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認為：“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筑成的。創(chuàng)造社的主要作家是日本留學生，語絲派的也是一樣�！薄爸袊�的新文藝深受了日本的洗禮。而日本文壇的毒害也就盡量的流到中國來了。譬如極狹隘、極狹隘的個人生活描寫，極渺小、極渺小的抒情文字的游戲，甚至對于狹邪游的風流三昧……一切日本資產(chǎn)階級文壇的病毒，都盡量的流到中國來了�！�

　　郭沫若指出日本文壇的種種“病毒”，是很有道理的，至于它是否屬于“日本資產(chǎn)階級”，則應(yīng)另當別論。因此，與其說中國學子受了“日本資產(chǎn)階級文壇”的毒害，不如說他們受了“人情”豐沛的東瀛文化風土的潛移默化更為確切。要知道，才高志大、泱泱大國的中國學子，并沒有把日本的資產(chǎn)階級真正放在眼里過，他們身在東瀛，心系歐美，西方個性解放的思潮與東瀛“人情”文化風土的聯(lián)手，才是使中國學子“中毒”的真正原因。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幾乎所有留日作家所學專業(yè)均非文學，魯迅、郭沫若、陶晶孫學的是醫(yī)學，周作人學的是海軍，郁達夫先學醫(yī)學，后學經(jīng)濟，成仿吾學兵造，張資平學地質(zhì)，向愷然（不肖生）學的是政治經(jīng)濟，最后他們幾乎都放棄了專業(yè)，選擇了文學。這證明：日本是一個特別適合文學家產(chǎn)生的國度。

　　這種普遍的專業(yè)轉(zhuǎn)向，無疑包含復雜的個人動機。在魯迅，是出于這樣的目的：“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就想提倡文化運動了�！保ā秴群啊ぷ孕颉罚┰诠�沫若，是一種超越現(xiàn)實的困頓和苦悶、滌蕩歷史罪惡的強烈沖動驅(qū)使他掄開如椽之筆，“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用詩人的話來講，就是“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chuàng)造”（《鳳凰涅槃》）；
在郁達夫，是“弱國子民”不可救藥的“性苦悶”，使他長歌當哭，寫出《沉淪》這樣的慘不忍睹的故事；
在不肖生，是理想和道德泯滅后，聽憑陳腐的“大中華”與“厚黑學”的驅(qū)使，將“日本是個賣淫國”的傳奇販運回國，迎合國人對東瀛的奇思異想，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非鴉非鳳地在日本住了幾年，歸得家去，一點兒成績都沒有，怎生對得住故鄉(xiāng)父老呢？想了幾日，就想出著這部書作敷衍塞責的法子來”（《留東外史》第一章）。

　　留日作家的寫作動機雖然因人而異，格調(diào)也大相徑庭，卻有一種藝術(shù)上的共同傾向，就是濫情、頹廢、走極端。無論是《女神》天狗吞月似的自我擴張，還是《沉淪》的主人公無條件的“弱國子民”的性苦悶，抑或是《留東外史》里袞袞諸公的瘋狂墮落、《木犀》畸形而神經(jīng)質(zhì)的師生戀，都超出了正常的宣泄。這種傾向推究起來，不外乎兩股力量造成：第一，“小日本”的種族壓迫；
第二，日本社會發(fā)達的“人情的世界”。如果說前者激發(fā)了中國學子的不平之氣、促使他們義無反顧地“反帝”的話，那么后者則誘發(fā)中國學子人性的弱點，使其放縱，失去把持。兩股力量相互激蕩，導致中國學子精神扭曲，理智與情感分裂。

　　以往學界對留日文學的研究注意力，往往集中于政治層面上的“反帝”，而對日本的文化風土、尤其是日本獨特的“人情的世界”與留日作家之間的關(guān)系缺乏關(guān)注；
對于留日文學的頹廢傾向，也習慣從“弱國子民”的苦悶這一角度作同情的理解，或者著眼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負面作批判性的闡發(fā)，衡量的尺度是直線性的歷史“進步”觀。這不失為一種思考的角度，但由于對日本文化“本土性”的隔膜，對中日兩國文化的“同中之異”缺乏識察，這種解釋不免流于空洞粗疏，大而化之，看不到中日兩國的文化思想在西風東漸的背景下復雜的互動。其實，留日文學中的“反帝”與留歐／美文學中的“反帝”，有著文化性質(zhì)上的微妙差異，后者發(fā)生在中國與異文異種、文明程度遠高于自己的歐美各國之間，“反帝”中不免夾雜著“崇洋”，“崇洋”中又有無法打破的文化堅壁；
前者是發(fā)生在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一衣帶水、同文同種、歷史上曾長期維持著“主屬”和“冊封”關(guān)系的國家之間，另有一種復雜的況味，而“小日本”的忘恩負義行為，更激發(fā)中國學子的反感。然而政治層面上的反日并不意味文化上也失去親和力，事情毋寧說剛好相反，中國學子來到日本這個亞洲惟一擺脫西方殖民地悲慘命運的、黃種人自己當家的世界強國，比一比自家的落后與困頓，自然會產(chǎn)生敬佩之情；
而東瀛列島上保留至今的漢唐文化遺韻及其古樸大方、頗具藝術(shù)情調(diào)的生活方式，也容易使中國學子產(chǎn)生文化情感上的共鳴，尤其是東瀛島國原始風情十足的兩性文化和寬松的“人情的世界”，對于長期受封建道學束縛的中國學子來說，更具不可抵擋的誘惑力。

　　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學子無論政治上怎樣激烈的“排日”，幾乎沒有人不喜愛日本女人的，蘇曼殊、李叔同、戴季陶、辜鴻銘、周作人、郭沫若、陶晶孫等都娶日本女子為妻妾；
徐志摩的一曲《沙揚娜拉》，將日本女子的溫柔嫵媚織成美的極品，定格在中國的現(xiàn)代詩史上；
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兩位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兄弟失和，亦與一位日本女子有關(guān)；
《留東外史》里盡管充斥著對日本女子的歧視和偏見，她們被形容得又淫又賤，但透過這種蔑視，日本女子的魅力還是頑強地散發(fā)出來；
在陶晶孫筆下，東瀛女子的溫柔曼妙、善解人意，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中國女子反倒是個個飛揚跋扈，面目可憎，成了她們的反面陪襯；
滕固的《石像的復活》里，即使是一個聾啞的日本少女也有不俗的魅力，讓性格呆板的中國學子神魂顛倒，直至發(fā)瘋；
連郭沫若這樣最不把日本放在眼里的文化英雄，也有抵擋不住的時候，在小說《喀爾美蘿姑娘》里，作者使出渾身解數(shù)，對一位日本賣糖少女的“幻美”作了淋漓盡致的刻畫：一位學工科的中國學子，就在這種“幻美”的誘惑下，放棄了家庭、學業(yè)乃至祖國，最后躍進了大海，重要的是，這位中國學子沒有任何沉淪的理由，領(lǐng)著優(yōu)厚的官費在日本讀書，家有賢妻愛女陪伴，既沒有性的苦悶，又沒有孤獨的折磨，如果一定要追究，只好歸因于那雙美麗的眼睛和濃密的睫毛！當紙窗徐徐拉開，美麗的賣糖少女露出半個臉時，中國學子就被徹底俘虜了，郭沫若以他特有的夸飾，情欲橫溢地寫出賣糖少女嬌柔嫵媚的姿態(tài)，筆墨之大膽、赤裸，可謂空前。小說這樣結(jié)尾：“太陽已是落海的時候，從水平線上高不過五六丈光景的云層中灑下半輪輻射的光線來——啊，那是她的睫毛！她的睫毛！玫瑰色的紅霞令我想起她的羞色，我吃緊得不能忍耐。蒼海的白波在向我招手，我拘著那冰冷的手腕，去追求那醉人的處女紅，去追求那睫毛美……”

　　這方面表現(xiàn)最突出的還是要數(shù)郁達夫，不妨以他為個案，來看看東瀛“人情的世界”對中國學子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郁達夫的留日小說，幾乎篇篇都涉及“弱國子民”所有的“性苦悶”的主題，細讀下來則可發(fā)現(xiàn)：東瀛島國開放的兩性風俗和發(fā)達的情色文化，是這種苦悶的根源，可憐的中國學子，在這張?zhí)炀W(wǎng)之下無處躲藏，仿佛鬼打墻一般，正如《銀灰色的死》里寫的那樣——

　　東京的酒館，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所以肯同他鬧，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總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著。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故意到圖書館去取他平時所愛讀的書來看，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他耳朵里忽然會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他的鼻孔里，會有脂粉、香油、油沸魚肉、香煙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他的書的字里行間，忽然會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一雙迷人的眼睛，一點一點地擴大起來。同薔薇花苞似的嘴唇，漸漸兒的開放起來，兩顆笑靨，也看得出來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齒，也看得出來了。他把眼睛一閉，他的面前，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著。也有斜視他的，也有點頭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也有把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總會不知不覺的跟了那只纖手跑去，同做夢的一樣，走了出來。等到他的懷里有溫軟的肉體坐著的時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經(jīng)不在圖書館內(nèi)了。

　　在《沉淪》里，“憂郁癥”纏身的中國學子先是偷看房東少女洗浴，后來在野地里無意中窺聽少男少女野合，然后昏昏懵懵撞進一家兼做皮肉生意的酒店，清白的身體遭到了破壞，之后痛不欲生，投進了大海，臨終前還對“祖國”發(fā)出“你快強大起來吧”的呼喚。郁達夫?qū)懶≌f一向不講結(jié)構(gòu)，率性而為，其實這些小說于散漫中仍有一種情節(jié)上的因果關(guān)系，承擔這種“結(jié)構(gòu)功能”的，不是別的，正是主人公的“性苦悶”與東瀛色情風土的互相牽引：《南遷》里，美麗妖冶的房東女兒M不費吹灰之力就將中國學子勾引到手，玩弄和利用一番之后又與別的日本房客發(fā)生關(guān)系，由此引發(fā)了中國學子嚴重的身心危機，不得不遠走房州海濱以療心頭之傷，引發(fā)另一輪傷感的遭遇；
在《風鈴》里，中國學子在湯山溫泉勝地與一位良家妙齡少女邂逅，露天溫泉里的共浴、風雨大作之夜頗具傳奇色彩的一夜同眠，使中國學子心猿意馬、想入非非，直到遇見少女的表哥，發(fā)現(xiàn)對方一切都在自己之上，便以“敗劣地悲哀”突然離開了湯山溫泉。這個令人沮喪的記憶，成為這篇散文式小說的“文眼”。

　　作為一個深受西方文學熏陶的中國學子，郁達夫十分愿意將自己的小說上升到“靈與肉”沖突的高度，在《〈沉淪〉自序》里，作者就稱此作“敘帶著現(xiàn)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沖突”。這種說法后來受到留法女作家蘇雪林的痛擊，蘇氏認為《沉淪》只充滿了“肉”的臭味，絲毫嗅不見“靈”的馨香。蘇雪林這樣分析：“郁氏原來意旨是想描寫靈肉沖突，無奈對于心理學太無研究，自己一向作著肉的奴隸，對于靈的意義原也沒有體會過，寫作的技巧又幼稚拙劣得非常，所以成了這本非馬非驢的作品�！保ā队暨_夫論》）話雖刻薄，卻不是無的放矢。難怪連郁達夫的“創(chuàng)造社”伙伴成仿吾也不肯附和郁的這種自說，認為“《沉淪》于描寫肉的要求之外，絲毫沒有提及靈的要求，什么是靈的要求，也絲毫沒有說及”。

　　其實，郁達夫的所謂“靈肉沖突”，就是“情”與“欲”沖突，也就是說，亢奮的“欲”由于找不到合適的對象，無法自然、正當?shù)氐玫叫�泄，升級為“愛”，主人公為此而苦悶焦慮；
在“欲”的茫�？嗪Ｖ校�“愛”的海市蜃樓顯得越發(fā)迷人，誘使主人公更加瘋狂地追求，尷尬于是不得不出現(xiàn)：在“欲”與“愛”這種互相依存、提升的關(guān)系中，“欲”由于過于旺盛，使主人公動輒受誘惑，掉入“淫婦”的圈套，永遠沒有升華的希望。陷于困境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就把責任推向自己的“祖國”。

　　欲望這種東西不刺激則已，一刺激便意味著壓抑；
欲望膨脹得越大，壓抑就越厲害，這是人之常情。然而在東瀛這樣一個“人情”異常發(fā)達的國度，不受刺激又怎么可能呢？尤其是對于長期受封建道學束縛、性心理不正常的中國學子更是如此。按照周作人的說法：“中國人大多數(shù)讀書人幾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見女字便會眼角掛落，現(xiàn)出獸相，這正是講道學的結(jié)果�！保ā丁鞍氪骸薄罚┻@未嘗不是一種經(jīng)驗之談。據(jù)周作人晚年的回憶：1906年秋他第一次到日本，剛進房間，就被下女乾榮子的一雙光腳吸引，陷于興奮與迷亂。赤足這種再平常不過的東瀛日常生活景觀，竟能對中國學子產(chǎn)生這么大的震撼，至于銘記終身，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的微妙差異、中國人對日本文化宿命性的誤讀，極具象征地包含在周作人的這第一瞥中。

　　在自傳體文章《雪夜》里，郁達夫這樣啼血坦陳：“日本的女子，一例地是柔和可愛的；
她們歷代所受的，自從開國到如今，都是順從男子的教育。并且因為向來人口不繁，衣飾起居簡陋的結(jié)果，一般女子對于守身的觀念，也沒有像我們中國那么的固執(zhí)。又加以纏足深居等習慣毫無，操勞工作，出入里巷，行動都和男子無異，所以身體大抵總長得肥碩完美，決沒有臨風弱柳、瘦似黃花等的病貌。更兼島上火山礦泉獨多，水分富含異質(zhì)，因而關(guān)東西靠山一帶的女人，皮色滑膩通明，細白得像磁體；
至如東北內(nèi)地雪國里的嬌娘，就是在日本也是雪美人的名稱，她們的肥白柔美，更可以不必說了。所以諳習了日本言語習風，謀得了自己獨立的經(jīng)濟來源，揖別了血族相連的親戚弟兄，獨自一個在東京住定以后，于旅舍寒燈的底下，或街頭漫步的時候，最惱亂我的心靈的，是男女兩性間的種種牽引，以及國際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郁達夫?qū)θ毡九�子的這種贊美，顯然已超越了正常的理性，帶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味道。在他的筆下，日本女人的眼睛總是又大又黑又亮，體形豐碩完美、極富性感。而事實上，大部分日本女人眼睛都是細而小，身材小巧玲瓏，并不見得那么性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在《陰翳禮贊》里就這樣形容日本女人的身體：“說得嚴重一點，她們幾乎沒有肉體……像紙一樣薄的乳房，貼在平板的胸脯上，腹部縮小得比胸脯還要細，從背脊到腰身到臀部都是筆直的一條，沒有任何凹凸，整個身軀和臉龐以及手腳相比，瘦弱得不成比例，一點沒有厚度，使人感到這不是肉體，而是一根上下一般粗的木棒�！边@與郁達夫的觀察簡直有云泥之別。然而，本土大師老到的眼光終究比異國學子饑渴的目光更加可靠，看來，還是郁達夫的眼睛出了偏差，亢奮的情欲使他專注于那些“肥碩完美”的女子而不及其余，或者換一個角度說，是東瀛女子特有的揚長避短、化腐朽為神奇的裝飾才能騙過了郁達夫的眼睛。

　　郁達夫的眼光中無疑摻進了西方近代“兩性解放”的價值和觀念，惟其如此，日本女子才顯得如此“肥碩完美”，并且高貴起來。比較一下《留東外史》就更清楚了。在《留東外史》里，日本女人被描寫得“淫”而“賤”，顯然是作者陳腐的封建道學與“華尊夷卑”觀念作怪的結(jié)果。袞袞諸公一方面在肉體感官上瘋狂迷戀東瀛女子，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極其蔑視她們，呈現(xiàn)一種嚴重的人格分裂。這方面，郁達夫無疑比平江不肖生要先進得多。在他的筆下，日本女子的地位大大升級，從肉體到精神都散發(fā)著難以抵擋的魅力和不可冒犯的尊嚴，成為東瀛“人情的世界”無可爭議的王者。這就是郁達夫受了日本女子的氣，也無法恨她們，而是把怒氣撒向自己“祖國”的原因。正是這種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使《沉淪》的主人公極其夸張地喊出——

　　知識我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能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里生出來的同情！

　　從同情而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地愛我，我也是愿意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蒼天呀蒼天，我并不要知識，我并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nèi)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事實上，郁達夫在日本的生活并不像他作品描寫的那樣陰暗慘淡，即使是在寫《沉淪》各篇時，作者也過著比較逍遙自在的日子，“每天于讀小說之暇，大半就在咖啡館里找女孩子喝酒，誰也不愿意用功……”（《五六年來創(chuàng)作生活的回顧》）。據(jù)文學史家研究，郁達夫留日期間曾與多位日本女子發(fā)生過戀愛關(guān)系，“他在名古屋曾邂逅一位名叫后藤隆子的日本女子，‘相逢道左，一往情深’，兩人有較密切的交往；
后來又和一位叫雪兒的日本婦女相遇于東京，兩人時斷時續(xù)地同居一年；
此外，他對名古屋大松旅館的侍女梅野，對京都旅舍的一侍女玉兒，也都曾獻出自己的熱情，并以詩相贈”（曾華鵬、范伯群《郁達夫評傳》）。同樣，在《沉淪》中作者輕易地將主人公送進了大海，臨終還對祖國發(fā)出埋怨，而在實際生活中，郁達夫并沒有自殺，而是從妓院出來后，冒著雪直接坐車回家，途中思緒翻騰，有一種“全身的骨肉都完全換了”的感覺，并且發(fā)出這樣的慨嘆：“沉，素性沉到底罷！不入地獄，那見佛性，人生原是一個復雜的迷宮�！保ā堆┮埂罚┻@種“高于生活”的藝術(shù)夸張，當然是“反封”的時代精神和“弱國子民”的屈辱雙重激發(fā)的結(jié)果，但從根底上制約這一切的，仍是那個無所不在的“人情的世界”。難怪在歸國的途中，受盡“東洋罪”的郁達夫冒著毒辣辣的三伏太陽，在門司登岸，來到藝妓一條街，對“日本最美的春景”作最后一次“飽看”。作者以悲愴的筆調(diào)這樣寫道：“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紅粉胭脂的堆棧，今天正好像是大掃除的日子，那些調(diào)和性欲、忠誠于她們天職的妓女，都裸了雪樣的潔白、風樣的柔嫩的身體，在那里打掃，啊啊，這日本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歸航》）

　　郁達夫的“創(chuàng)造社”伙伴張資平在小說《綠霉火腿》里寫到：性格迂闊的書呆子伯強到東京游學，受風氣影響，變得不規(guī)矩起來，開始對下女動手動腳，而他這樣做，是因為“看見許多同住的都在大庭廣眾之下不客氣地這樣做。就連來訪他的同鄉(xiāng)看見下女到房里來時，也同樣地摸著她的頰和她說笑。所以伯強也照樣做了一回，看見下女并不發(fā)惱，也不抗拒，只是笑；
于是他大膽起來，常常摸下女的手和頰”。

　　頭腦烘冬的書呆子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就可想而知了。這方面，《留東外史》提供了太多的證詞。在第十四章，周撰在淺草嫖妓時對徒弟連成生說：“到這淺草來的女人，不要問他賣不賣，只看你要不要。莫說是下女，便是她日本華族的小姐，只要她自己肯到這里來，你和她講價錢就是，決不要問她肯不肯。這淺草，是日本淫賣國精神團聚之處。淫賣國這個字的美名，就以這里為發(fā)祥之地。你試留神看街上往來的女子，哪個不是騷風凜凜，淫氣騰騰？”根據(jù)中國浪子的“嫖經(jīng)”，日本女子的特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肯太給人下不去”。東瀛女子的溫柔順從，竟成為中國學子墮落的淵藪！

　　公平地說，這種經(jīng)驗之談決非虛幻，而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jù)的。獨特的島國風土與生態(tài)環(huán)境，使日本的兩性風尚別具一格，直到近代仍保留著母系社會濃郁的遺風，赤足、裸身、混浴等習俗構(gòu)成了東瀛島國特有的原始風情。相關(guān)資料顯示：在日本，那種源自古代“歌垣”，即青年男女云集山野徹夜對歌求愛的自由交際、野合的風俗一直延續(xù)到大正年間。與此相應(yīng)的是，日本擁有世界上最發(fā)達的色情業(yè)和準色情業(yè)，藝妓作為日本的“國粹”，以高雅的形式給人身心俱足的服務(wù)。關(guān)于這一點，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里這樣論述：“我們對于性享受的許多禁忌是日本人所沒有的。日本人在這個領(lǐng)域里不大講倫理道德。他們認為，像其他‘人情’一樣，只要把‘性’放在人生低微的位置上就行。‘人情’沒有什么罪惡，因而對性的享受沒有必要講倫理道德。”正是這樣的文化風土，孕育了日本“好色”的美學傳統(tǒng)。盡管在日語里，“好色”與“色情”有區(qū)別，正如葉渭渠說的那樣：“日語的‘好色’是一種選擇女性對象的行為，不完全是漢語的色情意思。因為‘色情’是將性扭曲，將性工具化、機械化和非人性化，而‘好色’是包含肉體的、精神的與美的結(jié)合，靈與肉兩方面的一致性的內(nèi)容，好色文學以戀愛情趣作為重要內(nèi)容，即通過歌表達戀愛情趣，以探求人情與世相的風俗，把握人生的深層內(nèi)涵”（《日本古代文學思潮史》）。在現(xiàn)實生活中，“好色”與“色情”卻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中國的正人君子讀不下去的色情描寫，在日本的文學作品中司空見慣。一般來講，它只有格調(diào)上的高低，沒有道德上的好壞，對社會也不會產(chǎn)生“誨淫”的顛覆性作用。然而，這樣一種文學上的人之常情，到了有“色情狂”傾向的中國學子眼里，卻另有一番滋潤與感化的作用。郁達夫稱，他在名古屋高等學校讀書的四年里，所讀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計一千部左右，而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當時流行的所謂軟文學作品”（《五六年來創(chuàng)作生活的回顧》）。所謂“軟文學”，就是色情小說，郁達夫超常的“性苦悶”，與這些小說的刺激恐怕是無法分開的。《留東外史》里，中國浪子從日本的色情小說里學到不少“吊膀子”的經(jīng)驗，甚至這部小說的寫作，都得力于它們的示范，其中不少故事情節(jié)，直接來自日本的“軟文學”作家小杉天外的作品。

　　正是這種豐沛的“人情”文化，使日本在歐風東漸的時代，與西方“兩性解放”的潮流一拍即合，它們相鼓相蕩，匯成一股波瀾壯闊、激動人心的人欲洪流，其情形正像郁達夫在《雪夜》里描述的那樣——

　　兩性解放的新時代，早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尤其是智識階級、學生群眾——里到來了。當時的名女優(yōu)像衣川是雀、森川律子輩的妖艷的照相，化裝之前的半裸體的照相，婦女畫報上淑女名姝的記載，東京聞人的姬妾的艷聞等等，凡足以挑動青年心理的一切對象與事件，在這一個世紀末的過渡時代里，來得特別的多，特別的雜。伊孛生的問題劇，愛倫凱的戀愛與結(jié)婚，自然主義派文人的丑惡暴露論，富于刺激性的社會主義兩性觀，凡這些問題，一時竟如潮水似的殺到了東京，而我這一個靈魂潔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堅的異鄉(xiāng)游子，便成了這洪潮上的泡沫，兩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擠，渦旋，淹沒，與消沉。

　　“人情”的過于發(fā)達，意味著理智與感情的失衡。日本近代的著名思想家和辻哲郎將日本人的性格喻為“臺風”，有“忍耐”和“突發(fā)”兩種傾向。在《風土》一書中，他認為：日本人的性格結(jié)構(gòu)中包含了忍耐和突發(fā)兩種傾向，這是由東瀛島國特有的地理風土條件造成的。日本地處寒熱帶交界處，有強烈的日光照射和豐沛的雨水，但不像東南亞一帶一年四季處在熱帶陽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單調(diào)而無變化；
它有北國凜冽的寒風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歐那樣一年到頭同樣的寒冷，使人感覺遲鈍。正是這種地理條件培養(yǎng)了日本特有的熱寒帶二重性格，猶如冰雪中挺立的竹子，具有柔韌的彈性和應(yīng)變性，既熱烈又沉靜，既忍從又反抗，熱烈中包含著沉靜，忍從中包含著反抗。而且，日本人的性格中還有季節(jié)性和突發(fā)性，它不固執(zhí)，猶如櫻花的開與謝，在反復發(fā)生的忍從的各個瞬間中，包含著突發(fā)的反抗，但在反抗中由于自身的變化又會自暴自棄。和辻哲郎無疑是從正面的意義上解釋日本人的“臺風”性格，卻觸及了日本人性格的核心。相比之下，學貫東西、富于正義感的加藤周一對日本人的分析更具穿透力，在《日本的淚與嘆息》一文中，加藤周一從日本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感傷”現(xiàn)象入手，對日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狀態(tài)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日本人沉迷于感傷的世界，說明其心理中有一種感傷的傾向，從思維方式上說，就是把一切都視作虛無，背后有日本傳統(tǒng)的“無�！毙睦�，這種非理性的虛無，會把日本導向可悲的境地。周作人后來也終于醒悟：“日本人是宗教的國民，感情超過理智�！保ā犊嗖琛罚┻@樣的文化風土，特別適合文學藝術(shù)的生長；
日本自古以來發(fā)達的文學藝術(shù)、日本人豐沛的藝術(shù)情趣和藝術(shù)才能，完全證實了這一點。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日文學的濫情、傷感、頹廢，那種揮之不去的“戾氣”，還有留日作家對西方“浪漫派”文藝的偏嗜，這一切與東瀛文化風土的熏陶，應(yīng)當有著內(nèi)在的關(guān)系。比較一下同時期的留歐、留美文學的精神風貌，其差別可謂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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