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試圖通過對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階級斗爭視野下的農民形象使得中國共產黨在歷史的現場不得不面對將超出階級形象和階級關系的農民行為、意識和現象、關系融于其階級斗爭理論下的革命史敘事邏輯中的挑戰(zhàn)。在這個意義上，農民以自己的方式發(fā)揮了歷史的能動性，參與了歷史的譜寫。

　　農民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以階級斗爭為主線的歷史敘事中，農民被奉為\"工人階級的天然聯盟\"，正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廣大具有革命性的農民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zhòng)"的道路，才最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這樣的視野下，農民作為一個階級（或者說革命的農民——貧雇中農），由于它對于革命勝利的重大意義，而從一種前所未有的光輝姿態(tài)出現在歷史的敘事中。

　　一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農民雖然不能說是沉默的群體，但可以說他們的聲音更多的是由\"知識階層\"\"社會精英\"代為發(fā)出的，正如Gail Hershatler 在分析20世紀初上海妓女形象的重塑時指出的在現代社會中，女人的聲音往往以各種形式被壓抑，很難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只有人們想要在一個大的社會全景下把它作為符號來欣賞、申斥、管理、治療，挽救、消滅等等時，妓女才會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1.

　　正是這些構成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精英在談論他們自身面臨的矛盾、問題，尋求困境的出路時，在構建他們對于歷史，對于社會發(fā)展的宏大敘事框架時不斷變換敘事對象在宏大敘事中的角色，對于妓女如此，對于農民同樣如此，他們的形象在不同的全景下在不斷建構重塑。

　　從晚清清議政治中的農民、土地、封建問題到以康梁為代表的近代思想使\"農民\"消逝于\"國民\"的一般討論中，五四時期農民也未作為一個階級而成為政治、文化運動討論的焦點。比如在這一時期的《新青年》、《東方雜志》等眾目所向的輿論陣地，對此問題一直未曾集中討論過，廖廖數篇涉及到的如關于農村的《社會調查》2和胡適的《我對于喪禮的改革》3等諸文章也只是充滿了改造舊農民、舊農村，倡導新人格、新國民、新文化、新風尚的意味。

　　而隨著階級斗爭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對\"社會和諧\"的追求使強國富國的價值目標逐漸轉移到了\"社會\"本身的扶貧濟弱上來，楊念群在分析社會史時就指出：\"早期共產黨人強調如果不從\"社會\"層面上改造和重新設計中國現代化道路，就無法關照和覆蓋到農民和其他普通民眾的利益與現實要求，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對變革步驟的早期設計，無不是從\"社會\"切入進行的。\"4而這種對社會有機體\"和諧運轉\"的追求又轉而突出強調了社會本身蘊藏的種種矛盾和不平等，階級分化和階級斗爭問題突顯出來，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最為簡單、最固守而又最易被歪曲的主義和信仰。

　　對于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來說，在階級斗爭視野下，工人和農民都是革命的一部分，因為兩者都是屬于社會中\(zhòng)"被壓迫\"的群體。而瞿秋白、陳獨秀等領導人漸漸意識到兩者在階級的覺悟和階級利益上是有區(qū)別的，在農民中是包含了\"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成分和意識的，就如陳獨秀1923年在分析中國各階級時就指出：\"農民私有觀念極其艱固。在中國，約占農民半數之自耕農，都是中小資產階級。不用說共產的社會革命是和他們利益根本沖突。即無地之佃農，也只是半無產階級，他們反對地主，不能超過轉移地主之私有權為他們自己的私有權的心理以上。雇工雖屬無產階級，然人數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國農民運動，必須國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普遍的農業(yè)資本化，然后農業(yè)的無產階級發(fā)達集中起來，然后農村間才有真正的共產的社會革命之需要與可能。\"5

　　但隨著國內國際政治形勢的轉變，對階級斗爭的認識不斷被激化。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后，階級問題成為國人舉目關注的話題，就連一向只談\"大政要聞\"，更多關注\"國際關系\"的《東方雜志》也逐漸開始注意起國內的\"社會\"問題來，在1927年8月25日出版�？�刊登了覆及全國各主要區(qū)域的農村社會調查，其中貧雇農，中富農，地主等農民階層相互的關系占了調查的核心6.而這時期，中共開始一直強調并爭執(zhí)著革命階級、革命性質、革命動力、革命對象、社會性質等問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社會革命話語\".而如果說在1927年前這一時期農村政策十分豐富（比如包括對于\"農地\"，從政治經濟上加以整理；
對于\"農業(yè)\"從科學上加以經營；
對于\"農民\"從社會文化上去加以訓練和教育。7還包括了禁賭禁煙、和鄉(xiāng)黨睦宗族等8等），許多政策是溫和而實際的，那么到1927年國共合作徹底破裂，中共需要提供自己的一套與國民黨不同，而又為打倒國民黨作合法性依據的革命敘事，階級斗爭理論就更加泛化地使用于中共的一切文件中。在1927-1937期間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政策完全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后，可以看見農民和農村的形象幾乎都是以社會性質——主要矛盾——階級分析——革命動力、對象、目標為全景，以此來審視其中農民扮演的角色，為其在農村土地革命的政策提供依據的。在這樣的形勢下農民本身性質的認定和內部貧雇中富地等成分的劃定這些無一不是階級斗爭理論下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的形象被不斷建構、支解、重塑。\"農民\"的形象由它整個革命敘事中角色界定。每個活生生的個人由他的階級成分而賦予地\"階級形象\".

　　這一點不僅從蕭邦奇對最早的農民運動發(fā)起點浙江衙門絲絲入扣的分析中，從他對農民斗爭逐漸出現\"名重于實\"而致國共合作于失敗的感嘆中得知9，還可以從1927年前后中共高層的文件中得知10.雖然在此問題上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并且在中共內部三次\"左\"傾路線與后來歷史標準答案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與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對革命性質，革命道路等等的判斷有矛盾和爭執(zhí)，特別是對于以城市為中心還是以農村為中心更存在著徘徊和斗爭，對\"農民\"的定位、對\"農民\"內部分化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借用布迪厄的概念，這些中共內部的爭執(zhí)可以說在1927年以后就幾乎是統(tǒng)一在一個共同的\"場域\"內，在一套共有的革命敘事中來奪取解釋權和支配權，這種對革命史敘事的承認，對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解釋方式的承認構成了布迪厄所說的\"游戲者之間的共謀\"，形成了他們競爭基礎。而像1930年左右的陳獨秀另辟蹊徑，只能是被掃地出局。而象后來在農民問題上，面對如何建設一支由農民構成大多數的無產階級政黨和軍隊，如何解釋農村包圍城市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上，毛澤東的\"中國化\"的一套話語體系也并沒有改變階級斗爭的視野，而只能是像布迪厄說的：\"游戲者們可以通過參與游戲來增強或維持他們的資本，但也可去改變游戲的規(guī)則，以極力貶低作為他們對手力量所在的那種資本形式的價值，而努力維持他們自己優(yōu)先擁有的資本種類。\"11在游戲者們的斗爭中，\"共謀\"的舞臺是早已搭建好了的。

　　在此全景下，盡管對\"農民\"的態(tài)度有褒有貶，對富農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爭執(zhí)不休，但這些無一不是\"階級斗爭視野下的農民形象\"，以階級斗爭來審視農村關系和不同成分的農民形象。不同成份的農民具有其特定的階級形象，而這種階級形象又決定了農村中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關系，而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面對使超出這種階級形象和階級關系的現象融解于其階級斗爭的解釋與解決辦法之中的挑戰(zhàn)。\"

　　二

　　早期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村破產農民的生活困苦有著切身的體驗，諸如彭德懷自述中深切肌膚的讓人悲憫和童年回憶并不是偶然的12.正是這種心憂天下的精神氣質使早期中國共產黨人以救天下為己任，扶貧濟弱，以此與社會各界達成共識，獲取了普遍的支持。而中國共產黨階級的斗爭視野下的農民形象（如農民分為貧雇農、中農、富農、地主，而貧雇中農屬于革命依靠對象，地主屬于打倒對象——抗日戰(zhàn)爭中，政策上認為地主也可聯合，而富農是革命還是反革命一直爭執(zhí)不清）在很大程度上貼近了當時農民的基本生存狀況和生存需求，使貧苦破產農民這個弱勢群體在20世紀初巨大的社會轉型和變革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并通過這個代表發(fā)出了自己的聲音。但，另一方面，在這個委托一代理的格局中，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一個有著主義信仰，有著一個較為完整的宏大敘事體系和特定的世界觀、價值觀支持的政黨，它面臨的問題、出路畢竟是與農民不一樣的。這里，不僅是通常所說農民可能會抵制共產黨力量的進入，不僅是農民具有\(zhòng)"保守性\"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農民本身的知識構成是與中國共產黨的那些知識精英有很大區(qū)別的。\"實際上農民所處的村莊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不只取決于國家政權的性質和外來因素的制約，也受到村莊內部結構的影響，而農民本身的行為和理念自然也應在基層村莊這一層面內部加以理解。\"這里強調的是農民不只是階級整體的形象，還有\(zhòng)"作為自然村成員的身份和意識。\"13這種身份和意識使他們不僅具有階級身份、階級形象、階級關系，還具有更多不能夠納入到階級視野中的行為和意識。

　　但是，在革命史敘事中，農民的形象被單一化了，歷史敘事也相應地\"邏輯化\".在歷史記憶中，土地革命是一個\"解放的\"、\"欣喜的\"\"熱火朝天的\"景象，歡歌笑語的群眾大會、模范帶頭的共產黨員都是這個\"集體記憶\"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這些景象在革命史的敘事中又使得對農民如何、為何接受中國共產黨，如何、為何理解這一宏大敘事做出解釋成為理所當然，而不需更進一步的解釋；
也使得不需要把農民刻畫成一個歷史的能動者，他們在這樣的敘事中變得只能是充當歷史敘事的消極服從者和被解放者。因為在這個敘事中，農民的階級形象決定了歡迎、支持這種解放是必然的，翻身做主的貧雇農形象是在革命性質和革命階段論中取得的。

　　這種邏輯不僅支配著革命史的歷史敘事，而且也支配著在歷史現場的人們的理論邏輯。

　　而正如前文指出的農民個體具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識\"，作為歷史的能動者，他們與進入農村聚集資源的中國共產黨人之間不僅是主動與受動的關系，而應是更鮮活的互動關系。正是在這種互動中中國共產黨遇到了與階級斗爭視野里的農民形象不同的農民行為和意識提出的挑戰(zhàn)、設置的困難，而解決這些困難、應對這些挑戰(zhàn)的過程又深深影響、塑造了中共的一系列政策方針，對中共今后的路線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互動的關系創(chuàng)造了更豐滿鮮活的歷史。

　　三

　　一些學者已對革命史敘事的這種邏輯提出了挑戰(zhàn)，比如胡素珊在探討中共在農村勝利的原因時指出中共在農村的勝利在于革命的巨大功效的滿足了農民貧苦階層的小私有性，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共的宏大敘事與農民自身的生存境遇有了聯系的點，從而形成了一種\"場域\"的共振，帶來了革命的勝利。在這種觀點中，農民是一種理性經濟人的形象。比如她提出中共在抗日時期以\"民族矛盾\"為號召改變了激烈的土地政策，而后則又重新頒布《五四指示》恢復徹底的土地政策，對于這種政策變化產生的問題如農民如何建立對中共政策變化的信任？對于民族矛盾農民如何認知？在抗日時期溫和的減租減息是如何發(fā)動貧苦農民的？針對這些問題，胡素珊提出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共仍然能發(fā)動農民在于政策執(zhí)行中一直\"左\"傾，通過這種\"左\"傾——激烈的土地政策來滿足農民的財產平分需求，滿足農民的小私有性，體現一種均貧富的路線14.

　　與胡素珊觀點類似的是秦暉，他指出中共土地革命正在于滿足了農民的小私有性，正是這種小私有的劣根性使土地革命成了一場均貧富的運動，馬克思所謂的為了反對\"共同體\"對\"個人\"的壓迫而倡導的\"反封建\"運動成了一場反對\"個人\"對\"共同體\"壓迫的均貧富的農民運動。這里秦暉也把批判建立在土地革命是對農民小私有性的滿足基礎上，指出土地革命中的農民是完全的小私有者的保守性或小私有者的革命性，而不是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大公無私\".15

　　在這種思路中，革命敘事被還原成經濟利益，兩者的一種場域的\"共振\"——在農民的經濟人形象下——成就了中共的勝利。這種觀點指出了土地革命在革命中的功績，大大拓展了歷史的現實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把農民還原為活生生的個體，使這種邏輯為我們所理解接受。

　　在這種敘事中，農民因其經濟理性構成了對歷史的能動性，中共在農村的地土政策不得不把這種小私有性考慮進去，并通過\"滿足\"這種經濟利益需求來獲取農民的支持，以動員農村的各種關系。這樣，這種思路就使歷史成為兩者更好互動的關系的結果。

　　但是，\"理性經濟人\"的形象是大有疑問的，雖然它對于每個人來說是可理解的，但可理解的理性經濟人的行為并不一定是更現實的。因為\"理性\"本身就是在特定環(huán)境下有不同的解釋，不管是關于農村的文化網絡的研究，對農民的知識結構的強調都對這種形象提出了挑戰(zhàn)，特別是在歷史的現場，所謂\"最大的經濟利益\"并不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我們翻開當時的中共文件，就會發(fā)現分土地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從一無所有到獲得土地的過程，它涉及的是分土地的人本身如何，如何分、怎樣分，特別是如何劃定階級成分的問題。革命史簡單邏輯中的農民的階級形象將被轉換為無數活生生的個人和事件。這其中面對的問題是紛繁復雜的。正是這些與革命敘事邏輯不同的紛繁復雜的問題，正是這樣活生生的農民個體超出階級視野下的形象的行為和意識給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政策帶來了真正的挑戰(zhàn)，迫使他們不得不在階級斗爭理論的支撐下以各種方式將它們以各種方式將它們納入到階級理論的革命話語體系中，從而影響了中共各種政策方針路線的制定，而這些構成了革命史更鮮活更豐滿的血肉。

　　四

　　本文將換一個角度，不是探討中共如何為何發(fā)動了農民，而是想尋求下面這樣一個問題的答案，既扮演被動角色的農民如何影響了中共的政策制定？而這正是涉及到了中共階級斗爭視野下的農民形象給中共本身在實踐中帶來的困難和挑戰(zhàn)。

　　本文將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進入農村，查田——劃分農民成份——分田這一事件作為案例來分析它是如何把它面對的各種問題和挑戰(zhàn)納入到階級斗爭視野中并制定了它在農村的基本方針路線的。調查土地——劃分農民成份——一分田一直是農村土地政策實施的基石，而這個過程并不如一般革命敘事中所描述的那樣簡單明了，在實踐中它遇到的問題是紛繁復雜的。這使它成為土地改革最關鍵的問題之一。

　　雖然在革命史敘事中由于上文提到的農民\"被解放\"的階級形象的設定，在\"一心為人民的中共黨員——歡迎與支持解放的貧苦農民\"的模式下，土地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一般被忽略不計。但是實際上，不僅是在今天我們會對這種模式提出疑問，而且事實上在當時，這些問題早已被重視并且一直成為政策制定中的重中之重，被反復強調，以試圖在階級斗爭理論體系下加以解決。

　　在階級斗爭視野下，農村基本上是由貧雇農、中農、富農、地主等階級成分構成，而土地革命的實質，\"即是要變更土地關系，將過去的土地關系推翻另建新的關系。\"16在這個\"另建\"的過程中翻身的是貧雇中農（有時中農也被打倒），而被打倒的是地主（有時也聯合，大多數情況下被打倒的還包括富農）。對于這么一種土地關系的轉變，翻身的貧雇中農是支持這么一種轉變的，就如在胡素珊的研究中指出的正是通過這種轉變，中國共產黨爭取了廣大貧苦農民的支持；
正是這種轉變，有了陳毅所說的人民用小車推出了淮海戰(zhàn)役。

　　但是，縱然我們承認這個結果，也并不妨礙我們對過程的探討。因為忽略對過程的探討會導致對農民能動性和對土地改革中困難和問題的忽略，會又陷入革命敘事中只要共產黨進行土地改革，自然農民就支持共產黨這種簡單敘事中。

　　而在實際中，首先調查土地，劃分成份就不是一個一目了然的事情，不僅存在著純粹的技術測量困難，還有其它更錯綜復雜的關系。如兩年前破產的地主現在應如何定成份？某人以前曾是富農，現在又定什么成份？村里某個小混混把家產輸光了算是貧農了嗎？或是村里一老實貧苦人家辛辛苦苦存了十幾吊錢拿去放了高利貸算是高利貸資本家嗎？另外，調查土地還常常變成了鄉(xiāng)與鄉(xiāng)、區(qū)與區(qū)之間的糾紛，更突出的問題是其中還有許多\"知法弄弊\"的——對行賄者和親屬加以照顧，而在農民一方又有欺瞞坑騙的。

　　這樣，調查開不清楚，分起田來也就常常\"不是多少不敷，便是好歹不合，不是土地過剩，便是人口過多，以致一分再分，經久沒有適當的結果\".17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對土地難免產生了不滿和厭倦，特別是趕上春耕，農民更有抱怨\"不如不分\"的。這些情況很明顯地見于土地改革幾乎每一個文件，雖然這可能是由于當時中共實行巡視員制度，問題發(fā)現和提出因而很多，但雖然有客觀上土地改革已在許多地方取得了很大成效這一事實，但對中共上層來說，問題和困難是值得警惕的。

　　同時，像在四川等地，土地改革一直不好展開，因為農民對地主一般不是很抵觸，反而是在當地士紳領導下進行反苛捐雜稅的斗爭。而四川黨的任務就成了與地主士紳爭奪領導權和分化利用哥老會了。18這種情況還適用于一些\"階級分化不明顯\"，自耕農居多的地方。

　　這種情況不僅鄉(xiāng)建派注意到了，不僅《東方雜志》這樣的通俗刊物�？�調查指出了，而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也是充分意識到的。比如《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地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1927.11）就指出中國各省土地關系并非一致相同。比如\"南方各省農村中的中心人物，絕無疑義是佃農及半佃農（桂鄂湘閩浙等），北方有幾省農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農（晉直），殖民地域的土地關系又有特殊的情形……\".

　　并且在其它大部分地區(qū)問題還在于即便是發(fā)動了農民，也只是做成了一件\"普通的群眾工作\"，而沒有把它做成一種階級斗爭，沒有讓干部和群眾了解到它的階級斗爭的意義，沒有提高群眾的階級意識。這就有一個知識結構問題，即使農民被的動員起來參加了土地改革，但也缺乏\"應有的階級覺悟和階級形象\".19

　　這種局面對中央如何解釋階級斗爭視野下賦予的農村階級矛盾突出、農民歡呼翻身解放、積極支持土改的形象提出了挑戰(zhàn)。

　　這就使中共在土地改中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如何發(fā)動農民群眾。

　　中國共產黨必須將之納入到階級斗爭視野中，使之不脫離革命敘事中階級身份所帶來的邏輯。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農民作為一群受動者與施動者產生了一種互動。對之施加了影響。

　　具體來說，中共在農村推行土改遇到\"沒有充分發(fā)動群眾\"情況時，最為強調的一個方針就是\"走群眾路線\".在任何地方農民沒有發(fā)動起來，農民積極性不高都沒有改變階級分化嚴重、階級矛盾突出的社會情況認定和貧雇農的階級形象，而是反復責成當地政權機關走\"群眾路線\"，反復強調要在土改前給群眾講階級、做宣傳，而讓群眾吃豬肉來號召大家參加群眾大會也成了一條值得推廣的經驗。比如毛澤東就明確地以瑞金九堡區(qū)為榜樣，贊賞它\"殺豬煮飯讓群眾大吃一頓\"的辦法\"取得了很大成效\"，\"動員了廣大群眾\".而在許多地方正是因為此做法而使吃豬肉的群眾越來越多，參加群眾大會的人也相應地越來越多——群眾被發(fā)動起來了。

　　方慧容在分析小說《十里店》時指出，書中所寫的\"有些同志疑心太重\"而認為\"農民不是太積極就是太消極\"表現出來一種權力關系下的調查，不再是\"實事求是\"，而是使訪者和被訪者的關系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即我們說的被訪者的\"真誠\"總處于被\"懷疑\"中。20而這里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從文本中解讀出來的不應僅是內容中作者字面上所說的有些同志對農民不信任這一種權力調查關系，跳出文本本身我們解讀到的還有作者自身的態(tài)度——對這些展開調查同志的指責，而這種指責在文本的主線中是被默認為是正確的意見，而這種懷疑基層干部、主張走群眾路線的方針才是土地改革中中國共產黨一直倡揚的，而后來的\"四清\"中被\"懷疑\"的也并不是被訪者，而是下級基層干部，正是這樣，才有派工作組避開基層干部，直接深入群眾中調查的\"桃園經驗\".

　　而這其中涉及到的就不僅是群眾路線問題了，更進一步還伴隨著整黨和路線的斗爭。

　　不論無法發(fā)動群眾，不走群眾路線，還是存在\"知權弄弊\"的現象，都需要整黨。

　　整黨首先是針對富農路線，而反富農的斗爭也與形勢急需進一步動員農民推進停滯的土改有關。比如一份重要文件即指出：\"蘇維埃區(qū)域中最大的危險即是有許多地方的政權落在富農手里；
富農一拿到政權，當然處處都站在富農的利益上去壓迫貧農和中農，他們緩緩地查分土地，甚至政權建立了多年還不分田地，即使土地分配了，但好的田地都落在富家手中。

　　\"21又如閩西蘇維埃政府1931年總結土改問題時指出過去土地革命使\"大部分群眾討厭\"，甚至\"懷疑土地革命\"在于過去在\"立三路線領導下\"，富農分子把持政權機關，一分再分卻仍便宜了富農和地主，不但不保護貧雇中農利益，還使農民不安心耕種，減少了生產。22王明在倡導反富農路線時就指出：\"保守觀念，地方觀念，鄉(xiāng)村黨的干部多半是富家分子，以致土地革命不能深入，蘇維埃運動及紅軍的發(fā)展不能達到應有和必需的程度，雇農貧農不能形成鄉(xiāng)村中的革命基礎，已成為目前全國范圍內的異常嚴重的問題。\"23

　　當然，反富農問題不僅涉及到農民的\"不積極\"，而且它也是與土改中極端平均主義和狂熱復仇主義的\"落后農民意識\"有關。這種農民的小私有性是秦暉在他的《田園詩與狂想曲》中一再強調的。這種狀況反映到權力關系中，一方面是黨不得不發(fā)動斗爭不斷來滿足小農的極端平均主義傾向，不斷對土地進行一分再分，甚而整頓基層政權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發(fā)動農民深入土改；
另一方面黨也必須把這種傾向控制在革命階段論的范圍內，使它與革命性質和社會性質的判定，與革命的階段相符合，因而也對這種傾向加以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民基于利益的判定導致了土改的停滯，因而深入土改又不得不求訴于群眾路線的威力。

　　但是，可以看到不管是\"不積極\"還是\"狂熱\"，在這兩種情況中，都存在著基本的發(fā)動群眾問題，這是中共土改的一個核心和根本的出發(fā)點，是中共革命中支持它取得最終勝利的一個最重要的力量來源。并且本文強調這種\"不積極\"甚于\"狂熱\"即是在于\"狂熱\"是屬于改造小農的領域，而在這個基礎上強調農民在土改中的\"沉默\"卻會進一步提醒我們注意在土改中權力的互動關系，提醒我們革命史敘事中天然的代理者實際上是大有置疑的。如果這一點得到更進一步的關注，對于中國共產黨在傳統(tǒng)鄉(xiāng)村共同體瓦解、贏利型經紀人橫跋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域的鄉(xiāng)村的情況下如何整合了鄉(xiāng)村利益關系的問題就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在本文分析中，在委托-代理格局中，中共在這一時期通過整頓基層黨委、基層蘇維埃政權，通過倡揚群眾路線、打擊階級敵人把土地改革一步步推向前進，通過這幾大政策的實行，中共把幾乎所有土改中的現象，把所有農民的行為和意識消融與其中，鞏固了它階級斗爭視野下的農民形象，鞏固了它的\"革命話語體系\"，并使之成為翻身農民的利益代表。

　　但是，可以看到這幾大措施也只能是放在階級話語體系下來進行，它們根本上并沒有解決農村的利益代理關系格局。因此，中共發(fā)現要理順鄉(xiāng)村利益、權力關系在沒有新的資源和思路的情況下，在固守革命史敘事邏輯的情況下，即便規(guī)定了主要矛盾已經轉移、階級關系已發(fā)生變化，要應對鄉(xiāng)村的各種問題最終也不得不時時回到這幾大政策，而造成對于中心任務和主要矛盾判定的違背。

　　五

　　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以農村廣大農民為對象，將這個普遍處于饑餓貧困線上的社會邊緣群體納入到歷史的主線中來，重新調整了農村的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捍衛(wèi)了普通窮困農民的利益。

　　而本文則在此基礎上從在歷史文本中尋求\"農民\"自己的聲音入手，探討在社會運動和權力關系下，作為追隨者和受動者他們對于社會變革、歷史發(fā)展的影響。社會理論力圖不再把目光集中于領袖的品質、權力者的霸權和中心群體的行為，而重新探討以上這些角色對立面的反抗、行為、心理，即便這些只是\"策略性的\"、\"非公開的\"、\"防御性的\"、\"消極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4而本文則是由此基本理念出發(fā)，認為革命史敘事中階級斗爭視野下的農民形象掩蓋了農民可能有的其它\"聲音\"，而這些\"其它聲音\"往往不是歡樂笑語聲，而是掩藏起來的沉默。正是這些沉默與\"不積極\"表達了他們在自己知識體系下對土改的不理解，對遇到的問題、麻煩的不滿等等，而這些對中共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影響力，使之不得不以各種辦法來\"發(fā)動群眾\"，歷史由雙方共同譜寫。

　　注釋：

　　1Gail Hershatl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第三號

　　3《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

　　4《楊念群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58頁

　　5陳獨秀《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1923關于中共以城市為中心和以農村為中心的爭論可參見楊奎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6《東方雜志》第二十四卷第十六號

　　7肖楚女《中國的農民問題》1924.7轉引自《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土地斗爭史料選編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65頁

　　8張鼎丞《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閩西革命根據地》轉引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土地革命文獻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126頁

　　9蕭邦奇《血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10《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土地斗爭史料選編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土地革命文獻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11布迪厄華康德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5頁

　　12彭德懷《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

　　13《楊念群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81頁

　　14胡素珊著王海良譯《中國的內戰(zhàn)——1945-1949的政治斗爭》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第一版

　　15秦暉蘇文著《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16《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土地問題報告記錄》1929.6.25轉引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土地革命文獻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107頁

　　17翰文《我對于分田的幾點意見》《紅色中華》第15期

　　18《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四川黨領導的武裝斗爭》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19翰文《我對于分田的幾點意見》《紅色中華》第15期

　　20方慧容《\"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的\"真實\"》轉引自楊念群《空間·記憶·社會轉型——\"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21《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中共蘇區(qū)中央局通告第九號》1931.2.8轉引自《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土地革命文獻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377頁

　　22《閩西蘇維埃政府關于頒發(fā)土地要員擴大會議決議案的通知》1931.4.20同上第416頁

　　23《再論反富農問題》韶玉（陳紹禹）1930同上第244頁

　　24彼得·伯克著姚明周玉鵬等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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