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村委員組織法》（村組法）修訂實施5周年。

　　為紀念這一意義深遠的日子，《南方周末》發(fā)表了在《全國村級選舉和村民自制機制有獎征文》中獲得大獎的山西省運城市民政局副局長魏榮漢的文章《農(nóng)村基層民主：我們仍然在路上》。這位曾以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的身份在“風風雨雨”中組織過運城城關鎮(zhèn)的村委會選舉的基層干部在談到轟轟烈烈的中國農(nóng)村基層民主時不無深情地寫道, “歷史是個不動聲色的看客，它總是步履匆匆，從不為某個人駐足留戀。人類政治文明的步伐，一刻也沒有休停，它誰也不等，也在不斷地往前走……”

　　如果說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是一個國家現(xiàn)代化所必備的一個穩(wěn)定的大三角和前進動力的三臺馬達的話，綜觀我們的歷史和現(xiàn)實，我們過去的政治的動蕩、經(jīng)濟的落后和目前腐敗的猖獗大概都因為我們沒有把這三個方面有機地結合起來。

　　從50年代初開始，我們先是為了一個虛無縹緲的境界和至高無上的“精神文明”而不斷革命、繼續(xù)革命，打翻國家賴以穩(wěn)定和成熟的政治架構，打碎了社會可以賴以發(fā)展和進步的文化纖維，打倒了人民可以信任和愛戴的有遠見和智慧的成千上萬的領導人。在“我們一天一天地好起來、敵人一天一個地爛下去”的如雷貫耳的口號聲中，本來就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遙遙晃晃地走向了懸崖峭壁之邊。

　　1978年，外面的世界正在演出精彩的民主大戲的時代，終于有人勇敢地叫“�！�，并決斷地舉起了“停”的大牌子。鄧小平和支持他的人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說服那些疑心重重的保守派，精神文明固然重要，但是物質文明是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沒有物質文明，所謂的革命不過是夢想和空話。不僅如此，餓肚子的億萬百姓是不會永遠沉醉于革命的口號中的。中國歷史的每一次更迭似乎都是老百姓忍無可忍、揭桿而起的結果。

　　勞動力的解放、人民公社的解體、私有財產(chǎn)的出現(xiàn)又使中國面臨一次新的危機。傳統(tǒng)的動員機制和革命壓力消失了，人又了恢復了原來的本性。有權的于是可以巧取豪奪，有才的于是可以先福起來，有錢的于是可以敲詐勒索，而那些無權、無才、無錢的老百姓不是甘受疾苦就是挺而走險。

　　1988年，面對中國農(nóng)村的相對無序和國家政策難以為繼的挑戰(zhàn)，由彭真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不顧來自各方的反對和抵觸，以試行的方式通過了《村組法》。這個當時幾乎沒有人注意的法律在10年的試行中引起了一場被學者和官員一致確認為是“靜悄悄的革命”。這不是中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革命，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的暴力行為。這場無聲的革命體現(xiàn)在老百姓權利意識的覺醒，對傳統(tǒng)的國家威懾的反彈和對一套維護政治權利平等的法律程序的強烈訴求。

　　1998年，人大常委會終于修訂并正式通過《村組法》，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遂呈燎原之勢，不僅在幾十萬個村落催生或是鞏固了草根民主，也將票箱和選票的“風”刮進了城里和村級之上的基層政府。億萬農(nóng)民自己創(chuàng)造而使用進而被民政部官員提煉加工的“四個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不僅僅是村民自治的核心，而且被寫進了黨的15大政治工作報告，又成為16大政治文明建設的主要內容。

　　中國政府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終于認識到僅僅有兩個文明還不能自強于世界先進民主之林、強勢國家之列。正如鄧小平曾反復講過的，一切改革最后成功與否均取決與政治改革。建設政治文明不同于他兩個文明的建設。它是最廣泛的變革，涉及所有官員和百姓，要把根深蒂固的“為民作主”的觀念轉變?yōu)椤白屆褡髦鳌钡男拍�，要讓歷來“逆來順受”的百姓有遏制官員和政府的最高權利；
它是艱巨和繁瑣的變革，艱巨因為中國的政治和經(jīng)濟精英作為既得利益者反對這樣的變革，繁瑣因為中國只有讓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沒有允許百姓當家作主的程序。

　　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經(jīng)過多年的發(fā)育和實踐，正在逐步而又深刻地改變著中國農(nóng)村的形態(tài)，用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qū)建設司副司長詹成付的話來說，“這個實踐過程早已超出了單純的村民自治，最主要的是對農(nóng)民的思想啟蒙，在農(nóng)村引入了民主理念，在9億農(nóng)民中樹起了一個大寫的‘人’字。”

　　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的意義又遠不是僅僅局限于農(nóng)民和自治的村落。直選和自治形成了一種罕見的沖擊波，不僅對中國的黨的領導的至高無上、行政制度的非理性安排、法律的漏洞和政治改革的方法和步驟產(chǎn)生了巨大的間接沖擊，對農(nóng)村經(jīng)濟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宗族和家族的復蘇、村委會和鄉(xiāng)鎮(zhèn)政府關系的協(xié)調、國家和社會的安排的走向、村民和市民、村民和公民之間的巨大差距形成了湍流般的直接震動。這些沖擊和震動乍一看來勢兇猛，讓不少人，特別是官員和黨的組織，感到困惑和震驚。他們或是在私下給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定下了“削弱黨的領導、干擾經(jīng)濟發(fā)展、滋長家族蔓延和催生黑社會”的罪名或是公開宣稱搞這樣的選舉不過是給西方夢寐以求的“和平演變”打基礎。在有些地方甚至出現(xiàn)了阻撓和扼殺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的行為。

　　也有一些局外人和旁觀者把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比做小兒科，無關中國政治改革的痛癢，甚至是哄騙外國人的政治游戲。一位1980年在北大參加海淀區(qū)人大選舉的學者最近在海外說，“我當然不是反對村民選舉，就象我不否定中學生自己選舉班委會�！� 我只是反對“對村民選舉的意義妄加引申”。換句話說，他認為我們的官員和學者片面地夸大了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的意義。他還認為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的最大問題是選舉和自治的當事人不能“超出當局劃定的議事范圍，對若干更重大的問題提出獨立的主張，比如說，要求取消城鄉(xiāng)戶口二元制，要求改變高考中對農(nóng)村考生的不公正，要求成立獨立農(nóng)會，等等(這些主張都是和村民的根本利益息息相關的)，或者進一步提出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要求�！�

　　我們不能要求村民象學者一樣高瞻遠矚，我們不能指望村民在目前的條件下提出超出他們的經(jīng)濟和政治生活局限的要求，更不能指責他們沒有能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更上一層樓。其實，他們從村級直選和村民自制開始后所走的崎嶇的路恰恰印證了一個道理：中國沒有現(xiàn)成的政治改革方案，任何方案都會受到來自各方的挑戰(zhàn)，每一個政府去推動的方案都必須經(jīng)受實踐的考驗，逐步演變成大家可以接受、程序更為完備的游戲規(guī)則。其實，中國幾億農(nóng)民是在通過自己艱難的實踐和不懈的努力在完成一個史無前例的為中國走向共和的準備。

　　我們出版這套叢書的目的就是要對這些來自左和右的問題進行學理的和實踐的分析。叢書的作者是參與基層民主的官員和關注和研究基層民主的學者。他們有激情，有敏銳的觀察能力，有在歷史和現(xiàn)實中理清復雜問題、明確斷層和承接的分析思維和理論，有實際的融入和參與。他們在細密地勾勒中國基層民主的混亂但卻激動人心的圖畫，他們在試圖從混亂和無序中尋找可以撲捉、可以歸納和提升的線索，他們在探討和總結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的發(fā)展和走向。

　　2002年本套叢書出版了第一和第二緝，共八本，在社會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們這次推出第三緝，為的是在前兩緝的基礎上把在村級直選和村民自制基礎上展開的波瀾壯闊的中國農(nóng)村基層民主建設的實踐和意義更為清晰地和條理性地展現(xiàn)給讀者。

　　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在克服一個個傳統(tǒng)體制固有的問題的同時，又不斷地面對著“單兵突進”、配套改革還跟不上的新困惑。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已不同于1978年小崗村的村民包產(chǎn)到戶時遭遇的來自左傾的壓力，也不同于1988年《村組法》試行時的沒有程序的苦惱，更不同于1998年舉國70萬個村委會在法律要求下必須施行“四個民主”時 碰到的來自基層政府的阻撓。今天的問題是如何修改有關法律和完善程序；
今天的挑戰(zhàn)是如何把在村級日益成熟的選舉、授權和罷免有序地轉移到鄉(xiāng)鎮(zhèn)和區(qū)縣，并在縣鄉(xiāng)人大代表直選中使用村級直選的程序；
今天的任務是在總結農(nóng)村基層民主經(jīng)驗的同時把它轉移到城市，上升到基層政府，并變成國家的法令。總而言之，村級直選和村民自治及由它而引發(fā)的爭論和實踐將是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從革命黨轉變成執(zhí)政黨的一個催產(chǎn)素，是解決權利來源和合法性的必須使用的手段，是中國走向共和的開始。(2003年11月10日寫于亞特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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