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疑很久，我才開始寫這篇文章。我被一個問題縈繞：我為學校作了什么？

　　1981年春天，我是北大本科生的時候，發(fā)表過一篇題為《未名湖，你聽我說》的短文，寫到了湖畔風光和剛剛過去的禍難(1966-1976)，也寫了自己得到某種選擇的自由時產(chǎn)生的惶惑、思考和自勉。這篇文章曾做成配樂朗誦在電臺廣播，也被選入現(xiàn)代散文選集。我曾收到不少讀者來信。他們誠摯坦率的言辭給了我溫暖的鼓勵。

　　這次前輩校友邀請撰寫未名湖，我擔心會重復舊話而不能動筆，直到我寫完了《6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1966-1976)》。多年以來，我訪問了上千的1966-1976經(jīng)歷者，也收集當時的文字資料。在前年完成的五十萬字的《1966-1976受難者》一書中，所記659名受難者出自全國各地，按照姓名拼音次序排列，而這一篇集中于北大一個學校。

　　我未曾親眼看見過北大1966-1976。然而我在1976后考入北大，所以熟悉受難者死亡的地點 — 大多數(shù)受難者都是被害死在北大校園中的，也就是說，屠戮場所，就在未名湖周圍。當我在電腦鍵盤上打出一個一個方塊字的時候，文字所指代的死亡地點會具體形象地浮現(xiàn)在眼前。

　　1968年，俄語系講師龔維泰被關在第一教室樓。他睡在地板上，看守他的人睡在床上。11月7日，他在系中遭到“斗爭”，除了“坐噴氣式飛機”即彎腰低頭雙臂被反擰在后形如飛機之外，擰他手臂的學生還用腳往下踹他的肩膀。那天夜間，龔維泰用刮臉刀割動脈自殺。第二天早上看守呵叱他為什么不起床，掀開被子看到血流了一地。他的一個同事那天從門外經(jīng)過，看到地面濕濕的，剛剛用拖把擦過，后來才知道用水擦去的是龔維泰的血。

　　我是北大學生的時候，常常在簡稱“一教”的這個樓里上課。坐在靠窗的座位時，看到窗外成群的燕子歡快地盤旋，我還為此寫過一篇散文題為《啁啾》。但是我絲毫不知道腳下的地板上，曾經(jīng)流淌過人血。看不到有關文字記載。剛剛過去三四年，留下的已經(jīng)是水洗般的遺忘。

　　進北大西門往北，在校園的西北角上有一個幽靜的小湖。這小湖是北大湖群中的一個，卻沒有名字，似乎是真正的“未名”之湖。地處“海淀”（此“�！辈⒎墙袢账�說的“大�！敝�海），北大校園有若干小湖，未名湖是其中大者。那小湖岸邊有一棵大樹，樹上有一根橫枝伸向湖面。經(jīng)濟系學生楊明愛被指控為“反動學生”并停發(fā)生活費。１９６６年９月，當紅.衛(wèi).兵們得到免費車票和食宿興高采烈到全國各地“革命大串連”的時候，楊明愛在那根橫枝上吊死了自己。那小湖、大樹以及那橫枝至今依然還在，楊明愛的名字則沒有人知道了。　

　　陳彥榮是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37歲，家住北大旁邊的藍旗營１０９號。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傍晚，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衛(wèi)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劉萬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校內。他們用銅頭皮帶、木棒和鐵條毒打陳彥榮劉萬才夫婦。下半夜一點，陳彥榮被打死，劉萬才也被打得遍體鱗傷。和陳彥榮一起被打死的，還有一名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1976后“平反”，標準做法是付給家人240元。陳彥榮有6個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北大給了他家2，500元。他的妻子拿到錢的時候說：“我一輩子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呀。”然后她大哭說：“我要錢干什么？我要人吶�！�

　　人在哪里？他們原本是在未名湖邊走著、跑著、工作著的活生生的人。在湖邊，他們遭到了“斗爭”，毒打，監(jiān)禁，各種侮辱，還有心理摧殘和折磨。63個人被害死了，占當時北大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五。如今未名湖水依舊，但是永遠不會再現(xiàn)曾經(jīng)投影其中的受難者的身影。

　　1998年為百年校慶編寫了兩卷本北大歷史。我注意到，書中只印出了1966-1976中被迫害致死的正教授的名字，連副教授都不記，更不要說年輕教員和普通職員、炊事員了。（北京農業(yè)大學校史印出了包括助教學生在內的30名1966-1976受難者的名字。不過，清華大學篇幅更長的校史連正教授的名字都沒有寫。）我為此問起北大出版社的編輯。編輯苦笑著說，就這樣，還有人到辦公室來糾纏，要把現(xiàn)有校史的1966-1976部分刪除。

　　對比于這種囂張，是受害者們的沉默。

　　1999年，一位同屆北大同學告訴我，歷史系俞偉超老師在大教室講授“秦漢考古”，聽課的學生很多，也都看到他缺失手指，聽說是在1966-1976中遭到“批斗”（需要一本《詞典》來解釋這種詞語，不過本書讀者多半還都知其意）后自殺未死留下的殘疾。他那時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我立刻就往博物館給他寫了信，希望了解他的1966-1976遭遇。

　　我從未收到他的回信，也沒有收到被郵局退回的信。

　　北大歷史系在wg中有五個人“自殺”身亡。我用了引號，因為不認為這是通常所說的“自殺”，而是被wg謀殺的。俞偉超老師在1966年運動開始的時候兩次自殺。第一次觸高壓電，雙手食指被燒毀。第二次臥軌，火車頭把他鏟出了軌道。他活了下來，1976后成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最高行政長官之一。我當然不會給他講歷史寫作重要性的大道理，也不會跟他說如果北大歷史系的文革歷史都不寫出，遑論別處。他的失去的手指顯然也每一天都提醒著他的1966-1976經(jīng)歷。但是，連他也對這段歷史諱莫如深。這是因為什么？我確實很想向他詢問，而不是自己來猜測�？墒俏乙恢睕]有能找到他的電話號碼，也不可能再找到--他已經(jīng)在去年離世。

　　北大之湖，名為未名。湖名的字面意思是從未命名，但是這“未名”就成為湖的名字。從起名字的角度來說，這未嘗不是一個別致的方式。但是北大的未被面對的近期歷史，卻不能用這種方式對待，不能總是未被面對下去。

　　一本世界歷史書談到亞洲文明古國時說，印度是一個宗教的國度，中國是一個歷史的國度。這種說法大概過于簡略。不過，中國古代文明確實留下了很多歷史書。實際上，在中國的傳統(tǒng)中，除了記錄發(fā)生過的事情，歷史寫作也承擔了其他文明中可能并非由其承擔的任務，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方面是闡明道德原則和是非基準。正因為此，歷史寫作也更加具有正面的建設性的意義。我以為1966-1976歷史的寫作，對當代人尤其可能具有這方面的意義。這項工作是為了面對歷史、記錄真相，也是為了社會的道德自救。

　　1990年代，在北大西門內，蓋起了漂亮的賽克勒考古博物館。我在那里看到遠古時代的石器，在玻璃背后，在柔和的燈光下，熠熠生輝�？墒俏乙仓�道，1968年5月16日，就在這塊宅基地上，在互為直角的“民主樓”和“外文樓”對面，又加筑了兩面圍墻，圍成了“監(jiān)改大院”，關押了北大二百多名“牛鬼蛇神”。因為被關者不被認為是人，這種校園監(jiān)獄被俗稱為“牛.棚”，全國每個單位都建立了。這座大“牛.棚”存在了十個月，里面有監(jiān)規(guī)，還有各種刑罰。英語教授徐錫良，是在美國出生長大的華僑，普通話說得不太流利，有一天沒有能背誦出毛澤東語錄，被罰跪的時候，頭上還頂了一塊板，板上放了一碗水，水翻出來就遭打。西語系另一教授朱光潛有一天正在“勞改”，一個看守人員叫他過去，扔給他一條繩子，說：“老家伙你活得膩不膩？上吊吧。要不，用剪子刀子也行�！�1966-1976西語系也有五個人被迫害致死。

　　石器時代的文物當然應該珍藏，但是1966-1976歷史如“牛棚”也應該被記載，受難者的名單也應該被永久保存在博物館里面讓人看到。在這個科學技術前所未有地高度發(fā)達的時代，人的生命和尊嚴，也應該得到有史以來最高的地位。今天，被希特勒殺害的三百萬的人的名單已經(jīng)放在莊嚴的大博物館里和電腦網(wǎng)上的資料庫里，被斯大林殺害的一百三十四萬個名字已經(jīng)被刻寫在電腦光盤上和大量分散各處的小型紀念碑上。我想，有尊嚴的北大人不會同意，北大受難者的名字是低人一等不需紀念的，是可以被水洗般地遺忘的。

　　五年以前，我在網(wǎng)絡空間中建立了一座“1966-1976受難者紀念園”，宗旨是記錄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這是一項志愿工作。我想借此文集發(fā)行，邀請校友們參與這項工作。我的電郵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謝謝你們。

　　2005年7月

　　作者:王,友琴，1952年生，女。中文系79級。1988年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博士學位�，F(xiàn)任教于美國芝加哥大學。著有《魯迅和中國現(xiàn)代文化震動》、《1966-1976受難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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