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葉，由于一本傳記《陳寅恪的最后20年》在中國大陸一紙風行，中國社會對於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家陳寅恪的學術(shù)和人品產(chǎn)生了極大興趣。過去，陳寅恪雖然是一位蜚聲中外學界的大學者，但其聲名從未越出過學院的門墻之外。然而隨著該書以及其他有關(guān)陳寅恪的文集和相關(guān)文獻出版，他的聲名越出學院圍墻，廣為傳播。雖然北京當局的報刊所刊此類文章并不算多，但在知識界內(nèi)部，學人交相傳閱，極口稱頌，出現(xiàn)了一種”舉國爭說陳寅恪”的熱烈景象。

　　陳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陳寅恪現(xiàn)象”的原因和意義究竟何在？它對中國知識分子發(fā)生了什么影響？陳寅恪本人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關(guān)系如何？這些都是筆者甚感興趣并試圖回答的關(guān)鍵問題。

　　陳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義寧，出身世家。所謂“陳氏一門”，是指從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到陳寅恪這三代人。陳寅恪的摯友、著名學者吳宓曾評價說：“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shù)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他與被稱做“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郭嵩燾及黃遵憲等人相友善，他們突破陳腐的夷夏觀念，積極參與戊戌變法，學習西方文明。西太后發(fā)動戊戌政變后，參與維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難，其中劉光第、楊銳為陳寶箴所舉薦，陳氏父子因此以“濫保匪人”罪而被革職還家，“永不敘用”。事后西太后意猶未足，又以密旨將陳寶箴賜死。人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知曉，在19世紀末那場震動人心的中國流產(chǎn)變革中，除了有為改革而流血的譚嗣同等人外，還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廬中被迫自盡的陳寶箴。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與譚嗣同等人被并稱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讀西方社會政治理論書籍，與梁啟超等人經(jīng)常在一起“講學論文；
慨然思維新變法，以改革天下。未嘗一日居官也”。

　　陳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學，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歸國，后入上海吳淞復旦公學學習，宣統(tǒng)二年（1910）赴歐洲留學，先后在德國柏林大學和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習語言學。次年歸國。1913年赴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經(jīng)濟部留學。1914年歸國，一度任蔡鍔秘書，參加討袁之役。1918年赴美國，入哈佛大學，從朗曼習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轉(zhuǎn)往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梵文研究所習東方古文字。1925年歸國，應清華學校之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
清華改制后，任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國牛津大學聘為導師，其后又先后在西南聯(lián)大、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執(zhí)教。陳寅恪有精深的學養(yǎng)，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的原創(chuàng)性和深刻性成雙峰并峙，罕有匹敵。被人譽為“全中國學問最大的人”、“教授的教授”。如吳宓所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tǒng)論之，吾必以陳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除了其淵博學識及其創(chuàng)造性成就外，更重要的在于，陳寅恪代表了中國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它是中國文化面對現(xiàn)代世界的挑戰(zhàn)而誕生的一種新人文道統(tǒng)。

　　“陳寅恪現(xiàn)象”所彰顯的文化意義在於：他對中西文化所持立場——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是一種對中西文化皆有深厚學養(yǎng)的“文化保守主義”。此外，陳寅恪屬於借鑒西方文化的“歷驗世務”派。這派以郭嵩濤以及陳的前輩陳寶箴、陳三立為代表，有實際經(jīng)世致用的歷練。他們在借鑒外來事物時，也尊重自身歷史中自然生長發(fā)展出來的東西（另一派則是“附會”派，即空想派，康有為是典型。主張全盤設計，推倒重來，具有烏托邦色彩）。陳寅恪在上述兩方面的主張，與自由主義在精神上都是息息相通的。

　　二、

　　陳寅恪先生的學品與人品在現(xiàn)代中國知識界標舉了卓越的風范。

　　陳寅恪的學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反對曲學阿世——這既針對個人，也針對民族和文化。這在他的身上是極其鮮明，絕無妥協(xié)的。

　　自他學成歸國后，真正能夠從容從事學術(shù)研究的其實只有在清華任教的十年。此后災難深重的中國，幅員雖大，竟不能給陳寅恪提供一張安靜的書桌。他盛年時期遭逢戰(zhàn)亂：“凡歷數(shù)十年，遭逢世界大戰(zhàn)者二，內(nèi)戰(zhàn)更不勝計”，到處顛沛流離。正值學術(shù)創(chuàng)造的高峰之際，又由于營養(yǎng)缺乏而失明，這對于一位史學家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在他“失明臏足，棲身嶺表”的晚年，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和精神迫害，使他的身心陷于超乎常人想象的痛苦和孤寂之中。

　　1949年之后，在有形和無形的壓力下，中國知識界不少學人降身屈節(jié)，臣服了官方的馬列主義，用毛澤東得意的話說，幾乎都“夾起尾巴做人”了。當年，舉世滔滔，然而陳寅恪卻傲然挺立，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中，一句“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边@一傲骨，在《論再生緣》中再次表現(xiàn)出來：“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在“政教合一”，嚴酷的思想專制下的中國，可稱驚天地、泣鬼神。

　　陳寅恪的人品——不降志，不辱身；
貶斥勢利，尊崇氣節(jié)——這特別表現(xiàn)在他晚年所寫的《柳如是別傳》等論著中�！懊慨斏鐣�風氣遞嬗變革之際，士之沉浮即大受影響。其巧者奸者詐者往往能投機取巧，致身通顯，其拙者賢者，則往往固守氣節(jié)，沉淪不遇�！蓖醭�更迭，社會動亂，文化遭劫。而文化寄托之文人又必然要首當其沖，尤其是這時文人的心靈，大多要在歷史的劇變中遭到其它時刻所沒有的拷問及權(quán)衡利害的煎熬，于是文人的持己處事，便關(guān)系了歷史的榮辱。感慨萬千的史家陳寅恪，于是起而撰寫明清之際文人的心路歷程，一部《柳如是別傳》，照出了時代變遷中士子文人的形形色色，生命百態(tài)。

　　在那個瓦釜雷鳴，黃鐘毀棄，斯文掃地的時期。陳氏周邊的同人，有的與他氣類相通，堪稱莫逆；
有的老死不相往來，有如履薄臨深；
他的弟子群中，既有像劉節(jié)教授那樣，挺身而出以替老師挨批斗而感到自豪的，也有賣論求官，反戈一擊給他以致命傷害的。當我們看到在他門下一度從學的才子，一旦為私利所驅(qū)使，背叛師門，事后悔悟，竟然赴陳宅以伏地叩頭的大禮請求寬恕，而老師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遙望天際漠然不應的時候，內(nèi)心不能不受到猶如怒濤震海驚雷破柱般的震撼。

　　陳寅恪晚年反復吟詠的主調(diào)是：“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和守護者，他以其深邃獨特的詩和文、言和行，在一旁嚴肅地審視和評判著北京政權(quán)的作為。他代文化立言立德，代歷史立言立德，記錄下了其身處之世華夏文化衰微的軌跡。

　　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也象征了中國文化系統(tǒng)與政治系統(tǒng)的當代對峙。

　　也凸現(xiàn)了他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示范效應。

　　在風雨如晦，洪水滔天的中國，遺世獨立的陳寅恪風范，作為一種自由精神的遺產(chǎn)，為將來的中國文化系統(tǒng)，奠定精神獨立的基石。

　　作為儒家價值的人格化，他給中國知識界昭示了不朽的人格典范。儒家價值通過陳寅恪的身體力行而凸顯其特色，并顯示出在現(xiàn)代社會的精神生命力。同時，陳寅恪還向知識界展示了儒家價值經(jīng)改造后如何可能與西方的”學術(shù)獨立”相協(xié)調(diào)，從而與自由主義相交融。

　　陳寅恪昭示給我們的正是一條兼容中西的文化方向。

　　他的命運，既象征了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命運，也象征了中國文化的不朽生命力。

　　三、

　　在陳寅恪的晚年，中國文化天崩地裂，陷入深重危機；
傳統(tǒng)價值化成游魂，無所附麗；
中國知識人遭遇史無前例的暴政，身家性命無處安頓。作為留守禁苑的冷眼旁觀者，陳寅恪以替中國文明招魂為志業(yè)，心系歷史生命，成為文化托命人。

　　陳寅恪雖然多次聲明不過問政治，但這句話的全部含義，只有在政治無所不在的極權(quán)主義體制下才能真正讀懂。陳寅恪晚年的生存狀態(tài)和心態(tài)，在他贈吳宓的一聯(lián)詩句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讀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猶是去年人�！逼鋵�，作為專門研究中國中古政治史的學者，作為一家三代“在清季數(shù)十年間，與朝野各方多所關(guān)涉”，并且祖父因戊戌變法而被慈禧賜死的世家后代，飽讀史書的陳寅恪不僅洞悉中古政治，而且熟知晚清的朝章國故世情民隱，因而能洞察近代中國數(shù)十年政治社會興廢的關(guān)鍵。他深知“歷史就是昨天的政治，政治就是今日的歷史。”仔細研讀他在1949年以后所寫的大量隱晦的詩文，不難發(fā)現(xiàn)，他的政治洞察力蘊藏其中，富于遠見卓識。實際上，陳寅恪并非高踞象牙塔中不諳世事的學者，而是一位身居書齋睥睨天下的臥龍式的人物。

　　1948-1949年之交，中共兵臨北京城下，正如馮友蘭所說的：“寅恪先生見解放軍已至北京，亦以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彼�與胡適同乘一架飛機離開北京到南京，后又至上海。1949年1月19日乘船由上海抵廣州成為嶺南大學歷史系、中文系教授，1952年院系調(diào)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合并，陳寅恪遂成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自此之后他就再也沒有返回北京過了。而胡適卻決定繼續(xù)去國流亡，他留下三句話作自己離開大陸的注解：「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
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
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巩敃r毛澤東曾帶給胡適的一個口信，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但胡適聽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chǎn)黨的那一套！」但是，陳寅恪到廣州后，他沒有如胡適一樣繼續(xù)再出走，沒有聽夫人之勸赴香港，也沒有聽朋友之勸浮海赴臺灣。其原因在于，他認為自己素與國民黨無關(guān)，而在當年他深感「廣州既不能守，臺灣也未必足恃�！巩敃r他把臺灣與廣州等地大體上是同等看待的。年老體衰的他已厭倦逃難，不想再遷移折騰了。他還因此與夫人發(fā)生過嚴重爭執(zhí)。

　　但是，僅僅一年之后，陳寅恪就后悔了。而在這一年內(nèi)所發(fā)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一是朝鮮戰(zhàn)爭，另外一個就是中共實施的知識分子改造等洗腦運動。他開初所以未能去國遠走浮桴于海，除了前面所說的意態(tài)消沉和避秦無地之外，也由于他對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下的生活還缺乏實際的了解。但是一年之后他已深深地領(lǐng)略到其中滋味了。他有詩云“......金毆已缺云邊月， 銀漢猶通海上潮。

領(lǐng)略新涼驚骨透， 流傳故事總魂銷。

人間自誤佳期了， 更有佳期莫怨遙。.....”.至于他所領(lǐng)略的是何種透骨的「新涼」，而當時流傳的又是哪一類驚心動魄的「故事」，凡是經(jīng)歷過當年事變的知識分子，以及了解中共建政初期的精神洗腦殘酷鎮(zhèn)壓的人士，是可以還原歷史圖景，而想象出來的。詩中所述的諸如海上潮通、佳期自誤等語，其所指也是相當清楚的。

　　他既留守廣州，命所注定，其學術(shù)獨立思想自由的原則勢將同“政教合一”的北京政權(quán)發(fā)生正面沖突。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的人文困境中，陳寅恪迸發(fā)出了他一生最為奪目璀璨的精神光輝。

　　1953年，中共控制的中國科學院設立歷史研究所。郭沫若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任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擬聘請陳寅恪擔任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為此，中國科學院特派陳寅恪過去的學生、時為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汪篯前往廣州說服陳寅恪北上任職。

　　汪篯身揣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副院長李四光的兩封親筆邀請信赴廣州時，以為此事勢在必得。不料，陳寅恪看完郭、李二人信后，雖未回絕，卻提出了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兩項條件：

　　一、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

　　二、請毛公、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①（所謂“毛公、劉公”，即指毛澤東、劉少奇）。

　　陳寅恪在《對科學院的答復》中詳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說：“我認為研究學術(shù)，最 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fā)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shù)。……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因此，我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并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shù)，也不要學習政治。不止我一個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guān)系。怎樣調(diào)查也只是這樣。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shù)研究�！雹� （①、②引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5年版）

　　陳寅恪提出的條件，擲地有聲，在當時中國可謂驚心動魄，膽大包天；
但絕非率性沖動，頭腦發(fā)熱，而是深思熟慮后的坦蕩胸襟，也是“威武不能屈”的書生本色。此事有關(guān)學術(shù)自由，而無關(guān)個人意氣；
有關(guān)立身處世的原則，無關(guān)黨派意識的好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凜然不可犯，彪炳青史。

　　在歷史轉(zhuǎn)折的關(guān)頭，陳寅恪最后未能去國避秦而滯留廣州，誠然，這使他個人后半生命運遭遇暴虐，陷入赤色王朝的血雨腥風之中。然而，中國歷史上殘酷荒誕的這一頁，也因此而獲得了一位身在現(xiàn)場的偉大史家的忠實記錄和嚴肅審判，并得以留存在了人類文明史冊上。

　　四、

　　陳先生當年未曾浮海去國，以及當年一些與他有類似經(jīng)歷和心態(tài)的知識分子留在大陸，有其可以理解的當時的歷史氛圍以及對國民黨政權(quán)的失望的原因，也由于某些無法預測的偶然歷史事件發(fā)生，加速了北京政權(quán)的全面閉關(guān)鎖國。事實上，中共加入韓戰(zhàn)，終于導致臺灣與大陸的長期分立是任何人事先都無法估計得到的。在陳先生撰寫《柳如是別傳》期間，這種分立局勢已完全明朗化了。他回顧當時未曾早謀脫身，不但不勝感慨而且更不免愧對陳夫人的膽識。

　　余英時先生在分析陳寅恪1953年所寫的一首詩時指出：「試讀《葵已(1953年)六月十六夜月食時廣州苦熱再次前韻》一律的前半段：
墨儒名法到陰陽， 閉口休談作啞羊。屯戎尚聞連湞水， 文章唯是頌陶唐。湞水指朝鮮，此時韓戰(zhàn)尚未結(jié)束(停戰(zhàn)協(xié)定要到同年七月才簽字)，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控制已加緊到了無法透氣的地步。他們無論屬于何家何派，都變成了閉口的「啞羊」，除了歌頌共產(chǎn)黨之外，再也不能發(fā)出別的聲音了�！惯@對于視思想學術(shù)自由為生命的極其敏感的學者兼詩人陳寅恪而言，其精神所受窒息的痛苦是難以言傳的。再加以他晚年“失明臏足，棲身嶺表”，更強化了其一生的悲劇色彩。正是所謂“奈何天地鐘美于斯，而摧辱至于斯極哉！”

　　但是，在如此心靈泣血的磨難中，陳寅恪并未放棄自己的文化使命，在文網(wǎng)森嚴舉世滔滔風雨如晦的險境中，他在一旁冷靜地觀察和預測國運的走向。并用詩文隱晦曲折但忠實嚴正作了歷史的記錄，其中他對世事的預感有時是難于置信的準確，從而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文獻和精神遺產(chǎn)。這確是「驚天地，泣鬼神」之舉。

　　譬如，在1965年，剛剛從餓殍遍野的大饑荒熬出頭的中國，人們在慶幸當局總可與民休息，太平幾年了。然而何曾料到，毛澤東的意識形態(tài)卻日益膨脹，一個巨大的陰影正在潛然而至。先知先覺的陳寅恪已在為國勢危急而憂心如焚了。他于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黃州爭說鬼，更宜赤縣遍崇神”，五個月之后，一場浩劫突兀而降，他的預言竟成現(xiàn)實！

　　而陳寅恪自己，在這場大劫難中，并不屑于做策略性的閃避，而是以他特有的的沉靜、雍容與堅韌，獨自堅守住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尊嚴。最后，1969年，一代中國文化大師，在舉國瘋狂焚燒文化的熊熊秦火中涅磐了。

　　這是中華文明的悲劇。這是中國現(xiàn)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眾所周知，作為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陳寅恪在有關(guān)文化問題的觀點上，與胡適不盡相同。但是，兩人在根本問題上卻頗有默契，特別是在思想自由、學術(shù)獨立等價值立場上是心心相印的。在歐美，從根本上說，保守主義隸屬于自由主義大傳統(tǒng)。在洛克、亞當.斯密、休謨、弗格森、阿克頓、麥迪遜和海耶克等代表的古典自由主義中，現(xiàn)代以自由為核心價值的文明是從傳統(tǒng)中歷史地自然的演化出來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雖然蘊含內(nèi)在張力，但在一些根本立場上是協(xié)調(diào)的、相互支援的。唯其如此，我們才不難理解何以陳寅恪與胡適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能夠互為援手，相互默契了。

　　譬如，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后，中央研究院院長繼任人選問題頗為中國知識界所矚目所關(guān)心。陳寅恪當時就曾聲明，重慶之行只為投胡適一票。就在那次院長繼任人事件中，陳寅恪大發(fā)學術(shù)自由之議論，甚至明確表示：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吧。無可置疑的是，胡、陳二人對「思想自由、學術(shù)獨立」的拼死追求，他們對共產(chǎn)意識形態(tài)的清醒深刻的認識與拒不合作態(tài)度，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生死以之的感情，無不令人動容，并使他們相互敬重，且足以成為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和諧共處的基石。

　　這是中國當代自由主義者和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共同精神財產(chǎn)和象征符號，考慮到胡適與陳寅恪在現(xiàn)代中國知識界的典范性與象征性，他們之間的精神聯(lián)系和深刻共鳴昭示了現(xiàn)代中國精神的整合方向——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合流。這也是他們給中國知識界留下的最主要的遺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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