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封建專制社會君臣關系的實質。在這種關系中，“臣”對“民”來說雖然高高在上、說一不二，但從根本上說仍是任君打殺的奴才走狗。在危機時期，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在一度地覆天翻的義和團期間，一些主和或主戰(zhàn)的大臣都先后被殺的悲劇命運，再次說明了這一點。

　　舉棋不定

　　義和團運動興起的背景十分復雜，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則是“反洋教”。洋教是指西方傳來的基督教。從康熙晚期到鴉片戰(zhàn)爭前，清廷一直實行禁教政策。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后盾，紛紛來華傳教。很明顯，這種傳教的實質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但為了傳教的策略需要，教會在中國創(chuàng)辦了不少以傳播現代自然科學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學校、醫(yī)院和報刊雜志，對現代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引進和廣泛傳播，對中國的現代化確實又起了重要作用。不過，隨著越來越多的傳教士深入內地鄉(xiāng)村建堂傳教，農民與教會的沖突日益激烈，屢屢發(fā)生各種“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沖突，更有實際利益的沖突。從文化上說，教會認為“祭天祀禮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進行這些活動，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視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幾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尤其被官紳）視為“滅倫傷化”，難以容忍。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傳教，往往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會享有種種政治特權，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仗勢為非作歹，橫行鄉(xiāng)里。在教民與鄉(xiāng)民的沖突中，教會自然袒護教民，地方官往往也無可奈何。這樣，文化沖突與民族矛盾交織一起，終于興起聲勢浩大的反洋教運動。

　　據統(tǒng)計，從19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末，全國發(fā)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發(fā)動與參與者有地方官員，土豪鄉(xiāng)紳，普通農民，民團會黨，城市貧民，流氓無產者……十分復雜，規(guī)模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激烈，但基本訴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衛(wèi)道”的封建性。義和團運動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東和直隸，以“練拳”為名組織起來，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東冠縣梨園屯拳民起義，使義和團運動迅速興起，從山東發(fā)展到直隸，并于1900年夏進入北京天津。義和團的口號雖不統(tǒng)一，但主要是“順清滅洋”“扶清滅洋”“助清滅洋”，并明確表示“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tǒng)慶升平”，愛國性與封建性混為一體。對一切與“洋”有關之人和物，義和團則極端仇視，把傳教士稱為“毛子”，教民稱為“二毛子”，“通洋學”、“諳洋語”、“用洋貨”……者依次被稱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統(tǒng)統(tǒng)在嚴厲打擊之列。

　　秘密宗教和民間文化是義和團組織、發(fā)動的重要工具。流行鄉(xiāng)間的小說中的人物和戲曲中的角色如關云長、姜子牙、黃天霸、孫悟空、豬八戒、二郎神、樊梨花等等，都成為義和團所信奉的新神的共同來源，秘密宗教與民間文化就這樣緊密結合起來。教門首領的降神附體、撒豆成兵、呼風喚雨、畫符咒水等“邪門歪道”與農民大眾的迎神賽會、祈豐求子、；
祛災祈雨等漸漸融合。而義和拳的拳師們吸取了地方文化中不同來源的多種因素，如降神附體、刀槍不入、喝符念咒、治病祛災等。這些招術為廣大農民熟悉，極易為他們接受。而與以前各種秘密宗教非常重要的不同一點是它降神附體的群眾化，即不單是教門首領有權躬代神位，所有練拳者只要心誠都可祈神降身，保證自己刀槍不入；
而且，這些神都是歷史上流傳已久、為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英雄好漢而不是一般宗教所獨尊的神祗。這些都使義和拳的感召力更強，更易發(fā)動。在義和拳的傳播過程中，民間社戲也起了重要作用，義和團的不少神祗都來自這些社戲，許多拳民自稱關公、張飛、趙云、黃飛虎……當拳民被某神附體時，其行為便與他所看到的戲臺上的這個角色的動作一樣，在言語上摹仿戲上的說白，行動摹仿戲上的臺步，狀甚可笑。難怪陳獨秀當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即稱“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乃是造成義和拳的第四種原因”。

　　總之，社會的動蕩、利益的沖突、文化的碰撞、天災不斷和民間宗教、文化間的互相作用，使義和團在華北地區(qū)迅速發(fā)展。

　　面對如此巨大的社會運動，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竟沒有一個明確、統(tǒng)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級官員自行決定。由于中央官員內部和地方各級官員對義和團的態(tài)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對，中央政府也深受影響，雖然總的傾向主撫，但也一直搖擺不定，時而主剿，時而主撫，長期沒有明確的態(tài)度、政策。

　　慈禧“上當”？

　　清廷最終決定明確支持義和團，是要利用義和團來根絕維新隱患。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并非易事，決策者是在反復猶疑、再三權衡利弊之后，才大膽作此決定。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慈禧后來就說自己是上了一些大臣的當。

　　甲午戰(zhàn)爭中國的慘敗使國人深受刺激，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提出“借法自強”，要學習西方資產階級國家先進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改造中國，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維新”的活劇。變法必然觸及守舊者的利益，以慈禧為代表的頑固派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發(fā)動戊戌政變，維新六君子被殺，康、梁在外國使館人員的幫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維新的官員受到嚴厲處置，光緒皇帝被囚禁瀛臺，“維新”失敗，中國社會和歷史嚴重倒退。為了根絕隱患，慈禧和端王載漪、大學士徐桐、協辦大學士剛毅、翰林院掌院學士崇綺、禮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衙門啟秀等守舊派決定廢除光緒，另立端王載漪的兒子為新君，史稱“己亥立儲”。但是，他們計劃遭到西方列強的強烈反對而未能實現。這些守舊派本就堅決反對“西學”，現在更加痛恨“洋人”。對守舊派來說，光緒的存在確是潛在的巨大威脅，他們知道自己沒有力量，便想依靠義和團的“民心”“民氣”。

　　1900年春夏，在一些官員的支持下義和團進入涿州，逼近京、津，行為日益極端。在這種情況下，慈禧也拿不準義和團能不能為己所用、義和團和許多官員宣揚的“神功”是否真實，便在6月初派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尹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打探義和團的虛實，親眼查證義和團各種各樣“神功”究竟是真是假。第二天，力主支持義和團殺滅洋人的剛毅惟恐趙舒翹動搖，也趕往涿州。其實經過一天考察，趙舒翹已明顯看出所謂“神功”全是假的，根本不能相信，但剛毅卻力言這些神功“可恃”。趙是老于世故的官僚，與剛毅一黨來往甚密，深知剛毅、載漪等實權人物堅持義和團神功“可持”，慈禧本人實際也傾向于利用義和團來和洋人對抗，而反對義和團的則觸當道忌，于是表示剛毅所言并非無見，便先回京報告，剛毅留在涿州與義和團商議合作之事后才回京。趙畢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完全謊報，于是含糊其辭，但在剛毅等人的影響下，慈禧認為趙的復命之意是義和團神功“可恃”，最終下決心招撫義和團與洋人對抗。此次復命對慈禧的決策有重大影響，義和團運動失敗后，慈禧曾對人說道：“這都是剛毅、趙舒翹誤國，實在死有余辜。當時拳匪初起，議論紛紜，我為是主張不定，特派他們兩人，前往涿州去看驗。后來回京復命，我問他：‘義和團是否可靠？’他只裝出拳匪樣子，道是兩眼如何直視的，面目如何發(fā)赤的，手足如何撫弄的。叨叨絮絮，說了一大篇。我道：‘這都不相干，我但問你這些拳民據你看來，究竟可靠不可靠？’彼等還是照前式樣，重述一遍，到底沒有一個正經主意回復。你想他們兩人，都是國家倚傍的大臣，辦事如此糊涂，余外的王公大臣們，又都是一起兒敦迫著我，要與洋人拼命的，教我一個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吳永：《庚子西狩叢談》）慈禧相信義和團的各種“法術”真能刀槍不入、打敗現代化武器裝備的洋人，于是決定用義和團來殺滅“洋人”，達到廢立的目的。而義和團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為這種利用提供了基礎。

　　大臣的命運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確支持，義和團情緒高漲，迅速向更極端、更非理性的方向發(fā)展，對傳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殺。義和團進入京津后，情形更為恐怖，許多傳教士和外國人、中國教民被殺，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嬰兒生來迎月者亦殺之，慘酷無復人理。”他們要消滅一切帶“洋”字的東西，鐵路、電線、機器、輪船等等都在搗毀之列，因為“機器工藝”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士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并下，皆死非命�！鄙踔劣小耙患矣幸幻痘鸩瘢�而八口同戮者”……對開明官紳，維新派人士，義和團更是明言打殺，要“拆毀同文館、大學堂等，所有師徒，均不饒放”，明令要“康有為回國治罪”，在一些頑固派官員的指使下還一度沖入宮禁要捉拿光緒皇帝，外國使館和外交人員也受到威脅。在這種情勢下，西方列強以“保護使館”的名義組成“聯軍”發(fā)動又一次侵華戰(zhàn)爭，要求清政府鎮(zhèn)壓義和團，保護使館、教士、教民。

　　這時，清政府必須對是和是戰(zhàn)作出正式決定。清廷從6月16日到19日連續(xù)召開四次御前會議，討論和戰(zhàn)問題，主戰(zhàn)、主和兩派進行了激烈辯論。主和的有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等，得到光緒皇帝支持，主張鎮(zhèn)壓義和團，對外緩和；
主戰(zhàn)的有載漪、剛毅、徐桐等，實際上以慈禧為首，主張支持義和團，對外宣戰(zhàn)，攻打使館。在第四次，即最后一次御前會議上，雙方進行了最后的“決戰(zhàn)”。

　　這次御前會議一開始，慈禧就明確表示準備向“萬國”開戰(zhàn)，但又說“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等語。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祖謀明確表示：“拳民法術，恐不可恃。”一位滿族大員打斷他說：“拳民法術可恃不可恃，臣不敢議，臣特取其心術可恃耳�！眱乳w學士聯元則坦率地說：“如與各國宣戰(zhàn)，恐將來洋兵殺入京城，必致雞犬不留。”此言一出，慈禧勃然變色，立即有人斥責道：“聯元這說的是什么話？”這時，光緒皇帝看到曾任多年駐外公使的總理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許景澄，立即下座，拉著許景澄的手說：“許景澄，你是出過外洋的，又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通知道，這能戰(zhàn)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景澄連說：“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向來都有辦過的，如若傷害使臣，毀滅使館，則情節(jié)異常重大，即國際交涉上，亦罕有此種成案，不能不格外審慎”等語。光緒深知萬不能戰(zhàn)，但攝于慈禧的淫威，不敢明言，想借以“通洋務”著稱的許景澄痛陳“開戰(zhàn)”的嚴重后果，以打動慈禧。聽了許景澄一番話，于是悲從中來，拉著許景澄的手哭泣不止，許景澄也涕泣不止。站在許景澄身傍的太常寺卿袁昶曾多次上書，一直反對招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zhàn)，這時也“從旁矢口陳奏，一時忠義奮發(fā)，不免同有激昂悲戚之態(tài)度”。慈禧見三人團聚共泣，大觸其怒，注目厲聲斥曰：“這算什么體統(tǒng)？”光緒才放開許景澄之手。（《庚子西狩叢談》）最終清廷決定向各國開戰(zhàn)。

　　清廷決定開戰(zhàn)后，于1900年7月28日、8月11日分別將主和的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和聯元等五人處死。許景澄與袁昶同時入獄，“指定分系南北所，當在獄中分道時”，袁昶緊握許景澄的手問道：“人生百年，終須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輩究何以致死耳？”許景澄笑答：“死后當知之，爽秋（袁昶字爽秋，筆者注）何不達也�！保ā陡�子西狩叢談》）行刑時，袁昶面帶笑容對監(jiān)刑的刑部侍郎、徐桐之子徐承煜說：“勉為之，吾待公于地下矣！”許景澄與家人話別時也“陽陽如平時，顏色不變�！睂λ麄儽惶幰詷O刑，主戰(zhàn)的頑固派則認為死有余辜，徐桐說：“是死且有罪�！背缇_則說：“可以懲漢奸，令后無妄言者。”（李希圣：《庚子國變記》）

　　清廷決定“向各國宣戰(zhàn)”后，即給北京義和團發(fā)放粳米二萬石、銀十萬兩，并命令清軍與義和團一同攻打使館區(qū)，義和團更加斗志昂揚。經過兩個月的激烈戰(zhàn)斗，中方終因武器落后而不敵八國聯軍，義和團所有的神功怪術在現代化的槍炮面前統(tǒng)統(tǒng)失靈，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攜光緒等向西倉惶出逃。就在八國聯軍血洗北京，殘酷屠殺義和團團民之時，西逃途中的慈禧已開始與列強議和。為盡快與列強達成和議，清廷從9月7日起連續(xù)發(fā)諭，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鏟除不可。”經過清政府地方官的嚴剿，一些零星小股義和團也被最后撲滅。

　　在這場“朝廷”幾被推翻的沒頂之災中，處于“風暴”中心的文臣武將，其命運更加悲慘。據不完全統(tǒng)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兵敗或京城被敵所破后自盡的有徐桐、崇綺、山東巡撫李秉衡、直隸總督裕祿、黑龍江將軍壽山、庶吉士壽富、國子監(jiān)祭酒王懿榮、翰林院編修王廷相、禮部侍郎景善、奉天府尹福裕、國子監(jiān)祭酒熙元等等。剛毅在與慈禧一同逃往西安的途中染病不治身亡。為了“議和”自保，清廷不得不屈從列強提出的“懲辦禍首”的要求，多次發(fā)布上諭懲辦禍首：禮親王載勛被賜自盡，山西巡撫毓賢被即行正法，剛毅本應斬立決、因已病故免其置議，啟秀、徐承煜即行正法，載漪、載瀾被發(fā)往新疆，徐桐、李秉衡因已臨難自盡故免其置議，左都御使英年被賜自盡，趙舒翹也被賜自盡。共懲處各級官紳100多人。

　　面對如此深災巨禍，清廷不能不作個“交待”，在一道道上諭中，“朝廷”竟把責任完全推給了“諸王大臣”：“此次中外開釁，變出非常，推其致禍之由，實非朝廷本意，皆因諸王大臣等，縱庇拳匪，啟釁友邦，以致貽憂宗社……諸王大臣等，無端肇禍，亦亟應分別重輕，加以懲處。”“追思肇禍之始，實由諸王大臣等昏謬無知，囂張跋扈，深信邪術，挾制朝廷，于剿辦拳匪之諭，抗不遵行，反縱信拳匪，妄行攻戰(zhàn)，以致邪焰大張，聚數萬匪徒于肘腋之下，勢不可遏，復令鹵莽將卒，圍攻使館，竟至數月之間，釀成奇禍，社稷阽危，陵廟震驚，地方蹂躪，民生涂炭，朕與皇太后危險情形，不堪言狀，至今痛心疾首，悲憤交深。是諸王大臣等，信邪縱匪，上危宗社，下禍黎元，自問當得何罪�！保ā吨袊�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四>，第58、86頁）在封建專制體制下，明明是“圣上”鑄成的大錯，也總要由“臣下”承擔責任，因為“天子”“圣明”永不會錯。所以慈禧在談此次“肇禍之始”時，只是忿忿地說：“這都是剛毅、趙舒翹誤國，實在死有余辜”，沒有絲毫自責之辭。

　　這種只責“臣下”不責“圣上”的觀念影響殊深，時人后人評論此事時對趙舒翹都有嚴責，認為正是由于他未據實稟報才“釀成如此大禍”，若他當時“能將真情實況，剴切陳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證據，認定主張，一紙嚴詔”義和團便“立時可以消弭”。（《庚子西狩叢談》）趙“昧于理、盲于勢，辱名喪身也宜哉”。（海漚：《曼陀羅軒閑話.趙舒翹》）“至今論國是者，追原禍始，猶嘆息痛恨于趙之一言幾喪邦也�！保▽O靜庵：《棲霞閣野乘.記趙舒翹之軼事》）這些評論當然不能說不對，但談何容易！許景澄等人對時局的判斷、利害的權衡、災難性后果的分析預測異常冷靜、客觀、透徹，而且明明是根據慈禧“諸臣有何意見，不妨陳奏”的“懿旨”坦陳己見，但他們不僅未能說動慈禧，反因意見與慈禧不合，被斥為“任意妄奏”，竟慘遭殺身之禍！

　　主和也好，主戰(zhàn)也罷，最終都不免一死，義和團時期這些大臣的悲慘命運，實際是封建專制社會君臣關系的寫照。大臣往往處于兩難困境之中，直言己見，往往觸怒當道；
曲意逢迎，一旦鑄成大錯，則要承擔全部后果，而且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可能性命難保。正如馬克思所說，專制制度的本質就是否定人，把人當作“非人”。在封建專制社會中，實際只有“君”一人是人，包括權柄赫赫的王公大臣在內的其他“人”，其實都是“非人”。在這種關系中，用敢于披龍之逆鱗、敢于犯顏直諫的標準要求臣屬的傳統(tǒng)道德，委實過于嚴酷，幾近于魯迅先生所說的“吃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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