。東晉皇權(quán)低落、門閥與皇權(quán)“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裝性的次等士族為其終結(jié)者［19］；
但南朝文化士族盤根錯節(jié)，次等士族重振專制皇權(quán)和官僚政治的動量，遠不如北朝軍功貴族集團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實，文散官的階官化在南朝停滯不前，在北朝卻因軍號“拉動”而突飛猛進，發(fā)展為官僚政治性質(zhì)的散階制度，就不足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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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⑤原字為香右加拔的右半部

　　【原文出處】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

　　【原刊期號】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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