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大國，5000年的歷史，中國人無不為這世界獨一無二的文明而自豪和驕傲，每當講起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漢唐盛世、康乾盛世的時候，無不眉飛色舞，甚至不禁有些頤指氣使起來�？墒堑搅私�代，不僅令中國人自豪和驕傲的東西少了，就是歷史的本身竟壓得中國人喘不過氣來。的確，自打1840年國門被西方列強的大炮轟開之后，一場又一場的敗仗，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近代的中國簡直就是弱者的象征。于是，一部近代歷史也就成了反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大事年表。當一百年的屈辱歷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之后，回眸再望，細心的人就會發(fā)現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除了外國侵略和中國人民反侵略這條線索之外，實際上還有一條線索，即沖破封建的羈絆、走向世界不斷嘗試，也就是利用外資的理論和實踐。

這兩條線并不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而是互為因果。我甚至認為，中國在第一條主線上的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二條線上的失敗，即不開放、沒有利用好外資，結果錯過了主動走向世界的機會。

　　一、“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

　　前面已經談到，對外開放是利用外資的前提，利用外資是對外開放的具體化。好象還沒有人專門考證過開放一詞的起源，也不知漢語中這個詞有沒有古老的根基。《現代漢語詞典》中對它有四個解釋，其中第二個與我們這里講的開放有關，曰“解除封鎖、禁令、限制等”。

對外開放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現代詞匯，有的學者經過考證后指出，“對外開放的概念是鄧小平1980年在會見外賓時提出的。他說，現在帶來的問題是怎樣利用外資，如何對外開放。同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中，進一步正式使用了對外開放的概念。他說：‘要繼續(xù)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執(zhí)行一系列已定的對外開放的政策，要總結經驗，加以改進�！�鄧小平提出對外開放概念后，很快為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人的講話所采用，對外開放一詞由此流傳開來。” 外國人將對外開放一詞翻譯成非常直接、同時也很形象的“開門政策”（“open door” policy） 。

　　顯然，開放是針對“關門”而言的�？傮w上說，1840年以前的中國是內向型的，而到了清朝更是實行了閉關自守的政策。馬克思在《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一文中曾生動地說，當時的中國把自己當作“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

　　平心而論，東方國家中最早實行閉關自守政策的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1603年德川家康獲得征夷大將軍稱號并在江戶建立幕府。德川幕府在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統(tǒng)治時期（1623～1650），日本“開始驅逐萄、西等國的商人，除中、荷兩國外，禁止外國船只在長崎、平戶兩地以外停泊。1633年，決定驅逐歐洲人；
同時禁止本國人出國，已在國外的不準回國，違者處以死刑。1639年，幕府下達最后的‘鎖國令’，禁止與外國貿易，各國商人教士等都被驅逐，只許中、荷兩國在長崎通商。日本維持鎖國政策二百多年，直到1853年在美國的壓力下才重新開放�！�

　　中國的“鎖國”在從清朝康熙年間開始的，比日本的“鎖國”稍晚，但從內容上則極為相似。最初是為了防止羅馬教皇干涉中國的內政而禁止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即如康熙所謂的“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同時，為了反對東南沿海特別是占據著臺灣的明朝殘余勢力，統(tǒng)一整個國家，清政府還實行了海禁，“寸帆不許下�！�。不過，1681年平定了“三潘之亂”和1683年統(tǒng)一了臺灣之后，康熙于1684年又宣布開放海禁，允許商民出海。同時，清政府還在沿海地區(qū)設立了四個監(jiān)督管理對外貿易的關口，即粵海（廣州）、閩海（漳州）、浙海（寧波）和江海（云臺山，在連云港附近）四關，加上陸路的恰克圖，共有五處與外國通商的口岸。到了乾隆年間，一方面由于國內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另一方面由于外國殖民者在沿海地區(qū)的騷擾不斷加劇，清政府遂于1757年關閉了閩海、浙海和江海三關，只留粵海一關作對外貿易的唯一海關口岸�！熬褪沁@個一口，還給以種種限制，如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外商在廣州必須住在清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館中，由行商負責‘管束稽查’，中國人不得向外國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或為外商打聽商業(yè)行情，外國婦女不得前來廣州等�！�

　　從根本上說，閉關自守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保守性在對外關系上的反映。雖然在何時為中國封建社會開端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世界歷史上中國封建社會持續(xù)的時間最長，卻是一個事實。若以范文瀾提出的公元前11世紀的西周就進入了封建時代的話，那么到1840年為止，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2800多年。

與世界其它地區(qū)的封建國家相比，中國的封建社會有這樣三個特點：

　　第一，以農業(yè)為經濟基礎�！爸袊�是一個古老的國家，自春秋戰(zhàn)國始，逐漸形成以小農

　　經營為主體的單一農業(yè)經濟。在這種經濟結構中，由于農業(yè)本身生產最必要的生活產品，較長的農業(yè)生產周期又為農民提供了大量閑暇從事家庭事業(yè)和手工業(yè)，其結果造成千萬個自給自足的經濟單位。以此經濟為基礎，中國完全可以在對外封閉的情況下解決自我生存問題�！� 這種經濟在具體表現形式上，一是重農抑商�！吧鐣�視工商為末業(yè)，國內有限的市場和貿易不能在封建的生產關系上沖開缺口，反只成了千古不變的社會體制的補充；
與外部的朝貢貿易關系只是為了天朝恩威而不是追求利潤，只有政治意義而無多大經濟價值，絲綢之路和鄭和下西洋并沒有使中國的政治經濟由內向型變?yōu)橥庀蛐��！?

　　二是重陸抑海。對此，有的學者是寫道，“周初姜尚受封于營丘濱海處，春秋時齊國依海而立，但姜尚與管仲只不過將海洋視為‘通魚鹽’的處所而已，對于發(fā)展海運絕無考慮。中國古代的城市雖然發(fā)端甚早，但主要建筑在山地、丘陵與平原，海岸型的城市（如泉州等）直到漢唐才出現，而且久未發(fā)展充分。在文人騷客的筆下，有關大海的吟詠，大致不出‘�？驼勫�州，煙濤微茫信難求’的范圍，視大海為神秘莫測之鄉(xiāng)。他們全力描寫的是‘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刃山’的內陸壯觀景象�！�

　　三是重守抑攻。小到那無數的城墻、城郭、城隍，大的到那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無不為了防衛(wèi)而修造的。東南西北，中國人都不曾越雷池一步。中國離太平洋西岸不過千里之遙，卻不曾有自己的出洋基地；
相反，遠在萬里之外的俄羅斯卻從歐亞大陸的西端一直擴張到東端，將原本是中國的大片領土劃為已有。當然，這樣講絕不意味著對俄羅斯強盜行徑的褒獎，而只為中國失去了向外開拓機會而感到遺憾。

　　第二，以專制為政治基礎。自公元前21世紀的夏朝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君主專制制度在中華大地上實行了近4000年。從政治學上說，所謂君主制(monarchy)，指的是與共和制(republicanism)相對的一種政體形式，即由個人掌握最高國家權力，其特點是世襲制和終身制。君主制又分為三種類型，即等級君主制、君主專制制和君主立憲制。前一種君主制盛行于13～16世紀的西歐，后一種存在于現代某些資本主義國家。數千年來，中國實行的是與前面講的兩種都不一樣的君主專制制。在這種體制下，君主掌握著無限的權力，他個人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法律，所有臣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主之所以有這么大的權力，一方面依靠君權神授這個統(tǒng)治人們的精神枷鎖（在中國君主也就是皇帝）自稱為“天子”；
另一方面依靠龐大的軍事官僚機器，對反抗者進行殘酷的鎮(zhèn)壓。所以，政治(politics)一詞在古代中國絕沒有“古希臘的城邦中統(tǒng)治、管理、參與、斗爭等種種公共生活的總和” 之內涵，而是君主對人民的統(tǒng)治，是人民對君主的服從。康熙說的一段話對此是最好的佐證，“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于人，則斷不可行。所以無論巨細，朕必躬自斷制。”

　　第三，以自大為心理基礎。《史記·西南夷列傳》有“夜郎自大”之記載，說的是在漢

　　朝西南各鄰國中，夜郎國（即今天的貴州西部）最大。有一次，夜郎國的國君問漢朝的使臣，“你們漢朝大，還是我們夜郎國大？”后來在漢語中，這則故事成了形容或嘲笑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的一個成語。其實，比起其它國家來，封建社會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如此呢？自古以來，中國人一始終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其它民族全都是些未曾開化的生番，把東邊稱為夷，西邊的稱為戎，南邊的稱為蠻，北邊的稱為狄，全都帶有貶低蔑視之意。清朝宣布閉關時，冠冕堂皇的借口是自己“物產豐盛，無所不有，不需借外國貨物以通有無”。

　　在夜郎自大方面，最典型的例子發(fā)生在1792年。為了謀求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并開展通商往來，英國政府借乾隆皇帝83歲生日之際，派馬嘎爾尼率700多人的外交使團來華。清政府認定這是英國要臣服于已，是向大清帝國朝貢來的，他們帶來的豐厚禮物不過是貢品，于是要求英使團向乾隆行三跪九叩之禮。馬嘎爾尼等不肯，乾隆還特地讓負責接待的大臣開導他，其意思是這樣的：“凡是四方藩封之國，前來天朝進貢和觀光者，不但陪臣必須向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即使是該國的國王親自來朝，也必須躬行此禮。爾自應遵守天朝法度，如果是因為爾國有用布帶扎腿的習俗，不便跪拜，那何妨在叩見時暫時把布帶解開，等覲見之后再把布帶扎上，也屬甚便。如爾等拘泥本俗，不行此禮，那就不能表示爾國王遣派爾等航海遠來歸順的誠意，不僅各藩國使臣會譏笑爾等不懂天朝禮儀，恐怕我朝官員也不會允許。” 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建交和通商自然都談不上，馬嘎爾尼們兩手空空悻悻而歸，而乾隆們仍舊做著夜郎大國之美夢。

　　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中，馬克思說，“所有這些同時影響著中國的財政、社會風尚、工業(yè)和政治結構的因素，到1840年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fā)展。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存在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tài)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這樣一種封閉保守的封建專制社會雖然也曾創(chuàng)造出一些領先于世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最終還是阻礙了中國的主動地開放、主動地走向世界和主動地融入現代化大潮之中。對于什么是現代化，中外學者們各有各的解釋。中國著名的現代化學者、北京大學教授羅榮渠提出，所謂現代化(modernization)，“指世界自工業(yè)革命以來現代生產力導致世界經濟加速發(fā)展和社會適應性變化的大趨勢。具體地說，這是以現代工業(yè)、科學和技術革命的推動力，引起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向現代工業(yè)社會的大轉變，是工業(yè)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深刻變革的過程。” 從內容上看，現代化至少包括這樣幾方面，一是經濟生活的工業(yè)化，即社會經濟由以農業(yè)為主轉變到以工業(yè)為主；
二是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即人民政治參與的擴大化、行政管理的法制化；
三是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如普及教育、提高識字率等等。

　　然而，現代化的這三方面內容恰恰受制于上述中國封建社會的三個特點，因為前者所需要的前提是開放性，而后者的基本生存條件則是封閉性。正因為封閉，中國古代的科學進步、商業(yè)往來乃至封建社會中所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均屬臣服于封建專制統(tǒng)治和封建倫理道德的“婢女”，不可能沖出封建專制的“圍城”，所以也就不可能走出一條英國、法國那樣的“先天內發(fā)型”現代化之路，即靠自身內部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而走上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對此，有的學者深刻地指出，“在西方，資本主義關系的發(fā)展借助于14世紀以后的科學革命的威力而最終在18、19世紀把西方文明推進到一個全新的工業(yè)時代；
在中國，自14世紀以后科學技術的停滯卻使得孕育已久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無從獲得巨大的活力，以致始終處于‘萌芽’狀態(tài)，而不能構成一般改變傳統(tǒng)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的強大力量。”

　　不僅如此，由于極端封閉的社會結構，中國甚至沒能走上日本那樣的“后天外發(fā)型”的現代化之路。前文講到，日本閉關鎖國比中國還早，直到1853年7月才被美國東印度洋艦隊司令官佩里率領的艦隊撞開，史稱“佩里叩關”。此后的日本一度也陷入淪為半殖民地的危險境地。不過，一方面由于“蘭學”，也就是了解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和學習、研究西方的科學技術知識等等，即使在閉關鎖國期間也沒有中斷過；
另一方面極端保守的德川幕府統(tǒng)治結束之后，明治政府于1868年實行了維新改革，為資本主義發(fā)展開辟了道路。于是，日本由被動變主動，在保持自己的基本道德水準的同時，借助于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就是有名的“東洋道德西洋藝”的發(fā)展模式。

　　腐朽、沒落處于“衰世”但自我感覺又十分不錯的大清帝國被西方國家連拖帶拉、連打帶壓走上了另外一種“后天外發(fā)型”的現代化之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怪誰呢？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話，“現在任何國家要發(fā)達起來，閉關自守都不可能。我們吃過這個苦頭，我們的老祖宗吃過這個苦頭�？峙旅鞒�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漸衰落。以后清朝的康乾朝代，不能說是開放。如果從明朝中葉算起，到鴉片戰(zhàn)爭，有三百多年的閉關自守，如果從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

　　二、喪權辱國的被迫開放

　　講到這里，有一個前提必須要明確，本書不是在為資本主義唱贊歌，但是，從社會發(fā)

　　展史角度必然承認，資本主義無論在哪方面比起封建社會都是進步的。在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無情地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充分地肯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相對封建社會而言的進步意義。

　　具體說，第一，它創(chuàng)造了巨大的生產力�！霸谒�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yè)和農業(yè)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

　　第二，它沖破了封建的生產關系�！百Y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tǒng)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

　　第三，它建立了世界經濟�！百Y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yè)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yè)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yè)排擠掉了，新的工業(yè)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
這些工業(yè)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qū)的原料；
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區(qū)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tài)，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所以，每當回首充滿屈辱的近代中國歷史的時候，除了譴責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之外，恐怕更要反思、譴責中國封建社會的封閉、保守。腐朽、沒落的封建專制國家與生機勃勃的資本主義國家抗爭，如果不失敗那才怪了呢。

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的，“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它創(chuàng)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tài)。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講這番話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譴責資本主義，相反是贊揚它。也正因如此，“西方文明既然同鴉片和大炮一起進入中國的，它到底是毒品還是營養(yǎng)品，是具有先進性還是具有侵略性，在中國一直爭論不休。這種爭論進行了一個世紀，一直到20世紀末還沒有結束�！�

　　我認為，近代中國歷史的悲劇既在于外國列強的侵略，同時也于孱弱的中國沒有走出去。盡管心里是苦澀的、心酸的、屈辱的，我們終究不得不承認，是外國列強打開了中國的緊閉的大門，開始了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法國著名的中國歷史學家白吉爾在其研究中國資產階級的學術成果——《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一書中說，“中國迫于西方壓力而實行的開放政策，具有相當的開創(chuàng)意義。雖然中國有時奉行的是與開放相抵觸的政策，但正是這種與開放相關聯的發(fā)展，使中國到19世紀后半葉、特別是到20世紀初期，逐漸產生了某些現代意識�！� 研究中國現代化的學者大體上是認同白吉爾的這種觀點的。

　　中國緊閉的大門是在1840～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期間被英國使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的。以后，隨著外國列強侵入的不斷加強，中國的開放“力度”也不斷地加大，與此同時，中華民族的危機更不斷地加深。為什么會出現外國的侵略與中國的開放成正比，而中國的開放與它的發(fā)展又成反比呢？根本原因就是這種開放是消極被動的，是以喪權辱國作為基本代價的。在與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碰撞過程中，一方面腐朽、沒落的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并沒有在戰(zhàn)火中徹底死亡，而是以卑躬屈膝、割地賠款來換得茍延殘喘；
另一方面新生、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始終沒有能確立起來，而是在內部封建制度和外部列強的內打外壓之下奄奄一息地掙扎著。古老的中國沒有成為一只涅磐的“火鳳凰”，相反成為一頭昏睡不醒、任人宰割而麻木不仁的“獅子”。

　　無論列強的入侵，還是中國的被動開放、喪權辱國和民族危機，都集中地反映在一個又一個中國與外國簽訂的條約、協定上面。一本書的編者這樣寫道，“對于炎黃子孫來說，1842年8月29日是一個極其屈辱、苦痛的日子，是近代中國的第一個國恥日。這一天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是列強套在中華民族脖子上的第一條鎖鏈。它標志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直延續(xù)了一百零七年之久。此后，資本帝國主義列強，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迫中國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據統(tǒng)計，清政府統(tǒng)治時期簽訂了五百多個，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簽訂三百多個，國民黨政府統(tǒng)治時期簽訂二百多個，總計簽訂了一千多個不平等條約。那些條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從中國攫取了侵略利益，具有不平等性質�！� 今天回過頭看，其實，生機勃勃的強者與腐朽沒落的弱者之間是絕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條約。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無論在自然界還是在人類社會都是一個非常殘忍、但又無法更改的規(guī)律。當時對清政府來說，“閉關者難保國門，最后仍然是開放，不過是被動的、屈辱的開放�！�

　　因此，這些條約的內容大體上可以劃為相互聯系著的兩方面，“喪權辱國”和“被迫開放”。

　　就第一方面內容而言，主要包括割地、賠款、出讓主權等等。所謂割地，就是將中國的領土暫時地或永久地劃歸外國�！白浴赌暇�條約》割讓香港給英國政府后，中國的領土逐漸被各列強蠶食鯨吞。葡萄牙強占澳門，日本割得讓灣和澎湖列島，英、俄、法、德等國也分別租占了九龍和威海衛(wèi)、旅順和大連、廣州灣、膠州灣等等。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勘分西北界約記》等，共吞并中國領土達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此外，各列強還先后在上海、廈門、廣州、福州、天津、漢口、重慶、杭州、蘇州等十六個以上的通商口岸設立租界三十余處，形成‘國中之國’”。

所謂賠款，就是各國列強以戰(zhàn)爭為手段對中國進行的敲詐勒索。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比較大的對外賠款主要有八次�！赌暇�條約》定中國賠款的數額為2100萬兩銀元，《北京條約》定為1670萬兩銀元，《天津條約》定為67萬兩，《伊犁條約》定為900萬盧布（折合白銀3000萬兩），《馬關條約》定為2億3千萬兩，《辛丑條約》定為4億5千萬兩，本息共付9.8億兩，《拉薩條約》定為50萬英鎊，《煙臺條約》定為20萬兩�！耙陨峡傆嫗�19億5千3百萬兩白銀，相當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
1901年全國工礦總資額的82倍。” 所謂出讓主權，就是各國列強在中國攫取的某些特權，如外國公使干涉中國內政、領事裁判權和中國海關實際上由外國人控制等。

　　就第二方面內容而言，最典型的是開放通商口岸。馬嘎爾尼來華時就曾提出中國開放天津、寧波和舟山等口岸的要求，以后英國又多次派使團來華交涉，希望打開中國大門擴大貿易往來，但均被清政府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能有無”為由而拒絕。

鴉片戰(zhàn)爭以后，各國列強在以武力為后遁同清政府簽訂的各主要條約中，都把中國開放通商口岸作為首要的條款。先是迫使中國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以后又迫使中國開放牛莊、登州、臺南、漢口、九江、煙臺、天津、重慶等一大批沿海和內地沿江城市為商埠。到1911年，中國被迫開放的城市已經達到82個。另外，從1898年到1924年，為了進行正常貿易和避免更多的利益損失，中國又主動開辟商埠32處。在這些開放的口岸，各國商人可以自由地同中國商人進行交易，而不受清政府的任何限制。在這些開放的口岸，各國列強在向中國輸入商品的同時，還輸入資本，開礦辦廠，設立學校，同時也享有種種特權。

　　對于中國的被迫開放，許多中國近代史方面的書籍比較強調的是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政治侵略、軍事侵略和文化侵略。

在情感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但是，如果從中國現代化角度考慮問題，就不能不承認即使是被動的開放也有兩重意義，其中積極的方面可能更大一些。對此，一本書是這樣寫的，“明清以來，封建王朝長期實行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終究被資本主義的大炮轟開了國門，開始是被動的，后來是比較自覺地卷進了世界市場的漩渦。我們在譴責資本主義列強骯臟交易的同時，又清醒地看到這是時代的呼喚，歷史的必然。人類社會自大工業(yè)產生和發(fā)展之后，先前分散的孤立的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逐漸為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世界性的經濟整體所取代。” 另一本名為《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的書，列舉了360個標志著中國近代化的“第一”，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方面的，還是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都在不同程度上與西方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這也是一個很有力的證明。

　　中國近代利用外資的理論與實踐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

　　三、一脈相承的利用外資思想

　　一位專門研究近代中國利用外資的學者在其專著中寫道，“近代利用外資思想是指中國

　　近代人物提出的引進和利用外資的一系列主張和觀點。它的產生和發(fā)展有一個歷史過程。近代利用外資思想萌芽于19世紀中葉，形成于洋務運動，發(fā)展于甲午戰(zhàn)后，完善于20世紀30年代，補充于清末、北洋和國民政府時期，長達數十年之久，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這樣概括是否科學和準確可以不去討論，但它完全可以說明近代中國歷史上存在著一種一脈相承的利用外資思想。

　　走出封閉、了解世界是利用外資的基本前提，而最初這樣做的主要是一些站在抵御外國侵略前沿的人，其中林則徐最具代表性。1839年受命查禁鴉片的欽差大臣林則徐，剛到廣州時也和號稱“天朝”的清政府所有高級官員一樣對世界并不了解。然而與那些迂腐的士大夫又不同的是，林則徐現實地意識到，要徹底查禁鴉片、阻止外國對中國的侵害，就必須要真正地了解別人，因此主張“必須時常探訪夷情，知其虛實，始可以定控制之方”。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事例就是林則徐組織人翻譯并親自審編了《四洲志》。此書是根據1836年倫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編譯的。該書作者慕瑞在書中介紹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政治、經濟、歷史和地理等方面的情況�！端闹拗尽烦蔀橹袊�認識世界的第一個窗口，林則徐也因此成了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就是在這過程中，通過了解，林則徐認識到西方國家不僅僅是侵略者，而且還是先進科學技術的掌握者。因此，他主張在抵御外國侵略的同時，還要與其交往，要區(qū)別對待西方的商人，需要孤立和打擊的只是那些販運鴉片的不法商人。更為重要的，林則徐在中國最早提出了“師夷”，即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思想，“以通商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此制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即裨益非淺鮮矣�！� 換成今天的話說，就是發(fā)展同西方國家的正常貿易往來，然后利用從正常貿易往來中的贏利和從西方學來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制造中國的堅船利炮，增加中國抵御外來侵略的實力。

　　將林則徐這些想法說得更加明白的人，是鴉片戰(zhàn)爭期間任兩江總督裕謙幕僚的魏源。據說1841年夏天，林則徐在赴戍途中在京口（即現在的鎮(zhèn)江）會見了魏源，兩人志同道合甚是投緣，同睡一室徹夜長談。臨行前，林則徐將有關《四洲志》的所有資料都留給了魏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囑托他將其擴展為《海國圖志》以全面地介紹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以及風土人情等方面的基本情況。魏源不敢怠慢，很快就在次年冬天將《四洲志》擴編成50卷本的《海國圖志》，1846～1847年和1852年又分別增至60卷本和100卷本，進一步開闊了林則徐打開的中國認識世界的窗口。與此同時，魏源還進一發(fā)展了林則徐的“師夷”思想，明確提出編撰《海國圖志》的目的是“為師夷長技而制夷”。在“師夷”的具體做法上，魏源一方面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軍事工業(yè)技術，自己辦工廠但引進西方的機器設備和技術人才，生產出中國的“堅船利炮”；
另一方面，他也主張利用外國先進的技術、機器設備甚至“鉛、鐵、硝、布等有益中國之物”來生產民用產品，“凡有益于民者，皆可由此造之”。這樣一來，魏源就改變了過去把外國的產品看作“無用之物”，把外國的先進技術視為“敗壞風俗人心”的“奇技淫巧”的迂腐和保守思想，提出“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師夷者，外夷制之”。

　　承認外國的物品和技術都先進于己并有志于學習則是對外開放、利用外資和使中國由此走向世界的基本前提。如果把林則徐和魏源“師夷長技”的主張比作春風，雖然沁人心脾，卻不足以將昏睡已久的中國人喚醒的話，然而，接連兩場的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則如同狂風暴雨把更多的中國人澆醒了，促使他們瞪大眼睛向外部世界張望，開始琢磨別人為什么如此強大，自己怎樣也能強大起來。在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出現的洋務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恭親王奕欣、兩江總督曾國藩、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軍機大臣左宗棠、兩廣總督張之洞等。

　　在中國近代史上，洋務派及其發(fā)端的洋務運動大概是最有爭議的。過去從階級斗爭角度進行研究的人，對洋務派和洋務運動大體持否定態(tài)度。如一本辭書是這樣解釋洋務派的：“清末買辦封建官僚統(tǒng)治集團。1860年（咸豐十年）后，清政府中央以奕欣為代表，地方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主張依靠外國援助開辦近代軍事工業(yè)，鎮(zhèn)壓人民反抗，保持封建統(tǒng)治。被稱為洋務派�！迸c此相適應，在解釋洋務運動時，持這種觀點的人都認定它是以失敗而告終。

今天從現代化角度進行分析的人，對洋務派和洋務運動大都持肯定的態(tài)度。比如，有的學者認為，“洋務派力求用自覺的改革來實現中國的自強，并以此阻止西方列強的咄咄進逼。頑固派抱殘守缺，一廂情愿欲以封建主義來打敗資本主義，以倫理道德來回擊堅船利炮。兩者之間的分歧已非傳統(tǒng)的內圣、外王之辯……范圍，而是包含著現代化動力因素與障礙因素的矛盾斗爭�！�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從中國現代化的總體格局來觀看洋務運動，它理應承擔的歷史任務是在中國前現代化社會中引入并聚合現代性因素，實現現代化的最初啟動，至于啟動后發(fā)展則是下一個歷史階段的任務。應該承認，洋務運動大體上完成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

　　我在這里對洋務派的功過是非不做詳細的評價，但基本上同意第二種看法，并且在此基礎之上重點介紹一下他們利用外資的思想。從總體上說，洋務派比頑固的保守派更清楚地認識到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距，特別是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差距，因此都致力于學習、利用西方先進的東西來盡快地使中國也步入現代化的行列，提出了“采西學”、“制洋器”、“資夷力”、“師夷智”等主張。具體到每個人，奕欣說，“將外洋各種機利火器實力講求，以期盡窺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無事可以示威”；
曾國藩認為，“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
將來師夷智以造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等具為下手工夫”。

李鴻章提出“我們要馭外之術，只有力圖自治，修改闡明從前最好的制度，不使它有名無實；
而對于外人所長，亦不分彼此，不設障礙而把自己置于絕境，這就是道器兼職備”， 這也就是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不過，在洋務派當中，最明確地提出利用外資的具體主張的當屬張之洞。他不僅提出利用外資的思想，而且還提出了具體的做法設想。除了向外國借款、建鐵廠、修鐵路之外，張之洞還提出中國與外國合資開辦礦業(yè)，認為“華商既無百萬巨資”，“又無數十年之礦學”，所以“莫諾議與洋商合辦”�！安傻V招洋股”實際上也就是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對于這樣做的好處，張之洞認為，既可以彌補中國建設資金不足的缺陷，又可以防止外國掠奪中國的資源，一舉兩得。當然，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的基本前提必須是保護“華民之計，中國之權”。

　　除了上述這些“大”洋務派以外，還有一些“中、小”洋務派更詳細地闡述了利用外資的思想，并使之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比如，被稱為洋務派思想家的馮桂芬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出國留學返鄉(xiāng)后入李鴻章幕僚幫辦洋務的馬建忠系統(tǒng)地論述了學習西方與利用外資、利用外資與增強國力、抵御外國侵略之間的有機聯系。1879年他在《鐵道論》、《借債以開鐵道說》等文章里“在中國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外資發(fā)展資本主義的系統(tǒng)理論”；
當時在臺灣任巡撫的劉銘傳則提出“借債修路”、“利用僑資”、“中外合作經營”、“外商獨資”等一系列具體利用外資的方式。

　　甲午戰(zhàn)爭以后出現的維新派在積極推動變法的同時，也大力提倡利用外資�？涤袨榘牙�用外資作為變法的一項具體措施。面對著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瓜分勢力范圍的狂潮，梁啟超、鄭觀應等人更是提出，中國抵御外侮的唯一出路就是發(fā)憤自強，而自強則必須發(fā)展工業(yè)。由于“我國之土地勞力皆居優(yōu)勝，惟苦乏資本”，而且“事屬創(chuàng)辦，非洋工程師有股不能潔已認真，亦非洋商有股不能招徠生意”，所以，他們主張搞“華洋合股”，也就是發(fā)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以此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利用外商開拓市場。至于利用外資應當遵循的原則，維新派提出一要“以最小之勞費得最大之效果”，即講究經濟效益，二要“主權操之在我”，即維護國家主權。所有這些在梁啟超寫的《外資輸入問題》、《借債平議》、《利用外資與消費外資之辯》等文章中得到充分地論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沒落的清王朝以后，利用外資的思想在力主“實業(yè)救國”的大實業(yè)家張騫和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等人身上達到了頂峰，其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張騫在1913年撰寫的《籌劃利用外資振興實業(yè)辦法呈》。在前人已經有的利用外資思想的基礎之上，他們進一步詳細地提出了利用外資的原則、目的和方式，從而使“利用外資，振興實業(yè)”的思想更加系統(tǒng)化、具體化。關于利用外資的原因，他們認為，中國當時尚處于手工業(yè)生產階段，其水平與已經完成了工業(yè)革命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差距甚遠。要改變這種狀況，單靠中國自己的努力是不夠的，必須借助于外資大規(guī)模地開發(fā)中國的資源，全面振興中國的實業(yè)，特別是礦山、鐵路等交通能源部門。關于利用外資的具體方式，除了向外國“直接交涉借款”之外，他們的主張一是“招股修路，華洋辦公司”，即創(chuàng)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
二是主張外商獨資辦企業(yè)，“外人輸工商事業(yè)，乃定一定之限，屆期由我收贖”；
三是由外商承包工程，比如修筑鐵路，“凡有資本者，皆準包修一路，四十年后收歸國有”；
五是引進僑資，歡迎海外華僑“熱心回國經營實業(yè)”，“為宗邦效力”。關于利用外資應當遵循的原則，他們的觀點可以歸納為四條，一是維護主權，“惟發(fā)展之權，操之我手則存，操之人手則亡”；
二是平等互利，中外合作者必須“遵正當途徑”，“履行義務”；
三是發(fā)展生產，引進資金技術和設備，必須用于生產項目上，改造國內落后的手工生產；
四是掌握先進技術。在對外經濟合作的過程中，只有遵循這些原則，中國才不至于吃虧，才能“馳騁于今日世界之場”。

　　近代中主張利用外資的人肯定不止上述這些，但是，他們無疑是不同時期在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上面所講述的也未必包括了他們全部的利用外資思想，但是，這些無疑是他們利用外資思想中的最精華部分。綜合起來，我們不難看出，從林則徐到孫中山，中國必須開放，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和設備來發(fā)展民族工業(yè)這種思想，是越來越明晰，越來越具體，也越來越全面。所有這些都是前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思想財富，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積極意義。

　　不過，我們還應認識到，近代中國雖然有一種一脈相承的利用外資思想，但是它始終沒有能夠占據主導地位。為什么會這樣呢？傳統(tǒng)的觀點強調的是所謂這些人自身的階級局限，即要么站在維護清王朝統(tǒng)治的立場上，要么站在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立場上，如此等等。我雖然對此不敢妄加評論，但總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在于只有少數先進的中國人主張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并為此而奔走呼號；
而主要的當政者對此卻不以為然，甚至不容并斥之為異端邪說，廣大的人民群眾又麻木不仁，對此不理解�？傊�，對外開放、利用外資這種本應是社會的主流思想，實際上只是一股“支流”，只能附于正統(tǒng)的專制保守思想旁邊并盡力與之抗爭著。

　　四、作用有限的利用外資實踐

　　盡管是一股“支流”，對外開放、利用外資思想在其所能波及的范圍之內都有不同程度

　　上的“物化”，這就是中國近代利用外資的實踐，而這種實踐所表明的恰恰就是近代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當然，相對來說，利用外資的實踐落后于利用外資的思想，直接利用外資的實踐落后于間接利用外資的實踐。在近代中國，利用外資的最早實踐是洋務派向外國貸款，也就是從間接利用外資開始的。

　　根據中國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洋務派舉借外債的目的、規(guī)模和結果在不同的時期都不一樣。

19世紀60年代開始對外借款的時候，洋務派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鎮(zhèn)壓農民起義。比如，為了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李鴻章三次借外債以購買外國的軍事裝備；
為了鎮(zhèn)壓西北地區(qū)少數民族起義，左宗棠兩次借外債作為“西征”的軍需開支。這時期借款的總量大約在400萬兩白銀左右，主要來自于英美等國的商貿洋行。太平天國失敗后，清政府的“內憂”有所緩和，但“外患”的壓力增大。面對著沙皇俄國在西北地區(qū)的威脅和法日等國在東南沿海地區(qū)的威脅，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對外借款的主要目的開始轉為對外防御。比如，為了阻止日本對臺灣的侵略和擴張，清政府向英國匯豐銀行借款200萬兩；
為了抵抗和征討沙俄支持的侵入中國新疆地區(qū)的阿古柏匪幫，左宗棠先后四次向外國銀行借款達1375萬兩；
為了廣東海上防御需要，張之洞等人在中法戰(zhàn)爭前后多次向匯豐銀行借款500多萬兩。到了19世紀80年代，出于這種目的的對外借款共13筆總量達到2135萬兩。真正為了振興實業(yè)（包括建立軍事工業(yè)和民用工業(yè)）而對外借款，開始于19世紀70年代末，但主要發(fā)生在80～90年代。借款者主要是洋務企業(yè)，如招商輪船局、湖北織布局、開平煤礦、平度煤礦、石門煤礦、湖北鐵政局、上�？棽季�、上海電報局等等。此外還有洋務派為了修建鐵路而舉借的外債。債主是英德等國的銀行，其中最大的債主是英國的匯豐銀行。這樣的借款前后大約有15筆左右，總金額為690余萬兩�！翱偟恼f來，在洋務運動時期即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運動舉借外債40筆左右，共計約3200萬左右�！�

　　甲午戰(zhàn)爭以后，由于“實業(yè)救國”的呼聲日益高漲，在張之洞等人的積極推動下，清政府對外借款高達36000多萬兩。這些借款主要用發(fā)展近代工業(yè)，其中兩個最大的借款項目，一是鐵路借款33000萬兩，二是漢冶萍借款2000余萬兩。

　　修建鐵路是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一環(huán)。自從英國于1825年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條鐵路，即斯托克頓到達倫敦鐵路之后，歐美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也都陸續(xù)開始大規(guī)模的鐵路建設。19世紀60～70年代英國人曾兩次想在中國修建鐵路，一次是1865年在北京皇城前建了一條半公里多長的鐵路，另一次是1876年建造在上海至吳淞口之間的鐵路，結果都被清政府強行拆掉。然而，許多有眼力的中國人都意識到了鐵路對經濟發(fā)展的巨大作用，因此力主修建。如，李鴻章就認為，“處今日各國皆有鐵路之時，而中國獨無，比猶居中古以后而摒棄舟車，其動輒后于人也必矣�！� 在他的力主并支持下，英國人金達為總工程師指導修建的全長9.7公里的中國第一條鐵路唐（山）胥（各莊）鐵路正式通車。不過，由保守派上奏說機車的聲響會震壞清東陵而冒出的黑煙有傷莊稼，清王朝決定用騾馬拖帶列車行駛。這種用中世紀與現代“聯袂”的滑稽鬧劇一直持續(xù)了好幾個月。

　　落后的東西畢竟阻擋不住先進的東西。此后不久，修建鐵路就成為中國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方面。1886年李鴻章將唐胥鐵路延到大沽口和天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并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鐵路公司——開平鐵路公司，與此同時，各地掀起了筑路高潮。不過，修建鐵路需要大量的資金，指望腐朽的清政府撥款根本沒有可能，于是就出現了“借債修路”。甲午戰(zhàn)爭以后到19世紀末，“據有關資料記載，這一時期共借用外債10筆，分別用于津蘆鐵路、蘆漢鐵路以及關內外鐵路建設，”總計5000多萬兩�！皬�1900年到1911年，清政府舉借用于鐵路的外債27筆，其中有數筆由于種種原因而未借成。盡管如此，但這一階段的鐵路借款仍高達21筆，總計為2億8千余兩……這些外債主要用于粵漢、正太、滬寧、汴洛、道清、京漢、廣九、津浦、滬杭甬、新奉、吉長、川漢等鐵路建筑或贖回的經費。”

　　漢冶萍借款指的漢冶萍煤鐵礦股份有限公司向德、英、日等國舉借的外債。這個不僅在中國而且在遠東都是最早的鋼鐵聯合企業(yè)以大規(guī)模舉借外債而聞名于世，從1898年到1911年向英、德、日、俄等國共舉借外債達2980余萬兩，其中以借自日本的債款為最多，計達1940余萬兩，占借款總額65%。到1930年，它的外債總額達5800多萬，約合4200多萬美元。其具體過程及詳細情況這里就不多說了。

　　辛亥革命勝利后到1927年，“北洋統(tǒng)治的16年間，共舉借2.3億余銀元的鐵路外債，年均舉借1400萬余銀元，其中最多時年借5000萬余銀元，最少時年借270萬余銀元。然而，盡管舉借了這么多的鐵路借款，新筑的鐵路卻不多。從國內情況看，這是因為北洋政府將不少鐵路借款挪作他用。”

　　1927年以后，中國進入了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由于這個時期國際和國內、政治和經濟情況都比較復雜，特別是隨著日本加緊對華侵略造成的中華民族苦難的加深和國共兩黨之間的合作與斗爭變幻不定，國民黨在抗日戰(zhàn)爭之前、期間和之后舉借外債的數額和目的以及債權國都有很大的差別。但就總體而言，“國民黨統(tǒng)治初期，一方面戒懲于北洋時期濫借外債的禍害，對借用外債曾一度持有謹慎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又因北洋時期大借外債無力償還而使中國債信低下，一時難以借到外債。于是，采取‘整理舊債，恢復債信’的政策，為其日后推行‘建設必求助外資’的方針作了準備。從1933年起至抗日戰(zhàn)爭發(fā)生時，外債呈現日益增加的趨勢。其中用于內戰(zhàn)，鞏固其統(tǒng)治的政治軍事債額占居很大比重，而用于實業(yè)的外債所占比重并不大……在抗戰(zhàn)時期，國民黨政府所舉的外債多服務于抗戰(zhàn)事業(yè)，尤其表現了軍事的意義……至于抗戰(zhàn)之后，因內戰(zhàn)發(fā)生而使期間的外債更高達50多億美元，多為軍事性借款�！�

　　以上就是近代中國間接利用外資的基本情況，“如果將近代中國成立的所有外債加在一起，據估計有659筆，共計62億多銀元。其中真正的實業(yè)性借款在25%左右�！�

　　對中國走向現代化影響比較大的還是直接利用外資，即舉辦各種各樣的外商投資企業(yè)或曰涉外企業(yè)。

　　嚴格意義上的外商投資企業(yè)開始于19世紀60年代，但此前在通商的五口已出現外國人經營小型的現代企業(yè)15家。從歸屬上看，英國人的有11家，美國人的有3家，葡萄牙人的有1家。從行業(yè)上看，船舶修理最多，共8家，印刷所3家，機械制造2家，食品制造1家，報刊出版1家。

從19世紀60年代起，中外一些商人開始在輪船航運、棉紡和繅絲等行業(yè)進行合伙經營，于是先后出現了諸如美商花馬太與華商李振玉共辦的清美洋行、華美商人在廣州合辦的厚益紗廠之類的早期中外合資企業(yè)。又過了10年，一些這樣的企業(yè)紛紛公開打出了“合資”或“合辦”的旗號，如1872年成立的華利銀行、1877年中德商人合辦的煙臺行絲局等等，類似的企業(yè)在上海的棉織、船舶、銀行等行業(yè)還有一些。只是由于李鴻章等洋務派堅持“借洋債以興大利”，反對“招洋股”舉辦合資企業(yè)，這時的中外合資企業(yè)不僅處于“不合法”的狀態(tài)，因而也不可能有太大的發(fā)展。

　　外國在中國投資辦廠完全“合法化”是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后�！恶R關條約》規(guī)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制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备鶕�“利益均沾”的“最惠國待遇”，其它西方國家也都取得了在中國投資設廠的同等特權。于是，先是在各通商口岸以后又在內地沿江城市出現了許多中外合資經營的火柴廠、繅絲廠、輪船公司、玻璃廠、煤礦、煤油公司。一方面是迫于外國列強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發(fā)展自己的實業(yè)，清政府于1888年頒布了《礦務鐵路公共章程》，規(guī)定中外可以合辦礦山鐵路，以后又在1902年、1904年和1908年多次頒布“華洋合辦”鐵路和礦山的規(guī)章，在各行業(yè)對外商都“開了禁”。此后，外商投資企業(yè)在中國便大規(guī)模地發(fā)展起來。據統(tǒng)計，1895～1913年外商在華投資的廠礦企業(yè)共136家，其中英國37家、日本49家、俄國17家、德國12家、美國8家、法國6家、其它國家共有7家。從行業(yè)上看，這136家外商投資企業(yè)中礦冶32家，食品39家、水電19家，紡織16家，機器制造7家，其它行業(yè)29家；
從地域分布上看，江蘇44家，奉天38家，吉林15家，直隸13家，湖北10家，山東6家，其它地區(qū)10家。

　　辛亥革命以后，外商投資企業(yè)不僅數量大大地增多了，而且合作的主體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即由最初的中外私人資本的結合發(fā)展到了外商與中國的官僚相結合，一些大的合資企業(yè)都是由中國官僚資本與外商合營�！皳�歷史記載，在45個主要的北洋軍閥官僚中有37人與外資結合，舉辦合資企業(yè)。其中，至少25人與日資相結合，23人與英美資本有關系。”比如，曹汝霖、陸宗輿等人同日商合辦三興煤礦公司、埠阜寧造紙公司、中日實業(yè)公司、滿州鐵路株式會社，段祺瑞、黎元洪等人與日商合辦的中華匯豐銀行、中東海林采木公司，馮國璋、黎元洪與美商合辦的中華懋業(yè)銀行，黎元洪、齊躍珊等人同美商合辦的中美國實業(yè)公司等等。

官僚資本與外國資本相結合，是中國近代直接利用外資的一個特點。

　　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受內戰(zhàn)和抗日戰(zhàn)爭的影響，中國直接利用外資沒有太大的發(fā)展。不過，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全力向中國擴張，其中在經濟方面就大辦中日合資企業(y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一方面以“收買”為名，大肆吞并原來的中日合資企業(yè)的中方股份或其它國家的股份，如唐山的華新、上海的振華、同昌、天津的寶成第三、裕元、華新等紗廠就是被日本企業(yè)以這些方式兼并的；
另一方面又與漢奸傀儡舉辦“合資企業(yè)”，或者強迫華人創(chuàng)辦為其侵略中國服務的“合資企業(yè)”。用“合資”或者“獨資”的方式建立外商投資企業(yè)，并且作為掠奪中國資源、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重要手段，是近代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另一個特點。

　　綜上所述，可以對近代中國直接利用外資情況做一下總體概括。

外商投資企業(yè)主要分布在被迫開放和被列強瓜分的地區(qū)，如東北的沈陽、營口、本溪，華北的天津、煙臺、河北，華中的上海、湖北、江西、安微，華南的廣東、臺灣等地。此外，西南的四川、云南，西北的西安、蘭州等地也有少量外商投資企業(yè)。在這些企業(yè)中，中外商人合辦的規(guī)模和投資總額都是比較小的企業(yè)，主要分布在紡織、食品、制革等輕工行業(yè)；
而中國官僚資本與外國資本合辦的投資總額和規(guī)模較大的企業(yè)，主要分布在鐵路、煤礦、電氣、航空等交通能源重工行業(yè)。在經營方式上，有的企業(yè)是中方出資本，外方進行管理；
有的企業(yè)是中方出資，外方提供技術人員和機器設備；
還有一些是外商自己投資經營的獨資企業(yè)。

　　如何評價近代中國利用外資的實踐呢？

　　首先，應當充分肯定外資的積極意義�！敖�代工廠礦山的建立首先從外國資本投資開始，外國資本開始在中國創(chuàng)辦工廠的主要行業(yè)有：船舶修造業(yè)、繅絲業(yè)。后來又在中國興辦制茶、制糖、制革、食品加工、制藥、印刷、卷煙、以及一些公益性事業(yè)：電燈廠、水廠、煤氣廠。在上述行業(yè)中，大都引進了西方當時的新技術，對中國生產技術的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世界上現代的思想文化、科學技術、機器設備、管理經驗等等，大都是伴隨著外資而進入中國的。與此同時，外資進入中國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的“后天外發(fā)型”現代化的軌跡。“外國資本的投資和經濟擴張，固然出于帝國主義列強無厭的貪婪，但這些經濟活動卻又邏輯地構成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動力……由外國資本投資興建的巨型船塢、發(fā)電廠以及面粉、榨油、碾米、卷煙、紡織等各類工廠，本身就是中國早期工業(yè)化進程中的有機構成，它們與中國人自己興辦的工礦企業(yè)一起，構成現代大工業(yè)生產的恢宏場景。對于以小生產的傳統(tǒng)社會而言，其破壞力是無言而喻的�！�

　　其次，必須指出外資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之所以如此，是由半封建半殖地社會性質決定的。一方面，近代中國一半是封建的，即資本主義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還是在思想上都沒有能夠戰(zhàn)勝封建主義，對外開放弱于封閉保守。由于利用外資的思想只是依附于專制保守“主流”身上的一股涓涓細流，所以，統(tǒng)治階級所能認可的利用外資的實踐歸根到底還是為了維護已經十分腐朽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而不能將利用外資真正作為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近代中國的另一半是殖民地的，即與外部世界的交往是被迫的，是不平等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說是中國利用外資，不如說是外資利用中國。恃強凌弱的“外資”又怎么能成為中國“富國”、“強兵”的工具呢！

　　總之，中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100年，正是西方國家完成兩次工業(yè)革命的

　　時候。在不得已被動開放、“非主流”的利用外資思想、領土和主權都不完整的社會這種大背景下，外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國走向世界的橋梁作用，但更多的成了外國列強在經濟和政治上控制中國的手段。這樣一來，中國沒有能搭上現代化的頭“兩班車”，也就是沒有跟上第一次、第二次工業(yè)革命的步伐，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最初潮流當中去。中國沒有能像日本那樣，在大門被外國列強打開之后，自己能主動變革，在明治維新后用了2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用了200年才走完的現代化之路，相反，變得不倫不類起來。正如魯迅先生在《熱風·五十四》中寫的那樣，“中國社會上的狀態(tài)，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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