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對公眾宣稱的原則，往往未必是他行為的指南。羅素的演講頗多關涉道德，本人卻多次與老師和學生的妻子偷情；卡爾?波普爾的科學哲學認為，科學假說需要不斷地經受批判驗證，但他幾乎不能容忍對其觀點的任何質疑。而眾多聽過伯林演講的人，即使只是從廣播里，都會相信那是誠摯肺腑之言。1997年11月5日他辭世時，無數人將其視為一個親切朋友的離去。
　　1909年生于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當時屬俄國）的以賽亞?伯林，父母是歐洲化的市民階層，他是他們唯一的孩子。他的一生，幾乎都在舒適環(huán)境中度過，只有童年時期不乏戲劇性。1917年十月革命后，他們成為新政權的難民，他隨家人逃離俄國，4年后移民到了英國。從預備學校、中學到牛津，伯林一直是個出色的學生，成年后的時光也多半在牛津度過，從研究員、教授一直到學院院長、英國科學院院長。他雖原屬異邦，最后卻成了英國知識界的領袖人物。
　　終其一生，伯林最為人看重、同時引起無數爭議的，主要有兩項成就：一是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論述；二是他的多元價值論，以及對多元論思想家們――他的“英雄們”的研究。
　　最初伯林并沒有表現出對政治有什么興趣。二戰(zhàn)之前，他在學校是一個哲學圈子的“友好異端分子”。他自稱從來不是其信徒，但也不無得意地說后來被稱為牛津哲學的思想，就是那些晚上在他的宿舍中開始形成的。1939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卡爾?馬克思：他的生平與環(huán)境》，向為他贏得巨大聲譽的思想史領域轉變。后來他常說，那是因為他希望從事那些研究以后比在研究以前能知道更多東西的領域，研究純哲學沒有類似效果。同年二戰(zhàn)爆發(fā)，伯林成為駐美英國軍官，先是在情報部，后來是大使館。期間他訪問了巴勒斯坦和蘇聯。這兩次訪問意義深遠。前一次使他結識了密友、后來的以色列開國總統哈伊姆?魏茨曼，作為猶太人，伯林從此開始思索以色列的命運。至于蘇聯之行，與阿赫瑪托娃和帕斯捷爾納克的會面，使伯林找到了理智和氣質上與自己同類的人，震驚地意識到自己是多么“俄國”。
　　二戰(zhàn)結束，伯林回到牛津執(zhí)教。經過幾場無果的愛情，1956年與阿琳娜結婚。這場愛姍姍來遲，卻很充盈美滿，使伯林的生活獲得了平靜感和穩(wěn)定性。從這時開始的幾十年里，他的非凡才華顯露無遺。伯林的演講成了牛津學生最美好的求知經歷。同時伯林也在BBC開講，成為一般公眾所熟知的“廣播哲人”。他自稱不愛演講，因為他要把所有要講的都先寫出來，然后縮減為發(fā)言筆記，再進一步精簡文字，最后當他演講時，卻完全不看筆記，因為他一定會被他的那些英雄們“靈魂附體”，釋放出巨大感染力。事實上，他的很多作品最初都是出現在演講中，包括著名的“兩種自由概念”。
　　在1957年的那場演講中，伯林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作了著名區(qū)分。他將前者解釋為一個人不受人為阻礙地行動的自由。消極自由越大，個人選擇的可能越多，盡管事實上實現不了所有可能。這意味著，通過克制來消除欲望可以減少不能實現欲望的痛苦卻不會增加自由（選擇沒有增加）。而積極自由，則是個人明了自己的意志和目標并去實現它們的自由，所謂明了就是能給出證據和解釋。對積極自由存在一種危險的理解：西方傳統鼓勵理性克制欲望，成為自我真正的主人。由于我可能不夠理性，所以我應該接受具備理性者來強迫我做出理性行為。伯林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專制者不運用這種邏輯強迫別人像他們一樣“理性”。
　　價值多元論是伯林的另一厚禮。自柏拉圖始，一元論一直是西方哲學的核心論題。人們相信，對所有真正的問題，一定有唯一的真正答案。如果找到了政治、社會、道德等重要問題的答案，就能設計出完美的和諧一致的生活。伯林對此不以為然，他認為，人類各種美好價值，如自由和平等之間，未必彼此相容。有時為了自由必然傷害平等，有時反之。所以人們必須經常在不能兼得的價值間做出選擇――這意味著完美社會是不可能的。歷史上某些政治運動號召人們?yōu)榱藢崿F必將來臨的美好社會作出犧牲。伯林嘲諷道：假如完美社會必將來臨，個人何必為了不用他幫忙也會實現的目標犧牲生命呢？之前的類似努力，只表明雞蛋（個人生命）盡管打破了，煎蛋（理想社會）卻遠沒做好。
　　伯林相信，人們可以追求許多互不相同的價值，且維護它們之間的寬容和自由。他本人則很樂意把思想史上的多元論英雄們介紹給他的讀者，就像把自己的密友介紹給你，有時他未免熱情過頭以致把自己的念頭說成是他朋友的，但假如你將其看作邀請加入一種生活或思考方式，則這種過失無傷大雅。伯林把一元論者和多元論者比喻為刺猬和狐貍。所謂“狐貍知道很多事情，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他本人始終覺得狐貍是對的。
　　1988年后，伯林沒有再寫過什么重要的文章。生命的最后10年，他自己選定的傳記作者伊格納季耶夫每周都去看他。盡管如此，伯林拒絕閱讀伊格納季耶夫的書稿。他經常隨意貶低自己的成就，卻幾乎無法讓別人按照他們自己的想法去思考他的作品。但是，作為一個朋友和對話者，他仍是最有魅力的。
　　1961年，伯林在“政治學說還存在嗎？”中說，政治哲學以“一個目的相互碰撞的世界”為前提，反映著基本的價值分歧，正因為價值的多元性而存在。在受單一目標支配的社會里，“不會出現有關政治目標或價值的嚴重問題”，因此只會有技術問題，不會有政治問題――根本就沒有政治。近50年過去了，關于有幾種自由、消極自由有什么過失、自由與平等是不是必定沖突，西方學界諸多爭議至今未明。然而我們仍會期待，假如我們足夠幸運，人權和憲政或許不只能減少社會和政治緊張，同時也發(fā)展出一個能在其中享有價值多樣性的世界。那是政治存在的正當理由，也是我們懷念伯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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