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群：“自由主義”在不同語境中的不同涵義
發(fā)布時間:2020-05-24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說了三種情況：張三的行為與李四無關、損害李四、冒犯李四，這時應如何確定社會規(guī)范，然后依不同的規(guī)范來具體確定伯林式的規(guī)范性自由。但在社會生活總體中，以上三種情況僅僅是一部分，張三與李四還會發(fā)生各種關系，比如經濟合作，比如政治合作與沖突，在這種種關系上仍然先需要確定社會規(guī)范，然后依規(guī)范來明確伯林式自由的具體范圍。
在確定社會規(guī)范方面有各種觀點，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儒家、新儒家、左派、新左派、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女權主義、民族主義，等等。它們對社會規(guī)范提出了種種不同的觀點，并希望而且力促全社會實行自己所主張的社會規(guī)范。自由主義也是這其中的一種主張，她主張一系列特定的規(guī)范，然后認為一個人只要在這些規(guī)范之內行為處事，就是屬于伯林式自由，否則就不是。
可是在自由主義這一旗號之下，有各種主張，甚至一些互相沖突和互相矛盾的主張都使用自由主義這一名稱。自由主義這個詞就和自由這個詞一樣，有著很多歧義。這就好比一個人到了一個新地方，她向主人要一杯“茶”，結果好客的主人卻拿來一杯咖啡，原來這個地方“茶”意味著咖啡；
她向主人解釋自己要的不是咖啡而是“茶”，結果主人卻換了一杯燕麥粥來，原來這個地方“茶”意味著咖啡還意味著燕麥粥就是不意味著茶。她和主人對“茶”的用法完全不同。
本文試圖勾勒自由主義這個詞在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以及當今的中國的不同含義，并說明它們和當時社會政治演進的關系。
一、近代歐洲狹義和廣義的自由主義
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歐，在其社會發(fā)展的初期，都是農業(yè)生產方式占主導地位，在政治上則是專制政府統治或大或小的一塊疆域。在村莊和血緣關系之外，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國民相互間沒有什么生產生活上的聯系，他們被迫向成功地征服了自己的國王交納賦稅。這時雖然在國民間或多或少地發(fā)生了一些工商業(yè)分工和來往，但都或輕或重地遭到專制國王的壓制和盤剝，不論是古羅馬、中世紀的歐洲封建式王國、16世紀歐洲的專制主義國家，還是古代中國，莫不如此。這種人際關系是以暴力為基礎的，對此，有興趣者可以看我另一個研究系列“資本主義如何歐洲產生”。僅僅到了近代之初，西歐的資產階級由于各種原因勢力不斷發(fā)展壯大，便開始向專制國王叫板了。他們要求：國王不能再以政治力量控制和干預工商業(yè)所賴以組織和發(fā)展的社會規(guī)范，這種規(guī)范以私有產權和自愿性契約為代表，大家習慣上也稱為市場經濟規(guī)范。
我們今天說的市場經濟，聽起來似乎是指一種生產方式，是指工商業(yè)，現在又加上信息經濟；
實際上，我們是在說一種社會經濟方面的人際規(guī)范。因此，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中國都在大力發(fā)展工商業(yè)，但之前是用計劃經濟規(guī)范的方式，之后是用市場經濟規(guī)范的方式。哈耶克在其《社會正義的奇跡》中也說，當我們用“市場經濟”這個詞時，容易使人想到一種生產類型，其實它是指一種“秩序”，哈耶克稱之為“耦合秩序”或“自發(fā)秩序”，所以應該叫“市場性經濟秩序”（Hayek,1976e）；
秩序就是我們說的規(guī)范，所以可以叫“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我們今天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準確嚴密地說，應該是“社會主義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
在歐洲近代，大概在16到19世紀，隨著英法德等社會體的生產方式由農業(yè)主導發(fā)展到由工商業(yè)主導，廣大國民由農民演化為工商業(yè)者，人們之間越來越多地出現了分工合作的生產聯系，以及維護和促進這種聯系的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原來在社會上最強有力的是國王對廣大國民的暴力統治關系，現在因為聚合在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之下的國民人數越來越多、力量越來越強，這種關系形態(tài)就和國王的暴力統治關系形態(tài)發(fā)生了越來越大的沖突，這種關系形態(tài)越來越要求自己的獨立性和純粹性。以前國王的權利在國內是君臨一切的，國王可以沒收某個國民的財產，可以在兩個商人關于合同發(fā)生糾紛時偏袒一方，可以在某個行業(yè)建立壟斷，可以用國家力量調集大量資金，可以和某個商人簽了合同又不執(zhí)行。對此，資產階級以及廣大工商業(yè)者日益不滿，他們團結起來，反對國王的這種控制和恣意妄為。大致上說，英國在1688年“光榮革命”勝利后，法國在1830革命成功建立新政權后，以資產階級為首領的“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在他們的社會體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這方面的經典文獻有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有大衛(wèi)•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他們主張自由競爭，價格由市場決定，分配由市場調節(jié)，完全的交換自動產生各人之間利益的自然協調。在“看不見的手”的調度下，利己和利他統一了起來，追求個人利益極妙地同整體的普遍利益聯系在一起了。無疑，工商業(yè)的發(fā)展使絕大多數國民的絕對生活水平得以提高，雖然個人提高的幅度不同。從總體上說，工商業(yè)以及相應的“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使絕大多數國民獲益；
但從直接性上，獲益最多的是資產階級。
堅決主張“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主張它的獨立性和純粹性，薩拜因在其《政治學說史》第三十三章“近代的自由主義”中將這種“主義”稱為“狹義的自由主義”（薩拜因，1973）。這也是本研究系列中談到的自由主義的第一種含義。薩拜因說：狹義地說，“自由主義”被認為是同資產階級的觀點而不是同保持現有既得利益的貴族趣味相投，也不同主張限制或者甚至取代工商企業(yè)的工人階級觀點一致。它以放任主義的經濟為目標。薩拜因說的“放任主義”，就是指沒有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
如果說在農業(yè)社會中，廣大國民由于生產的分散性，缺乏相互間的橫向聯系，只有聽命于王權的縱向聯系。現在有了工商業(yè)，就有了橫向聯系，而且這種橫向聯系極為有力地提高了廣大國民的生活水平。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這種經濟上的橫向聯系以及維護促進它的“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在社會上逐漸占據控制地位，是社會發(fā)展的一個巨大進步。所以，“狹義的自由主義”在社會上逐步實現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
可是歷史在取得了這一里程碑式的演進成果后，又引發(fā)了很多新的問題。經濟上的分工合作促成和推動了國民間的橫向聯系，并用經濟性社會規(guī)范來組織這種橫向聯系。可是，隨著社會生活的進一步發(fā)展，國民間的橫向聯系便越出了經濟聯系的范疇，而展開了在政治、文化、消費、娛樂、社會心理、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廣泛的橫向聯系，這種聯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沖突的一面，而不論是合作還是沖突，都需要社會規(guī)范來組織和協調。于是，原來的“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由于僅僅來源于經濟生活、僅僅服務于經濟生活，就不再適應于現在國民間廣泛的橫向聯系了。經濟上的合作聯系仍然極為重要，但已不是廣泛橫向聯系中唯一的部分；
經濟上的規(guī)范也仍然極為重要，但已不能是適應于廣泛橫向聯系的社會規(guī)范集合中唯一的部分，更不具有最高社會性權威。社會發(fā)展到這個階段，呼喚一個能夠統一整合組織起橫向聯系各方面的、具最高權威性的社會規(guī)范；
它當然不是以前的王權，也不是“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而只能是民主政制。這就是為什么美國憲法80％的部分都是在談民主政制，而沒怎么談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也許我們可以說，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是經濟基礎性的社會規(guī)范，而民主政制則是上層建筑性的社會規(guī)范。
一個大公司有著一系列的經理，其中有總裁，也有各個部門的部門經理�，F代社會有著一系列的社會規(guī)范，其中有最高的規(guī)范，那就是民主政制；
也有各個社會層面的規(guī)范，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就是經濟領域的規(guī)范。在公司管理中，總裁一般不去插手部門經理們的工作，而只是把握住大的方向；
但會在少數特殊情況下行使自己的最高權威，干預部門經理的工作。同樣，在經濟領域中，一般都是由經濟規(guī)范來組織和規(guī)范人們的經濟活動，民主政制不會插手其中；
但這并沒有否定民主政制的最高性。當經濟活動出現了一些“市場失靈”的情況，就需要民主政制進行調整，比如消除壟斷，比如建立中央銀行。當經濟活動導致了一些社會矛盾，比如貧富差距過大，就需要民主政制用二次分配的方式予以解決。
如果說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直接有利于資產階級利益，那么民主政制則直接有利于進行互利性博弈的全體國民的利益。
主張民主政制的至上性，薩拜因在其《政治學說史》第三十三章“近代的自由主義”中將這種“主義”稱為“廣義的自由主義”（薩拜因，1973）。這也是本研究系列中談到的自由主義的第二種含義。他說：“自由主義”更廣泛的意義被用來幾乎等于是通俗稱之為“民主政治”的含義。它意味著保持民選的政治體制，諸如普選、代議制議會、對選民負責的行政機構。它自然不能同任何社會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劃等號。它可以說是整個“西方政治傳統”或“西方文明的世俗形式”的發(fā)展頂點。
薩拜因在闡述近代英國自由主義發(fā)展時說，“狹義的自由主義”在1846年的英國達到了最高峰，那時廢除谷物法并以自由貿易作為英國的國策。但是，甚至在此之前，不受約束的產業(yè)制度（即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在廣大國民、甚至自由主義者的思想中都已經產生了疑慮。因為雖然工商業(yè)在繁榮發(fā)展，但廣大工人、手工業(yè)者和雇農的生活依然艱難困苦。在19世紀30年代，英國議會開始通過工廠法，規(guī)定勞動的時間和條件，雖然那樣的立法限制了契約自由，因此同早期自由主義的趨勢相悖逆，但這樣的立法卻越來越多，以至于持狹義自由主義的斯賓塞在他《人和國家的對立》一書中，列舉了一長串他認為是干涉自由市場活動的立法清單，包括勞工法、衛(wèi)生法和政府對教育的支持。
薩拜因認為，這種立法是社會對產業(yè)革命帶來的破壞性的防衛(wèi)和糾正措施，因為社會大眾看到，沒有節(jié)制的工業(yè)化和商業(yè)化在帶來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對社會安全和穩(wěn)定的一定威脅。
1867年，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保守黨政府給予相當一部分英國工人以選舉權，這意味著這樣一群投票人的出現，他們第一關心的是保障工資、勞動時間和雇傭條件，第二才關心擴大企業(yè)。他們意識到，他們的力量既在于契約的自由，也在于集體談判。工人的社會政治立場超越了狹義的自由主義，此時對于自由主義的原先提倡者來說，只有兩個選擇：或者自由主義滿足工人的訴求，從而由狹義的自由主義發(fā)展為廣義的自由主義；
或者堅持狹義的自由主義，那么這一主義將被工人拋棄。
薩拜因指出：英國自由主義的顯著特征是：沒有停留在它剛開始時作為資產階級產業(yè)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而是發(fā)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英國當時是世界上最高度工業(yè)化的國家，它的工業(yè)家獲得的政治權力的程度是別的地方任何同樣的階級所不曾享有的。但他們也是社會的一部分，深信民族團結和民族大家庭利益的重要。正是這樣，自由主義從狹義的發(fā)展為廣義的，廣義的自由主義主張民主政治的最高合法性，主張市場原則是經濟生活中的最主要規(guī)范，注重平等和福利，大體上相當于社會民主主義。
因此，從歐美的歷史看，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面對來自兩方面的干預，一是來自專制國王的，二是來自民主政制的。當干預來自專制國王時，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捍衛(wèi)自身是進步的；
當干預來自民主政制時，它捍衛(wèi)自身則是保守而不合時宜的。私有產權作為市場性經濟規(guī)范的核心概念，當它面對專制特權階級的進襲時，它捍衛(wèi)自身是進步的；
當它面對代表著全體大眾利益的民主政制的規(guī)約時，它捍衛(wèi)自身則是偏狹的。
二、自由主義在現代美國的含義
從西方社會的歷史演進順序看，狹義的自由主義發(fā)生在先，強調市場規(guī)則的純粹性。后來發(fā)展到廣義的自由主義，強調民主政制的最高立法性，主張民主政制可以作出一些法律，由法律和國家行政方式對市場經濟的運行以及分配進行修正。這一演進不僅是發(fā)生了，而且可以說是已經完成了。在這個過程中，哈耶克等人反對這種發(fā)展，主張固守狹義的自由主義，信任市場而不信任政府，因此他們也被稱為保守主義。當然，保守主義這個詞帶有因循守舊、固步自封、不適應當前社會境況的意思，所以哈耶克不愿意接受這個稱號，他專門寫了一篇“我為什么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的文章，辯明自己是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
可雖然他做了這樣的聲明，別人還是把他稱作保守主義者，也有人稱哈耶克這派為古典自由主義。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在當今西方，廣義的自由主義已經置換了狹義的自由主義，但后者的聲音從未停息過，從而使得民主政府在作決策時，要時時注意到市場規(guī)則的效用，把對市場規(guī)則的干預保持在一個適可而止的水平上。因此，在當今西方，雖然哈耶克等人的觀點在總體上已經不適應社會境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功用。哈耶克希望民主國家對市場規(guī)則的干預是0，雖然這已是做不到了，但仍可以把這種干預盡可能降低，比如只有1或者2的水平。但如果沒有哈耶克這派的呼吁，這種干預可能會達到4或者5，而這真的可能會帶來不好的社會效應。因此，在當今西方，大家真正爭論的，并非干預是0還是10，而是1、2還是6、7。如果一派主張民主國家對市場規(guī)則的干預為0，那就是不合時宜的；
但是，如果主張這種干預只局限在1、2的水準上，那就仍然很有價值，很有現實意義，比如撒切爾夫人的政策、里根的政策。將他們的政策稱為狹義的自由主義并不準確，因為他們并不主張國家完全對市場規(guī)則不做干預，他們主張的是盡量減少這種干預，所以可以將其稱作為：狹義自由主義傾向的主義。
在當今美國，他們說的自由主義大致就是廣義的自由主義，由民主黨作代表；
他們說的保守主義大致是狹義自由主義傾向的主義，由共和黨作代表。萊內在《政治管理》第四章中的“美國的意識形態(tài)”部分，對此作了闡釋（Ranny, 1993）。
當今美國的保守主義，在經濟上主張政府對公司市場運作的干預最小化。政府要做的，是保證合同得到執(zhí)行、保護個人財產、保證自由競爭；
而不應減少經濟競爭的勝利者的收益、補償失敗者的損失。讓經營者有充分的經營自由，他們會生產出有吸引力的產品從而贏得利潤，同時為其他人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為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如果他們的經營受到政府干預、他們的收益受到政府調節(jié)，積極性就會降低，投資就會萎縮，生產就會下降，就業(yè)機會就會減少。
他們在社會生活、道德和宗教上主張政府的干預盡可能大，以盡量保持傳統道德和宗教信仰，他們認為這是政府最大的職責所在。他們主張單一的性關系，主張異性戀，穩(wěn)定的婚姻和家庭，主張父母對孩子的權威，主張沒有暴力色情內容的干凈的報刊雜志和電視節(jié)目，主張定期上教堂。政府有責任、有權力去實行這些社會價值。政府應該要求學生祈禱，政府應該禁止墮胎、禁止同性戀，必須禁止播放渲染暴力色情內容的節(jié)目。
當今美國的自由主義，在經濟上主張對公司市場運作進行一定程度的干預。比如使用格林斯潘式的貨幣政策，比如由政府執(zhí)行擴張或收縮性的財政政策。主張福利政策，由政府通過累進制的稅收進行二次分配，保障每個國民的基本生活條件，羅斯福在“新政”期間說，當百姓們面包都沒錢買、病了沒錢治、學也沒錢上（大意），他們就是有了大量消極自由又有什么用呢？這方面的錢就主要由富人出。他們有較強的平等主義思想，當雇主在工作中歧視黑人、女性、亞裔居民等時，政府要出面干預，制約乃至消除這種歧視。
他們在社會生活、道德和宗教上則主張政府的干預盡可能小。他們主張政府應堅決和任何宗教分立，不應支持任何一個教派，也不在有神論和無神論中偏袒哪一方。他們支持女性有墮胎自由，他們認為政府對于報刊雜志電視電影的內容應盡量少干涉、少限制，國民們有理性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他們認為同性戀和異性戀都只是個人傾向，政府不應歧視同性戀，而應該予以同等尊重。
總之，我們大致可以對歐美歷史上的自由主義做這樣的厘清：
狹義的自由主義＝純粹的市場規(guī)則＝古典自由主義≈美國的保守主義（純粹市場規(guī)則傾向）
廣義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市場規(guī)則、福利政策＝新自由主義≈美國的自由主義
三、自由主義在當今中國的含義
當今中國處于現代社會的初期，幾千年的農業(yè)社會正在向著工商業(yè)社會轉型，市場原則正在逐步建立，民主政治正在逐步積累、形成；
當今中國在社會規(guī)范建設方面的主要任務，正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市場原則和民主政治。
大致從20世紀90年代的后期開始，中國思想界出現了明確以“自由主義”為符號的一派觀點。這里的“自由主義”是什么含義呢？我們以其代表人物劉軍寧、朱學勤、秦暉的文章來對此做一說明。
劉軍寧在《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四期上發(fā)表《自由主義與公正——對若干詰難的回答》一文，他說：在今天的中國，自由主義是站在民間立場上，爭取每一個普通人的權利和自由，力主憲政民主和有限的政府，強調約束不受節(jié)制的專橫權力的民間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是一種普世主義，它強調人的普遍權利和普遍價值，如代議制民主、間接民主、憲政、法治、基本人權等。
朱學勤在《學說中國》（1999年）一書中，這樣闡釋自由主義：它在經濟上要求市場機制，與計劃體制相對而立；
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
秦暉在《當代中國研究》2000年第四期上發(fā)表《當代中國的主義與問題》一文，對中國的“自由主義”“左派”等符號的含義與西方歷史演進中這些符號的含義加以對比對應。他說：
就西方歷史演進而言，在自由秩序建立之前的時代，那時古典自由主義與古典社會民主主義共同對付反對這兩種思想的價值D（如專制主義），而古典自由主義與古典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重合面則很大。隨著自由秩序的建立，同時作為兩個“主義”之共同敵人的價值也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從而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分道揚鑣，其基本價值的相異部分凸顯出來。然而，需要十分明確的是，這是發(fā)達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中國面臨的主要還是“前現代”的問題，我們還得為那些在西方從保守黨到社會黨都認同的基本價值而奮斗，在我們的社會里發(fā)生過那么多哈耶克和馬克思都拒絕、而斯大林和希特勒都干過的事情，這就是中國的基本現實，我們不能離開這個現實去空談或搬用西方的什么主義。在中國的環(huán)境中，自由主義（相當于狹義的自由主義——作者注）和社會民主主義存在著主要的重疊之處，這代表著人類文明發(fā)展方向的基本價值。我就是從這些重疊之處出發(fā)，贊成自由主義（狹義的自由主義——作者注）和社會民主主義都認同的那些基本價值，而反對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反對的那些價值。
當今中國學界，一般還是把秦暉看作一位自由主義者，如果我們接受這一看法，那么便可以說，秦暉作為當今中國自由主義的一位代表人物，贊成狹義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贊成的價值。進而言之，我們說秦暉主張市場經濟規(guī)則和民主政治；
至于民主政治對市場規(guī)則規(guī)約到什么程度，在什么程度上干預市場運作、進行什么樣的收入調節(jié)，這些問題在當今中國還不太具有現實意義。這樣，秦暉的思想便和上述劉軍寧、朱學勤的觀點大致可以看成一類。
上述“中國當今的自由主義”在當今中國有著很大的影響，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當我們把這一現象和西方歷史演進的現象相比照，會體察到什么呢？在我看來，我體察到的是共性。
當今中國處于由農業(yè)社會向工商業(yè)社會轉型的階段，在歐洲，這一同樣的歷史進程發(fā)生在17、18世紀。雖然時間上相差兩百多年，但社會內容是相似的。當今中國面臨的是“前現代”的問題，兩百年前的歐洲面臨的也是“前現代”問題。這樣，歐洲當年在這一轉型中是怎么樣做的，我們今天也就可以加以借鑒。
“當今中國的自由主義”和西方“廣義、狹義的自由主義”都是一種主張，現實中，這些主張還只是被一部分中國人所接受；
因此，那些提倡這一立場的“自由主義者”們，需要做大量的細化、積累、階段化的工作。自由主義歸根結底只是一種社會工具，這一工具究竟能否被國民普遍接受，還有待于社會條件的進一步發(fā)展；
可是，“自由主義者”們的工作，又可以促進這種社會條件的發(fā)育。
參考文獻：
1．F.A.Hayek,
2．薩拜因，《政治學說史》，劉山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6月第一版。772～822頁。
3．Austin R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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